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解放前夕，我在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当秘书主任。1950年初，我和地委书记符哥洛出发崖县，协助搞“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在崖县委讨论后，我们分头到崖县四五联区黄孔乡协助工作。一月下旬大约春节前十天左右，我到达黄孔乡，和我从地委来黄孔乡的有通信员一人、公务员一人，他们的姓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通信员是东方县讲村话人，是我出发时组织上从地委警卫排派出的，平时叫他“老翁”，但他姓名我忘记了。公务员是个十三四岁小伙子，姓名也忘记了。
  当时崖县四五联区敌军撤走不久，算已初步解放，但地方封建势力还没有摧毁，反革命未肃清，我们机关还没有驻定地址，工作上还是游击状态。
  我初到黄孔乡黄流村的时候，已经有中共崖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陈国风带一个工作队，和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等首先在那里指导工作。
  我在黄流村参加工作大约六七天，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晚上睡觉的地方不定，都是临睡时由乡干部带到村中群众家去，我和何施仁区长常睡在一起。
  在黄流工作中，据乡干部反映，黄流上层分子孙俊卿、邢诒河两人对民主政府非常不满。乡干部感到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不好工作。当时为了集中力量搞中心工作——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他们如果不是公开反抗我们的，采取尽可能的争取稳定他们的统战策略。孙俊卿当时是黄流中学教员，抗战前做国民党工作，在崖五区有一定的威信，和我同姓，我少年时已认识他。邢诒河读崖中时和我同学，当过国民党匪军营长，辞职回家，不久前曾被我县政府逮捕，释放后当黄流中学教员。
  为了协助乡村干部作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争取教育工作，我曾分别找孙俊卿、邢诒河座谈，说服他们尊重乡村干部领导，服从民主政府法令，两人各谈过一次。都是乡村干部带我到他们家去的，我的通信员也同去，记得一人是符堂义，另一人我已记不得。
  和孙俊卿谈话中，了解孙俊卿对乡长高俊德很不满，不满的原因是1949年国反匪军撤走后，高俊德带人放火烧了黄流中学，使当地教育受损失。我解释让他知道这不是高俊德个人的行为，是他执行上级指示，在战争中破坏一些可供敌人利用的设施，是必不可免的，这间中学校舍是日本鬼子的兵营，不是国反政府的中学，不能被国反匪军来利用，我们要赶走敌军，势必在这里打仗，会使群众受危险，烧掉它不给敌人利用，对群众有利。解放后我党和民主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将来这间中学会办得更好。我这样解释，他表示没有意见。
  至于邢诒河的不满态度，不容易说服，他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说他已放弃国民党军官职回家务农，我乡干部不加区别，把他逮捕送上县政府监禁，他老婆因上山探望他，回家就发土水死了，造成他家破人亡。虽然也表面不敢反抗我们工作，但他因怀念老婆而对我不满的思想是不能消除的。
  我和孙俊卿、邢诒河谈话情形，当时回乡府就和高俊德、何施仁、陈国风等谈过。不过没有认真研究对这些人的工作方法方式来吸取经验教训。在黄流我还有不少同学朋友，但都是因工作，就不找他们了。
  当黄流村工作结束时，据乡干部谈及黄流中学校长郑联芳，说他离开学校很久，最近才回来，区乡干部对他不了解，又不肯接触他。这间中学在我解放区，是南区六个县解放地区中仅有的一间中学，有数百名中学生，我们不能忽视做它的工作。当时是寒假期，学生不在校，没有研究学生工作，但学校的领导有必要了解一下，尤其校长的态度怎样，正面了解一下是必要的。因此，我对在黄流工作的县、区、乡领导干部提出找郑联芳面谈的意见，区长何施仁说你们两人（指我和陈国风）去找他谈就可以了，我对陈国风说你是县委宣传部长，有责任管这间学校，你应该找郑联芳了解一下，地委也应该了解，我和你一起去找他谈下较好。郑联芳，我少年就认识，但不是较好的朋友，不是因工作我不需找他的。
  大约春节前三四天的一个黄昏时候，我和陈国风各带通信员共四人去黄流中学，郑联芳初见我们就热情握手，我介绍他和陈国风相认识，他请我们到学校办公室座谈，谈话的内容大概如下：
  他问：你们什么时候来了？住在那里？
  我说：来几天了，在这村里和乡村同志一起住。
  他问：庆墀哥（中共崖县委书记林庆墀）、应圣哥（中共崖县委员何赤）都好吗？他们住在哪里？
  我说：他们都好！住在乐东山区，最近都到外面来了。
  这些寒暄语后，我转问他一些学校情况，有多少学生，分多少班，什么时候开学等，他一一答复我，我继续问关于教员情况。
  他说：教员缺的问题不好解决，现在寒假快满，下学期快要复学，一些教员回家不再来，特别是大陆请来的教员交通成问题来不了，当地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补充。
  我说：主要是战争影响，大陆已解放，海南还打仗，大陆教员自然不想来。不过这是暂时情况，海南快要解放了，海南解放后问题就好解决。我继续问他，现在全海南都积极做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工作，你们学校要怎样准备迎接大军？
  郑联芳听我谈到海南快要解放这话，他马上说：海南不可能解放，大军只能过长江，不能渡海南，因为长江是线的防守，漫长的长江防线容易突破，而海南是点的防守，解放军就渡不得海。
  我反驳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全海南革命军民配合，把国反残军前后夹攻，国反军守不了，大军渡海很快就成事实。
  郑联芳见我驳了他又说：就算将来海南解放，全中国解放，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是不会死的。
  我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有解放区才能实现，国民党是实现不了三民主义的。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蒋介石卖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就符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解放区人民享受了充分的民主权利，这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权主义；解放区实现耕者有其田，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因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一致，许多革命的国民党人，才到北京去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郑联芳又说：看来世界战争是永远不能避免，同样中国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好，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也好，就是说苏联人民生活好，美国人民生活也好。
  我简单反驳说：不能以奴隶生活和主人翁生活相比较。
  郑联芳以上所谈，已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已达到我们要了解他的目的。我和郑联芳谈话时，陈国风也坐在一起交谈。我认为已达到了解郑联芳的目的，就离开了黄流中学，回到黄孔乡府。
  经过这次和郑联芳的接触，了解他的反动本质，才引起区乡干部更重视，警惕注意他的活动，才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崖县青年党书记，后来敌军反扑黄流时，他是放鞭炮迎接敌军的一人。解放后，人民政府综合他的罪恶，依法枪毙。
  在黄流村工作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转移到镇远村去，在镇远高道两村工作两天，就是春节前夜，全乡干部、工作队队员到抱本村进行总结。
  在抱本村总结工作时，我和县区乡干部生活在一起，晚上由乡干部带我和何施仁及通信员等到群众家一起睡觉。
  春节后，我接组织通知到官村（现在冲坡公社）去接头，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农历初四日下午我再来黄孔乡，到抱本村已见乡府在抱本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乡政府已告诉过我，我知道今天下午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的目的要求，并叫我在会上讲话。我接受他们意见，讲了一些鼓舞上层分子积极支持，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的话。会后我给陈国风、何施仁、高俊德等负责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强调要加强情报，警惕敌军反扑黄流。
  抱本村会议后，全体干部分头出发，我和陈国风、何施仁和一些干部、工作队员到赤桃村这一片工作，我和国风、施仁住在村民陈国甫家。
  在赤桃村工作约四五天，准备小结的那一天中午，忽听嘈杂的鞭炮声从黄流村方向传来，我查问群众是什么事，群众才告诉说，国反残匪军来到黄流了，黄流有人放鞭炮欢迎敌军。我听了这个消息，就停止小结汇报，全体同志从赤桃村的北面撤退。
  我们撤向金鸡岭边绕到抱本村后，恰遇乡干李耀辉、陈旺泰带领的佛老片工作干部和一些青年，从抱本撤出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在离抱本村后数里的地方休息，以便了解敌情。晚上有些同志已经准备睡觉，但敌情全不了解，我认为不能过久停留在这地方，就和陈国风、何施仁、李耀辉等商量，要再撤退到较远些的山地去。那里地形地势我不熟悉，因为我来黄孔乡这次才是第一次，撤到什么地方才安全，我心中无数，只由区乡干部提出撤到“手板坡”去。到那里已夜半更深了，有些同志已睡觉了，我放心不下，注意这地方周围是个荆棘丛，如果敌人来就无法活动，此时天黑得像要下大雨一样，我又和陈国风、何施仁等商量再转移。我已根本不辨方向，只相信区乡干部，跟他们去约数里路，到一间山边的小山寮里，大家才休息。当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谁，在黑暗中不知道。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首先起来一看，山外园地里不远的地方，隐约看见一群群敌军向我们地方跑来，我急叫：“敌人来了，快走！”大家才急忙起来收拾入山。敌人发现我们逃走，边叫“不要走”，边开枪射击。我和何施仁等二十余人撤到尖峰岭附近，下午才下山找群众了解这天敌人“扫荡”情况。原来昨天敌人到黄流后，半夜就出来“扫荡”，跟着我们脚迹到“手板坡”。当我们半夜迁移的时候，乡干部陈旺泰带一部分工作队员和部分新动员出来参军的青年到另一地方去睡觉，不和我们一起，被敌军“扫荡”捕去；乡府一位女炊事员撤退入山时被敌人扫射牺牲。这次战斗，被捕乡干部一人、工作队员三人、青年十余人，当场牺牲三人。县委工作队员孙亚九等同志被捕后，受尽敌人严刑，壮烈牺牲。
  在敌军反扑疯狂“扫荡”那几天暂时不能下乡工作，我和何施仁同乡干部讨论跟各片取得联络，先把动员出来的青年送上级转送部队，做好组织安全工作。第四天我接组织通知，就到官村后，会合符哥洛等同志回地委。
  以上是我1950年初，海南解放前夕出发崖县黄孔乡工作情形的回忆，由于时长日久，许多情况记得很不清楚，仅将所能记的记述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