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当仁不让
——孙惠公自勉联赏析
周德光
孙惠公为他往日宿舍书写了一副对联，联曰：“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此乃自勉联，等同于座右铭。其主旨以儒家文化提倡的最高精神境界与道德标准，作为自己个人生活的人生观、价值观——居仁由义。“仁”与“义”都属于正义、正当、正确的思想、言行准则。文天祥有名言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意谓我已实现孔孟圣人所推崇的“成仁”、“取义”目标，应该无愧于心了。孟子要求“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思义应为天下雨”就是说平生时时想着义理、义法、义气、义行、义举，甘愿化身成滋润大地的雨露。古人早有“霖雨苍生”的说法。因为雨露可以滋生万物，故佛家喻言施布甘霖甘雨，济度众生为雨露之恩。“甘为天下雨”也就是宁愿牺牲自身，以造福天下百姓。必须说明，这一句话还有另一层表达：“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无数冤狱，而孙老又是直接蒙害者之一。古时曾有“御史雨既沾既足”的典故，说颜真卿为御史，平原有冤狱未决，故天大旱，直到真卿决冤狱，方下雨。是故联语也含有与“四人帮”抗争的深层寓意。“仁”字的范畴与标准，古代儒家经典对之涵盖更博大，升华更高。孔子提倡“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是一句成语，意为遇到应该做的事，坚决立刻去做，绝不迟疑推诿。
“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是联语撰写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鞭策戒勉；也是他自己高尚、卓越的道德、情操、风格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回头五指重逢日 遍地春花遍地金
——致孙惠公同志
符荣鼎
惠公同志：
陈斌（作新）①同志交来你所写《梅山吟草》一本，并说你叫我题写几个字。我阅完诗稿后，写成旧体诗一首，表示祝贺，并表示对你诗作的体会，现随函将我所写贺诗付去，敬请审核。
祝《梅山吟草》出版
用吟草代序原韵
海角天涯作远吟，新声古调喜同心。
沧桑阅尽知兴替，苦乐情殊辨昔今。
大业终成应永守，层楼再上欲追寻。
回头五指重逢日，遍地春花遍地金。②
五年前，我在广州和几位朋友发起成立“岭南诗社”，并出版《岭南诗词》，现已出至第九期。诗社成立时，社长是许士杰③同志，我是副社长之一。许士杰同志逝世后，我改任名誉社长。全社现共有社员540多人，大部分在广州，并遍及广东各地和广西、福建、湖南。海南人除我外，还有祝菊芬（已逝世）、潘江汉、韩健等④都是社员，并各有诗作在《岭南诗词》上发表。岭南诗社创办有《岭南诗词》，约每季出一期外，还出有《岭南诗风》，约每月出一期，现已出至第六期。前者是杂志式的，后者是报纸型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补充。诗社每年得到广东省委五万元的津贴，印刷费有着落，社员多，写来诗稿也多，所以组织有较好基础，有发展前途。
在广东省老干局领导下，原有“老干部活动中心”作为老干部活动学习的场所；后又成立“老干部大学”，我是老干部大学副校长。老干部大学设有诗词、书法、国画等讲座，聘请大学和美术学院教授每周来讲课一次。我既是老干部大学副校长，又是老干部大学的学生，过去正式报名入学在诗词班听课。经过两年的听课学习，对旧体诗词写作有所帮助，现在改听国画课一年多，学习国画，是个小学生，你会觉得好笑吧。
你离休后生活起居如何？有无参加当地各种社会活动？要注意保重身体。在当地老干局管理下，是否也有个老干部文娱活动的场所？广东各主要市县都如此。在海南海口市也有个“老干之家”。对老干部过往提供食宿，对老干部较为关心和方便。
望以后多通讯联系。
祝
健康愉快！
符荣鼎
1992年2月22日
（作者符荣鼎，原琼纵第二支队长、政委。题目为编者所加。）
阅尽天涯总是情
——拜读《梅山吟草》
吴之
承蒙作者信赖，托友人捎来诗稿《梅山吟草》。时值壬申春节，乘兴通篇拜读，如饮醇酒，回味无穷。
《梅山吟草》计190余首，写作时间跨越六十载。字里行间，蕴蓄着国仇家恨、赤子情怀。对外寇侵凌，义愤填膺。
对奸贼逞凶，横眉冷对。对平民疾苦，倍感同情。挺身报国，不惧赴汤蹈火；救民倒悬，敢冒弹雨枪林。敌后游击，苦斗半生。喜庆解放，处处青山怀英烈；欣逢建国，含辛茹苦不辞劳！洁身廉明，深得群众崇敬，载誉琼南。今日拜读诗作，宛如亲聆兄长心声，倍感亲切。
与惠公兄相识，始于解放战争初期。我所在琼纵部队，几经艰难坚持孤岛抗战，又被迫挥戈自卫，反击来犯解放区之敌。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我奉命率南征队挺进昌、感、崖、乐等县①，到崖县得党政接济，才认识县委书记孙惠公、县长林庆墀等。为拔除梅东敌据点，我们共商对敌作战计策，一见如故，互通敌情，亲密无间。论阅历、教养和熟悉民情，孙林二兄，均属我长辈、师长，可有关军务事宜，他们均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口口声言，作战行动，让我决定。梅东一仗，以少胜多，歼敌一连，我仅轻伤一人，功归县委兵运内应。由是一晤难忘，相见恨晚。
岁月推移，人事变迁。解放后，我弃武从文。五十年代初到莺歌海采访才再见惠公兄。他扎寨海滨荒滩，带领军工民伕②，开辟莺歌海现代化盐场。他甘居茅草沥青毡棚屋，身穿缀着补丁的衣服，六耳车轮行军鞋，钢盔式竹帽，同职工一起挥汗劳动，在大食堂开饭。久别重逢，他特开一黄豆罐头待我午餐。莺歌海日烈风大，海风刮起飞沙，从棚屋窗口泼进南瓜汤盆，他照喝不嫌。生活俭朴，令我深为感动。
为加强少数民族工作，惠公兄党命是从，长期在黎族苗族自治州任职。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胸怀旷达，深得人心。
我曾到通什，上门拜访他，谈及政绩贡献，他总是一笑置之。一旦旁人谈及他的政绩，他总是声声婉言：个人所为，微不足道，工作有成，论功归于党。此与沽名钓誉者相比，可谓伟大！
惠公兄忙于公务之余，吟咏作诗，陶冶情怀，致力歌唱改革开放带来祖国壮丽山河锦上添花，颂扬领袖和英雄人物勋业，缅怀先烈功德，弘扬革命光荣传统，启迪后代。其诗词情景交融，内涵深邃，教人敬仰。诗品人格，堪为楷模，至少我如是观。因他对古诗词造诣颇深，有一定影响，常有后学向他求教，他却谦让，荐于我。我深感有愧，因无力指点，仍嘱学子拜他为师，多次对真正好学者说，欲学惠公作诗，先学惠公为人。
据云：世间局势如棋。有人谓“看苏联，飞弹上天，红旗落地，明天轮到谁？谁知！哪有闲情吟诗！”劝君别作“杞人忧天”。惠公兄诗里均有隐喻明指，有党的指引方向，稳操航船舵柄，任凭风浪起，中国现代化的远航，将绕过暗礁旋涡，乘风破浪，驶向社会主义彼岸。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硕果，教人民尝到温饱和稳定的甜蜜。故深知到达小康水平，只有同心协力发展生产，增加经济效益，必定是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学惠公诗，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瞻望未来，信念越坚。看江山壮色人添寿，明灯指路任君行。
借酒敬宾，冒昧多嘴，不当之处，见教诸君。
1992年元宵于羊城
怀念父亲孙惠公
孙有康
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专讲写作的，多年来，出版、发表的著作和拙文，算起来也有300余万字了。可是，要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真不容易，生怕写不出他的精神。因为我太敬重、太爱戴我的父亲了，总觉得他的每事都是文章，反成千头万绪，难以着笔；他的品德、为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熏陶和影响着我，绝不是几千、几万字能表达的；而这点点滴滴因时间久远，已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分散于我的筋脉中，再难聚集，好难下手！
然而这深情，每日每夜都在我的心中奔腾着，一点一滴，都总是我无限的思念。
（一）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令明兄告诉我，有人写父亲的文章。文字很美，他甚至在我面前背出几个片段。搞得我日思夜想，多次央求他找来看看。那是《作品》1957年10月号上林建征写的《莺歌海》，确实文采飞扬，过目难忘。
直到几十年后，在暨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年广东散文、特写选》。三十年，仅仅集结了三四十篇文章，又仅仅在巴金、茅盾、冰心等三五人的名篇之后，便是林建征的《莺歌海》全文（第54至66页）。以此，世人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就可见一斑。
小时候，不懂内涵只懂背。我高兴地把这些片段朗诵给父亲听，他却没有多大的兴趣。为了不让我扫兴，他给我讲了一个琼崖纵队1941年与日军浴血奋战、惊险突围的故事。那是海南党史上有名的黑眉山战斗，传奇而逼真，细腻而动情。茫茫林海，不见天日，难辨方向；悬崖巨石，陡壁如削，夜黑如漆。日本鬼子在后面，像狼狗一样气势汹汹地追赶着，在山边、在路口重重阻拦，就是不敢进山。山上，蚂蟥像一根根细发在树叶上盘立着，箭一样飞到人们身上，吸了血之后有筷子一样粗……可惜，其中没有父亲的事迹，又让我失望了许多年。大概是20世纪末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正是这次突围的关键人物。
也正是他的这种“忘我”的性格，我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母亲，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所有孩子都在农村生活、长大，又经历着出身地主饱受奚落、无家可归居人篱下的苦难（我家从1941年被日本鬼子三次烧光之后，长期寄居亲戚家里，1974年才在农村盖上自家的房子，真正有了“家”）。直到2002年，母亲弃世之后才发现，三亚市党史上面竟然有她在战争年代担任妇女主任的记载。而我的母亲呢，没有享受过任何她应该享受的“光荣”。不过，值得她欣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出殡那天竟然有在任的省一级主要领导，有已经当了高级干部的她当年的战友，有几千名干部、群众和乡亲为她送行。场面之浩大，情感之真切，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见到的。实际上，这也是人们给她的应有的评价，她死了之后才享受了这真正的光荣。
母亲是农民，我们兄弟姐妹当然属农村户口，上学是要自带口粮的，这就害苦母亲没饭吃了。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假期我们必须接受生产队的监督，开学了要有生产大队的证明，到公社盖章后才能报名入学。我在《现代公关技巧》（1995年3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呢？在农村修水利、挑粪便，吃芭蕉树干、木瓜树心，尝过饿饭浮肿的味道，经历了在农村没有男人支撑家庭的艰难。除了与农民的孩子们放牛、下田之外，还得帮母亲砍山、劈柴—她太苦了，三更半夜喂猪之后，还得到生产队接受批判。与农民孩子不同的是，开学了，我们还得持有公社的假期劳动鉴定—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1965年，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表上填着：家庭出身地主。幸得中学的教导员陈宏惠老师告诉我：地主家庭出身是没有大学录取权的，你必须去县委写一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证明。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三更半夜我自己都可以办到，于是我考上大学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了，我也得以“翻身解放”，随着又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乘着在广州工作的方便，我到佛山看望父亲的老朋友，1925年便参加革命的林庆墀老伯。他告诉我，1945年夏，海南特委冯白驹同志找父亲谈话，要他回崖县任县委书记，由于途中遇上与日寇的战斗，父亲在东定联县留了下来，直至1946年秋才回到崖县收拾日寇“三光”之后的残局。
林庆樨还说，解放初期我父亲的工资定低了一级；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应该从日本鬼子追捕，几次烧家，然后无家可归算起，而是从1934年读广东教师进修学校时期开始。他要我回去告诉父亲：“向组织部门提出，我和何赤（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等人都可以给他证明。”但是，当我告诉父亲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的回答是：“去争那些荣誉干什么！”
确实，他没有争过什么。日本投降了，他回到了敌人势力十分顽固的崖县。局面开辟出来了，他又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乐东县去当县长，做好少数民族准备解放海南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莺歌海要开发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林建征的《莺歌海》说：“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父亲被任命为筹建处处长，“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常总见他骑着绑满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跑。有一回，不知道他想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的水沟去了。”
莺歌海盐场建成了，投产了，父亲又调到安黄铁路当民工总指挥去了。打涵洞、修铁路，帐篷搭在荒凉的山沟里，穷困、饥饿、疟疾……何等的艰苦，也许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铁路通车了，父亲又到五指山区黎族苗族自治州去。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争，连那一级定低了的工资也没有动过，只是一次次高高兴兴地迎接新的任务。
“该得的不一定都能得到，该做的还是要做的。”这是我在2006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自序》中写的一句话，是写我自己的生活的，但实际上是父亲人生的写照。因为我是一步步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我身上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热血。
（二）
1959年秋，我考上了初中。于是，上三亚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不在，听说下乡去了。这就糟了，从农村出来，母亲没粮票，也掏不出几块钱。算一算，剩两块！够回程的路费，饭钱是没有的了。在县政府工作同志的帮助下，从窗口爬进父亲的房间住了一个晚上，这就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翻箱倒柜。失望得很，什么都没有，他跟我一样——一贫如洗。
看着别人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响——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没有胆量向县政府的同志说，因为我懂得，粮食紧张，谁都没有精力关照我！
天一亮，我就该回家了，但老天偏偏与我作对，台风呼啸，大雨滂沱，父亲的房间连一把雨伞都没有。饿着肚子冒着雨，全身哆嗦跑到汽车站，糟糕的是，汽车老在黄泥路上抛锚，40多公里的路程，跑了一整天。大概是天黑得早，到了崖城宁远河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大家下车过桥，桥面上水深齐腰，一位与我同坐的青年人拉着我的手过河。过了桥，水还有腿肚子深，年轻人以为没事了，松开了我的手，突然间我的脚一滑，连忙用手抓住脚下的石头，年轻人看见了才转回身将我拉起来。我逃过了一劫——脚下是滚滚的山洪——我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吃东西了。何止是这两天？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农村饿肚子，那是常事。
父亲的钱到哪里去了？同村的孙家通用他的赞赏给我做了解释。正是粮食紧张那个时期，孙家通在县民兵大队当伙夫，他对我说：“你爸爸真好，我找他说穷，他就给了我30块钱。”上世纪60年代初的3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请听我说70年代初期我的一个故事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父亲曾经与琼崖纵队战士一起突围的那个原始森林，与军队代表同住在一排黄泥墙、葵叶顶、粗沙地的房子里。不知哪个家伙要烧军管代表，一把火，我的全部家当，我的书，连同现在价值几十万元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等一批邮票都烧光了。单位给我“补助”的正好就是30块钱，是一个工作几年的本科毕业生的全部家当。而在经济困难的1960年代初期，对于我们家饥寒交迫的情景，30块钱又该是怎样的意义啊！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分散到那些贫穷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困苦的人家那里去了。
要是遇上革命烈士的遗孤，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了。扶助他们生活，帮忙他们寻工，那是体贴入微，跟踪到底。
不难理解，父亲本是“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元旦以广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①，与毛、刘、周、朱都碰过杯。1966年5月，他又是广东民族代表团的团长，又一次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他完全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儿女，但事实上却相反，我们兄弟姐妹，他一个都没有帮过，他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也是一概不理。虽然这样，我们都没有埋怨他，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管的嘛。1972年春节，我到五指山区去看他，他还在那里受煎熬。60多岁了，每晚爬上没有栏杆的双人床睡觉，天还没亮就得起来挑水、做饭，接受批判以后才上山放牛。天黑了，赶牛回来了，又忙着做饭，等会不知还要拉到哪里去接受斗争呢！半夜回来洗的是冷水，五指山区半夜里的山水该有多凉，那是可想而知的—60多岁的老人哪！
有人说，这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在1960年代后期，他的情景就更凄惨了。他们所说的那些我没亲眼见到，现在身临其境的就够我直流眼泪了。我的哥哥挨批判斗争，姐妹长年都是修水利的“专业户”——南征北战，不被批准不能离开工地，更别想去见父亲了。母亲呢，平日被管制，没有自由，这里办一个学习班被关押一个月，那里要交代问题得隔离半月十天，连家里的孩子都见不到，连挣工分、分口粮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机会去探望被关押严管的父亲呀？好在村民们都知道母亲在战争年代的苦楚，清楚她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不会太过为难她，母亲自己能这样侥幸地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父亲“解放”以后，知道需要母亲照顾的重要性了，于是向组织提出将母亲的户口迁移出来的请求。那时候，不迁户口，你必须在农村出工劳动受管制。尽管母亲这时已经60多岁了，人家还是不给批准。又过了几年，直到自治州来了个姓张的新书记，他听说了这件事，竟然仰天长叹：崖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吃饭堂、洗冷水、住单身宿舍，天下奇闻！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了！这种情况你们还不肯批？你们不批，我批！
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些，这就是我的父亲！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没有什么感受，可是我已经流眼泪了。
他也是一个老革命，可惜屡犯错误，早年被处理回乡。就是他“告发”亲眼见到我父亲口袋里装着一份日本鬼子开出的“通行证”，我父亲就是这样当上“叛徒、特务”的。那是整整十年倾诉不尽的苦难啊，怎能忘怀？落实政策了，这位老先生的儿子想“接班”，找我父亲帮忙来了。因为时代相隔太远，实在难办。但是，父亲这时也离休了，有空整天替他奔跑，求这个，拜那个，这位已经50多岁的农民终于“接班”当了干部。
这就是父亲的胸怀，能容纳三山五岳，能盛下江河湖海！
正因为这样，人们也敬重他，爱戴他。在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年月里，红卫兵专门派人将父亲押到三亚斗争。可是，“群情激昂”的批判大会上竟无人过问他，他只是站在台上陪着别人。权威机关责令梅山公社派人将他押回老家批判，家乡的人们拒绝接受：这个好人在这里斗不起来！啊，老天是有眼的，这个“天”就是老百姓。
父亲去世的那几天，从省、市一级的领导，到村里的农民都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都来了。横匾、挽联重叠于厅堂、院外、路旁，都以最亲切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心意。花圈太多了，税务、安检、执法等部门的干部们穿着制服来抬，送行的队伍看不到边。恰好是礼拜休息，家乡农村的少先队员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村民们老老少少黑压压的一大片。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知道，那是人们对他的热爱、历史给他的肯定！
（三）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②父亲“出生于书香之家”，崖县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师范，读毕，“1934年秋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教授绝对自愧不如，更没有空将他的诗集细细品味，真有愧于父亲。
人们评论他的古诗对仗工整，我更学他“正气一身无媚骨，清风两袖秉心香”（《悼陈国风》）的人品，学他“忠肝烈胆凛然气，直上重霄震霹雷”（1943年）的浩气，学他“窄径步留几寸让，宽怀海纳百川流”（1937年夏）的胸襟，学他“江山入画由衷爱，最爱挺挺不老松”（拟题王奔腾国画《陡壑松风》七律一首）的情怀。人们登高望远，好抒思乡情愫，父亲却是“登高望远思来日”（丁卯重阳节有感）；人们怀古思今，常在感慨悲歌，而父亲“当仁不让古人风”。
这些都是我们儿孙们的座右铭，但是无须我们摆上台面，因为父亲天天都变换着写在家里的小黑板上。我家庭院里，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那是父亲每天写诗、练书法的地方，也是让儿孙心知肚明的教育场所。九十多岁了，他还颤抖着手在黑板上写着，写得最多的是他小时候在黄流孙氏宗祠中堂见到的对联：
家欲兴隆，各当尽道。儿当尽孝，弟当尽悌；有子有弟，仍当顾大段规模。一切作为，靠良心打点，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人求成立，总要勤修。士要勤学，农要勤耕；不士不农，则要务正经事业。百般福利，在自己安排，凡积善必余庆，慎勿误诋天公。
他的儿孙们做人处世，正是这样“尽道”、“勤修”、“兴隆”、“成立”的。
凡是与我们有点亲近的人们都羡慕我们的家庭，那就是和睦。我有两个母亲，异母过世的时候，我爬山越岭跋涉步行近百公里回到家里，当我翻开遮盖布的时候，在场的几百人都同声恸哭起来。我知道那是对我这一行为的认许和感动，我呢？完全是感情的驱使，因为我们兄弟姐们从小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一直相亲相爱。
先母生有姐姐、哥哥，虽然各有自己的家庭、儿孙，不管是否逢年过节，凡有高兴事，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用《海南日报》记者的话说，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合家大团聚，是惠公既忙又乐的日子。偌大的院子，尽是儿孙们的欢歌笑语。喜欢文艺，能弹会唱的老人，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一曲崖州小调或者战争年代留在记忆深处的歌曲。”③
实际上，我们的高兴事多，这种聚集就成了经常、平常。虽然父母都过世了，我和弟弟有立两家人每年必定从广州回去过春节，我每年都得回去三四次。每一次放假前，我的姐夫早早就给我打电话：“还不回来呀？”给我买好了来回的飞机票，那种感情不是他人能理解的。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常回家乡感到奇怪，但在家乡，朋友们、乡邻们都知道那是我们的家风。我的太太和弟弟有立的夫人都是外地人，春节临近了，不是我和有立紧张，倒是我们的夫人早就打点，孩子们一放假便追问什么时候回家的事。在家的整个假日里，我们异母兄弟聚集的机会就更多了，全是我的胞姐打点。姐姐和姐夫仅是一般百姓，我们都争相提出经济上大家解决，但是姐姐、姐夫拒绝了：“兄弟姐妹吃几餐饭都讲价钱，好意思吗？”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只好作罢。
长期以来，每到晚上，弟弟有泰不管多忙，都要从他的住处跑回来分别给父母亲铺好床，打完蚊子，等他们躺下才离开。父亲于2002年夏中风，似植物人一样卧床三年半。单是一日三餐的料理，就可以让你耗尽功夫——他没有知觉，一餐饭就得喂一个多钟头。其他诸如发冷发热的琐事，更是让你不胜其烦了。但是，不管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农村的百姓，大家都惊讶地发现，父亲的住房里竟然没有一点病人的气味。他的周身，连一个小疮、痱子都没有，他的肤色一直是红润的，没有明显的消瘦和不适。我真感谢我的姐姐、哥嫂和弟妹们，他们的孝心，我只能深藏在心底。
我们兄弟姐妹都会认为那不过是平常的事，可是亲戚、熟人们都还在传颂着这样两件事：母亲过世了，所有外地的儿孙都回来了。我夫人翻开母亲的遗容，慢慢地、像怕刺痛她似的小心翼翼的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父亲逝世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儿孙们还没有回齐，眼睛没有完全合闭，又是我的夫人让他遗容慢慢瞑目。那些动作，那种真情，让在场的人们又增加了一阵阵真诚的眼泪。人们都说那是外地媳妇，不容易，我的兄弟姐妹却觉得：那不过是我们的家风，我们正常的感情。
这种“风”，《海南日报》1981年4月18日第3版有几个特写镜头：在战争年代当过县委书记的孙老头，带着一群青年搭起几间茅草寮，住了下来；一个台风之夜，抢救了被台风刮到海里去的看水尺的小伙子……
我们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昂首阔步；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我们坦然自若。我在论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的“自序”中有这么几句话：
1969年大学毕业时，“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变成了“黑五类”，父亲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自己是“臭老九”，又是与周恩来总理握过手、谈过话的学生代表。这十全十美的“我不入地狱谁入”的条件，送我“雄赳赳气昂昂”到原始森林“奋斗”了十年。
如果不是父亲的精神在鼓舞着我，我怎么能熬过这几千个日日夜夜：开山放炮、铺路架桥、伐树采木、装车集材；白云从我的脚下升起，山蚂蟥就在我的身上吸血；住的是四条木桩架上小木条的床铺，一条撬棍搭在两块石头上便可以在泥泞中睡上一个中午……还有无穷不尽的诬告、陷害！
如果不是“慎勿误诋天公”家训的支撑，我又如何从这原始森林深处跑到暨南大学当教授？父亲是什么精神？你看，90多岁了不是还在锻炼身体，顽强生活着吗？手在颤抖还天天坚持写诗、练字。我们的苦，比不上父亲在“四人帮”监牢里遭受的摧残，我们所希望得到却不能得到的，在父亲面前就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这种精神是从小便养成的。
大概是1956年，我还在读小学，和哥哥有吉到莺歌海盐场去看父亲，恰好在黄流镇遇上。他让我们走路，自己坐着三轮摩托走了，他决不会让摩托转回来载我们，因为摩托是公家的，我们两兄弟也高高兴兴跑了几十里路。那时，我妹妹才几岁，尚未上学，他大概想念她了吧，托人将妹妹带到莺歌海，竟然是步行了100多里地。
记得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上面画了一对粪箕，加上一把砍山刀。信上只有一句话：如果考不上大学，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些。其实，我的姐姐、堂姐、表姐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实，我知道父亲不是开玩笑。在我前面只有一条路，竖起床铺不睡觉也得上大学——你也许不知道，文化革命前，像三亚这样的文化区域，一年有三几个人考上大学也就不错了——父亲要求我的是，路要自己走出来。我要自己闯出一条大路来！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寒假，我已经调到大学当教师了，陪他出差到乐东县——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在这个县担任县长。他住进了招待所，让我和夫人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小学的教室里，睡在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正好遇上刮风下雨，我们夫妇抱着孩子在角落里呆了一个晚上的情景，一直难于忘怀。
听了这些，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父亲苛刻，那是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的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意识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他的对事业高要求、对生活低标准的精神一直成为我们的路标。
父亲的姐姐也是家庭出身地主，又没有享受过地主阶级的养尊处优。她受了一辈子苦，那种苦楚是我亲眼见到的，现在想起来都十分难过。父亲并没给过他姐姐什么好处，没有帮助她解决过什么困难。但是，当他姐姐逝世的时候，父亲驱车成百公里，90岁的老人竟然放声大哭，老泪纵横。你能说他不爱他的姐姐吗？
他对亲人的近似“苛刻”，正是要你自立，那才是真正亲情的所在。
他说过这样的话：人们都赞美长江黄河的伟大，可是它们也都有泛滥成灾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生活是这样，对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对别人要多加赞美，多加宽容，多看人家美的一面，不要想到别人会给予，为什么要等他人恩赐呢？
父亲没有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们的同事、朋友、乡邻也是这样评价我们兄弟姐妹的。父亲讲的故事，总是饱含着教育我们的哲理，比如：上帝造人，男女各半。有天就有地，有前就有后，有甜也有苦，有悲也有乐，都各对半，无须埋怨苦，也无须囿于乐。你在“乐”的氛围中看那边的“苦”，其内涵也是乐的；如果你老是叫苦连天，另一半的乐也会含着“苦”味。正是这种人生观，父亲看什么都觉得快乐，他幽默，爱开玩笑；他常常与我母亲开玩笑，听得我们心里都甜滋滋的。乐天派的人往往喜欢音乐，听我姑姑说，父亲小时候爱演话剧，扮的多是女孩子，到了八九十岁还喜欢唱歌、拉二胡，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了，还唱革命歌曲。
“学学父亲吧！”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在困境中经常用来相互勉励的话。说实在，用父亲的人生处世来自我勉励或勉励他人的，不仅是我们。
我的家乡，梅东村委会给父亲的挽联上有这么一句话：“爱梓如爱家爱民如爱子赫赫功勋昭日月”。这“爱梓”、“爱家”、“爱民”、“爱子”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吴之老前辈所“摄”下来的上面这几个镜头便是印证。
说来也奇怪，父亲卧床三年多，天天都有危险。就在这一天，2005年12月17日，我的小弟，也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有立（时任广州军区某部上校团长），从广州到海口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后，偶然回到家里。他往广州给我报告回到家里的电话，不足一个钟头，又接着打来第二、第三直至很多个电话：爸爸病危，你们准备回家；爸爸已经十分艰难，做好回家准备；抢救无效，爸爸走了。他等的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不容易抽空回家的儿子！
父亲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特殊的关照，但心里是十分疼爱他的儿女们的。
父亲没有骂过，更没有打过我们，全是言传身教。因而，当亲戚、乡邻打骂小辈的时候，老人们都会这么说：“你看人家四爹（或四舅、四伯、四兄——父亲排行第四）什么时候打过、骂过孩子呀，人家孩子不都个个成才吗？”
“成才”，那是乡亲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惭愧得很，我们都平平凡凡地生活着，没有更多的色彩。我们不过是实践着父亲在黑板上写着的“各当尽道”、“总要勤修”罢了。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走过了十分曲折、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流过许多辛酸的眼泪。但是，我们都没有“误诋天公”，没有埋怨过我的“地主”家庭，没有埋怨过严格要求我们的父亲。没有那一段段艰难的岁月，也很难想象我们能有今天的“自然”。我们都懂得“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四）
父亲走了，人们送来的祭文、挽联，有组织的、个人的；有城里的、乡村的，都是肺腑之言，是他们内心感情的迸发。我的家乡，自古读书人多，素有文化之乡美誉，这次赠联，俨然成了一次征文和书法的展览。当时的情景，我无法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事后很快又被毁弃了，实在可惜。只有几份比较简单可以记忆的，比如上文所说的梅东村委会的挽联等，将它们整理出来，也好作为纪念。梅山群众的祭文是一篇长诗，记得最后一句是：
德高望重虽辞去，功德永垂众口碑。
港门村党支部的挽联：
忠于职守正气留千古
廉洁奉公丹心照万年
梅山中学全体师生也送了挽联：
天星留轨迹戎马铁衣裹忠骨
功德誉梓里岭落碧水慰英魂
梅山诗联学会的挽诗是：
轻扶灵柩返梅园，且拜忠魂壮国魂。
戎马生涯公仆志，鸿公骏业史长存。
周德光——本书主编，我的亲表姐夫，是当地地方志工作者，他的岳母是我父亲的姐姐，也是90多岁才离世。他代表我的表姐以及她的弟妹们写的挽联是：
遗爱长存
父母仰深恩，最忆绕膝分甘，手足同仁遗爱在；
乡关残旧梦，可怜有心归省，门墙空倚浩歌哀。
他给父亲的挽联有十副之多，选其两副，内容是：
六十七年党政生涯，琼岛举征旗，赤史丹心留正气；
九十五岁风云际会，梅山寻故迹，青山红树总销魂。
烽烟十载，肝胆一生，百岁峥嵘赴泉台，聚会英灵匡国祚；
教化一方，师心三代，万家忧乐遗诗稿，相期后辈续征程。
文字很好，概括力强，都是寄托着哀思的好对子，但我总觉得很难表达我对父亲的深情。于是，我在悲痛之间，在追悼之时，写下了以下的挽联，应该是对父亲一生事业、人品的概括。横联“高风亮节”是三亚市的主要领导以及当地的知名人士孙治福、陈家仁、孙令昭、孙有栋联名赠送的。上联主要是对于战争年代的追忆，“几度”，当然包含着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死而后生。正是在这死死生生中，他的德行铸成了有口皆碑的典范。下联是建设时期父亲的足迹。他的浩然正气，在他的诗集里铿锵作响，将于后世流传：
求真理 舍家园 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 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 修铁路 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 留诗意浩然
挽联刻在父亲陵墓的正碑上，就当作儿女们对父母亲永远的怀念吧。父亲、母亲，你们都走了，一路走好！
2007年11月于广州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访离休老干部孙惠公
罗盛彬
走进港门村，问起孙惠公老人，无人不知晓。听说记者要采访他，一热心年轻人骑摩托车把记者送到孙惠公家里。记者见到孙老坐在椅子上，他已是90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眉宇间仍散发着英姿豪气。
孙惠公老人1911年出生在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解放前，曾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副官兼书记、崖县县委书记、乐东县县长；解放后，曾任乐东县县长、海南民委副主任、自治州交通局局长等职务。他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呕心沥血、出生入死。如今尚有他的一些战斗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秋，我琼崖独立总队第三支队在黑眉山与日军激战几个日夜，受县委指派，孙惠公把部队带出险境，部队撤退到梅山后岭休整三天三夜，然后继续向东挺进。由于工作需要，孙惠公等四位领导继续留在村里。结果有汉奸告密，日军包围了整个村庄。孙惠公等人得知消息后决定分头突围，往山里跑，逃脱了日本人的围捕。1945年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46军来琼劫收。我第二支队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当即决定截击火车。孙惠公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了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我军抓获了很多俘虏，缴获战利品一大批，是我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
1983年，孙惠公老人离休。可是，他退休不赋闲，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常以讲战斗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组组长，积极参加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他还是市二小、一中、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外辅导员。1992年被国家教委等单位表彰为“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员”。当看到梅山老区长期干旱、水利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他邀请了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孙老不忘农村脱贫工作，常走于羊栏、天涯、保港等地了解群众的脱贫情况，并向市委、市政府出谋献策，同时教育农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十分重视自我健身活动，坚持打太极拳，荣获第五届全省、全国“健康老人”的称号。他还喜爱以诗言志，常写诗歌颂党和祖国，针砭时弊。
在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市发生的巨变时，孙惠公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新中国是老一辈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不容易啊！他说，改革开放后三亚的变化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巨变，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说，我们党就要迎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我想三亚的巨变就是献给党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原载2001年6月15日《三亚晨报》）
惠公迟暮抒情怀
蔡葩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出生于1911年的惠公老前辈，一生集殊荣于一身：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1942年的梅山抗日民主政府乡长；1944年的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副官；1946年的中共崖县（现三亚市）县委书记；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元旦以广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惠公一生各个时期政绩卓越，旁人每每谈及，他总是声声婉言：个人所为，微不足道。
出生于书香之家的惠公，1934年秋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毕业后任崖县第七高小教师。
自小就按照传统方式接受教育的惠公，琴棋诗画样样皆能，成为革命队伍中有名的才子。1993年，82岁高龄的惠公出版了自己写作时间跨越六十载心血的力作《梅山吟草》。我慕名拜望先生时，他家的院子里有一块黑板上，仍书写着先生的近作《九十述怀》。
踏上新世纪，老人刚好九十。吟咏作诗，陶冶情怀，是老人一生的习惯，也是老人永葆青春、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说到长寿的话题，老人88岁的老伴从一旁插话：阿公每天早上6点钟打太极拳；7点多钟在院子里用热水洗脸。晚上8点钟又做40分钟的气功，而后在床上坐禅。这个时候，谁要来叫他，他都不理你的，晚9点钟准时上床休息。阿公的生活起居是雷打不动的。他从来不吃稀饭，每顿两碗干饭，一杯酒，不抽烟。阿婆又说，他这个人从年轻时候脾气就很好，你骂他，从来不生气的。阿公平静宽容的面庞，阿婆自得幸福的谈吐，一生恩爱相知，尽在其中。
如今惠公老人最为欣慰的是他的子女及内孙外孙皆事业、学业有成，为人们所称道。每年元旦、春节合家大团聚，是惠公既忙又乐的日子。偌大的院子，尽是儿孙们的欢歌笑语。喜欢文艺，能弹会唱的老人，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一曲崖州小调或者战争年代留在记忆深处的歌曲。听到老人到了高龄仍能弹四弦琴、拉二胡，我马上怂恿阿婆：能不能请阿公拉一曲听听？两位老人都笑了。阿婆立即吩咐家人拿来阿公的两件宝：一把二胡和一把四弦琴，它们跟随阿公已经几十年了。阿公先接过琴，调了调音，开始自怡自得地弹奏起来。一曲弹完，阿公应邀又拉起二胡。未曾想到今日的采访是以音乐作结的。音乐是如此美好的东西，令年老者不觉老之已至，令苦难中的人得到心灵的慰藉……
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真正的夕阳西下，然却晚霞满天，美丽无比。我告别了尊敬的惠公先生与他热情的老伴，我带走了他的诗、他的音乐、他的慈爱。我默默地祝福这一对健康、快乐的老人：长寿吉祥，相伴永久！
（原载2001年1月14日《海南日报》）
趋庭闻旧
——听孙惠公老先生讲崖县现代文史掌故笔记
周德光
引言
孙惠公先生是三亚市崖城镇梅东村人，本名家烑，参加革命后，为保密而改名惠公。他出生于1911年12月20日，是崖县中学第一届、崖中附设乡村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生。他是先读崖中初中毕业，继而考入乡村师范读书的；以后又进入广东省师范班深造，获得正式文凭，相当于今天的大中专学历。青年时代，当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先后当过共产党领导的梅山乡民主政府乡长、崖感联合县政府秘书科长、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副官兼兵工厂厂长、定安琼东联合县政府秘书科长、中共崖县委书记、琼崖南区地委秘书长、乐东县二任县长、崖县（大县）副县长、海南行署民委副主任、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处长、海南自治州交通局长、州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州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著有诗词集《梅山吟草》等行世。1983年以地厅职级离休；离休后仍兼任三亚市地方志编委顾问组组长，市二小校外辅导员等；奉献余光余热，毕其一生。2005年12月17日逝世，享寿95岁。孙老先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兴亡变革的伟大历史时期，他的95岁身世，几乎就是崖县地区的一位世纪老人了，他的家乡梅山处于清末民初崖县文化交通要冲，天下多事，信息较灵。老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读书又多，见闻广博，记性惊人，头脑中装满本地的现代轶闻掌故。有人说，他是崖县现代文史的活字典，此话不假。我与孙老先生有外亲之谊，在当任地方志办主任期间，因工作需要，趁朝夕趋庭候安之便，聆听孙老先生讲古，并作了详尽笔记。现在，孙老离开我们快二年了。我每于暇日翻读往时笔记，不禁怦然心动：有感于老先生，讲述这些地方史料的殷殷之意，又深恐这些史料或将湮没；故将笔记的一些要节，陆续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以为今人打造文化三亚，添枝加叶。文章的总题目曰：《趋庭闻旧——听孙惠公老先生讲崖县现代文史掌故笔记》，是为引言。
崖县县立中学的创办
惠公先生回忆道，据崖县中学主要筹办者之一孙家达老人讲述，民国五年就有人提出兴办中学的问题，迄未实施。民国十一年，孙毓斌任县长时，县议员孙毓祺正式向县政府提案，创办本县县立中学，获得认准，旋因政局变动而搁置起来。民国十四年，县议会再次通过实施原议案，立即着手，兴办崖中。其时，莫惠农任县长，也大力支持；乃成立筹办处（筹办委员会），以孙家达、陈其庚等七人（后增至19人）为筹办员（筹办委员），任命孙家达、陈其庚为主任。孙家达，字希土，梅东人，前清优廪生，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陈其庚，字星伯，崖城人，前清附生，师范毕业，时充任崖县教育局长。此二人均是当年崖县社会名流的领袖人物，威望极高。筹办工作先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校舍。议定以鳌山书院（后改为高等小学堂）旧址为基础，再扩建一些教室、宿舍、图书楼、厨房、饭堂等。这个问题很快就统一认识，阻力也不大。
二是经费。开办启动经费来源于四个方面：普通捐献，特别捐，各会按捐，黎峒捐。常年经费源于八个方面：1．东膏火会收入提成；2．生盐进场捐；3．货物出入口捐；4．钱粮附加；5．小渔船捐；6．渡船捐；7．拖风船捐；8．儋州船捐。这个问题，几经周折，也定了条规；东西中各区办校募捐也取得重大进展。建校工作，迅速起步。
三是教师。本地人才匮乏，特准派陈其庚为代表专程去广州物色校长、教员。
民国十五年十月，由县组织招生，录取新生190名，分为三班。此时，去省城聘请的校长郭信坚及教员5人，来到海口，被国民党特务以清党罪案杀害。而学校急于开学，乃由县长陈宗舜兼任校长；文史各科教员就地取材，暂用本地国学名士临时担任；数学课暂由陈其贤职掌（陈是崖县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教学力量不足，故以三班併作二班上课。未几，广州请来的教员张质生、罗锦彬从西路辗转抵校，乃以张质生任校长，罗锦彬任教务主任，主教数学课。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暑假期间，陈其庚代表再次往广州聘请教员，引领得王渭卿、宋少文、黄仲海、王伯璇等回到学校，就以王渭卿接替张质生任校长，全校学生复编为三班教学。但王氏上任未满一个学期，就因外出打麻将被学生发现，乃引咎辞职，张质生复任校长。民国十八年八月，广东省教育厅发文，批准崖县县立中学立案。民国十九年一月，第一班生毕业；同年六月，第二、三班也考试毕业。同年八月，崖中附设乡村师范班招生，全县录取45人，九月上课。孙惠公（家烑）就是崖中第一班毕业后继续考入乡村师范读书的。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乡师班首届毕业，招生45人，实际毕业40人。
崖县中学的校训、校歌等
孙惠公老先生回忆说：旧时崖县中学校训只有一个“诚”字，正书大字，嵌在大礼堂讲台正壁，非常气派。将这个“诚”字作校训，意在激励学子，以“诚”修身立命，求学做人。孙老解释：俗曰：“守一诚字，百业可为。”又曰：“诚待天下。”《易经》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成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可镂。”“诚”之含义，博约精辟，高度凝练，立身处世，受用无穷。在进一步深谈“诚”字校训时，孙老说：“一字之义，力敌万钧”，此字可以有无穷的发挥，易于践行；可以大处着眼，也可从小处着手。方今的一些校训写得很长很杂，想把各种内容都包罗进去。结果，没有特点，口号一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其实，再长的校训，也不能把求学道理说得全面准确；只是叫人听了累赘，不知所从。说到这里，他随手抓起一本大学校刊，那是他儿子寄给他看的（他儿子是大学教授）。老人家指点道：这上面介述的清华大学校训，也只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出自《周易》“乾”、“坤”二句的卦词。原词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编者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编者注）。公元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演讲，发挥此两句易辞，激励学生求学上进，奋发图强，犹天道之运行不息，刚健有力；待人处事，犹地母之博大宽厚，无所不载。此二句被立为校训，近百年来，清华大学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成为世界名校，厥功甚伟。清华选定校训的轶闻，足资今人借鉴。听了孙老先生的谈论，我本人当时茅塞顿开，大为感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惠公先生国学功底深厚，谆谆诲人不倦。方今社会上正出现一股国学热的风气，我们三亚多有几个像惠公先生这样的学问老人多好。可惜他已经永离我们远去了！
惠公老先生还回忆了崖县中学的校歌，歌词全文是：
群山高高兮，南海泱泱，
中有学府兮，崖之中央。
济济多士兮，聚会一堂，
努力学业兮，蔚为国光。
老先生认为，此歌词写得很好；只有八句三十二字——抒山海雄奇，写学府形胜，赞精英之士，肩时代使命，为祖国争光。老人家还拿出了保存着校歌的五线谱原印稿残页交我研究。我今复印出来，公之于众。但愿今天高明的歌手，能叩弦唱响旧曲，以追踪逝去的历史足音。
崖县早期的师范班
培养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作为教师摇篮的师范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被喻为机器工业的母机，一向受到重视。历来如此，于今为甚。解放初期，我们的各级师范生，不但免交学费，甚且包食，包住，包分配。教育事业产业化以后，大学普遍收很高的学费；最近，中央又决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了。
地处南荒极境的崖县，清末民初时期仍然文化教育落后，人才匮乏。人们把师范学校与师范生视为宝贝。
孙老回忆说，他初中一毕业，就再考入乡村师范班读书，很能说明师范在当地当时的重要。他说，清末民初，崖县有好几次办师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崖州奉清廷旨，废止乡会试及岁科各试，改书院为学堂，急需大批教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州冯如衡创办崖州简易师范班，任孙毓祺为学监（校长），招生30人，一期而罢。民国九年至十年（1920年至1921年），县长王树人，创办崖县单级师范，招生1班。孙老证实，他父亲孙毓礽公就是读单级师范毕业后，出任梅东基正小学校长兼教员的。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1930年至1931年），县长王鸣亚、劳宇楷任上，在崖中附设崖县乡村师范班。孙老入读的正是这个班。该乡师范班民国十九年（1930年）九月开课，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举行毕业典礼。全班原招生45人，实际毕业者40人，当时学校将毕业生名册呈报崖县教育局、广东省教育厅备案，极为郑重其事。孙老递给我一张乡师班毕业同学名单。1990年，我因地方志工作需要，亲往广东省政府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眼见该馆“教育5(1)586卷”存放有毛笔抄写的“崖县县立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毕业生40人的名单，同孙老递给我的名单对照，完全相符。现开列于下，作为史证。或许这些老人大多已经物故，我们不知他们的地址去查询，希望其后代能够对正一下（原名单直书，为方便阅读现改为横书）。
王泽权 尹学朱 任大屏 何绍尧 何应玺
何宗曾 吴金琪 吴世瀛 林俊 林庆金
林增麟 周祥五 孙鋐 孙家书 孙家森
孙家烑（即惠公，编者注）孙跃家 孙家复
孙恢尧 麦永生 麦明亮 麦庆时 秦茗崑
黄苍生 陈锡琪 陈运华 陈德雄 陈德超
陈钟发 陈冠章 陈家魁 陈绛 陆啟麟
梁秉鹏 廖克峋 赵元明 黎道统 谭朝选
谭天诚 何绍宝
支教支边的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罗锦彬
孙惠公先生回忆，他在崖县中学读初中一班及乡师班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为罗锦彬。罗是教务主任，兼主数学课。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崖中将开学前，派陈其庚为代表赴广州聘请教师。第一批请来八人，其中，拟任校长的郭信坚及一般教员等五人，一到海口就被盯踪的国民党特务杀害，余下张质生、罗锦彬、刘孚光等三人脱险，从西线潜身来崖。张质生任校长，罗锦彬任教务主任，刘孚光掌教图、音、体三科。民国十六年夏，陈其庚再次赴广州，聘得王渭卿、宋少文、黄仲海、王伯琁等四人来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二十三日，罗锦彬不幸病故。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将遗体运返原籍；经信函联系，征得家人同意，就地安葬，筑墓立碑。葬地乃宁远河南岸，今糖厂附近之旷野。1992年，广州某大学成人函授部有一位姓罗的教授，来三亚寻踪，自报是罗锦彬的儿子；述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民国二十年逝在崖县，就地安葬，他是专程前来访寻罗锦彬的坟墓的。这位教授的名字是什么，通讯地址是什么，因孙老先生与笔者均不与此人见面，无从知道。但是据接待的同志说道，到崖城访问老人，当年确曾有过罗锦彬的大圆墓，并立碑为志，可惜20世纪70年代“大跃进”平整土地时，把墓连碑都铲平了。罗教授三亚之行，虽经知情人指引，终于无法确认墓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至于罗锦彬是不是共产党员，缺乏史实，我们手头没有资料作证明。但依笔者本人见解，宁可信其是而莫需疑其非。因为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在广州闹清党，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由于形势紧急突变，中共广东区委确实疏散一批党员来琼崖开展工作。从广州来崖县的两批12名教员中，很可能有共产党员在内；郭信坚等5人在海口被暗害，很能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是民主进步的知识界精英。在那个时代，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条件，离家万里，“远涉鲸波”来到“天涯海角”任教师是很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率先支教支边，堪为典型。他们从省城来崖的二批教员中，以罗锦彬最为突出。从他生前的教学表现、言谈举止、生活作风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的密切联系看，很像一位共产党员的本色。但他们来崖的那二批人，必须高度保密，不可自我暴露。盖崖县当时也大闹反共（镇压藤桥暴动）。不过，撇开一切条件不谈，80年前罗锦彬这位支教支边的先进典型，还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罗锦彬字迪夫，广东兴宁县人，清光绪二十六年（民国前12年）出生于兴宁龙墟蓼塘村。23岁入上海大同大学，转大夏大学，民国十五年（1927年）再转国立中山大学；一贯主攻数理科，成绩很好。中大一毕业，就应聘来崖任教，此时才28岁，岁月方稠。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于崖中教席上，时只有32岁。英年早逝，天困人才，长令后人扼腕欷歔！
罗锦彬逝世后，灵柩暂停于县城北门万善祠。县长王鸣亚发出布告，大意曰：“万善祠内，停有罗教员之灵柩，任何人等不得入内骚扰。”4月29日，崖县各界在崖中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县长王鸣亚、校董孙家达、校长张质生及社会名流、本校师生300余人参加。很多人分别在会上致悼词，并送了挽联、挽幛、挽诗、诔文等。事后，崖中学生捐得大洋174元，编印《罗迪夫先生纪念册》，将当时所有的悼挽诗文详刊其上。孙惠公先生说，他同堂兄孙家森也写了挽联，当时也捐款，印纪念册，他兄弟二人的挽联是：
数千里抱道南来，振聩发聋，授业传薪，言犹在；
二三子望旃北返，登高凭远，招魂酹酒，泪空弹！
门生 孙家森 孙家烑 拜挽
林作霖被害
孙惠公先生回忆林作霖遇害一案，言之甚详。孙老的知闻，得自族兄孙家达。孙家达与林作霖有外亲之谊，二人为忘年之交，又是同学、同事，所言属实。
林作霖，崖城人，清末举人林缵统之子。自小聪慧，但屡次科考不第。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广东省筹备地方自治，特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设研究所，令各县推选学员。崖县林作霖当选，入所研习法律政治科。结业回县，负责地方自治文牍事宜。在此之前，林作霖已经是当地知名度很高、影响力很大的绅士。“丙辰护法，戊午讨龙”（指民国五年崖县掀起的护法运动，与民国七年，崖县军民合力讨伐军阀龙济光逆党的斗争），他都站在前列。民国七年，龙济光亲信崖县知事沈辉挟印潜逃。崖州举人郑绍材（临高人）被推任代理知事，委任林作霖为内务课长，兼筹饷局长。郑绍材离职后，接替的县知事，又委作霖为保卫团局长。不料，不久就轮到汤葆棻来任县知事。汤是一位大贪官。以林作霖为首的地方绅士，对他的劣行多所抵制。汤大恚怒，公然将反对派林作霖、陈广田（县衙门掌政，港门人）、陈河鉴（黄流士绅）非法逮捕；并在民国九年农历四月初八子夜（深夜子时，即零时前后）将此三人秘密杀害于广度寺（今西关小学校址）旁的河滩上。“旗鼓三更，幻成千古”（前人悼林作霖语）。其时，任崖县劝学所所长、一高校长的前清拔贡孟继渊（十所村人）写了一副挽联哀悼，联曰：
师尹赫赫，冤狱沉沉，怪他活佛无缘，广度寺边流碧血；
河水悠悠，南山岌岌，怅我故人安在？眠鸥渚上吊英魂。
汤葆棻是一个心狠手毒的大恶棍。他半夜残害志士仁人，做了见不得阳光的大坏事。林作霖是林缵统的独生儿，被害后，林缵统便绝嗣，“老年失子、郁郁余生”，民国十一年忧愤而死。俗话说：“恶有恶报。”汤葆棻的暴行，立即激起全县公愤。民国九年末，王鸣亚率讨贼军攻崖城，“吊民伐罪”；汤葆棻惊得屁滚尿流，急叫总务课长蔡福成引路，星夜逃匿到西里抱扛黎村，被抱岁村义民陈礼健等侦悉捕获，绑送来崖城；意欲将他入狱问死罪。汤某是一个鸦片烟鬼，在被押解的路上，烟瘾发作，拉屎撒尿不停，非常麻烦，负责押解的义民就将其裤裆剪开一个大窟窿，让他一路走，一路拉，状极狼狈。孙老说，他当时年龄9岁，已经懂事。当汤氏被押解经梅东村时，全村一群孩子跟在后头哄笑，非常开心。据说，行到头铺灶，天气很闷热，汤葆棻经不起苦，就脱气倒地，一命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庭训”轶闻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庭训”。“庭训”就是家庭教育，父兄辈给子弟辈训解“修齐”之道（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理）。我们知道，孙老的生父毓礽公是早年崖县单级师范毕业生，终身任梅东基正小学校长、教员；孙老本人为崖县乡村师范毕业生，参加革命前，长年当任小学教师；孙老的次男孙有康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生，现任暨南大学教授；三男孙有泰广东教育学院毕业，在琼州大学（原通什教育学院）工作多年，现任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次孙孙岳，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现在华南师范大学当教师。一家四代薪火相传，时人誉为“教师世家”。孙老生前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庭训”。他意味深长地说过，“庭训”是我曾祖开始传绍下来的良好耕读家风；家风要续，传统不能丢啊！孙老乃老党员、老干部，他在世时，每逢节假日，对满堂子孙所作“庭训”，主要内容是讲革命道理，讲梅山老区的光荣传统等。同时，也讲家风，兼有“修齐”之道。有一年，恰逢孙老92岁诞辰，我去祝寿，也有机会聆听“庭训”。在“庭训”之时，老人引述一副祠堂联，加以释析，令我们大增见闻。老人说，那是12岁时，父亲毓礽公带他去黄流拜谒孙氏大宗祠时，在祠庙中堂见到的。毓礽公又讲又读，十分生动深刻，令人终生难忘，受用无穷。
我推算一下，那应该是距离整整80年的往事了。以92岁高龄，讲述80年前遗事，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对联的全文，足见孙老记性之惊人。联语曰：
人求成立，总要勤修。士要勤学，农要勤耕；不士不农，则要务正经事业；百般福利，在命运安排；若食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家欲兴隆，各当尽道。子当尽孝，弟当尽悌；有子有弟，仍当顾大段规模；一切作为，靠良心打点；凡积善必余庆，慎勿误诋天公。
此联虽夹有黄老学说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消极成分，但联语把儒家学说的勤劳、善良、孝悌等处世、居家、做人的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仗工整，文辞精辟，明白如话；易读，易懂，易记，易传，堪称佳制。如今，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如能正面解释与宣传这样的古联，当有益处。
举人与挽联遗闻
孙惠公老先生讲述崖州清末四位举人及崖人对其中二位举人挽联的遗闻。孙老言，清末，崖州出了四位举人：
第一位举人是清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乡榜吉大文。系西里镜湖（今乐东县九所镇镜湖村）人。中举后，官至福建候补道，被福建将军选任福建釐务总局督办、善后总局督办兼理营务处等实职。清光绪丁酉年(1897年）卒于任上，享寿70岁。其后，灵柩从福建护送回崖。去世时，福建军政要人所送挽幛、挽联极多。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传抄下来。吉大文为文雄健，诗也写得极好，其五律诗更为出色，可惜传世的也不多。我们今天仅能在《崖州志》见到他的少量诗作，沧海遗珠，令人扼腕！
第二位举人是林缵统。崖城镇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榜。中举之年，正值康梁发动“戊戌维新”前夕，乃署名参加“公车上书”。被慈禧削去功名，林不畏缩，继续呼号。其后，成为变法维新的中坚骨干之一，是琼崖唯一的“戊戌君子”。“天涯海角”历史名人雕像园，立有他的纪念塑像。民国九年（1920年），因独生子林作霖，被贪官汤葆棻残杀，愤而出走，到万宁、琼海一带，联络开发西沙群岛事宜。民国十一年（1922年）客死于万宁。翌年，归葬故里大坡田边的北岭麓下。
第三位举人是张隽，乃西里孔汶村（今乐东县黄流镇孔汶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考中顺天乡试榜。中举后，不慕仕进，清风两袖回家乡，任鳌山书院山长，为地方作育贤才，并主修《崖州志》，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极大。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他的学生联名给他送了一副很出色的挽联。据孙老的记忆，联语的全文是：
掌鳌山教授有年，春风风人，化雨雨人，今日黄雪漫天，一县同声哭夫子。
倚门墙如恩在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他年青云得路，九泉何处报先生！
孙老念完联语，又作讲解。上联言张举人，掌教鳌山书院多年，引用“春风化雨”的典故，张扬其教泽像古人所说的，得到良师益友，如坐春风，如沐化雨。“春风风人”，前一个“风”字是名词，后一个“风”字化作动词，意为“春风熏染人”；同理，“化雨雨人”的前一个“雨”字为“名词”，后一个“雨”字也化作动词，意为“化雨沐浴人”。“黄雪漫天”句，海南无雪，当指吊亡之日，撒散黄白色纸钱，满天飞扬之情状。纸灰漫天，一县同哭，这是多么悲痛的场面啊！
下联言倚门墙思念师恩，历历如在。“解衣推食”的典故，出自韩信传。韩信自己说，汉高祖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意为极其爱重信赖。与上联的春风句相类，前一个“衣”字与“食”字，是名词，后一个“衣”字与“食”字是动词，意谓解开身上的衣给我穿，推让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比喻师长关爱学生，无微不至。“他年青云得路”句，意谓他年如果发达了，（古人喻升官发达为平步青云）九泉之下，何处报答先生啊！
昔人撰对联，上下联之间，最忌用字雷同。此联出句与对句各有“年”、“日”二字重叠；但对位互见，构成巧对；状如伏设奇兵，不易察觉。全联对仗工稳，韵律畅美，抑扬顿挫，情思凝重，堪称学子悼亡先师之佳制。孙老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对联也难了。”
第四位举人郑绍材，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榜。郑绍材字华干、号贞山，五都临高村（今崖城镇临高村）人。出生于民国前三十五年丁丑（1877年），卒于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享年只有45岁。说起来也是崖县一位“英俊早慧”而“盛年悼谢”的英才。他中举之后，先被揀任州判，后为家乡服务。曾充县议会议长、团练局长等职。光绪末年至宣统二年间，清廷设咨议局，郑绍材被推举为崖县、万宁、陵水、昌江、感恩五县代表任省咨议员。民国五年至七年（1916年至1918年），崖县掀起“丙辰护法，戊午讨龙”斗争，县官潜逃，郑绍材被推举为崖县代理知事。任职期间，废除“十房陋规”及“房书”、“粮役”等陋规，声誉很好。他逝世后，地方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大型的追悼会，他的远房族叔清拔贡生、新联人郑允煊，送来一副挽联云：
羡君游科举，职任宰官，东里播豳声，慈惠依然符子产；
于我属同宗，行居叔侄，南园修旧好，音容何处觅阿咸！
这副挽联，初听觉得很顺口，但有些典故，我不太熟悉，遂向孙老先生请教。他解说道，出句“游科举”“任宰官”好懂。说羡慕郑绍材，中举人代理县知事，东里泛指崖县东部地区，西里系西部地区。郑允煊拔贡家在西里，故顺口出句。“豳风”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章，歌咏农事，言安居乐业；这里指郑绍材有德政。“慈惠依然符子产”，是说郑绍材惠政于民，就像郑子产那样。郑子产是春秋时，郑简公的国卿（国相），政绩优良。
下联，“谊属同宗，行居叔侄”，也好懂。说二人同为郑姓，论辈分，允煊为叔，绍材为侄。“南园”句，“南园”为古代一座著名的园所，明洪武、嘉靖年间，各有五位名士在园中修禊宴游，分称“前五子”和“后五子”，合称“南园十子”。这是借用比喻为将来“南园”修好，到哪里去找“阿咸”啊！阿咸即“阮咸”，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人中，阮籍年长，是叔公，阮咸年最幼，是侄儿，故后世多通称贤侄子为“阿咸”。
吉大文中举的试帖诗
吉大文24岁考中举人，乡榜第四十九名。旧时科举除了做八股文之外，还要做试帖诗。试帖诗之开例始于唐代。我们熟悉，钱起的《湘灵鼓瑟》就是当时考进士的试帖诗。其最后两句，“曲尽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历来脍炙人口，今人则解析为“江青”获名的出处。唐代还没有做八股文的定制，是故做试帖诗就决定了一个学子的终生命运。
孙惠公先生讲解，试帖诗一般分为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等。四韵至八韵为五七言律、十韵以上至数十韵百韻为排律。按照清朝的规定，试帖律诗，与一般律诗形式相类，根本区别在于内容。一般律诗义在“我”；试帖诗义在“题”。一般律诗不可无“我”；试帖诗不可无“题”。试帖诗的内容结构：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起比，四五联中比，六七联后比，结联束比。与八股文格式完全对应。全诗或实作正面，或阐发题意，主次相承；或从题外推开，开合呼应。全章之法，由浅入深。由虚及实，有纵有擒，有宾有主，相题立局，不可凌乱。总体要求，在题上生情，扣题下笔，不可一句与题无关。得字官韵，必于首联押出，一韵不稳，害及全章。其束缚之严，令人望而生畏。
孙惠公先生，递给我吉大文中举试帖诗的原文，并一一指点解读给我们听。吉氏的原诗是：
赋得江风吹月海初潮，得潮字五言八韵
浩荡诗怀壮，凌风跨碧霄。
何当江上月，遥接海边潮。
桂魄光明灭，芦花影动摇。
青鸟群乱绕，白马气方骄。
玉宇流云涌，银涛逐浪飘。
猛思连弩射，狂欲举杯邀。
槎客途曾识，舟人语渐嚣。
欣逢口口恩湛渥，万派共来口口朝。
现在，我们可以借重孙老先生指点，一句一句来解读。
首先讲题目，诗题极长，“赋得”是出题的助语，一般定格如此。“江风吹月海初潮”，实际点明三个事物：“江风”、“明月”、“海潮”。这是核心。把这些似有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事物，联在一起命题——“江”在陆上，潮在海洋，“风”在空中，“月”在天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评之为“怪题”、“难题”。下面言韵律格式“得潮字五言八韵”。“潮”字是官韵，五言八韵是官律，不可或违。有一处疏忽，就全篇尽废。
下面是诗的依次联句。
“浩荡诗怀壮，凌风跨碧霄。”首联，言诗怀浩浩荡荡壮阔如江海；做诗人的才思，乘风飞向九霄高处。点出了“江、海、风”，暗含天上（碧霄）明月。这是点破诗题。
“何当江上月，遥接海边潮。”次联承题，“江月”接“海潮”，乃巧妙的联想，江河归大海，江上的月亮，流到海中，贴切自然之至。
“桂魄光明灭，芦花影动摇。”三联起比，“桂魄”言“月”、“光明灭”言月亮被风吹的流云忽掩忽开所影响，时明时灭，隐见“风”字；“芦花影动摇”，芦花长在江上，“影动摇”足见有江风吹来芦花才动，有月才有影。此联起比极妙。
接着，四、五联为中比。四联“青鸟群乱绕，白马气方骄”，“青鸟”传为王母所乘；故事见《山海经》，隐示“海”字。相传汉武帝时，王母降人间，有二青鸟如鸾夹侍王母旁。此句有暗中借诗拍马屁味道。“白马气方骄”，白马，指白色的马，古人多宰白马歃血，用于祭河，隐喻一个“江”字；又传汉代公孙瓒，在幽、并间出入，常乘白马，而关羽又斩颜良于白马津（江口边）；还有曹操之子曹彪封“白马王”。说“白马气方骄”，借助历史故事人物又不离开江水。五联“玉宇流云涌”，写自然天象，而离不开“风”字，有“风”才有流云；“银涛逐浪飘”，银涛喻月下海涛银白色，紧扣“海潮”与“月光”。这二联构成诗的中比。
以下，六、七联为后比。六联“猛思连弩射，狂欲举杯邀”，前句言吴越王钱俶调十万弓弩手猛射浙江潮的“钱王御海”典故，离不开“江、海、潮”三字；后联言狂放如李白，要“举杯邀明月”，紧扣“月”字。七联“槎客途曾识，舟人语渐嚣”，“槎”与“舟”均在江海之上，舟人在月下交谈，说话愈来愈多。以上二
联作后比，也妙。
结联束比。“欣逢口口恩湛渥，万派共来口口朝”，此联为习惯的套语，均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也不忘题目。“恩”、“朝”二句之前空格，为表示讳尊。因为“恩”与“朝”均属于皇帝专有，故空格示敬。“恩湛渥”言恩深且厚重，像江海那样湛蓝博厚也，江海万派归宗来朝，扣紧题目，与起联首句遥相呼应，天衣无缝。
细细推详以上这首中试帖诗，既说明八股诗文考试之繁难，也说明吉大文学养才气之不凡。
戊午讨龙
在回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史事时，孙老讲述了“戊午讨龙”的本末。
“戊午”指民国七年（1918年），“讨龙”指讨伐龙济光。民国七年崖县的“讨龙”运动，风起云涌。龙济光是什么人？他是袁世凯的心腹。袁氏篡夺民国“大总统”座位后，着手扶植党翼，阴谋复辟帝制。他撤掉国民党人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加衔振武上将军，晋封广东郡王。龙济光在广东竭力镇压革命力量，气焰嚣张。民国五年，在全国讨袁声中，袁氏羞愤而死。其时北洋军阀政府趁乱非法解散国会。民国六年，孙中山联合南方讨袁势力，在广东设立军政府，就任大元帅，进行护法斗争。依靠讨袁军驱逐袁氏盘踞广东的死党龙济光。但龙氏此时又接受北洋段祺瑞政府的委命，就任两广矿务督办；并率他控制的“振武军”（也称“济军”）占据琼崖，自封为雷琼巡阅使。民国六年，龙济光一占琼崖，就在2月1日，指派他的心腹沈辉来接替张吉鲲任崖县知事（县长）。因为龙某重视崖县在琼州南部这块形胜之地，想着手经营作为他的基地之一，与海府形成犄角之势。沈辉带了龙济光所属振武军100名来崖上任。新任县长带兵接印，实际上是搞武装割据，对当地人民进行武装恫吓。振武军入驻在县城真武庙。同年10月，沈辉急急忙忙拍卖官产（房产、田庄），售价连照费价共获光洋4212元。按规，这笔钱应当上缴省财政厅，但沈辉却直接交给龙济光私吞。此事作为导火线，直接引起当地革命党人的公愤，讨龙战争立即爆发。其时，崖县籍国民党人王鸣亚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内政部主事，奉孙中山之命回琼讨龙。王鸣亚先回老家三亚，组织常胜军300人，自任统带。首先向龙济光安插在崖县的爪牙沈辉开刀。是年11月，王鸣亚所部从三亚起拔，日夜兼程急行军百里，长途奔袭县城。其时，崖城绅士林作霖组织义民二百人，在城内响应，封锁振武军的粮道水源，隔断其与县署的通讯联系，使之完全陷于孤立；五都举人郑绍材，率团练局150人在城郊声援。三方内外夹攻，旗鼓交加，困守真武庙一隅的振武军遂成瓮中之鳖，束手就擒。100兵员，全被缴械。沈辉连夜挟官印潜逃，崖县各界临时推举郑绍材任代理崖县知事。民国八年（1919年），县署向省府报捷。民国九年，省长陈炯明（当时尚未公开叛变孙中山）加委王鸣亚为粤军义勇军第五路副司令。
崖县“戊午讨龙”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这是本地革命党人，依靠人民大众，进行正面斗争谱写的光辉篇章，值得永远纪念，热烈歌颂。
《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
20世纪80年代末，三亚市党史办着手编写《崖县革命斗争大事记》。其时，党史办系符群同志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为了搜求史料，符群同志与我二人，亲赴拜访孙惠公老同志。孙老热情地接见我们，给我们口述了很多宝贵近代现代史料。他递给我们一纸手抄的《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孙老说，该《宣言书》曾发表于《琼崖旬刊》第六期，影响很大。由于当时报刊有限，而这一《宣言书》又十分被人们重视，且发起宣言者皆为崖县进步青年及开明的社会名流，是故有极多版式的传抄本。孙老自言，《宣言书》发表时，他已11岁，是五高学生，认字知理，故随大流传抄一本。他年长参加革命工作后，正是日本侵华，国家危亡之秋。回头读到《宣言书》，更觉得酣畅淋漓，文字也易读易记；想见先觉之士，十几二十年前就已奋起抵抗日人侵略恶行，殊堪钦佩。是故在战争年代，他也设法再抄传稿，直保存至今。符群同志与我听了讲述，看过抄稿，十分兴奋。为慎重其事，经孙老提示，我们二人又再去海南档案馆，查找第一手资料。果然在该馆旧史料（32）卷，《琼崖旬刊》36期，发现《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原文，与孙老所提供的抄本相同。该刊还附有《崖县测勘西沙群岛委员陈明华报告》全文，互为印证。我们党史办当时将此事写入《大事记》，及其后成书的《崖县革命斗争史》。但限于篇幅，不能将《宣言》、《报告》等详载。又当时《琼崖旬刊》用的是繁体字，标点也沿用旧法，今天的读者阅读必当有不少麻烦。我特将《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原文译抄于下，并附带作一些典故注解，以飨读者，并保全史料于永久。
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
窃以山河破碎，壮士兴悲。天下存亡，匹夫有责。迺①者，倭奴觊觎我西沙群岛，设立实业公司，利用狗彘不食之汉奸，出名顶替，实行经济灭国之手段，剥我体肤。同人等为此懼。用敢泣诉同胞，冀②念神明华胄之本源，同属一脉；抱兔死狐悲之隐痛，莫作旁观。共筹对付之方，先褫③奸人之魄；则国家前途，实所利頼。缘我西沙群岛地属崖县，密迩④榆林，磷矿之富，可不赘言；惟其位置之重要，实系一国之兴亡：故以地势论，榆林为我国南方之门户，扼航路之咽喉，而西沙为榆林出入之屏蔽，相依齿唇。矧⑤丁兹列强角逐，海上争雄已共趋于太平洋中。为日人计，不得不在我国南海岸线求一根据地，以为对抗地步。故日本人眈逐于我西沙群岛者已非一日。前清末季，日人曾实行侵佔。经政府严重交涉，始获取回⑥。前事不远，谁岂能忘！然日人野心不已，无时不狡然思逞。惟以我国人非尽梦梦⑦，故不敢公然肆凶。于是出其欺骗手段，利诱奸商何瑞年等，设立公司；假开矿为名，阴行其图谋之诡计。在日人侵略政策，路人皆知；在奸商狼狈为奸，实同揖盗。迺我琼公民团体，诉呈当道，不获俯谅苦衷；彼奸商更饰词辩诉，淆惑视听。讵知工人二百余，尽是日人；轮舶往来，皆为日船。即号经理之高瑞南，以及股东之梁国之、徐田等均係日籍。管理设施，皆彼操纵。近更运载日兵百余，前往保护。如非日资，何以拱手授人以柄？是该公司之内黑幕岂能尽掩人耳目耶？总之，狼贪成性，顾一已而罔恤⑧卖国丧权，狐媚为心，利个人而居然引鬼入室。实不啻⑨代垦日人之殖民地也。西沙而入日人之掌握，则琼崖海权随之尽失；琼崖且将随之偕亡。琼崖亡，则我国南方舆图，能不为之改色乎？！国破家亡，于斯朕兆。同人等兴念及此，悲虎伥之作废，呼天无路；痛主权之丧失，力竭声嘶。兹觅得崖县委员当日测勘西沙报告全文，读之令人发指！爰用濡墨陈词，直抒胸臆。我海内父老兄弟姐妹，不乏忠义之俦，当能本良心之主张，共图挽救。恳政府迅予注销该公司，并予以惩治国奸，以警将来，是诚中国之幸也。若政府仍听奸言，不顾民意，则我琼民激于义愤，誓必以最后五分钟手段，为无可奈何之对付。他日肉搏西沙，血飞琼海，争主权于万难，还河山于一发，是平生期许之志，而敢与同胞共朂者也。皇天后土，实鉴斯言。我父老兄弟姐妹，其共谅之。谨此佈闻。
琼崖公民代表：
张启经 吉采 麦上椿 黄敦复 邢福麟
麦上玺 林泉 黎茂荣 黎茂宣 秦匡洲
何绍沅 黎毓璜 李福海 邢国玺 陈起贤
罗业新 吉章简 王大宣 梁志刚 黎毓璋
陈世训 郑绍仁 林家扬 韦大康
病榻诗寺心
——纪念革命老前辈、老诗人孙惠公忌辰两周年
周德光
2002年6月9日上午，孙惠公老自言头部不适，子女辈急忙将他送入三亚市人民医院诊治。孙老一向重视身体锻炼，步入中老年时，仍天天跑步做操三个小时以上。他常常对我们说：“我信奉生命在于运动的格言，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尔辈青年人，要记住这个道理。”到了暮岁，因身体条件限制，不能跑步了，但做操是坚持不息的。91岁时，仍精神矍铄，天天步行上老干中心，参加各种活动，既不坐车，也不拄杖，“安步当车”，让人赞叹不已！到了2002年，他毕竟是高寿92岁了，出现一时性的头部不适，医生认为是常见的老年症，问题不大。但照过CT，确诊为大面积脑梗塞，入住老干部病房。他的子女辈极多，日夜轮流伺候。医院当然也派专门的医生、护士负责护理。省市领导及孙老的战友朋友们接踵来医院看望。
初入院几天，孙老曾陷入昏迷状态。为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在病房伺候的子女辈，千方百计要唤起孙老的生命记忆。起初的办法是，低头贴着他的面颊，张口贴在他的耳朵边，大声自报姓名呼喊“阿爸，我是××，你还认识我吗？”孙老对子女辈一贯亲和爱护，一闻呼唤，立即高声回应。但这一次，似乎不灵，常常是默不作声，没有反应。其后，大家琢磨找另一个方案，改口叫他背诵诗词。不知是由于治疗了几天药物起了作用，还是诗词与孙老的生命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回来劲了，提起诗词二字，孙老就睁开双眼会意，并且放开腔调哼起来。有好几次，他居然从头到尾把《木兰诗》（或称《木兰辞》）背诵出来。一天，我也伺候病榻前，恭待应答，听他背诵《木兰诗》。全诗有三百来字，我边听边默对，真的一字不差。孙老为何对《木兰诗》情有独钟？原来，在他少年读五高时，就已背熟此诗，深为花氏女子代父从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英勇善战的英雄形象所感动，时时念诵口头；参加革命以后，也曾引用诗中的一些句段，激励将士们的士气。
记得2000年，孙老尚未患病，我上门候安。老人家当然知道我是弄文史的，就直接同我探讨《木兰诗》。孙老道，《木兰诗》系乐府《鼓角横吹曲》，为北朝民歌；后来，也有人疑为唐人作。他13岁上五高时，已将此诗成诵。16岁上崖中时，曾与任教的语文老师共同探讨此诗。孙老详细告诉我们：他的语文老师同他都有一致看法：从现在流行的《木兰诗》看，的确是民歌格调，但中间一段，肯定有人动过手脚。比如，开头言准备从军，机织声、叹息声都描出来了；买鞍马，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一一铺陈。诗的结尾，言木兰荣归的喜悦，姐姐理红妆，小弟杀猪羊，父母相扶将，都是口语笔墨，写的十分细腻、贴切。中间一段写征战过程，应该很长，很复杂，但却只有粗线条的几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些句子文绉绉的，同全诗极不和谐，显然是文人拦腰斩去原诗好长一段，然后用诗的文言，概括了漫长、艰险、曲折的过程。“万里赴戎机”，多么遥远的征战；“关山度若飞”，多么惊险的关塞；“寒光照铁衣”，多么艰苦的战地生活；“将军百战死”，多么残酷的战争现实；“壮士十年归”，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这其中一定有极多动人的细节，可惜被文人删掉了。多年前，我聆听过孙老的以上这些精彩解读，如今在病榻前再听孙老重背《木兰诗》，回味往事，倍觉得鲜明、深刻。
写到这里，当然要谈一下，孙老作为一位地方老诗人的掌故。他是1988年海南省诗词学会成立时，较早一批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当年，中华诗词学会正式会员整个海南地区有32人（三亚有四人）。海南省诗词学会在戊辰中秋节（1988年）成立，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兼任名誉会长（他同时也是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孙老当时已79岁，还亲身去海口参加成立大会，并赋诗纪盛抒怀。1993年，孙老的诗集《梅山吟草》出版。那时，老人已84岁高龄。有眼疾，手发颤，读写困难。故命蔡明康同志与我为他的诗集校对。《梅山吟草》收诗160题、191首。（以后出续篇，再存诗一百余首）我们校完稿本，曾经想过要写一篇评价文章，旋而自感学力、笔力皆不够，遂住手。
孙老此次病榻吟诗，除了背诵《木兰诗》外，当然也断断续续吟读《梅山吟草》中的一些章句。但要说明，他不是像背《木兰诗》那样，整篇诵读；而大概是选择他自己最感兴趣，或最为得意的句子，吟读出来。根据我的记忆，他零零星星反复吟诵数次的句子是：“长征快马更扬鞭”，“民安然后见天安”，“前线同时是后方”，“菊花哪比稻花香”！这些句子，我印象最鲜明，感受最深刻，随听随记，明白无误地写在我每天的日记中。现在，我有工夫去整理旧时日记了。依据日记本上，这些不完全的记载，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复原多年前诗作的全貌与诗人的心境吧。
“长征快马更扬鞭”，系《梅山吟草》所载七律诗中的一句，诗题为《1952年在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央元旦团拜》，原诗如下：
怀仁堂上贺新年，
礼让雍容气蔼然。
北斗泰山尊领袖，
五湖四海识时贤。
生平多少人间福，
此际宛如世外仙。
无语可宣荣幸感，
长征快马更扬鞭。
1952年，孙老作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光荣晋京，参加中央元旦团拜，宴贺于怀仁堂。那个年代，有机会赴北京的人，少之又少。孙老晋京，荣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非同寻常，故而赋诗志喜。从诗作的意境、情思、律调与炼句看，非常老到而感人：怀仁堂上，金碧辉煌，雍容礼让，泰山北斗，高仰天垣，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开国元勋，著名将帅，众星熠熠，环护拱卫。人间盛况，神仙境界，叹为观止。来自天涯海角的边疆使者，怎能不激动欢呼？如此恩隆，如何报答？唯有快马加鞭继续长征。这是多么高昂的气概！一篇律诗二十八字，概括了开国初期的元旦盛况，真不愧为大手笔。至于韵律的铿锵，情调的轻松，节奏的欢乐，我们是可以品味得到的。孙老病中反复吟诵“长征快马更扬鞭”，当然表明了他对1952年晋京谒见领袖一事的重视；表明了他对诗作的自我期许与余生自励；同时也意在训勉我们这些晚辈，要前赴后继，长征接力作来人。语重心长，令人感奋不已。
孙老记忆最深的还有1966年他以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率领广东省民族代表团赴京观礼。这一回，他诗兴更浓，一口气写了十二首诗。其中，第一首小题作《天安门》，诗曰：
金水桥下御河寒，
傍依宫墙一片丹。
紫禁城头今不禁，
民安然后见天安。
天安门两侧是各省代表团观礼台，此诗写观礼感受。金水桥犹在，但王朝已覆亡，御河寒冷；“傍依宫墙一片丹”，这里，今天又是新中国的首都，对历史建筑文物妥加修缮保护，红墙碧瓦，雄伟壮观；紫禁城再无往日禁锢镇压的阴森恐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全国各地的人民使者，云集在此观礼，天安门一片欢乐的海洋，结句是诗目，讴歌盛世，“民安然后见天安”，突出主旨，写得多么精彩！
“前线同时是后方”，也是《梅山吟草》七绝诗中的一句，原诗作：
向日梅山史页光，
送夫送子赴沙场。
坚持革命宁焦土，
前线同时是后方。
显然，孙老作诗歌唱自己的家乡——革命红色老区梅山。其中不乏思乡念亲之情。结句也系神来之笔。我常常日夜吟味，百回不废。我认为写梅山革命史，至今本地区尚无一人能超越这样的高度概括，热忱赞美，以史入诗的笔法：一个革命老区，面对敌人的围困、封锁、镇压，时时刻刻要与强敌做殊死的搏斗，实际上处于烽火漫天的前线。同时，又要作为后方根据地，起着保障供给，支援掩护的堡垒作用。试问，谁能用其他的七个字，最突出、最简练地表达这样鲜明的主题？“前线同时是后方”，这就是诗的锤炼，诗的艺术语言。
孙老病中吟诵最多的另一句诗是：“菊花哪比稻花香！”诗句出自《梅山吟草·戊辰年重阳节有感》。全诗是：
风凉气爽又重阳，
雨后山光映水光。
老眼喜看新世界，
穷乡欲变大康庄。
楼台遍地登高便，
酒肆傍街得句狂。
且为秋成歌一曲，
菊花哪比稻花香！
我们当然记得，戊辰年是1988年。上面说过，是年孙老加入中华诗词学会，诗情汹涌，心神非常愉快。看他这首“有感”，口调轻松，音律畅美，余韵余味，绕梁不辍。“风凉气爽又重阳，雨后山光映水光。”孙老晚年居家颐养，他的住宅濒临临春河，面向临春岭，雨后风光如画，当系写实。这与唐人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一样，属于同一类朴实无华的佳句，表明孙老对自己的晚年幸福生活是满意的。“老眼喜看新世界，穷乡欲变大康庄。”孙老20年前就已预言“大康”“小康”生活，相信很快会成为现实；“老眼”亲看新巨变，足以慰藉自己战斗60年梦想实现的目标。“楼台遍地登高便”，言三亚繁华，高楼林立，老人重九登高，无需再去爬山了；他兴致浓浓，踱入就近酒家，痛饮一杯，叩壶赋诗，其乐陶陶。“得句狂”，实写孙老加入诗词学会后，灵感勃发，诗情难禁，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精华在结句：“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我们知道，古今诗人颂秋爱吟菊花，而孙老一改昔人旧习独咏稻花，报道今岁秋成好，国计民生最关情——“菊花哪比稻花香！”，这样入世入俗的警策之笔，几欲令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意境方面，稍逊一筹。
写作《病榻诗心》，我脑海中浮现出孙老重病吟诗时，脸上绽开的和蔼、幸福的笑容。这足以说明孙老对诗词的热爱，也可见诗词的巨大力量：它可以熏染灵魂，可以唤醒失忆，可以疗病扶危。2005年12月17日，孙老与世永辞，老诗人的远行足音，似已逝去。但诗心恒热，诗声永在，斯人已矣，风范不谢，是足以告慰于后人矣夫！
风范长存启迪后人
——追忆孙惠公老人的革命人生
陈斗明
著名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老人孙惠公，虽然已与世长辞，但他还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惠公老人久已盛名远播。上初中时，我就曾经听过人们讲述他为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与群众同艰共苦等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那时候却只闻其事不知其人。
恰巧，20世纪80年代初，在采访一次重要会议时，我幸运地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孙惠公。他身体结实，额高脸宽，衣着朴素，待人平和，与他交谈，话语没有官腔官调。眼见为实，昔日听说的故事里的孙惠公，果然名不虚传。我心中油然而生对这位对党忠诚、爱国情浓、爱民情切、德行卓著、人品高尚、心灵高洁、堪称楷模师长的深深敬意。
从那以后，和孙惠公老人的接触更多了，我经常抽空到他家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听他讲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参军参战参政的动人故事，他高尚的品德、和蔼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我。
古往今来，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所向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革命老人孙惠公永远记住了这个历史真理。他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政、军里分别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不管在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年代，还是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在革命征途中与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携手并肩，志同道合，一道走向革命胜利的彼岸。1942年6月，孙惠公担任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在那白色恐怖、政局混乱、人心涣散时期，他大智若愚，以德施政，以德律己，以德惠民，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巩固各村庄的基层组织，认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发动梅山人民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等等，战胜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捷报频传，被群众称为“亲民乡长”。1946年秋，孙惠公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以平易近人、处事谨慎、宽容大度作风取信于民，和县委委员何赤、孙珠江、陈明纲等同志情同手足，工作中相互配合，生活中互相关心，同患难共命运，认真贯彻落实海南区党委书记冯白驹下达的“收拾山区崩溃局面，恢复建立山区党组织，建立山区根据地”指示精神，分头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促使崖县各区乡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
革命老人孙惠公的高尚人品，是他在几十年革命的艰难险阻中舍生取义、出生入死铸就而成的。1941年夏秋期间，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在尖峰岭黑眉山与日寇激战七天七夜，我军在人力、物力、军火大量消耗，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敌人团团围困，如果不早点突围，那么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崖县县委决定派孙惠公和县委委员李大和赶赴黑眉山战地寻找并带部队突围。孙惠公、李大和两位同志临危受命，向党组织保证，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于是，他和李大和俩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冒着阴雨摸黑翻山越岭，躲开了日寇和国反兵的重重封锁线，终于找到第三支队张开泰队长等领导，共同研究部队从尖峰岭突围转移到梅山的路线。在孙惠公的带路下，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急行军，部队征服了艰难险阻的路程，胜利到达了革命根据地梅山。部队到达长溪时，孙惠公立即打开自家的粮仓，除供给三支队全体战士吃饱外，还发动群众碾米，为每个战士装满米袋，准备足够“长征”到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粮食。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整期间，孙惠公积极参与发动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当支队领导和县委肯定他的功劳时，他却谦虚地推辞：
“应该把功勋记在支队领导上，记在战士上，记在群众上。”不唯功，不图名，只为革命事业作贡献，是他高尚人品的真实写照。
把生命留给别人，让危险留给自己，也是彰显孙惠公对革命对战友的高尚品德。1941年秋的一天夜间，孙惠公和县委书记叶云夫、县委委员何赤、军医陈作霖等四人在老陈田村处理琼纵三支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的时候，突然被日寇包围，村里村外枪声四起。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孙惠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保护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县委委员何赤的安全。于是，他和堂姐夫陈作霖从另一个方向突围，并把敌人引向自己的突围方向追赶，达到掩护叶云夫、何赤俩人安全突围的目的。他手拿两支驳壳枪，腰间揣着四枚手榴弹，和陈作霖一起，边向敌人开枪边突围，吸引敌人主力并被包围在一个阴森森的深山坳内。堂姐夫陈作霖因身材高大肥胖，跑动速度较慢被敌人击中，当场牺牲。孙惠公却迅速跃入一个密密麻麻的荆棘丛中潜伏，忍住蚊虫叮咬，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地上一天一夜，第二天深夜他躲开敌人的围剿，忍着饥饿，冒着危险，终于回到了梅山革命根据地县委所在地。当他得知叶云夫、何赤两人安全突围的消息后，心头悬着的那块重石落地了。
孙惠公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尖峰岭黑眉山战斗”、“石碌美孚村战斗”、“石碌老马村铁路伏击战”、“乐东青岭仔战斗”、“梅山关公庙战斗”、“解放九所村战役”等近百次战斗，战绩卓著；期间，他还担任过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纵二支队副官、县委书记、县长、南区地委秘书主任等党政军领导，是一个有战功、老资格的革命者。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乐东县县长、海南行政区民委副主任等职务，却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官，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脚踏实地做好工作，更加体现孙惠公“淡泊名利”不争权势的革命本色。
孙惠公的爱妻郑联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跟随孙惠公出生入死闹革命，她曾担任梅山乡和礼智乡的妇女主任，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次考虑安排郑联英的工作和职务，但每次都被孙惠公以妻子年龄偏大、文化水平有限，婉言谢绝组织的关照。他时常教育妻子要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本色，安心农村生产劳动和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慷慨解囊，助人为乐，是人们传颂孙惠公的又一风范。上世纪50年代，孙惠公工资级别较高，但他勤俭节约少花钱，除了每月安排家庭生活和孩子读书的费用外，都要掐紧手头，把每月节约积攒的钱，一部分支援革命烈士的子女们读书，解决他们缴学费和生活费用，还给他们购买衣被；一部分供给革命堡垒户、烈属遗孀和伤残战士，解决他们家庭生活的困难，逢年过节还要送钱给他们买物添衣。
孙惠公一生为革命铁骨铮铮，大义凛凛，永葆革命晚节，口碑甚佳，从不以自己的职务和私人感情为子女谋私利。孙有立是他最小的爱子，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服役。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符哥洛，是孙惠公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主任时的地委书记，他们两人亲密无间，情谊深厚，几十年书信往来，经常联系。孙惠公要是通过符哥洛的关系，为儿子孙有立铺路搭桥，提官升职，可谓易如反掌。但是孙惠公从不在给符哥洛的书信中透露过儿子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也不在拜访中谈起此事，只是鼓励儿子安心服役，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和作风，谦虚谨慎，发扬革命传统，争当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建设多作贡献。孙惠公老人在世的时候，省市领导经常到家里慰问他，他从不向领导提出个人要求，而是经常提出如何把梅山老区、把三亚市、把海南省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建议。
孙惠公老人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谨以此文聊表对革命老人孙惠公的怀念，愿革命老人孙惠公的德行、人品、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晖，启迪后人。
（原载2008年1月31日《三亚晨报》）
——孙惠公自勉联赏析
周德光
孙惠公为他往日宿舍书写了一副对联，联曰：“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此乃自勉联，等同于座右铭。其主旨以儒家文化提倡的最高精神境界与道德标准，作为自己个人生活的人生观、价值观——居仁由义。“仁”与“义”都属于正义、正当、正确的思想、言行准则。文天祥有名言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意谓我已实现孔孟圣人所推崇的“成仁”、“取义”目标，应该无愧于心了。孟子要求“舍生取义”（见《孟子·告子上》），“思义应为天下雨”就是说平生时时想着义理、义法、义气、义行、义举，甘愿化身成滋润大地的雨露。古人早有“霖雨苍生”的说法。因为雨露可以滋生万物，故佛家喻言施布甘霖甘雨，济度众生为雨露之恩。“甘为天下雨”也就是宁愿牺牲自身，以造福天下百姓。必须说明，这一句话还有另一层表达：“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制造无数冤狱，而孙老又是直接蒙害者之一。古时曾有“御史雨既沾既足”的典故，说颜真卿为御史，平原有冤狱未决，故天大旱，直到真卿决冤狱，方下雨。是故联语也含有与“四人帮”抗争的深层寓意。“仁”字的范畴与标准，古代儒家经典对之涵盖更博大，升华更高。孔子提倡“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当仁不让”是一句成语，意为遇到应该做的事，坚决立刻去做，绝不迟疑推诿。
“思义应为天下雨，当仁不让古人风”，是联语撰写者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与鞭策戒勉；也是他自己高尚、卓越的道德、情操、风格与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
回头五指重逢日 遍地春花遍地金
——致孙惠公同志
符荣鼎
惠公同志：
陈斌（作新）①同志交来你所写《梅山吟草》一本，并说你叫我题写几个字。我阅完诗稿后，写成旧体诗一首，表示祝贺，并表示对你诗作的体会，现随函将我所写贺诗付去，敬请审核。
祝《梅山吟草》出版
用吟草代序原韵
海角天涯作远吟，新声古调喜同心。
沧桑阅尽知兴替，苦乐情殊辨昔今。
大业终成应永守，层楼再上欲追寻。
回头五指重逢日，遍地春花遍地金。②
五年前，我在广州和几位朋友发起成立“岭南诗社”，并出版《岭南诗词》，现已出至第九期。诗社成立时，社长是许士杰③同志，我是副社长之一。许士杰同志逝世后，我改任名誉社长。全社现共有社员540多人，大部分在广州，并遍及广东各地和广西、福建、湖南。海南人除我外，还有祝菊芬（已逝世）、潘江汉、韩健等④都是社员，并各有诗作在《岭南诗词》上发表。岭南诗社创办有《岭南诗词》，约每季出一期外，还出有《岭南诗风》，约每月出一期，现已出至第六期。前者是杂志式的，后者是报纸型的，可以说后者是前者的补充。诗社每年得到广东省委五万元的津贴，印刷费有着落，社员多，写来诗稿也多，所以组织有较好基础，有发展前途。
在广东省老干局领导下，原有“老干部活动中心”作为老干部活动学习的场所；后又成立“老干部大学”，我是老干部大学副校长。老干部大学设有诗词、书法、国画等讲座，聘请大学和美术学院教授每周来讲课一次。我既是老干部大学副校长，又是老干部大学的学生，过去正式报名入学在诗词班听课。经过两年的听课学习，对旧体诗词写作有所帮助，现在改听国画课一年多，学习国画，是个小学生，你会觉得好笑吧。
你离休后生活起居如何？有无参加当地各种社会活动？要注意保重身体。在当地老干局管理下，是否也有个老干部文娱活动的场所？广东各主要市县都如此。在海南海口市也有个“老干之家”。对老干部过往提供食宿，对老干部较为关心和方便。
望以后多通讯联系。
祝
健康愉快！
符荣鼎
1992年2月22日
（作者符荣鼎，原琼纵第二支队长、政委。题目为编者所加。）
阅尽天涯总是情
——拜读《梅山吟草》
吴之
承蒙作者信赖，托友人捎来诗稿《梅山吟草》。时值壬申春节，乘兴通篇拜读，如饮醇酒，回味无穷。
《梅山吟草》计190余首，写作时间跨越六十载。字里行间，蕴蓄着国仇家恨、赤子情怀。对外寇侵凌，义愤填膺。
对奸贼逞凶，横眉冷对。对平民疾苦，倍感同情。挺身报国，不惧赴汤蹈火；救民倒悬，敢冒弹雨枪林。敌后游击，苦斗半生。喜庆解放，处处青山怀英烈；欣逢建国，含辛茹苦不辞劳！洁身廉明，深得群众崇敬，载誉琼南。今日拜读诗作，宛如亲聆兄长心声，倍感亲切。
与惠公兄相识，始于解放战争初期。我所在琼纵部队，几经艰难坚持孤岛抗战，又被迫挥戈自卫，反击来犯解放区之敌。为开辟五指山根据地，我奉命率南征队挺进昌、感、崖、乐等县①，到崖县得党政接济，才认识县委书记孙惠公、县长林庆墀等。为拔除梅东敌据点，我们共商对敌作战计策，一见如故，互通敌情，亲密无间。论阅历、教养和熟悉民情，孙林二兄，均属我长辈、师长，可有关军务事宜，他们均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口口声言，作战行动，让我决定。梅东一仗，以少胜多，歼敌一连，我仅轻伤一人，功归县委兵运内应。由是一晤难忘，相见恨晚。
岁月推移，人事变迁。解放后，我弃武从文。五十年代初到莺歌海采访才再见惠公兄。他扎寨海滨荒滩，带领军工民伕②，开辟莺歌海现代化盐场。他甘居茅草沥青毡棚屋，身穿缀着补丁的衣服，六耳车轮行军鞋，钢盔式竹帽，同职工一起挥汗劳动，在大食堂开饭。久别重逢，他特开一黄豆罐头待我午餐。莺歌海日烈风大，海风刮起飞沙，从棚屋窗口泼进南瓜汤盆，他照喝不嫌。生活俭朴，令我深为感动。
为加强少数民族工作，惠公兄党命是从，长期在黎族苗族自治州任职。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胸怀旷达，深得人心。
我曾到通什，上门拜访他，谈及政绩贡献，他总是一笑置之。一旦旁人谈及他的政绩，他总是声声婉言：个人所为，微不足道，工作有成，论功归于党。此与沽名钓誉者相比，可谓伟大！
惠公兄忙于公务之余，吟咏作诗，陶冶情怀，致力歌唱改革开放带来祖国壮丽山河锦上添花，颂扬领袖和英雄人物勋业，缅怀先烈功德，弘扬革命光荣传统，启迪后代。其诗词情景交融，内涵深邃，教人敬仰。诗品人格，堪为楷模，至少我如是观。因他对古诗词造诣颇深，有一定影响，常有后学向他求教，他却谦让，荐于我。我深感有愧，因无力指点，仍嘱学子拜他为师，多次对真正好学者说，欲学惠公作诗，先学惠公为人。
据云：世间局势如棋。有人谓“看苏联，飞弹上天，红旗落地，明天轮到谁？谁知！哪有闲情吟诗！”劝君别作“杞人忧天”。惠公兄诗里均有隐喻明指，有党的指引方向，稳操航船舵柄，任凭风浪起，中国现代化的远航，将绕过暗礁旋涡，乘风破浪，驶向社会主义彼岸。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硕果，教人民尝到温饱和稳定的甜蜜。故深知到达小康水平，只有同心协力发展生产，增加经济效益，必定是春光明媚的艳阳天。
学惠公诗，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瞻望未来，信念越坚。看江山壮色人添寿，明灯指路任君行。
借酒敬宾，冒昧多嘴，不当之处，见教诸君。
1992年元宵于羊城
怀念父亲孙惠公
孙有康
我在暨南大学中文系是专讲写作的，多年来，出版、发表的著作和拙文，算起来也有300余万字了。可是，要写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真不容易，生怕写不出他的精神。因为我太敬重、太爱戴我的父亲了，总觉得他的每事都是文章，反成千头万绪，难以着笔；他的品德、为人，几十年来一直在熏陶和影响着我，绝不是几千、几万字能表达的；而这点点滴滴因时间久远，已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分散于我的筋脉中，再难聚集，好难下手！
然而这深情，每日每夜都在我的心中奔腾着，一点一滴，都总是我无限的思念。
（一）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上中学的令明兄告诉我，有人写父亲的文章。文字很美，他甚至在我面前背出几个片段。搞得我日思夜想，多次央求他找来看看。那是《作品》1957年10月号上林建征写的《莺歌海》，确实文采飞扬，过目难忘。
直到几十年后，在暨南大学图书馆发现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949-1979年广东散文、特写选》。三十年，仅仅集结了三四十篇文章，又仅仅在巴金、茅盾、冰心等三五人的名篇之后，便是林建征的《莺歌海》全文（第54至66页）。以此，世人对这篇文章的评价就可见一斑。
小时候，不懂内涵只懂背。我高兴地把这些片段朗诵给父亲听，他却没有多大的兴趣。为了不让我扫兴，他给我讲了一个琼崖纵队1941年与日军浴血奋战、惊险突围的故事。那是海南党史上有名的黑眉山战斗，传奇而逼真，细腻而动情。茫茫林海，不见天日，难辨方向；悬崖巨石，陡壁如削，夜黑如漆。日本鬼子在后面，像狼狗一样气势汹汹地追赶着，在山边、在路口重重阻拦，就是不敢进山。山上，蚂蟥像一根根细发在树叶上盘立着，箭一样飞到人们身上，吸了血之后有筷子一样粗……可惜，其中没有父亲的事迹，又让我失望了许多年。大概是20世纪末我才知道，原来父亲正是这次突围的关键人物。
也正是他的这种“忘我”的性格，我的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母亲，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所有孩子都在农村生活、长大，又经历着出身地主饱受奚落、无家可归居人篱下的苦难（我家从1941年被日本鬼子三次烧光之后，长期寄居亲戚家里，1974年才在农村盖上自家的房子，真正有了“家”）。直到2002年，母亲弃世之后才发现，三亚市党史上面竟然有她在战争年代担任妇女主任的记载。而我的母亲呢，没有享受过任何她应该享受的“光荣”。不过，值得她欣慰的是，一个农村妇女，出殡那天竟然有在任的省一级主要领导，有已经当了高级干部的她当年的战友，有几千名干部、群众和乡亲为她送行。场面之浩大，情感之真切，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见到的。实际上，这也是人们给她的应有的评价，她死了之后才享受了这真正的光荣。
母亲是农民，我们兄弟姐妹当然属农村户口，上学是要自带口粮的，这就害苦母亲没饭吃了。因为家庭出身地主，假期我们必须接受生产队的监督，开学了要有生产大队的证明，到公社盖章后才能报名入学。我在《现代公关技巧》（1995年3月，广东高教出版社出版）的《自序》中是这样写的：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呢？在农村修水利、挑粪便，吃芭蕉树干、木瓜树心，尝过饿饭浮肿的味道，经历了在农村没有男人支撑家庭的艰难。除了与农民的孩子们放牛、下田之外，还得帮母亲砍山、劈柴—她太苦了，三更半夜喂猪之后，还得到生产队接受批判。与农民孩子不同的是，开学了，我们还得持有公社的假期劳动鉴定—因为我们的家庭出身是地主。
1965年，我报名参加高考的时候，表上填着：家庭出身地主。幸得中学的教导员陈宏惠老师告诉我：地主家庭出身是没有大学录取权的，你必须去县委写一张出身“革命干部”家庭的证明。那是名正言顺的事情，三更半夜我自己都可以办到，于是我考上大学了。
20世纪70年代中期，父亲从“叛徒、特务、走资派”的枷锁中挣脱出来了，我也得以“翻身解放”，随着又从“地狱”回到了人间。乘着在广州工作的方便，我到佛山看望父亲的老朋友，1925年便参加革命的林庆墀老伯。他告诉我，1945年夏，海南特委冯白驹同志找父亲谈话，要他回崖县任县委书记，由于途中遇上与日寇的战斗，父亲在东定联县留了下来，直至1946年秋才回到崖县收拾日寇“三光”之后的残局。
林庆樨还说，解放初期我父亲的工资定低了一级；参加工作的时间不应该从日本鬼子追捕，几次烧家，然后无家可归算起，而是从1934年读广东教师进修学校时期开始。他要我回去告诉父亲：“向组织部门提出，我和何赤（参加广州起义的共产党员）等人都可以给他证明。”但是，当我告诉父亲的时候，他拒绝了。他的回答是：“去争那些荣誉干什么！”
确实，他没有争过什么。日本投降了，他回到了敌人势力十分顽固的崖县。局面开辟出来了，他又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乐东县去当县长，做好少数民族准备解放海南的工作。20世纪50年代中期，莺歌海要开发了，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呀？林建征的《莺歌海》说：“暴烈的太阳照耀着莺歌海的草原，把土壤烤得滚烫，野草迅速地萎黄了。炎夏带着沉重而窒人的热风走来，使地面蒸腾起一股抖动的气流，远看像在移动，像是一根旋转着的水柱，滚动在黄色的波浪里。”父亲被任命为筹建处处长，“老孙头经常来去匆忙地在草原上奔跑，眼睛熬满了红丝，平常总见他骑着绑满水壶的自行车，带上手枪和塞得鼓胀的公事包，小心翼翼地从草丛里被牛车碾成四分五裂的道路奔跑。有一回，不知道他想什么想得入了神，一不小心连人带车滚进齐腰的水沟去了。”
莺歌海盐场建成了，投产了，父亲又调到安黄铁路当民工总指挥去了。打涵洞、修铁路，帐篷搭在荒凉的山沟里，穷困、饥饿、疟疾……何等的艰苦，也许现在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铁路通车了，父亲又到五指山区黎族苗族自治州去。但是，父亲什么都没有争，连那一级定低了的工资也没有动过，只是一次次高高兴兴地迎接新的任务。
“该得的不一定都能得到，该做的还是要做的。”这是我在2006年暨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自序》中写的一句话，是写我自己的生活的，但实际上是父亲人生的写照。因为我是一步步沿着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我身上的血管里流淌着父亲的热血。
（二）
1959年秋，我考上了初中。于是，上三亚将这个消息告诉父亲。他不在，听说下乡去了。这就糟了，从农村出来，母亲没粮票，也掏不出几块钱。算一算，剩两块！够回程的路费，饭钱是没有的了。在县政府工作同志的帮助下，从窗口爬进父亲的房间住了一个晚上，这就有足够的时间让我翻箱倒柜。失望得很，什么都没有，他跟我一样——一贫如洗。
看着别人吃饭，肚子饿得咕咕响——一个刚刚小学毕业的少年，没有胆量向县政府的同志说，因为我懂得，粮食紧张，谁都没有精力关照我！
天一亮，我就该回家了，但老天偏偏与我作对，台风呼啸，大雨滂沱，父亲的房间连一把雨伞都没有。饿着肚子冒着雨，全身哆嗦跑到汽车站，糟糕的是，汽车老在黄泥路上抛锚，40多公里的路程，跑了一整天。大概是天黑得早，到了崖城宁远河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大家下车过桥，桥面上水深齐腰，一位与我同坐的青年人拉着我的手过河。过了桥，水还有腿肚子深，年轻人以为没事了，松开了我的手，突然间我的脚一滑，连忙用手抓住脚下的石头，年轻人看见了才转回身将我拉起来。我逃过了一劫——脚下是滚滚的山洪——我已经差不多两天没吃东西了。何止是这两天？我的兄弟姐妹们在农村饿肚子，那是常事。
父亲的钱到哪里去了？同村的孙家通用他的赞赏给我做了解释。正是粮食紧张那个时期，孙家通在县民兵大队当伙夫，他对我说：“你爸爸真好，我找他说穷，他就给了我30块钱。”上世纪60年代初的30块钱是个什么概念？请听我说70年代初期我的一个故事吧！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父亲曾经与琼崖纵队战士一起突围的那个原始森林，与军队代表同住在一排黄泥墙、葵叶顶、粗沙地的房子里。不知哪个家伙要烧军管代表，一把火，我的全部家当，我的书，连同现在价值几十万元的“全国山河一片红”等一批邮票都烧光了。单位给我“补助”的正好就是30块钱，是一个工作几年的本科毕业生的全部家当。而在经济困难的1960年代初期，对于我们家饥寒交迫的情景，30块钱又该是怎样的意义啊！父亲的钱就是这样分散到那些贫穷的生产大队、生产队以及困苦的人家那里去了。
要是遇上革命烈士的遗孤，父亲更是不遗余力了。扶助他们生活，帮忙他们寻工，那是体贴入微，跟踪到底。
不难理解，父亲本是“梅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元旦以广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①，与毛、刘、周、朱都碰过杯。1966年5月，他又是广东民族代表团的团长，又一次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宴请。他完全有条件安排自己的儿女，但事实上却相反，我们兄弟姐妹，他一个都没有帮过，他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也是一概不理。虽然这样，我们都没有埋怨他，因为他连自己都不管的嘛。1972年春节，我到五指山区去看他，他还在那里受煎熬。60多岁了，每晚爬上没有栏杆的双人床睡觉，天还没亮就得起来挑水、做饭，接受批判以后才上山放牛。天黑了，赶牛回来了，又忙着做饭，等会不知还要拉到哪里去接受斗争呢！半夜回来洗的是冷水，五指山区半夜里的山水该有多凉，那是可想而知的—60多岁的老人哪！
有人说，这是1970年代的事情了，在1960年代后期，他的情景就更凄惨了。他们所说的那些我没亲眼见到，现在身临其境的就够我直流眼泪了。我的哥哥挨批判斗争，姐妹长年都是修水利的“专业户”——南征北战，不被批准不能离开工地，更别想去见父亲了。母亲呢，平日被管制，没有自由，这里办一个学习班被关押一个月，那里要交代问题得隔离半月十天，连家里的孩子都见不到，连挣工分、分口粮的权利都没有，哪有机会去探望被关押严管的父亲呀？好在村民们都知道母亲在战争年代的苦楚，清楚她对革命所做的贡献，不会太过为难她，母亲自己能这样侥幸地活下来，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父亲“解放”以后，知道需要母亲照顾的重要性了，于是向组织提出将母亲的户口迁移出来的请求。那时候，不迁户口，你必须在农村出工劳动受管制。尽管母亲这时已经60多岁了，人家还是不给批准。又过了几年，直到自治州来了个姓张的新书记，他听说了这件事，竟然仰天长叹：崖县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任县委书记，到现在还没有带家属，吃饭堂、洗冷水、住单身宿舍，天下奇闻！在全国可能没有第二个了！这种情况你们还不肯批？你们不批，我批！
宁愿自己吃苦也要让别人过得好些，这就是我的父亲！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没有什么感受，可是我已经流眼泪了。
他也是一个老革命，可惜屡犯错误，早年被处理回乡。就是他“告发”亲眼见到我父亲口袋里装着一份日本鬼子开出的“通行证”，我父亲就是这样当上“叛徒、特务”的。那是整整十年倾诉不尽的苦难啊，怎能忘怀？落实政策了，这位老先生的儿子想“接班”，找我父亲帮忙来了。因为时代相隔太远，实在难办。但是，父亲这时也离休了，有空整天替他奔跑，求这个，拜那个，这位已经50多岁的农民终于“接班”当了干部。
这就是父亲的胸怀，能容纳三山五岳，能盛下江河湖海！
正因为这样，人们也敬重他，爱戴他。在那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年月里，红卫兵专门派人将父亲押到三亚斗争。可是，“群情激昂”的批判大会上竟无人过问他，他只是站在台上陪着别人。权威机关责令梅山公社派人将他押回老家批判，家乡的人们拒绝接受：这个好人在这里斗不起来！啊，老天是有眼的，这个“天”就是老百姓。
父亲去世的那几天，从省、市一级的领导，到村里的农民都来了。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都来了。横匾、挽联重叠于厅堂、院外、路旁，都以最亲切的语言表达他们的心意。花圈太多了，税务、安检、执法等部门的干部们穿着制服来抬，送行的队伍看不到边。恰好是礼拜休息，家乡农村的少先队员排列着整齐的队伍迎接，村民们老老少少黑压压的一大片。父亲的在天之灵一定知道，那是人们对他的热爱、历史给他的肯定！
（三）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②父亲“出生于书香之家”，崖县中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师范，读毕，“1934年秋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有文章赞叹父亲国学功底深厚，能文、工诗、善画、擅书法，对古诗词造诣尤深。这些，我这个中文教授绝对自愧不如，更没有空将他的诗集细细品味，真有愧于父亲。
人们评论他的古诗对仗工整，我更学他“正气一身无媚骨，清风两袖秉心香”（《悼陈国风》）的人品，学他“忠肝烈胆凛然气，直上重霄震霹雷”（1943年）的浩气，学他“窄径步留几寸让，宽怀海纳百川流”（1937年夏）的胸襟，学他“江山入画由衷爱，最爱挺挺不老松”（拟题王奔腾国画《陡壑松风》七律一首）的情怀。人们登高望远，好抒思乡情愫，父亲却是“登高望远思来日”（丁卯重阳节有感）；人们怀古思今，常在感慨悲歌，而父亲“当仁不让古人风”。
这些都是我们儿孙们的座右铭，但是无须我们摆上台面，因为父亲天天都变换着写在家里的小黑板上。我家庭院里，常年挂着一块小黑板，那是父亲每天写诗、练书法的地方，也是让儿孙心知肚明的教育场所。九十多岁了，他还颤抖着手在黑板上写着，写得最多的是他小时候在黄流孙氏宗祠中堂见到的对联：
家欲兴隆，各当尽道。儿当尽孝，弟当尽悌；有子有弟，仍当顾大段规模。一切作为，靠良心打点，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人求成立，总要勤修。士要勤学，农要勤耕；不士不农，则要务正经事业。百般福利，在自己安排，凡积善必余庆，慎勿误诋天公。
他的儿孙们做人处世，正是这样“尽道”、“勤修”、“兴隆”、“成立”的。
凡是与我们有点亲近的人们都羡慕我们的家庭，那就是和睦。我有两个母亲，异母过世的时候，我爬山越岭跋涉步行近百公里回到家里，当我翻开遮盖布的时候，在场的几百人都同声恸哭起来。我知道那是对我这一行为的认许和感动，我呢？完全是感情的驱使，因为我们兄弟姐们从小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一直相亲相爱。
先母生有姐姐、哥哥，虽然各有自己的家庭、儿孙，不管是否逢年过节，凡有高兴事，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用《海南日报》记者的话说，就是：“每年元旦、春节合家大团聚，是惠公既忙又乐的日子。偌大的院子，尽是儿孙们的欢歌笑语。喜欢文艺，能弹会唱的老人，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一曲崖州小调或者战争年代留在记忆深处的歌曲。”③
实际上，我们的高兴事多，这种聚集就成了经常、平常。虽然父母都过世了，我和弟弟有立两家人每年必定从广州回去过春节，我每年都得回去三四次。每一次放假前，我的姐夫早早就给我打电话：“还不回来呀？”给我买好了来回的飞机票，那种感情不是他人能理解的。我的同事们都对我常回家乡感到奇怪，但在家乡，朋友们、乡邻们都知道那是我们的家风。我的太太和弟弟有立的夫人都是外地人，春节临近了，不是我和有立紧张，倒是我们的夫人早就打点，孩子们一放假便追问什么时候回家的事。在家的整个假日里，我们异母兄弟聚集的机会就更多了，全是我的胞姐打点。姐姐和姐夫仅是一般百姓，我们都争相提出经济上大家解决，但是姐姐、姐夫拒绝了：“兄弟姐妹吃几餐饭都讲价钱，好意思吗？”说到这个份上，我们也只好作罢。
长期以来，每到晚上，弟弟有泰不管多忙，都要从他的住处跑回来分别给父母亲铺好床，打完蚊子，等他们躺下才离开。父亲于2002年夏中风，似植物人一样卧床三年半。单是一日三餐的料理，就可以让你耗尽功夫——他没有知觉，一餐饭就得喂一个多钟头。其他诸如发冷发热的琐事，更是让你不胜其烦了。但是，不管是省里的领导，还是农村的百姓，大家都惊讶地发现，父亲的住房里竟然没有一点病人的气味。他的周身，连一个小疮、痱子都没有，他的肤色一直是红润的，没有明显的消瘦和不适。我真感谢我的姐姐、哥嫂和弟妹们，他们的孝心，我只能深藏在心底。
我们兄弟姐妹都会认为那不过是平常的事，可是亲戚、熟人们都还在传颂着这样两件事：母亲过世了，所有外地的儿孙都回来了。我夫人翻开母亲的遗容，慢慢地、像怕刺痛她似的小心翼翼的给她做了一些简单的化妆。父亲逝世的时候，大概是因为儿孙们还没有回齐，眼睛没有完全合闭，又是我的夫人让他遗容慢慢瞑目。那些动作，那种真情，让在场的人们又增加了一阵阵真诚的眼泪。人们都说那是外地媳妇，不容易，我的兄弟姐妹却觉得：那不过是我们的家风，我们正常的感情。
这种“风”，《海南日报》1981年4月18日第3版有几个特写镜头：在战争年代当过县委书记的孙老头，带着一群青年搭起几间茅草寮，住了下来；一个台风之夜，抢救了被台风刮到海里去的看水尺的小伙子……
我们一直以父亲为榜样，在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昂首阔步；在乌云压顶的日子里，我们坦然自若。我在论著《文章是怎样写成的》的“自序”中有这么几句话：
1969年大学毕业时，“革命干部”的家庭出身变成了“黑五类”，父亲戴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自己是“臭老九”，又是与周恩来总理握过手、谈过话的学生代表。这十全十美的“我不入地狱谁入”的条件，送我“雄赳赳气昂昂”到原始森林“奋斗”了十年。
如果不是父亲的精神在鼓舞着我，我怎么能熬过这几千个日日夜夜：开山放炮、铺路架桥、伐树采木、装车集材；白云从我的脚下升起，山蚂蟥就在我的身上吸血；住的是四条木桩架上小木条的床铺，一条撬棍搭在两块石头上便可以在泥泞中睡上一个中午……还有无穷不尽的诬告、陷害！
如果不是“慎勿误诋天公”家训的支撑，我又如何从这原始森林深处跑到暨南大学当教授？父亲是什么精神？你看，90多岁了不是还在锻炼身体，顽强生活着吗？手在颤抖还天天坚持写诗、练字。我们的苦，比不上父亲在“四人帮”监牢里遭受的摧残，我们所希望得到却不能得到的，在父亲面前就不在话下了。
我们的这种精神是从小便养成的。
大概是1956年，我还在读小学，和哥哥有吉到莺歌海盐场去看父亲，恰好在黄流镇遇上。他让我们走路，自己坐着三轮摩托走了，他决不会让摩托转回来载我们，因为摩托是公家的，我们两兄弟也高高兴兴跑了几十里路。那时，我妹妹才几岁，尚未上学，他大概想念她了吧，托人将妹妹带到莺歌海，竟然是步行了100多里地。
记得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上面画了一对粪箕，加上一把砍山刀。信上只有一句话：如果考不上大学，我能给你的只有这些。其实，我的姐姐、堂姐、表姐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实，我知道父亲不是开玩笑。在我前面只有一条路，竖起床铺不睡觉也得上大学——你也许不知道，文化革命前，像三亚这样的文化区域，一年有三几个人考上大学也就不错了——父亲要求我的是，路要自己走出来。我要自己闯出一条大路来！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寒假，我已经调到大学当教师了，陪他出差到乐东县——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在这个县担任县长。他住进了招待所，让我和夫人带着两三岁的孩子在小学的教室里，睡在拼凑起来的桌子上。正好遇上刮风下雨，我们夫妇抱着孩子在角落里呆了一个晚上的情景，一直难于忘怀。
听了这些，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父亲苛刻，那是父亲做人的原则。他的公私分明、严于律己的意识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他的对事业高要求、对生活低标准的精神一直成为我们的路标。
父亲的姐姐也是家庭出身地主，又没有享受过地主阶级的养尊处优。她受了一辈子苦，那种苦楚是我亲眼见到的，现在想起来都十分难过。父亲并没给过他姐姐什么好处，没有帮助她解决过什么困难。但是，当他姐姐逝世的时候，父亲驱车成百公里，90岁的老人竟然放声大哭，老泪纵横。你能说他不爱他的姐姐吗？
他对亲人的近似“苛刻”，正是要你自立，那才是真正亲情的所在。
他说过这样的话：人们都赞美长江黄河的伟大，可是它们也都有泛滥成灾的时候。任何事情都不可能绝对的好，绝对的坏，生活是这样，对问题的看法也是这样。对别人要多加赞美，多加宽容，多看人家美的一面，不要想到别人会给予，为什么要等他人恩赐呢？
父亲没有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们的同事、朋友、乡邻也是这样评价我们兄弟姐妹的。父亲讲的故事，总是饱含着教育我们的哲理，比如：上帝造人，男女各半。有天就有地，有前就有后，有甜也有苦，有悲也有乐，都各对半，无须埋怨苦，也无须囿于乐。你在“乐”的氛围中看那边的“苦”，其内涵也是乐的；如果你老是叫苦连天，另一半的乐也会含着“苦”味。正是这种人生观，父亲看什么都觉得快乐，他幽默，爱开玩笑；他常常与我母亲开玩笑，听得我们心里都甜滋滋的。乐天派的人往往喜欢音乐，听我姑姑说，父亲小时候爱演话剧，扮的多是女孩子，到了八九十岁还喜欢唱歌、拉二胡，躺在病床上成了植物人了，还唱革命歌曲。
“学学父亲吧！”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们在困境中经常用来相互勉励的话。说实在，用父亲的人生处世来自我勉励或勉励他人的，不仅是我们。
我的家乡，梅东村委会给父亲的挽联上有这么一句话：“爱梓如爱家爱民如爱子赫赫功勋昭日月”。这“爱梓”、“爱家”、“爱民”、“爱子”说得一点也不过分，吴之老前辈所“摄”下来的上面这几个镜头便是印证。
说来也奇怪，父亲卧床三年多，天天都有危险。就在这一天，2005年12月17日，我的小弟，也是父亲最小的儿子有立（时任广州军区某部上校团长），从广州到海口参加一个全国性会议后，偶然回到家里。他往广州给我报告回到家里的电话，不足一个钟头，又接着打来第二、第三直至很多个电话：爸爸病危，你们准备回家；爸爸已经十分艰难，做好回家准备；抢救无效，爸爸走了。他等的是最小的儿子，也是最不容易抽空回家的儿子！
父亲没有给过我们什么特殊的关照，但心里是十分疼爱他的儿女们的。
父亲没有骂过，更没有打过我们，全是言传身教。因而，当亲戚、乡邻打骂小辈的时候，老人们都会这么说：“你看人家四爹（或四舅、四伯、四兄——父亲排行第四）什么时候打过、骂过孩子呀，人家孩子不都个个成才吗？”
“成才”，那是乡亲们对我们的鼓励和期望。惭愧得很，我们都平平凡凡地生活着，没有更多的色彩。我们不过是实践着父亲在黑板上写着的“各当尽道”、“总要勤修”罢了。我们兄弟姐妹每个人都走过了十分曲折、艰难的道路，每个人都流过许多辛酸的眼泪。但是，我们都没有“误诋天公”，没有埋怨过我的“地主”家庭，没有埋怨过严格要求我们的父亲。没有那一段段艰难的岁月，也很难想象我们能有今天的“自然”。我们都懂得“若吃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父亲走了，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家产，却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四）
父亲走了，人们送来的祭文、挽联，有组织的、个人的；有城里的、乡村的，都是肺腑之言，是他们内心感情的迸发。我的家乡，自古读书人多，素有文化之乡美誉，这次赠联，俨然成了一次征文和书法的展览。当时的情景，我无法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事后很快又被毁弃了，实在可惜。只有几份比较简单可以记忆的，比如上文所说的梅东村委会的挽联等，将它们整理出来，也好作为纪念。梅山群众的祭文是一篇长诗，记得最后一句是：
德高望重虽辞去，功德永垂众口碑。
港门村党支部的挽联：
忠于职守正气留千古
廉洁奉公丹心照万年
梅山中学全体师生也送了挽联：
天星留轨迹戎马铁衣裹忠骨
功德誉梓里岭落碧水慰英魂
梅山诗联学会的挽诗是：
轻扶灵柩返梅园，且拜忠魂壮国魂。
戎马生涯公仆志，鸿公骏业史长存。
周德光——本书主编，我的亲表姐夫，是当地地方志工作者，他的岳母是我父亲的姐姐，也是90多岁才离世。他代表我的表姐以及她的弟妹们写的挽联是：
遗爱长存
父母仰深恩，最忆绕膝分甘，手足同仁遗爱在；
乡关残旧梦，可怜有心归省，门墙空倚浩歌哀。
他给父亲的挽联有十副之多，选其两副，内容是：
六十七年党政生涯，琼岛举征旗，赤史丹心留正气；
九十五岁风云际会，梅山寻故迹，青山红树总销魂。
烽烟十载，肝胆一生，百岁峥嵘赴泉台，聚会英灵匡国祚；
教化一方，师心三代，万家忧乐遗诗稿，相期后辈续征程。
文字很好，概括力强，都是寄托着哀思的好对子，但我总觉得很难表达我对父亲的深情。于是，我在悲痛之间，在追悼之时，写下了以下的挽联，应该是对父亲一生事业、人品的概括。横联“高风亮节”是三亚市的主要领导以及当地的知名人士孙治福、陈家仁、孙令昭、孙有栋联名赠送的。上联主要是对于战争年代的追忆，“几度”，当然包含着文化革命十年浩劫中的死而后生。正是在这死死生生中，他的德行铸成了有口皆碑的典范。下联是建设时期父亲的足迹。他的浩然正气，在他的诗集里铿锵作响，将于后世流传：
求真理 舍家园 浴血黑眉山党龄六十七几度死生 铸德行典范
辟盐田 修铁路 笑语中南海岁月九十五一身正气 留诗意浩然
挽联刻在父亲陵墓的正碑上，就当作儿女们对父母亲永远的怀念吧。父亲、母亲，你们都走了，一路走好！
2007年11月于广州
老骥伏枥 壮心不已
——访离休老干部孙惠公
罗盛彬
走进港门村，问起孙惠公老人，无人不知晓。听说记者要采访他，一热心年轻人骑摩托车把记者送到孙惠公家里。记者见到孙老坐在椅子上，他已是90岁高龄，但仍然精神矍铄，眉宇间仍散发着英姿豪气。
孙惠公老人1911年出生在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早年从事教育工作，1939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解放前，曾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二支队副官兼书记、崖县县委书记、乐东县县长；解放后，曾任乐东县县长、海南民委副主任、自治州交通局局长等职务。他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呕心沥血、出生入死。如今尚有他的一些战斗故事广为流传。1941年秋，我琼崖独立总队第三支队在黑眉山与日军激战几个日夜，受县委指派，孙惠公把部队带出险境，部队撤退到梅山后岭休整三天三夜，然后继续向东挺进。由于工作需要，孙惠公等四位领导继续留在村里。结果有汉奸告密，日军包围了整个村庄。孙惠公等人得知消息后决定分头突围，往山里跑，逃脱了日本人的围捕。1945年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46军来琼劫收。我第二支队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当即决定截击火车。孙惠公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了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惨重，我军抓获了很多俘虏，缴获战利品一大批，是我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
1983年，孙惠公老人离休。可是，他退休不赋闲，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常以讲战斗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他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组组长，积极参加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他还是市二小、一中、教师进修学校的校外辅导员。1992年被国家教委等单位表彰为“全国优秀校外辅导员”。当看到梅山老区长期干旱、水利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他邀请了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孙老不忘农村脱贫工作，常走于羊栏、天涯、保港等地了解群众的脱贫情况，并向市委、市政府出谋献策，同时教育农民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他十分重视自我健身活动，坚持打太极拳，荣获第五届全省、全国“健康老人”的称号。他还喜爱以诗言志，常写诗歌颂党和祖国，针砭时弊。
在谈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市发生的巨变时，孙惠公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新中国是老一辈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不容易啊！他说，改革开放后三亚的变化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巨变，使他感到莫大的欣慰。他说，我们党就要迎来建党八十周年纪念日，我想三亚的巨变就是献给党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原载2001年6月15日《三亚晨报》）
惠公迟暮抒情怀
蔡葩
孙惠公的名字，在琼南一带，闻之而不知敬仰者，少矣。出生于1911年的惠公老前辈，一生集殊荣于一身：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1942年的梅山抗日民主政府乡长；1944年的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副官；1946年的中共崖县（现三亚市）县委书记；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12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1952年元旦以广东省人民代表的身份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惠公一生各个时期政绩卓越，旁人每每谈及，他总是声声婉言：个人所为，微不足道。
出生于书香之家的惠公，1934年秋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毕业后任崖县第七高小教师。
自小就按照传统方式接受教育的惠公，琴棋诗画样样皆能，成为革命队伍中有名的才子。1993年，82岁高龄的惠公出版了自己写作时间跨越六十载心血的力作《梅山吟草》。我慕名拜望先生时，他家的院子里有一块黑板上，仍书写着先生的近作《九十述怀》。
踏上新世纪，老人刚好九十。吟咏作诗，陶冶情怀，是老人一生的习惯，也是老人永葆青春、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说到长寿的话题，老人88岁的老伴从一旁插话：阿公每天早上6点钟打太极拳；7点多钟在院子里用热水洗脸。晚上8点钟又做40分钟的气功，而后在床上坐禅。这个时候，谁要来叫他，他都不理你的，晚9点钟准时上床休息。阿公的生活起居是雷打不动的。他从来不吃稀饭，每顿两碗干饭，一杯酒，不抽烟。阿婆又说，他这个人从年轻时候脾气就很好，你骂他，从来不生气的。阿公平静宽容的面庞，阿婆自得幸福的谈吐，一生恩爱相知，尽在其中。
如今惠公老人最为欣慰的是他的子女及内孙外孙皆事业、学业有成，为人们所称道。每年元旦、春节合家大团聚，是惠公既忙又乐的日子。偌大的院子，尽是儿孙们的欢歌笑语。喜欢文艺，能弹会唱的老人，在儿孙们的簇拥下，来一曲崖州小调或者战争年代留在记忆深处的歌曲。听到老人到了高龄仍能弹四弦琴、拉二胡，我马上怂恿阿婆：能不能请阿公拉一曲听听？两位老人都笑了。阿婆立即吩咐家人拿来阿公的两件宝：一把二胡和一把四弦琴，它们跟随阿公已经几十年了。阿公先接过琴，调了调音，开始自怡自得地弹奏起来。一曲弹完，阿公应邀又拉起二胡。未曾想到今日的采访是以音乐作结的。音乐是如此美好的东西，令年老者不觉老之已至，令苦难中的人得到心灵的慰藉……
已经是下午6点钟了，真正的夕阳西下，然却晚霞满天，美丽无比。我告别了尊敬的惠公先生与他热情的老伴，我带走了他的诗、他的音乐、他的慈爱。我默默地祝福这一对健康、快乐的老人：长寿吉祥，相伴永久！
（原载2001年1月14日《海南日报》）
趋庭闻旧
——听孙惠公老先生讲崖县现代文史掌故笔记
周德光
引言
孙惠公先生是三亚市崖城镇梅东村人，本名家烑，参加革命后，为保密而改名惠公。他出生于1911年12月20日，是崖县中学第一届、崖中附设乡村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生。他是先读崖中初中毕业，继而考入乡村师范读书的；以后又进入广东省师范班深造，获得正式文凭，相当于今天的大中专学历。青年时代，当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国，先后当过共产党领导的梅山乡民主政府乡长、崖感联合县政府秘书科长、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副官兼兵工厂厂长、定安琼东联合县政府秘书科长、中共崖县委书记、琼崖南区地委秘书长、乐东县二任县长、崖县（大县）副县长、海南行署民委副主任、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处长、海南自治州交通局长、州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州委统战部副部长等职；为中华诗词学会会员，著有诗词集《梅山吟草》等行世。1983年以地厅职级离休；离休后仍兼任三亚市地方志编委顾问组组长，市二小校外辅导员等；奉献余光余热，毕其一生。2005年12月17日逝世，享寿95岁。孙老先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兴亡变革的伟大历史时期，他的95岁身世，几乎就是崖县地区的一位世纪老人了，他的家乡梅山处于清末民初崖县文化交通要冲，天下多事，信息较灵。老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到文化熏陶，读书又多，见闻广博，记性惊人，头脑中装满本地的现代轶闻掌故。有人说，他是崖县现代文史的活字典，此话不假。我与孙老先生有外亲之谊，在当任地方志办主任期间，因工作需要，趁朝夕趋庭候安之便，聆听孙老先生讲古，并作了详尽笔记。现在，孙老离开我们快二年了。我每于暇日翻读往时笔记，不禁怦然心动：有感于老先生，讲述这些地方史料的殷殷之意，又深恐这些史料或将湮没；故将笔记的一些要节，陆续整理成文，以飨读者，以为今人打造文化三亚，添枝加叶。文章的总题目曰：《趋庭闻旧——听孙惠公老先生讲崖县现代文史掌故笔记》，是为引言。
崖县县立中学的创办
惠公先生回忆道，据崖县中学主要筹办者之一孙家达老人讲述，民国五年就有人提出兴办中学的问题，迄未实施。民国十一年，孙毓斌任县长时，县议员孙毓祺正式向县政府提案，创办本县县立中学，获得认准，旋因政局变动而搁置起来。民国十四年，县议会再次通过实施原议案，立即着手，兴办崖中。其时，莫惠农任县长，也大力支持；乃成立筹办处（筹办委员会），以孙家达、陈其庚等七人（后增至19人）为筹办员（筹办委员），任命孙家达、陈其庚为主任。孙家达，字希土，梅东人，前清优廪生，广东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生；陈其庚，字星伯，崖城人，前清附生，师范毕业，时充任崖县教育局长。此二人均是当年崖县社会名流的领袖人物，威望极高。筹办工作先要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校舍。议定以鳌山书院（后改为高等小学堂）旧址为基础，再扩建一些教室、宿舍、图书楼、厨房、饭堂等。这个问题很快就统一认识，阻力也不大。
二是经费。开办启动经费来源于四个方面：普通捐献，特别捐，各会按捐，黎峒捐。常年经费源于八个方面：1．东膏火会收入提成；2．生盐进场捐；3．货物出入口捐；4．钱粮附加；5．小渔船捐；6．渡船捐；7．拖风船捐；8．儋州船捐。这个问题，几经周折，也定了条规；东西中各区办校募捐也取得重大进展。建校工作，迅速起步。
三是教师。本地人才匮乏，特准派陈其庚为代表专程去广州物色校长、教员。
民国十五年十月，由县组织招生，录取新生190名，分为三班。此时，去省城聘请的校长郭信坚及教员5人，来到海口，被国民党特务以清党罪案杀害。而学校急于开学，乃由县长陈宗舜兼任校长；文史各科教员就地取材，暂用本地国学名士临时担任；数学课暂由陈其贤职掌（陈是崖县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因教学力量不足，故以三班併作二班上课。未几，广州请来的教员张质生、罗锦彬从西路辗转抵校，乃以张质生任校长，罗锦彬任教务主任，主教数学课。教学工作走上正轨。暑假期间，陈其庚代表再次往广州聘请教员，引领得王渭卿、宋少文、黄仲海、王伯璇等回到学校，就以王渭卿接替张质生任校长，全校学生复编为三班教学。但王氏上任未满一个学期，就因外出打麻将被学生发现，乃引咎辞职，张质生复任校长。民国十八年八月，广东省教育厅发文，批准崖县县立中学立案。民国十九年一月，第一班生毕业；同年六月，第二、三班也考试毕业。同年八月，崖中附设乡村师范班招生，全县录取45人，九月上课。孙惠公（家烑）就是崖中第一班毕业后继续考入乡村师范读书的。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乡师班首届毕业，招生45人，实际毕业40人。
崖县中学的校训、校歌等
孙惠公老先生回忆说：旧时崖县中学校训只有一个“诚”字，正书大字，嵌在大礼堂讲台正壁，非常气派。将这个“诚”字作校训，意在激励学子，以“诚”修身立命，求学做人。孙老解释：俗曰：“守一诚字，百业可为。”又曰：“诚待天下。”《易经》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成语有云：“精诚所至，金石可镂。”“诚”之含义，博约精辟，高度凝练，立身处世，受用无穷。在进一步深谈“诚”字校训时，孙老说：“一字之义，力敌万钧”，此字可以有无穷的发挥，易于践行；可以大处着眼，也可从小处着手。方今的一些校训写得很长很杂，想把各种内容都包罗进去。结果，没有特点，口号一堆，理论与实践相分离。其实，再长的校训，也不能把求学道理说得全面准确；只是叫人听了累赘，不知所从。说到这里，他随手抓起一本大学校刊，那是他儿子寄给他看的（他儿子是大学教授）。老人家指点道：这上面介述的清华大学校训，也只有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出自《周易》“乾”、“坤”二句的卦词。原词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编者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编者注）。公元1914年，梁启超先生到清华演讲，发挥此两句易辞，激励学生求学上进，奋发图强，犹天道之运行不息，刚健有力；待人处事，犹地母之博大宽厚，无所不载。此二句被立为校训，近百年来，清华大学培育一代又一代的英才，成为世界名校，厥功甚伟。清华选定校训的轶闻，足资今人借鉴。听了孙老先生的谈论，我本人当时茅塞顿开，大为感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惠公先生国学功底深厚，谆谆诲人不倦。方今社会上正出现一股国学热的风气，我们三亚多有几个像惠公先生这样的学问老人多好。可惜他已经永离我们远去了！
惠公老先生还回忆了崖县中学的校歌，歌词全文是：
群山高高兮，南海泱泱，
中有学府兮，崖之中央。
济济多士兮，聚会一堂，
努力学业兮，蔚为国光。
老先生认为，此歌词写得很好；只有八句三十二字——抒山海雄奇，写学府形胜，赞精英之士，肩时代使命，为祖国争光。老人家还拿出了保存着校歌的五线谱原印稿残页交我研究。我今复印出来，公之于众。但愿今天高明的歌手，能叩弦唱响旧曲，以追踪逝去的历史足音。
崖县早期的师范班
培养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作为教师摇篮的师范学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被喻为机器工业的母机，一向受到重视。历来如此，于今为甚。解放初期，我们的各级师范生，不但免交学费，甚且包食，包住，包分配。教育事业产业化以后，大学普遍收很高的学费；最近，中央又决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了。
地处南荒极境的崖县，清末民初时期仍然文化教育落后，人才匮乏。人们把师范学校与师范生视为宝贝。
孙老回忆说，他初中一毕业，就再考入乡村师范班读书，很能说明师范在当地当时的重要。他说，清末民初，崖县有好几次办师范。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崖州奉清廷旨，废止乡会试及岁科各试，改书院为学堂，急需大批教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知州冯如衡创办崖州简易师范班，任孙毓祺为学监（校长），招生30人，一期而罢。民国九年至十年（1920年至1921年），县长王树人，创办崖县单级师范，招生1班。孙老证实，他父亲孙毓礽公就是读单级师范毕业后，出任梅东基正小学校长兼教员的。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1930年至1931年），县长王鸣亚、劳宇楷任上，在崖中附设崖县乡村师范班。孙老入读的正是这个班。该乡师范班民国十九年（1930年）九月开课，民国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举行毕业典礼。全班原招生45人，实际毕业者40人，当时学校将毕业生名册呈报崖县教育局、广东省教育厅备案，极为郑重其事。孙老递给我一张乡师班毕业同学名单。1990年，我因地方志工作需要，亲往广东省政府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眼见该馆“教育5(1)586卷”存放有毛笔抄写的“崖县县立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毕业生40人的名单，同孙老递给我的名单对照，完全相符。现开列于下，作为史证。或许这些老人大多已经物故，我们不知他们的地址去查询，希望其后代能够对正一下（原名单直书，为方便阅读现改为横书）。
王泽权 尹学朱 任大屏 何绍尧 何应玺
何宗曾 吴金琪 吴世瀛 林俊 林庆金
林增麟 周祥五 孙鋐 孙家书 孙家森
孙家烑（即惠公，编者注）孙跃家 孙家复
孙恢尧 麦永生 麦明亮 麦庆时 秦茗崑
黄苍生 陈锡琪 陈运华 陈德雄 陈德超
陈钟发 陈冠章 陈家魁 陈绛 陆啟麟
梁秉鹏 廖克峋 赵元明 黎道统 谭朝选
谭天诚 何绍宝
支教支边的进步知识分子典型罗锦彬
孙惠公先生回忆，他在崖县中学读初中一班及乡师班时，印象最深的老师为罗锦彬。罗是教务主任，兼主数学课。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崖中将开学前，派陈其庚为代表赴广州聘请教师。第一批请来八人，其中，拟任校长的郭信坚及一般教员等五人，一到海口就被盯踪的国民党特务杀害，余下张质生、罗锦彬、刘孚光等三人脱险，从西线潜身来崖。张质生任校长，罗锦彬任教务主任，刘孚光掌教图、音、体三科。民国十六年夏，陈其庚再次赴广州，聘得王渭卿、宋少文、黄仲海、王伯琁等四人来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二月二十三日，罗锦彬不幸病故。因当时条件限制，未能将遗体运返原籍；经信函联系，征得家人同意，就地安葬，筑墓立碑。葬地乃宁远河南岸，今糖厂附近之旷野。1992年，广州某大学成人函授部有一位姓罗的教授，来三亚寻踪，自报是罗锦彬的儿子；述说他父亲是共产党员，民国二十年逝在崖县，就地安葬，他是专程前来访寻罗锦彬的坟墓的。这位教授的名字是什么，通讯地址是什么，因孙老先生与笔者均不与此人见面，无从知道。但是据接待的同志说道，到崖城访问老人，当年确曾有过罗锦彬的大圆墓，并立碑为志，可惜20世纪70年代“大跃进”平整土地时，把墓连碑都铲平了。罗教授三亚之行，虽经知情人指引，终于无法确认墓地。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至于罗锦彬是不是共产党员，缺乏史实，我们手头没有资料作证明。但依笔者本人见解，宁可信其是而莫需疑其非。因为民国十六年，国民党在广州闹清党，对共产党人进行血腥镇压。由于形势紧急突变，中共广东区委确实疏散一批党员来琼崖开展工作。从广州来崖县的两批12名教员中，很可能有共产党员在内；郭信坚等5人在海口被暗害，很能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也是民主进步的知识界精英。在那个时代，放弃大城市的生活工作条件，离家万里，“远涉鲸波”来到“天涯海角”任教师是很了不起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率先支教支边，堪为典型。他们从省城来崖的二批教员中，以罗锦彬最为突出。从他生前的教学表现、言谈举止、生活作风以及同广大人民群众和学生的密切联系看，很像一位共产党员的本色。但他们来崖的那二批人，必须高度保密，不可自我暴露。盖崖县当时也大闹反共（镇压藤桥暴动）。不过，撇开一切条件不谈，80年前罗锦彬这位支教支边的先进典型，还是值得大书一笔的。
罗锦彬字迪夫，广东兴宁县人，清光绪二十六年（民国前12年）出生于兴宁龙墟蓼塘村。23岁入上海大同大学，转大夏大学，民国十五年（1927年）再转国立中山大学；一贯主攻数理科，成绩很好。中大一毕业，就应聘来崖任教，此时才28岁，岁月方稠。民国二十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于崖中教席上，时只有32岁。英年早逝，天困人才，长令后人扼腕欷歔！
罗锦彬逝世后，灵柩暂停于县城北门万善祠。县长王鸣亚发出布告，大意曰：“万善祠内，停有罗教员之灵柩，任何人等不得入内骚扰。”4月29日，崖县各界在崖中大礼堂召开追悼大会。县长王鸣亚、校董孙家达、校长张质生及社会名流、本校师生300余人参加。很多人分别在会上致悼词，并送了挽联、挽幛、挽诗、诔文等。事后，崖中学生捐得大洋174元，编印《罗迪夫先生纪念册》，将当时所有的悼挽诗文详刊其上。孙惠公先生说，他同堂兄孙家森也写了挽联，当时也捐款，印纪念册，他兄弟二人的挽联是：
数千里抱道南来，振聩发聋，授业传薪，言犹在；
二三子望旃北返，登高凭远，招魂酹酒，泪空弹！
门生 孙家森 孙家烑 拜挽
林作霖被害
孙惠公先生回忆林作霖遇害一案，言之甚详。孙老的知闻，得自族兄孙家达。孙家达与林作霖有外亲之谊，二人为忘年之交，又是同学、同事，所言属实。
林作霖，崖城人，清末举人林缵统之子。自小聪慧，但屡次科考不第。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广东省筹备地方自治，特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设研究所，令各县推选学员。崖县林作霖当选，入所研习法律政治科。结业回县，负责地方自治文牍事宜。在此之前，林作霖已经是当地知名度很高、影响力很大的绅士。“丙辰护法，戊午讨龙”（指民国五年崖县掀起的护法运动，与民国七年，崖县军民合力讨伐军阀龙济光逆党的斗争），他都站在前列。民国七年，龙济光亲信崖县知事沈辉挟印潜逃。崖州举人郑绍材（临高人）被推任代理知事，委任林作霖为内务课长，兼筹饷局长。郑绍材离职后，接替的县知事，又委作霖为保卫团局长。不料，不久就轮到汤葆棻来任县知事。汤是一位大贪官。以林作霖为首的地方绅士，对他的劣行多所抵制。汤大恚怒，公然将反对派林作霖、陈广田（县衙门掌政，港门人）、陈河鉴（黄流士绅）非法逮捕；并在民国九年农历四月初八子夜（深夜子时，即零时前后）将此三人秘密杀害于广度寺（今西关小学校址）旁的河滩上。“旗鼓三更，幻成千古”（前人悼林作霖语）。其时，任崖县劝学所所长、一高校长的前清拔贡孟继渊（十所村人）写了一副挽联哀悼，联曰：
师尹赫赫，冤狱沉沉，怪他活佛无缘，广度寺边流碧血；
河水悠悠，南山岌岌，怅我故人安在？眠鸥渚上吊英魂。
汤葆棻是一个心狠手毒的大恶棍。他半夜残害志士仁人，做了见不得阳光的大坏事。林作霖是林缵统的独生儿，被害后，林缵统便绝嗣，“老年失子、郁郁余生”，民国十一年忧愤而死。俗话说：“恶有恶报。”汤葆棻的暴行，立即激起全县公愤。民国九年末，王鸣亚率讨贼军攻崖城，“吊民伐罪”；汤葆棻惊得屁滚尿流，急叫总务课长蔡福成引路，星夜逃匿到西里抱扛黎村，被抱岁村义民陈礼健等侦悉捕获，绑送来崖城；意欲将他入狱问死罪。汤某是一个鸦片烟鬼，在被押解的路上，烟瘾发作，拉屎撒尿不停，非常麻烦，负责押解的义民就将其裤裆剪开一个大窟窿，让他一路走，一路拉，状极狼狈。孙老说，他当时年龄9岁，已经懂事。当汤氏被押解经梅东村时，全村一群孩子跟在后头哄笑，非常开心。据说，行到头铺灶，天气很闷热，汤葆棻经不起苦，就脱气倒地，一命呜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庭训”轶闻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庭训”。“庭训”就是家庭教育，父兄辈给子弟辈训解“修齐”之道（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哲理）。我们知道，孙老的生父毓礽公是早年崖县单级师范毕业生，终身任梅东基正小学校长、教员；孙老本人为崖县乡村师范毕业生，参加革命前，长年当任小学教师；孙老的次男孙有康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生，现任暨南大学教授；三男孙有泰广东教育学院毕业，在琼州大学（原通什教育学院）工作多年，现任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次孙孙岳，大学研究生毕业后，现在华南师范大学当教师。一家四代薪火相传，时人誉为“教师世家”。孙老生前非常关心教育事业，也十分重视“庭训”。他意味深长地说过，“庭训”是我曾祖开始传绍下来的良好耕读家风；家风要续，传统不能丢啊！孙老乃老党员、老干部，他在世时，每逢节假日，对满堂子孙所作“庭训”，主要内容是讲革命道理，讲梅山老区的光荣传统等。同时，也讲家风，兼有“修齐”之道。有一年，恰逢孙老92岁诞辰，我去祝寿，也有机会聆听“庭训”。在“庭训”之时，老人引述一副祠堂联，加以释析，令我们大增见闻。老人说，那是12岁时，父亲毓礽公带他去黄流拜谒孙氏大宗祠时，在祠庙中堂见到的。毓礽公又讲又读，十分生动深刻，令人终生难忘，受用无穷。
我推算一下，那应该是距离整整80年的往事了。以92岁高龄，讲述80年前遗事，竟能一字不漏地背出对联的全文，足见孙老记性之惊人。联语曰：
人求成立，总要勤修。士要勤学，农要勤耕；不士不农，则要务正经事业；百般福利，在命运安排；若食苦不贪闲，自得好的地步。
家欲兴隆，各当尽道。子当尽孝，弟当尽悌；有子有弟，仍当顾大段规模；一切作为，靠良心打点；凡积善必余庆，慎勿误诋天公。
此联虽夹有黄老学说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消极成分，但联语把儒家学说的勤劳、善良、孝悌等处世、居家、做人的道理发挥得淋漓尽致；对仗工整，文辞精辟，明白如话；易读，易懂，易记，易传，堪称佳制。如今，我们提倡构建和谐社会，如能正面解释与宣传这样的古联，当有益处。
举人与挽联遗闻
孙惠公老先生讲述崖州清末四位举人及崖人对其中二位举人挽联的遗闻。孙老言，清末，崖州出了四位举人：
第一位举人是清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乡榜吉大文。系西里镜湖（今乐东县九所镇镜湖村）人。中举后，官至福建候补道，被福建将军选任福建釐务总局督办、善后总局督办兼理营务处等实职。清光绪丁酉年(1897年）卒于任上，享寿70岁。其后，灵柩从福建护送回崖。去世时，福建军政要人所送挽幛、挽联极多。限于当时的条件，没有传抄下来。吉大文为文雄健，诗也写得极好，其五律诗更为出色，可惜传世的也不多。我们今天仅能在《崖州志》见到他的少量诗作，沧海遗珠，令人扼腕！
第二位举人是林缵统。崖城镇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甲午榜。中举之年，正值康梁发动“戊戌维新”前夕，乃署名参加“公车上书”。被慈禧削去功名，林不畏缩，继续呼号。其后，成为变法维新的中坚骨干之一，是琼崖唯一的“戊戌君子”。“天涯海角”历史名人雕像园，立有他的纪念塑像。民国九年（1920年），因独生子林作霖，被贪官汤葆棻残杀，愤而出走，到万宁、琼海一带，联络开发西沙群岛事宜。民国十一年（1922年）客死于万宁。翌年，归葬故里大坡田边的北岭麓下。
第三位举人是张隽，乃西里孔汶村（今乐东县黄流镇孔汶村）人。清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考中顺天乡试榜。中举后，不慕仕进，清风两袖回家乡，任鳌山书院山长，为地方作育贤才，并主修《崖州志》，对地方文化教育事业贡献极大。民国六年（1917年）病故，他的学生联名给他送了一副很出色的挽联。据孙老的记忆，联语的全文是：
掌鳌山教授有年，春风风人，化雨雨人，今日黄雪漫天，一县同声哭夫子。
倚门墙如恩在日，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他年青云得路，九泉何处报先生！
孙老念完联语，又作讲解。上联言张举人，掌教鳌山书院多年，引用“春风化雨”的典故，张扬其教泽像古人所说的，得到良师益友，如坐春风，如沐化雨。“春风风人”，前一个“风”字是名词，后一个“风”字化作动词，意为“春风熏染人”；同理，“化雨雨人”的前一个“雨”字为“名词”，后一个“雨”字也化作动词，意为“化雨沐浴人”。“黄雪漫天”句，海南无雪，当指吊亡之日，撒散黄白色纸钱，满天飞扬之情状。纸灰漫天，一县同哭，这是多么悲痛的场面啊！
下联言倚门墙思念师恩，历历如在。“解衣推食”的典故，出自韩信传。韩信自己说，汉高祖刘邦“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意为极其爱重信赖。与上联的春风句相类，前一个“衣”字与“食”字，是名词，后一个“衣”字与“食”字是动词，意谓解开身上的衣给我穿，推让好吃的东西给我吃。比喻师长关爱学生，无微不至。“他年青云得路”句，意谓他年如果发达了，（古人喻升官发达为平步青云）九泉之下，何处报答先生啊！
昔人撰对联，上下联之间，最忌用字雷同。此联出句与对句各有“年”、“日”二字重叠；但对位互见，构成巧对；状如伏设奇兵，不易察觉。全联对仗工稳，韵律畅美，抑扬顿挫，情思凝重，堪称学子悼亡先师之佳制。孙老深有感触地说：“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对联也难了。”
第四位举人郑绍材，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庚子辛丑恩正并科榜。郑绍材字华干、号贞山，五都临高村（今崖城镇临高村）人。出生于民国前三十五年丁丑（1877年），卒于民国十年辛酉（1921年），享年只有45岁。说起来也是崖县一位“英俊早慧”而“盛年悼谢”的英才。他中举之后，先被揀任州判，后为家乡服务。曾充县议会议长、团练局长等职。光绪末年至宣统二年间，清廷设咨议局，郑绍材被推举为崖县、万宁、陵水、昌江、感恩五县代表任省咨议员。民国五年至七年（1916年至1918年），崖县掀起“丙辰护法，戊午讨龙”斗争，县官潜逃，郑绍材被推举为崖县代理知事。任职期间，废除“十房陋规”及“房书”、“粮役”等陋规，声誉很好。他逝世后，地方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大型的追悼会，他的远房族叔清拔贡生、新联人郑允煊，送来一副挽联云：
羡君游科举，职任宰官，东里播豳声，慈惠依然符子产；
于我属同宗，行居叔侄，南园修旧好，音容何处觅阿咸！
这副挽联，初听觉得很顺口，但有些典故，我不太熟悉，遂向孙老先生请教。他解说道，出句“游科举”“任宰官”好懂。说羡慕郑绍材，中举人代理县知事，东里泛指崖县东部地区，西里系西部地区。郑允煊拔贡家在西里，故顺口出句。“豳风”是《诗经》“国风”中的一章，歌咏农事，言安居乐业；这里指郑绍材有德政。“慈惠依然符子产”，是说郑绍材惠政于民，就像郑子产那样。郑子产是春秋时，郑简公的国卿（国相），政绩优良。
下联，“谊属同宗，行居叔侄”，也好懂。说二人同为郑姓，论辈分，允煊为叔，绍材为侄。“南园”句，“南园”为古代一座著名的园所，明洪武、嘉靖年间，各有五位名士在园中修禊宴游，分称“前五子”和“后五子”，合称“南园十子”。这是借用比喻为将来“南园”修好，到哪里去找“阿咸”啊！阿咸即“阮咸”，魏晋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这七人中，阮籍年长，是叔公，阮咸年最幼，是侄儿，故后世多通称贤侄子为“阿咸”。
吉大文中举的试帖诗
吉大文24岁考中举人，乡榜第四十九名。旧时科举除了做八股文之外，还要做试帖诗。试帖诗之开例始于唐代。我们熟悉，钱起的《湘灵鼓瑟》就是当时考进士的试帖诗。其最后两句，“曲尽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历来脍炙人口，今人则解析为“江青”获名的出处。唐代还没有做八股文的定制，是故做试帖诗就决定了一个学子的终生命运。
孙惠公先生讲解，试帖诗一般分为五言律、七言律、排律等。四韵至八韵为五七言律、十韵以上至数十韵百韻为排律。按照清朝的规定，试帖律诗，与一般律诗形式相类，根本区别在于内容。一般律诗义在“我”；试帖诗义在“题”。一般律诗不可无“我”；试帖诗不可无“题”。试帖诗的内容结构：首联破题，次联承题，三联起比，四五联中比，六七联后比，结联束比。与八股文格式完全对应。全诗或实作正面，或阐发题意，主次相承；或从题外推开，开合呼应。全章之法，由浅入深。由虚及实，有纵有擒，有宾有主，相题立局，不可凌乱。总体要求，在题上生情，扣题下笔，不可一句与题无关。得字官韵，必于首联押出，一韵不稳，害及全章。其束缚之严，令人望而生畏。
孙惠公先生，递给我吉大文中举试帖诗的原文，并一一指点解读给我们听。吉氏的原诗是：
赋得江风吹月海初潮，得潮字五言八韵
浩荡诗怀壮，凌风跨碧霄。
何当江上月，遥接海边潮。
桂魄光明灭，芦花影动摇。
青鸟群乱绕，白马气方骄。
玉宇流云涌，银涛逐浪飘。
猛思连弩射，狂欲举杯邀。
槎客途曾识，舟人语渐嚣。
欣逢口口恩湛渥，万派共来口口朝。
现在，我们可以借重孙老先生指点，一句一句来解读。
首先讲题目，诗题极长，“赋得”是出题的助语，一般定格如此。“江风吹月海初潮”，实际点明三个事物：“江风”、“明月”、“海潮”。这是核心。把这些似有联系，而又各自独立的事物，联在一起命题——“江”在陆上，潮在海洋，“风”在空中，“月”在天上。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评之为“怪题”、“难题”。下面言韵律格式“得潮字五言八韵”。“潮”字是官韵，五言八韵是官律，不可或违。有一处疏忽，就全篇尽废。
下面是诗的依次联句。
“浩荡诗怀壮，凌风跨碧霄。”首联，言诗怀浩浩荡荡壮阔如江海；做诗人的才思，乘风飞向九霄高处。点出了“江、海、风”，暗含天上（碧霄）明月。这是点破诗题。
“何当江上月，遥接海边潮。”次联承题，“江月”接“海潮”，乃巧妙的联想，江河归大海，江上的月亮，流到海中，贴切自然之至。
“桂魄光明灭，芦花影动摇。”三联起比，“桂魄”言“月”、“光明灭”言月亮被风吹的流云忽掩忽开所影响，时明时灭，隐见“风”字；“芦花影动摇”，芦花长在江上，“影动摇”足见有江风吹来芦花才动，有月才有影。此联起比极妙。
接着，四、五联为中比。四联“青鸟群乱绕，白马气方骄”，“青鸟”传为王母所乘；故事见《山海经》，隐示“海”字。相传汉武帝时，王母降人间，有二青鸟如鸾夹侍王母旁。此句有暗中借诗拍马屁味道。“白马气方骄”，白马，指白色的马，古人多宰白马歃血，用于祭河，隐喻一个“江”字；又传汉代公孙瓒，在幽、并间出入，常乘白马，而关羽又斩颜良于白马津（江口边）；还有曹操之子曹彪封“白马王”。说“白马气方骄”，借助历史故事人物又不离开江水。五联“玉宇流云涌”，写自然天象，而离不开“风”字，有“风”才有流云；“银涛逐浪飘”，银涛喻月下海涛银白色，紧扣“海潮”与“月光”。这二联构成诗的中比。
以下，六、七联为后比。六联“猛思连弩射，狂欲举杯邀”，前句言吴越王钱俶调十万弓弩手猛射浙江潮的“钱王御海”典故，离不开“江、海、潮”三字；后联言狂放如李白，要“举杯邀明月”，紧扣“月”字。七联“槎客途曾识，舟人语渐嚣”，“槎”与“舟”均在江海之上，舟人在月下交谈，说话愈来愈多。以上二
联作后比，也妙。
结联束比。“欣逢口口恩湛渥，万派共来口口朝”，此联为习惯的套语，均以歌功颂德为主，但也不忘题目。“恩”、“朝”二句之前空格，为表示讳尊。因为“恩”与“朝”均属于皇帝专有，故空格示敬。“恩湛渥”言恩深且厚重，像江海那样湛蓝博厚也，江海万派归宗来朝，扣紧题目，与起联首句遥相呼应，天衣无缝。
细细推详以上这首中试帖诗，既说明八股诗文考试之繁难，也说明吉大文学养才气之不凡。
戊午讨龙
在回忆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史事时，孙老讲述了“戊午讨龙”的本末。
“戊午”指民国七年（1918年），“讨龙”指讨伐龙济光。民国七年崖县的“讨龙”运动，风起云涌。龙济光是什么人？他是袁世凯的心腹。袁氏篡夺民国“大总统”座位后，着手扶植党翼，阴谋复辟帝制。他撤掉国民党人胡汉民的广东都督兼民政长职务；任命龙济光为广东都督，加衔振武上将军，晋封广东郡王。龙济光在广东竭力镇压革命力量，气焰嚣张。民国五年，在全国讨袁声中，袁氏羞愤而死。其时北洋军阀政府趁乱非法解散国会。民国六年，孙中山联合南方讨袁势力，在广东设立军政府，就任大元帅，进行护法斗争。依靠讨袁军驱逐袁氏盘踞广东的死党龙济光。但龙氏此时又接受北洋段祺瑞政府的委命，就任两广矿务督办；并率他控制的“振武军”（也称“济军”）占据琼崖，自封为雷琼巡阅使。民国六年，龙济光一占琼崖，就在2月1日，指派他的心腹沈辉来接替张吉鲲任崖县知事（县长）。因为龙某重视崖县在琼州南部这块形胜之地，想着手经营作为他的基地之一，与海府形成犄角之势。沈辉带了龙济光所属振武军100名来崖上任。新任县长带兵接印，实际上是搞武装割据，对当地人民进行武装恫吓。振武军入驻在县城真武庙。同年10月，沈辉急急忙忙拍卖官产（房产、田庄），售价连照费价共获光洋4212元。按规，这笔钱应当上缴省财政厅，但沈辉却直接交给龙济光私吞。此事作为导火线，直接引起当地革命党人的公愤，讨龙战争立即爆发。其时，崖县籍国民党人王鸣亚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任内政部主事，奉孙中山之命回琼讨龙。王鸣亚先回老家三亚，组织常胜军300人，自任统带。首先向龙济光安插在崖县的爪牙沈辉开刀。是年11月，王鸣亚所部从三亚起拔，日夜兼程急行军百里，长途奔袭县城。其时，崖城绅士林作霖组织义民二百人，在城内响应，封锁振武军的粮道水源，隔断其与县署的通讯联系，使之完全陷于孤立；五都举人郑绍材，率团练局150人在城郊声援。三方内外夹攻，旗鼓交加，困守真武庙一隅的振武军遂成瓮中之鳖，束手就擒。100兵员，全被缴械。沈辉连夜挟官印潜逃，崖县各界临时推举郑绍材任代理崖县知事。民国八年（1919年），县署向省府报捷。民国九年，省长陈炯明（当时尚未公开叛变孙中山）加委王鸣亚为粤军义勇军第五路副司令。
崖县“戊午讨龙”取得全面彻底的胜利。这是本地革命党人，依靠人民大众，进行正面斗争谱写的光辉篇章，值得永远纪念，热烈歌颂。
《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
20世纪80年代末，三亚市党史办着手编写《崖县革命斗争大事记》。其时，党史办系符群同志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为了搜求史料，符群同志与我二人，亲赴拜访孙惠公老同志。孙老热情地接见我们，给我们口述了很多宝贵近代现代史料。他递给我们一纸手抄的《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孙老说，该《宣言书》曾发表于《琼崖旬刊》第六期，影响很大。由于当时报刊有限，而这一《宣言书》又十分被人们重视，且发起宣言者皆为崖县进步青年及开明的社会名流，是故有极多版式的传抄本。孙老自言，《宣言书》发表时，他已11岁，是五高学生，认字知理，故随大流传抄一本。他年长参加革命工作后，正是日本侵华，国家危亡之秋。回头读到《宣言书》，更觉得酣畅淋漓，文字也易读易记；想见先觉之士，十几二十年前就已奋起抵抗日人侵略恶行，殊堪钦佩。是故在战争年代，他也设法再抄传稿，直保存至今。符群同志与我听了讲述，看过抄稿，十分兴奋。为慎重其事，经孙老提示，我们二人又再去海南档案馆，查找第一手资料。果然在该馆旧史料（32）卷，《琼崖旬刊》36期，发现《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原文，与孙老所提供的抄本相同。该刊还附有《崖县测勘西沙群岛委员陈明华报告》全文，互为印证。我们党史办当时将此事写入《大事记》，及其后成书的《崖县革命斗争史》。但限于篇幅，不能将《宣言》、《报告》等详载。又当时《琼崖旬刊》用的是繁体字，标点也沿用旧法，今天的读者阅读必当有不少麻烦。我特将《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原文译抄于下，并附带作一些典故注解，以飨读者，并保全史料于永久。
琼崖公民对西沙群岛危亡宣言书
窃以山河破碎，壮士兴悲。天下存亡，匹夫有责。迺①者，倭奴觊觎我西沙群岛，设立实业公司，利用狗彘不食之汉奸，出名顶替，实行经济灭国之手段，剥我体肤。同人等为此懼。用敢泣诉同胞，冀②念神明华胄之本源，同属一脉；抱兔死狐悲之隐痛，莫作旁观。共筹对付之方，先褫③奸人之魄；则国家前途，实所利頼。缘我西沙群岛地属崖县，密迩④榆林，磷矿之富，可不赘言；惟其位置之重要，实系一国之兴亡：故以地势论，榆林为我国南方之门户，扼航路之咽喉，而西沙为榆林出入之屏蔽，相依齿唇。矧⑤丁兹列强角逐，海上争雄已共趋于太平洋中。为日人计，不得不在我国南海岸线求一根据地，以为对抗地步。故日本人眈逐于我西沙群岛者已非一日。前清末季，日人曾实行侵佔。经政府严重交涉，始获取回⑥。前事不远，谁岂能忘！然日人野心不已，无时不狡然思逞。惟以我国人非尽梦梦⑦，故不敢公然肆凶。于是出其欺骗手段，利诱奸商何瑞年等，设立公司；假开矿为名，阴行其图谋之诡计。在日人侵略政策，路人皆知；在奸商狼狈为奸，实同揖盗。迺我琼公民团体，诉呈当道，不获俯谅苦衷；彼奸商更饰词辩诉，淆惑视听。讵知工人二百余，尽是日人；轮舶往来，皆为日船。即号经理之高瑞南，以及股东之梁国之、徐田等均係日籍。管理设施，皆彼操纵。近更运载日兵百余，前往保护。如非日资，何以拱手授人以柄？是该公司之内黑幕岂能尽掩人耳目耶？总之，狼贪成性，顾一已而罔恤⑧卖国丧权，狐媚为心，利个人而居然引鬼入室。实不啻⑨代垦日人之殖民地也。西沙而入日人之掌握，则琼崖海权随之尽失；琼崖且将随之偕亡。琼崖亡，则我国南方舆图，能不为之改色乎？！国破家亡，于斯朕兆。同人等兴念及此，悲虎伥之作废，呼天无路；痛主权之丧失，力竭声嘶。兹觅得崖县委员当日测勘西沙报告全文，读之令人发指！爰用濡墨陈词，直抒胸臆。我海内父老兄弟姐妹，不乏忠义之俦，当能本良心之主张，共图挽救。恳政府迅予注销该公司，并予以惩治国奸，以警将来，是诚中国之幸也。若政府仍听奸言，不顾民意，则我琼民激于义愤，誓必以最后五分钟手段，为无可奈何之对付。他日肉搏西沙，血飞琼海，争主权于万难，还河山于一发，是平生期许之志，而敢与同胞共朂者也。皇天后土，实鉴斯言。我父老兄弟姐妹，其共谅之。谨此佈闻。
琼崖公民代表：
张启经 吉采 麦上椿 黄敦复 邢福麟
麦上玺 林泉 黎茂荣 黎茂宣 秦匡洲
何绍沅 黎毓璜 李福海 邢国玺 陈起贤
罗业新 吉章简 王大宣 梁志刚 黎毓璋
陈世训 郑绍仁 林家扬 韦大康
病榻诗寺心
——纪念革命老前辈、老诗人孙惠公忌辰两周年
周德光
2002年6月9日上午，孙惠公老自言头部不适，子女辈急忙将他送入三亚市人民医院诊治。孙老一向重视身体锻炼，步入中老年时，仍天天跑步做操三个小时以上。他常常对我们说：“我信奉生命在于运动的格言，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尔辈青年人，要记住这个道理。”到了暮岁，因身体条件限制，不能跑步了，但做操是坚持不息的。91岁时，仍精神矍铄，天天步行上老干中心，参加各种活动，既不坐车，也不拄杖，“安步当车”，让人赞叹不已！到了2002年，他毕竟是高寿92岁了，出现一时性的头部不适，医生认为是常见的老年症，问题不大。但照过CT，确诊为大面积脑梗塞，入住老干部病房。他的子女辈极多，日夜轮流伺候。医院当然也派专门的医生、护士负责护理。省市领导及孙老的战友朋友们接踵来医院看望。
初入院几天，孙老曾陷入昏迷状态。为配合医生的药物治疗，在病房伺候的子女辈，千方百计要唤起孙老的生命记忆。起初的办法是，低头贴着他的面颊，张口贴在他的耳朵边，大声自报姓名呼喊“阿爸，我是××，你还认识我吗？”孙老对子女辈一贯亲和爱护，一闻呼唤，立即高声回应。但这一次，似乎不灵，常常是默不作声，没有反应。其后，大家琢磨找另一个方案，改口叫他背诵诗词。不知是由于治疗了几天药物起了作用，还是诗词与孙老的生命结下不解之缘，这一回来劲了，提起诗词二字，孙老就睁开双眼会意，并且放开腔调哼起来。有好几次，他居然从头到尾把《木兰诗》（或称《木兰辞》）背诵出来。一天，我也伺候病榻前，恭待应答，听他背诵《木兰诗》。全诗有三百来字，我边听边默对，真的一字不差。孙老为何对《木兰诗》情有独钟？原来，在他少年读五高时，就已背熟此诗，深为花氏女子代父从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与英勇善战的英雄形象所感动，时时念诵口头；参加革命以后，也曾引用诗中的一些句段，激励将士们的士气。
记得2000年，孙老尚未患病，我上门候安。老人家当然知道我是弄文史的，就直接同我探讨《木兰诗》。孙老道，《木兰诗》系乐府《鼓角横吹曲》，为北朝民歌；后来，也有人疑为唐人作。他13岁上五高时，已将此诗成诵。16岁上崖中时，曾与任教的语文老师共同探讨此诗。孙老详细告诉我们：他的语文老师同他都有一致看法：从现在流行的《木兰诗》看，的确是民歌格调，但中间一段，肯定有人动过手脚。比如，开头言准备从军，机织声、叹息声都描出来了；买鞍马，东市、西市、南市、北市一一铺陈。诗的结尾，言木兰荣归的喜悦，姐姐理红妆，小弟杀猪羊，父母相扶将，都是口语笔墨，写的十分细腻、贴切。中间一段写征战过程，应该很长，很复杂，但却只有粗线条的几句话：“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这些句子文绉绉的，同全诗极不和谐，显然是文人拦腰斩去原诗好长一段，然后用诗的文言，概括了漫长、艰险、曲折的过程。“万里赴戎机”，多么遥远的征战；“关山度若飞”，多么惊险的关塞；“寒光照铁衣”，多么艰苦的战地生活；“将军百战死”，多么残酷的战争现实；“壮士十年归”，多么杰出的英雄人物；这其中一定有极多动人的细节，可惜被文人删掉了。多年前，我聆听过孙老的以上这些精彩解读，如今在病榻前再听孙老重背《木兰诗》，回味往事，倍觉得鲜明、深刻。
写到这里，当然要谈一下，孙老作为一位地方老诗人的掌故。他是1988年海南省诗词学会成立时，较早一批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当年，中华诗词学会正式会员整个海南地区有32人（三亚有四人）。海南省诗词学会在戊辰中秋节（1988年）成立，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许士杰兼任名誉会长（他同时也是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孙老当时已79岁，还亲身去海口参加成立大会，并赋诗纪盛抒怀。1993年，孙老的诗集《梅山吟草》出版。那时，老人已84岁高龄。有眼疾，手发颤，读写困难。故命蔡明康同志与我为他的诗集校对。《梅山吟草》收诗160题、191首。（以后出续篇，再存诗一百余首）我们校完稿本，曾经想过要写一篇评价文章，旋而自感学力、笔力皆不够，遂住手。
孙老此次病榻吟诗，除了背诵《木兰诗》外，当然也断断续续吟读《梅山吟草》中的一些章句。但要说明，他不是像背《木兰诗》那样，整篇诵读；而大概是选择他自己最感兴趣，或最为得意的句子，吟读出来。根据我的记忆，他零零星星反复吟诵数次的句子是：“长征快马更扬鞭”，“民安然后见天安”，“前线同时是后方”，“菊花哪比稻花香”！这些句子，我印象最鲜明，感受最深刻，随听随记，明白无误地写在我每天的日记中。现在，我有工夫去整理旧时日记了。依据日记本上，这些不完全的记载，就让我们尽可能地复原多年前诗作的全貌与诗人的心境吧。
“长征快马更扬鞭”，系《梅山吟草》所载七律诗中的一句，诗题为《1952年在北京怀仁堂参加中央元旦团拜》，原诗如下：
怀仁堂上贺新年，
礼让雍容气蔼然。
北斗泰山尊领袖，
五湖四海识时贤。
生平多少人间福，
此际宛如世外仙。
无语可宣荣幸感，
长征快马更扬鞭。
1952年，孙老作为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光荣晋京，参加中央元旦团拜，宴贺于怀仁堂。那个年代，有机会赴北京的人，少之又少。孙老晋京，荣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非同寻常，故而赋诗志喜。从诗作的意境、情思、律调与炼句看，非常老到而感人：怀仁堂上，金碧辉煌，雍容礼让，泰山北斗，高仰天垣，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开国元勋，著名将帅，众星熠熠，环护拱卫。人间盛况，神仙境界，叹为观止。来自天涯海角的边疆使者，怎能不激动欢呼？如此恩隆，如何报答？唯有快马加鞭继续长征。这是多么高昂的气概！一篇律诗二十八字，概括了开国初期的元旦盛况，真不愧为大手笔。至于韵律的铿锵，情调的轻松，节奏的欢乐，我们是可以品味得到的。孙老病中反复吟诵“长征快马更扬鞭”，当然表明了他对1952年晋京谒见领袖一事的重视；表明了他对诗作的自我期许与余生自励；同时也意在训勉我们这些晚辈，要前赴后继，长征接力作来人。语重心长，令人感奋不已。
孙老记忆最深的还有1966年他以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率领广东省民族代表团赴京观礼。这一回，他诗兴更浓，一口气写了十二首诗。其中，第一首小题作《天安门》，诗曰：
金水桥下御河寒，
傍依宫墙一片丹。
紫禁城头今不禁，
民安然后见天安。
天安门两侧是各省代表团观礼台，此诗写观礼感受。金水桥犹在，但王朝已覆亡，御河寒冷；“傍依宫墙一片丹”，这里，今天又是新中国的首都，对历史建筑文物妥加修缮保护，红墙碧瓦，雄伟壮观；紫禁城再无往日禁锢镇压的阴森恐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当家作主，全国各地的人民使者，云集在此观礼，天安门一片欢乐的海洋，结句是诗目，讴歌盛世，“民安然后见天安”，突出主旨，写得多么精彩！
“前线同时是后方”，也是《梅山吟草》七绝诗中的一句，原诗作：
向日梅山史页光，
送夫送子赴沙场。
坚持革命宁焦土，
前线同时是后方。
显然，孙老作诗歌唱自己的家乡——革命红色老区梅山。其中不乏思乡念亲之情。结句也系神来之笔。我常常日夜吟味，百回不废。我认为写梅山革命史，至今本地区尚无一人能超越这样的高度概括，热忱赞美，以史入诗的笔法：一个革命老区，面对敌人的围困、封锁、镇压，时时刻刻要与强敌做殊死的搏斗，实际上处于烽火漫天的前线。同时，又要作为后方根据地，起着保障供给，支援掩护的堡垒作用。试问，谁能用其他的七个字，最突出、最简练地表达这样鲜明的主题？“前线同时是后方”，这就是诗的锤炼，诗的艺术语言。
孙老病中吟诵最多的另一句诗是：“菊花哪比稻花香！”诗句出自《梅山吟草·戊辰年重阳节有感》。全诗是：
风凉气爽又重阳，
雨后山光映水光。
老眼喜看新世界，
穷乡欲变大康庄。
楼台遍地登高便，
酒肆傍街得句狂。
且为秋成歌一曲，
菊花哪比稻花香！
我们当然记得，戊辰年是1988年。上面说过，是年孙老加入中华诗词学会，诗情汹涌，心神非常愉快。看他这首“有感”，口调轻松，音律畅美，余韵余味，绕梁不辍。“风凉气爽又重阳，雨后山光映水光。”孙老晚年居家颐养，他的住宅濒临临春河，面向临春岭，雨后风光如画，当系写实。这与唐人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一样，属于同一类朴实无华的佳句，表明孙老对自己的晚年幸福生活是满意的。“老眼喜看新世界，穷乡欲变大康庄。”孙老20年前就已预言“大康”“小康”生活，相信很快会成为现实；“老眼”亲看新巨变，足以慰藉自己战斗60年梦想实现的目标。“楼台遍地登高便”，言三亚繁华，高楼林立，老人重九登高，无需再去爬山了；他兴致浓浓，踱入就近酒家，痛饮一杯，叩壶赋诗，其乐陶陶。“得句狂”，实写孙老加入诗词学会后，灵感勃发，诗情难禁，几乎到了发狂的地步。精华在结句：“且为秋成歌一曲，菊花哪比稻花香！”我们知道，古今诗人颂秋爱吟菊花，而孙老一改昔人旧习独咏稻花，报道今岁秋成好，国计民生最关情——“菊花哪比稻花香！”，这样入世入俗的警策之笔，几欲令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意境方面，稍逊一筹。
写作《病榻诗心》，我脑海中浮现出孙老重病吟诗时，脸上绽开的和蔼、幸福的笑容。这足以说明孙老对诗词的热爱，也可见诗词的巨大力量：它可以熏染灵魂，可以唤醒失忆，可以疗病扶危。2005年12月17日，孙老与世永辞，老诗人的远行足音，似已逝去。但诗心恒热，诗声永在，斯人已矣，风范不谢，是足以告慰于后人矣夫！
风范长存启迪后人
——追忆孙惠公老人的革命人生
陈斗明
著名诗人臧克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老人孙惠公，虽然已与世长辞，但他还活在人民的心中。
孙惠公老人久已盛名远播。上初中时，我就曾经听过人们讲述他为革命事业赤胆忠心、与群众同艰共苦等等许多感人的故事，但那时候却只闻其事不知其人。
恰巧，20世纪80年代初，在采访一次重要会议时，我幸运地见到了慕名已久的孙惠公。他身体结实，额高脸宽，衣着朴素，待人平和，与他交谈，话语没有官腔官调。眼见为实，昔日听说的故事里的孙惠公，果然名不虚传。我心中油然而生对这位对党忠诚、爱国情浓、爱民情切、德行卓著、人品高尚、心灵高洁、堪称楷模师长的深深敬意。
从那以后，和孙惠公老人的接触更多了，我经常抽空到他家里拜访，聆听他的教诲，听他讲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解放后参军参战参政的动人故事，他高尚的品德、和蔼的性格深深地感染了我。
古往今来，得人心者得天下。民心所向才能政通人和，国泰民安。革命老人孙惠公永远记住了这个历史真理。他从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党、政、军里分别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不管在腥风血雨的抗日战争年代，还是炮火连天的解放战争时期，他为“官”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在革命征途中与五湖四海的战友们携手并肩，志同道合，一道走向革命胜利的彼岸。1942年6月，孙惠公担任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乡长。在那白色恐怖、政局混乱、人心涣散时期，他大智若愚，以德施政，以德律己，以德惠民，赢得了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巩固各村庄的基层组织，认真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参战，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发动梅山人民种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等等，战胜了敌人的层层封锁，捷报频传，被群众称为“亲民乡长”。1946年秋，孙惠公担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以平易近人、处事谨慎、宽容大度作风取信于民，和县委委员何赤、孙珠江、陈明纲等同志情同手足，工作中相互配合，生活中互相关心，同患难共命运，认真贯彻落实海南区党委书记冯白驹下达的“收拾山区崩溃局面，恢复建立山区党组织，建立山区根据地”指示精神，分头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促使崖县各区乡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
革命老人孙惠公的高尚人品，是他在几十年革命的艰难险阻中舍生取义、出生入死铸就而成的。1941年夏秋期间，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在尖峰岭黑眉山与日寇激战七天七夜，我军在人力、物力、军火大量消耗，补给困难的情况下，被敌人团团围困，如果不早点突围，那么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这时，崖县县委决定派孙惠公和县委委员李大和赶赴黑眉山战地寻找并带部队突围。孙惠公、李大和两位同志临危受命，向党组织保证，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完成任务。于是，他和李大和俩人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冒着阴雨摸黑翻山越岭，躲开了日寇和国反兵的重重封锁线，终于找到第三支队张开泰队长等领导，共同研究部队从尖峰岭突围转移到梅山的路线。在孙惠公的带路下，经过了三天三夜的急行军，部队征服了艰难险阻的路程，胜利到达了革命根据地梅山。部队到达长溪时，孙惠公立即打开自家的粮仓，除供给三支队全体战士吃饱外，还发动群众碾米，为每个战士装满米袋，准备足够“长征”到六连岭革命根据地的粮食。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整期间，孙惠公积极参与发动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军民情如鱼水。当支队领导和县委肯定他的功劳时，他却谦虚地推辞：
“应该把功勋记在支队领导上，记在战士上，记在群众上。”不唯功，不图名，只为革命事业作贡献，是他高尚人品的真实写照。
把生命留给别人，让危险留给自己，也是彰显孙惠公对革命对战友的高尚品德。1941年秋的一天夜间，孙惠公和县委书记叶云夫、县委委员何赤、军医陈作霖等四人在老陈田村处理琼纵三支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的时候，突然被日寇包围，村里村外枪声四起。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孙惠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誓死保护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县委委员何赤的安全。于是，他和堂姐夫陈作霖从另一个方向突围，并把敌人引向自己的突围方向追赶，达到掩护叶云夫、何赤俩人安全突围的目的。他手拿两支驳壳枪，腰间揣着四枚手榴弹，和陈作霖一起，边向敌人开枪边突围，吸引敌人主力并被包围在一个阴森森的深山坳内。堂姐夫陈作霖因身材高大肥胖，跑动速度较慢被敌人击中，当场牺牲。孙惠公却迅速跃入一个密密麻麻的荆棘丛中潜伏，忍住蚊虫叮咬，一动不动地匍匐在地上一天一夜，第二天深夜他躲开敌人的围剿，忍着饥饿，冒着危险，终于回到了梅山革命根据地县委所在地。当他得知叶云夫、何赤两人安全突围的消息后，心头悬着的那块重石落地了。
孙惠公一生淡泊名利，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尖峰岭黑眉山战斗”、“石碌美孚村战斗”、“石碌老马村铁路伏击战”、“乐东青岭仔战斗”、“梅山关公庙战斗”、“解放九所村战役”等近百次战斗，战绩卓著；期间，他还担任过抗日民主政府乡长、琼纵二支队副官、县委书记、县长、南区地委秘书主任等党政军领导，是一个有战功、老资格的革命者。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乐东县县长、海南行政区民委副主任等职务，却从不向组织伸手要官，一切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脚踏实地做好工作，更加体现孙惠公“淡泊名利”不争权势的革命本色。
孙惠公的爱妻郑联英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直跟随孙惠公出生入死闹革命，她曾担任梅山乡和礼智乡的妇女主任，为革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解放后，党和政府曾多次考虑安排郑联英的工作和职务，但每次都被孙惠公以妻子年龄偏大、文化水平有限，婉言谢绝组织的关照。他时常教育妻子要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本色，安心农村生产劳动和生活，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睦相处，响应党的号召，为社会主义建设多作贡献。
慷慨解囊，助人为乐，是人们传颂孙惠公的又一风范。上世纪50年代，孙惠公工资级别较高，但他勤俭节约少花钱，除了每月安排家庭生活和孩子读书的费用外，都要掐紧手头，把每月节约积攒的钱，一部分支援革命烈士的子女们读书，解决他们缴学费和生活费用，还给他们购买衣被；一部分供给革命堡垒户、烈属遗孀和伤残战士，解决他们家庭生活的困难，逢年过节还要送钱给他们买物添衣。
孙惠公一生为革命铁骨铮铮，大义凛凛，永葆革命晚节，口碑甚佳，从不以自己的职务和私人感情为子女谋私利。孙有立是他最小的爱子，大学毕业后，在广州军区某部队服役。原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符哥洛，是孙惠公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主任时的地委书记，他们两人亲密无间，情谊深厚，几十年书信往来，经常联系。孙惠公要是通过符哥洛的关系，为儿子孙有立铺路搭桥，提官升职，可谓易如反掌。但是孙惠公从不在给符哥洛的书信中透露过儿子在部队服役的情况，也不在拜访中谈起此事，只是鼓励儿子安心服役，严格遵守部队纪律和作风，谦虚谨慎，发扬革命传统，争当合格军人，为国防事业建设多作贡献。孙惠公老人在世的时候，省市领导经常到家里慰问他，他从不向领导提出个人要求，而是经常提出如何把梅山老区、把三亚市、把海南省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的建议。
孙惠公老人已经离开我们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感人至深的革命事迹，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谨以此文聊表对革命老人孙惠公的怀念，愿革命老人孙惠公的德行、人品、功勋永载史册，彪炳千秋，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同晖，启迪后人。
（原载2008年1月31日《三亚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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