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百载风云
——自传
孙惠公
1911年12月，我出生在古崖州——今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九岁，父亲病逝，母亲悲痛欲绝，但她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仍然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我六岁开始上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毕业后，先后被聘为梅东小学教员、月川小学校长、崖县教育经费管委会事务员。1934年秋，我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毕业后，又先后在崖县第七高小、第五高小和崖县初中预习班任教。
1937年7月7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传到崖县，我正好暑假还家，便邀同伴在梅东小学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后来建立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群众基础。暑假后，我回五高任教，参加中共崖县委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常在晚上邀同事到港门、保平、临高等初小的夜校去宣传发动抗日。这时，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常以商人的打扮到五高活动。五高校长何绍尧是中共崖县委委员，他们发现我在学校内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后，常让我看抗日小报，教给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8年春，国民党县长何定之巧立名目，苛捐勒索，光是已经加重了的田亩税就要提前征收3年—5年，崖县人民怨声载道，掀起抗税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多方串联，积极发动群众，当面驳斥国民党官员的剥削行为。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反抗下，挫败了何定之发国难财的阴谋。
1939年1月下旬的一个早上，何定之带着一群人马，狼狈向崖县西区逃窜。显然，日寇未到，国民党官员就弃城逃跑，岂不是留下一座空城拱手让给敌人！我愤怒极了，立即约同事任大屏一起写了10多张大字报和数十张标语，张贴在崖城、港门、临高等村的主要路口和市场，揭露和声讨何定之不抗日弃城逃跑的罪行。
2月14日夜，日寇在榆林、三亚登陆。18日夜，日寇占领崖县县城，不到10天全县沦陷。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数人商量，分头搜集到民间枪支几十杆，组成梅山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虽然不能立即与日寇进行正面战斗，但扰乱、破坏了敌人的交通道路、通讯设施。记得1939年秋的一个夜里，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吴东、胡安、王荣贵、孙毓高、蔡魁生、孙如燧、孙如惠、孙太治、孙关春13人，把梅山至中灶10余公里公路上的电杆电线全部破坏，将桥梁涵洞统统捣毁。日寇白天维修，我们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在这期间，还经常筹款筹粮，支援琼崖抗日独立队。
1939年10月，中共崖县委委员黎茂萱、何赤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40年1月16日夜宣誓转正。
1941年秋，日寇数次夜间到我家搜捕洗劫，由于抓不到我，便一把火把我家烧为焦土。
同年秋的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县委交代的任务，和县委委员李大和到尖峰岭，带领琼崖独立队第三支队突围。我俩爬山越岭，在尖峰岭北面的黑眉山找到了部队。那时，三支队已在黑眉山与日寇激战几个日夜，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情况危急，队伍必须向东转移，不用说要摆脱日寇的围追堵阻，就是要组织伤员长途跋涉，越过敌人封锁的地带也不知有多大困难。尖峰岭东几十里是乐东、崖县国民党的老窝，南面则是日寇占领的崖县四五区平原。我的任务是带领三支队通过这个地区，向崖县东路挺进。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不过这个地段离梅山游击队活动范围接近，据我掌握的情况，不久前日寇曾经进攻国民党盘踞的抱善基地。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抱善可能空虚，可以神速从这里通过。我的意见被三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张开泰等同志采纳，于是，三支队以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到达长溪。选择这个地点，我还有一个目的：给部队提供粮食，我家就在这里库存着两造粮食。我打开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三支队全队吃饱外，每人还把米袋装满。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根据县委的安排，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息。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情如鱼水，部队在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大部分得到补充。休息几天，夜间部队转移，我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这一夜，我们走东村访西庄，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突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我们分头突围，陈作霖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一天，日寇也同时“扫荡”梅东和水南村，黎茂萱同志和何绍尧同志分别在梅东和水南壮烈牺牲。
1942年6月10日，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委员何赤在梅山野外主持召开了梅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我当选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梅山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庄的基层组织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捣毁敌人交通通讯设施。日寇妄图扑灭梅山的抗日烈火，在梅山的镇海、长山、梅联仅6公里的地段上建立了3处堡垒，封锁梅山，不让梅山群众外出集市。党和政府发动梅山人民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用土法制火药，战胜了敌人的封锁。
1943年3月，崖县委调我和林庆墀等同志到尖峰岭黑眉山，会合感恩县委筹备建立崖感联县办事处。5月1日召开两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感联县办事处，林庆墀、王康宁当选为正副主任，我任秘书科长。我们三人建立了党组，建立地方武装。办事处就流动驻在黑眉山一带，使黑眉山成为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4年3月，崖感办事处取消，我调任琼崖南区军政委员会秘书科长。仅一个多月，军政委员会取消，我又调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任副官兼书记。
1945年初，部队在昌感交界的大槐山集训。一天早晨，我们接到中共感恩县委送来日寇向我军进攻的紧急情报。我军作好战斗准备，当日军接近阵地时，便集中火力大量消灭敌人。不久，敌人飞机四架轮番轰炸和低冲扫射，我军因隐蔽得好，无一伤亡。我和支队长符振中、政委符荣鼎等领导都参加了战斗。
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来琼劫收。在日军的配合下，国民党军队在尖峰岭制造了“土伦事件”，我崖县区党政机关人员大部分被杀害；驻感城的我琼纵二支队挺进大队八中队全队阵亡；国民党军又在石碌附近的美孚村进攻我二支队部。此时，我也随军参战。美孚村战斗，炮火连天，激烈地打了整整一天，我军伤亡不少。国民党挑起内战，我军不能老是被动挨打。美孚战斗后不久，驻在昌江马鞍村的我二支队部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新任支队长陈武英、政委陈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老马村铁路段截击火车。支队长、政委都到前线指挥，我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不少，俘虏很多，战利品一大批，是我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后来才知道，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也在火车上挨打。
1946年春，我调离琼纵二支队部，到海南区党委，区党委分配我到琼东定安联合县政府任秘书科长。那时候，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形势相当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我和战友们的足迹跑遍了琼东、定安各地。
同年秋，我调回区党委。区党委冯白驹、黄康等领导接见我和林庆墀同志。冯白驹同志指出：崖县离区党委驻地较远，区党委对崖县的情况了解不够。崖县文化比较发达，革命活动开展比较早，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过去崖县对建立山区根据地不大注意，经不起敌人的摧残。国民党第46军来琼后，崖县的工作已经崩溃，需要你们回去。你们的任务是：第一，恢复建立党组织，收拾崩溃局面；第二，建立山区根据地再向平原发展；第三，开展学运工作；第四，崖县敌人驻军多，敌军中的反战分子不少，要注意敌军中的兵运工作；第五，日寇在崖县时开矿山设工厂，要注意工运工作。因此，决定林庆墀同志为南区临委委员，我为崖县县委书记。冯白驹同志指示后，我向区党委要求，调当时在区党委附近工作的何赤、罗群、孙鹤林、林志龙、蔡大元、陈兴起、陈侃等同志和我一起回崖县，区党委同意了我的要求。
林庆墀同志与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到昌感崖联合县委，知道县委已于五月派陈明纲、孙珠江、陈虞、吴清尧、林志超等同志回崖县区收拾工作。在昌感崖联合县委，庆墀同志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中共琼崖南区临委同时成立，讨论我回崖县建立县委的问题，决定取消崖县区，成立中共崖县委，按区党委的决定，我任崖县县委书记。
1946年10月中旬，我回到崖县。10月18日，我在梅山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传达了区党委和临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何赤、孙珠江、陈明纲同志任县委委员。会议听取陈明纲关于收拾恢复崖县区组织情况汇报，同时调整任命了各区乡的领导成员。
县委各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乡工作。我带蔡大元等同志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动员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革命，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少数民族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县委建立不久，崖县各区乡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1947年春夏间，县委组建地方武装前进队。当时，枪支弹药不足，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制造地雷技术，指导梅山民兵制造地雷。我们带领前进队，利用土制地雷在九乐公路战斗中截击国民党乐东机关枪连，打死其连长。在拔除抱用据点的战斗中，地雷发挥威力，敌兵死伤不少，惊慌撤走，为建立山区根据地扫除障碍。
注意敌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崖县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参加革命，争取岁乐乡乡兵两名带枪投降。
国民党继承了日寇的衣钵，继续在梅山建立据点，控制梅山人民。1947年秋，我们组织破袭敌梅山据点的战斗。首先争取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排长黎明为内应，并报请上级派琼崖纵队南征队长吴之率所部来崖县支援。在我县前进队的配合下，乘着黑夜，消灭了驻扎在梅东村关公庙里的国民党中队，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
1948年4月，正当解放乐东县城的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我调任乐东县县长，在乐城前线配合我军搞坚壁清野工作，动员群众把粮食和一切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迁移到远离乐城的地方收藏，以断绝集结困守乐城敌人的接济。一天，忽接情报，榆林要塞敌军派美械装备的一个大队入乐城，企图据城顽抗。我军除留围困乐城守敌的力量外，大部分都集中到进入乐东的要道青岭仔进行伏击。我参加了青岭仔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这次战斗大量杀伤敌人，击毙了带要塞军入乐城的国民党少将新任乐东县县长。
6月，我调到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主任。
1950年春节后几天，国民党大批残军从大陆溃退海南，敌师长陈忠坚带一个师窜下黄流。这时，我和崖县委委员陈国风、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带工作队在黄孔乡工作。敌军突然向黄孔乡扑来，我们立即撤向手板坡。敌人连夜追踪到手板坡。黎明前，我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急忙呼叫大家进山，敌人乱枪扫射，我同志牺牲三人，被捕10多人。
4月30日，南区地委接到区党委电报通知，我军已进入榆林三亚。我随南区地委和专署5月3日到达榆林，参加大军128师军政领导会议。
7月，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和专署撤销，海南军政委员会任命我为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解放初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布告国民党官员登记认罪自新，成立集训所集中管训，并组织调查他们的罪行，分别给予判刑。
秋末，晚造收完，开始秋征公粮、购粮。我受命带征粮工作队到保平乡搞秋征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铺开解放后的第一次秋征工作。
秋征试点刚结束，我就带崖县人民代表到府城参加海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参加广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2月，我调任中共乐东县委常委、乐东县县长。这段时期的工作，着重开展农村的互助合作，兴修小型水利，发展生产，开辟市集，供给生活日用商品，发展经济贸易，开办学校。
这年秋天，我带乐东县人民代表参加广东省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省政府决定我和黎族起义首领王国兴上武汉参加中南民族工作会议。接着，上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议结束时正好是1952年元旦，早上，全体代表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
2月，我回到海南行署，传达了中央民委会议精神。行署决定由史丹同志和我筹备成立海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史丹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
1955年10月，为开辟莺歌海盐场，我被任命为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带勘探队实地勘测设计规划，处理盐场征地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盐场建成投产。为解决产品输出交通问题，8月，我调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兵开通安由港到莺歌海的铁路。海南行署和自治州政府决定从乐东、崖县、陵水、保亭四县共派8000民工，配合铁道兵参加铁路大会战，成立了安黄铁路民工指挥部，自治州州长林岳川兼任总指挥，我兼任副总指挥。
1958年10月，自治州撤销，陵水、崖县、保亭三县合并为崖县。我调崖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继续抓安黄铁路的建设，直接负责铁路民工的指挥工作。我和广大民工同铁道兵指战员一起，以铁路线为家，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终于完成修路任务，于1960年国庆节通车。
1962年，自治州恢复。10月，我又从崖县调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州人委党组成员。
1966年4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各民族代表团团长，带各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我们在北京参观名胜古迹，还到河北省沙石峪、山西省大寨等地参观学习改造山河的经验。
7月，我带着党中央的关怀，带着全国许多先进经验回到自治州，尚未传达贯彻，“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开始了，我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工作，任自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我焕发青春，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拨乱反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
1983年，我办理离休。可是，我一息尚存，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常以讲战斗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积极襄助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三亚市第二小学等学校聘我为校外辅导员。1992年6月，国家教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表彰我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见1992年6月26日《海南日报》第一版）。
解放40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正在兴工建设。
我喜爱以诗言志，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海南诗词学会、岭南诗社、通什诗社、三亚诗社，写了一些诗，歌颂祖国，歌颂党，针砭时弊。不过，年事已高，常感力不从心，真是：
自然规律不能违，
百岁人生总得归，
两袖清风知自足，
几行自述趁余晖。
1992年4月于三亚市
革命堡垒
——梅山村史和革命斗争史提要稿
孙惠公
梅山，具有光荣传统的抗日民主革命老区。这里背靠青山，面临大海，田地肥沃，一派生机。铁路上，火车傍村而过；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勤劳勇敢的梅山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装扮着自己可爱的家园。
解放前，梅山乡最大的村庄梅东村才有200多户人家，长期的战争摧残让这里交通闭塞，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饥寒交迫，凄惨荒凉，十年九旱，年年灾荒，奸商乘机掠夺，豪绅残忍剥削，疫瘴流行，民不聊生。梅山人民生活在无底深渊，挣扎在生死线上。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天又一天地盼望：红日照梅山，翻身得解放。
一唱雄鸡天下白，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梅山人民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家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看，劳动致富的红旗迎风招展；听，实现“四化”的战鼓震天作响。到处都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生产队文化室、农村宣传队越办越好，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无产阶级专政占领了农村阵地；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梅山人民坚定不移地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上。
可是，我们忘不了旧社会梅山人民的苦难，缅怀毛主席率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永远记住梅山人民为翻身解放进行的艰苦斗争，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还洒在家乡和各地战场上。为了方便我们了解梅山的过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担当起来，进行到底。我根据个人不完全的回忆，扼要记述我们村庄过去的事迹，供讲述历史的同志参考。这些还有待了解更多事实的同志来更正和充实。
至于革命斗争史，不能局限在一个村庄，常常关系到其他地区的事情，必须联系谈及，以便说明事实。
一、在暗无天日的年代里
解放前，梅山乡的梅东村是个封建残余浓厚的村庄，200多户人家，就有地主富农十多户，占10％左右。满清遗孽的封建门第为“奉政第”、“牧史第”、“大夫第”、“乐安堂”、“吟梅第”，“青云楼”等；还有公庙祠堂六间——文昌庙、关帝庙、龙王庙、祀孤庙、节孝祠、孙氏宗祠，一直保留至“文化大革命”前后才先后拆除。这些封建门第是地主的府第，公庙祠堂是豪绅恶霸父兄压迫统治梅山人民的小朝廷。这些地方洒过多少乡亲祖辈的血泪，是阶级压迫刑罚迫害贫穷人民的场所。解放前的私有制时代，乡村邻舍、人和人之间不断发生纠纷，争田占地、债务宿怨、口角相争等等经常发生，有时一天数起，大部分是所谓父兄或明或暗怂恿挑拨起来的。那些豪绅恶霸父兄之间，又有氏族宗派的钩心斗角，明争暗斗，往往把这些纠纷双方作为他们互斗的工具，又从纠纷双方的判理调解过程中获取利益。纠纷双方有时两败俱伤。恶霸父兄的判理要看钱看势，就是有钱有势才有理。贫穷人家常常是理屈词穷、含冤负屈；要是敢于据理反抗，就被捕绑吊打，或受刑，或罚款。得胜的一方对为其判理支持的父兄要感恩戴德，除送财物礼品外还要代做各种无偿劳动。没有油水可捞的常常吃大亏，要给田地或财物，或怂恿其打官司。年老的乡亲会记得孙毓祖、孙毓宗两个同胞老兄弟，为了争占一块不大的园地，竟打几年官司。毓宗控告毓祖，即弟弟控告哥哥，被贪官污吏抓孙毓祖坐监牢三年，结果两老兄弟同样倾家荡产。在私有制年代，财产常常要比兄弟亲，兄弟姐妹亲戚常常为争占财产而结仇结怨，这是旧社会存在农民意识的自私和狭隘，加上豪绅地主恶霸的摆弄，破坏农民之间的团结而被其利用的现象。
至于地主恶霸压迫贫苦农民的事，更是暗无天日，事实很多，下面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有个禽兽成性的地主，国民党的梅坊乡长孙亚某，夜半更深闯入蒋吴同房间。人家夫妇躺在床上，已经熄灯还未睡觉，忽见一人在他们身边躺下，并且摸着吴同的手臂要拉给他当枕头，吴同觉得奇怪问是谁，这人一言不答，挥起拳头巴掌打吴同。吴同不明不白挨打几巴掌，怒不可遏，手腕一屈把将枕在臂上的那人的脖子夹紧，接着还手相打，两人挣扎起来，那人被打倒又爬起，爬起又打倒，一起一倒，起起倒倒，打到门外，在朦胧的月光下，才认出是恶霸乡长。蒋吴同知道将有大祸临头，为了不吃眼前亏，逃避上山去了。伪乡长被挨打后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恼羞成怒，天还未亮，就纠集狗腿子去抓蒋吴同，没有抓到人就把蒋吴同全家生活所依靠的两头牛牵来在庭前绑上，把牛鼻绑得紧紧，挂得高高，草不给吃，水不给喝，用这样卑鄙的手段，逼迫蒋吴同上门向他认“错”赔“罪”，给他还仇消气，接受他提出恢复名誉的条件。蒋吴同人穷志不低，没有投入所设的圈套，两头牛就在伪乡长家里活活饿死。死一头，他就叫狗腿子杀一头，死两头就杀一双。牛肉配酒味道多好啊。炒的，炖的，他和狗腿子大吞大嚼，边吃边哼着鼻子说：“放口吃，看你吴同可奈我何，吴同你能跑到哪里去，让你插翅也难飞上天。”害得吴同空手赤拳，没有牛耕地，日夜提心吊胆，生活更加困难，忧痛交集，不久就含恨而死。
又有个地主叫孙老光，有大片槟榔园。有一年秋末冬初，晚稻收割完毕，广阔的大坡田正好放鸭，崖四区十所、四所等村牧鸭的群众就赶着群鸭在这里放养。有一天，老光头的槟榔园里茂盛的野草被火烧了，槟榔树被烧坏了一点点，老光头赶到槟榔园去转了一圈，查不出是谁放的野火。从前牧牛的人在野草枯黄的时候，抽烟不注意失火烧了野草，有些人则是有意把枯黄的草烧掉好再生嫩草来牧牛。可是老光头不管这些，他见大坡田里有群鸭放养近他的槟榔园，就叫狗腿把这群鸭赶回家来，污蔑牧鸭人煮饭时放火烧坏了他的槟榔园，使下一年这个槟榔园减产，要没收鸭群来赔偿，牧鸭人多次辩言不得，转而又百般哀求，终被罚了一笔大款（据说一百余千钱）才还给鸭群。劳动人民常常被地主恶霸借故勒索的例子是很多的。
另一个地主恶霸孙毓定，由于生平多干坏事，品质败坏，群众给他一个诨号叫“老糠头”，是个披着中医外衣的吸血鬼。他常和药材店奸商勾结，以捏造中药名称和配制高价丸料的手段，诈骗病家钱财，并放债谋业，残酷剥削乡民。他当国反乡长时，以抽壮丁收贷款，收苛捐杂税勒索群众。他有一片槟榔园，还有个椰子园在长山，仍觉得自家的椰子园不够理想，要设法扩大。他的椰子园旁边有一块上百株椰子树的椰林，他羡慕得垂涎三尺，要是能把它合并起来那多好啊。可是这块椰子园是长山村农民蔡日生全家生活所依赖的，蔡日生怎么样也不愿出卖这片椰子园。“老糠头”乘蔡日生有家人生病困难的时机，给日生家人看病开处方，并告诉蔡日生到他指定的那间药材店买药。本来当时中药并不那么贵，可是他的处方中有些药名是他捏造的，要到他勾结的那家药材店才知道处方上的药名，别的药材店是买不到的。蔡日生给家人治病心切，被迫到他指定的药材店买药，药价比普通药价高数倍。蔡日生带的钱不够，就由他代借，等到秋深青黄不接农民生活正困难的时候，他就叫狗腿子上去逼蔡日生还债，日生一时还不起，就来到“老糠头”家求援，他迫蔡日生出卖椰子园，可是这个椰子园是日生全家生命所系，他哪舍得出卖？心狠手辣的“老糠头”叫狗腿把日生绑起来，并用垫牛车的竹笆把日生像柴束一样捆包，倒靠在墙上，叫日生头朝地脚朝天。看到日生几乎被折磨死了，村中群众目不忍睹，议论纷纷，“老糠头”才把蔡日生放出来。这些地主恶霸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蛮横残忍到何等程度，这里可见一斑。
其他地主恶霸也是一丘之貉，我青少年时就常见梅山父兄抓附近村庄的人在梅东村的公庙祠堂毒刑吊打，甚至判处枪毙。由于我当时年纪小，记不得这些人的姓名和事迹。总之在军阀混战时代，梅东俨然像个小王国，不只可以随便捕绑吊打，甚至枪毙人命，官府也无法过问，群众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情形可想而知。
至于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普遍现象，主要是地租、高利贷、奸商不等价交易，花样很多。地主诈骗手段毒辣，农民一生辛勤劳动，还是挨饿受冻，而地主家庭，每逢冠婚丧祭或花甲祝寿，都要屠猪杀牛，大摆筵席。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举些例子说明：
地主把占有的土地出租给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重租剥削，一般是平分产品，也有固定租额的。我们现在给国家交公粮，不超过产量的10％左右，而解放前农民辛辛苦苦租种来的粮食，竟都要把50％以上交给地主。除此之外，农民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家送好吃的东西，如肥鸡美酒等，或为地主家做各种无偿劳动，如送柴火等。碰上丰收的年成，地主常常提高租额，不达到加租的目的便要转佃。年荒天旱的灾年，也照样交租。如贫农胡关芳租了地主孙毓章的数亩旱田，议定硬租。不料那年大旱失收，胡关芳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看来不但无法交租连种子还保不住，就去告诉孙毓章，请求他叫家人去看收割，把硬租改为分租，收获多少平均分，种子、工资不算也罢。孙毓章满口好话说：“不看啦，谁不知道天旱，你自己收割，留着明年种子，剩下多少才分，不剩也罢。”话颇通情达理。胡关芳回家就安排收割，实际收成留明年种子还差一点，就全部收藏起来，留做明年种子。第二年经过耐心精耕细作，多施肥料，留心管理，收成颇好。胡关芳把收来的谷子大部分用牛车装得满满的，他还想多装一点，交租剩的才拖回来，免得缺三少二麻烦再拖第二次。谷租拖到孙毓章家，这个一贯大斗收入小斗放出的狗地主，就叫家人把大箩大筐全部打光，一点不剩。收完了，孙毓章满脸横肉地问：这是去年的租谷，今年收成蛮好怎么不快交租？胡关芳听了一愣，回忆一下，才说：“去年干旱失收，收割时我亲自叫你去看收割，照收成分租，你不是说先留做种子剩了才分，不剩也罢。去年收割的全部留做今年种子还不够，就没有交租，现在交的就是今年的租谷了。”孙毓章沉着脸不管胡关芳怎样说，硬把拖租谷来的牛和车一起扣留下来，要胡关芳交完两年租谷才许可把牛车交回去。胡关芳的两年血汗收来这点点谷子，就这样被狗地主眯着眼睛吞食掉。
地主剥削的另一种毒辣手段是高利贷，有些是年息三分或月息三分，尤其青黄不接季节，以老谷放青苗，地主每箩谷子供给困饿群众，按时价申为贷款，收割季节也按时价以谷子偿还。表面看来好像合理，而实际是100％的利息。因为青黄不接季节，粮价飞涨，比如当时每箩卖价6元，到收割季节，每箩时价才2元多或3元，要卖两箩以上价钱才等于青黄不接季节的一箩，时间不到三四个月，利息就高达百分之百，农民的血汗就这样轻易被夺去了。
有些地主不只重利剥削，而且以毒辣的诈骗手段瞒生骗死，借一次要还两三次，因为群众向地主借贷时，总要订立借贷文书叫“借约”，借约写明借贷数目、利率、还贷时间、抵押物——耕牛或田地，请中保人签字等手续，阴险狡猾的地主，把这张借约照样仿写一张，等借户还账时，故意说一时找不到借约来退还，仅写一张“后手单”表示收还了借款。借户对这张“后手单”，哪里能够永久保存呢？过了一段时间，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或者借款人已经死了，这些狗地主就拿出原来的借约来讨债，如果借户能保存这张“后手单”便平安无事，如果这张“后手单”没有了，或者因为文盲收回的仅是假借约，就要从头算还本利。这笔账不知道要比原来大多少倍。有些是还账时仅给退还那张被仿写的假借约，而把原借约存起来，有些借户是文盲，借约是请人代写的，还债时收回的借约是原来真借约还是假借约自己不知道，他没有料想到那些狗地主会搞阴谋诡计，而认真辨明所收回的借约，就随便把它撕掉，而狗地主却把他那张真的借约存起来，过了几年或数十年就翻出原借约来讨债。一次地主孙毓玉为了做生意，向地主孙如甫借了三十千铜元（相当二百光洋），孙如甫又把借约另模仿写了一张，等孙毓玉还账时，孙如甫把模写的假借约还给孙毓玉，孙毓玉是认得自己笔迹的，当场发火，把已还给孙如甫的钱收起来，揭穿了孙如甫的诡计，并声明，如孙如甫不找出原来的借约就不还借款，孙如甫只好低头找出真的借约和假借约一起交给孙毓玉，孙毓玉才还了钱。地主对待地主尚且如此，对待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就不言而喻了。在旧社会，穷苦人家世世代代的血汗被这类狗地主诡计多端夺去了不知多少。
奸商对梅山人民的剥削，是宰割梅山人民的几把屠刀之一。年老一点的人会记得，梅山除山岭以外，所有平坡园地都种满椰子、槟榔、甘蔗、西瓜、豆类等经济作物。椰子、槟榔、西瓜籽等特产远销各大城市，价值颇高，是劳动人民祖辈世代创造的财富，真是遍地黄金。可是梅山人民享受得很少很少，地主高利贷夺去了一部分，而绝大部分都被奸商夺去了。
梅东最早的一家商店叫“焕兴号”，是地主孙毓雨和一个乐会县商人、一个琼山县商人三股合资开设的。据说开始每股资铜钱二十五千文（约合光银三十余元），三股合资七十五千文（约合光银九十余元）。经营五十年折股分账，除平时大吃大喝和吃好穿好开支外，分账时资本发展达十五万光银，平均每股分得五万元。在梅东夺买了一农民一片槟榔园，叫善坡“焕兴园”，分落给孙毓雨，至土改时才没收分还群众。此外还有数家商号，如“回春堂”、“天乐堂”、“德兴号”、“永兴号”、“和兴号”、“联兴隆”等经营中药材、酿酒、杂货、刨烟、布匹、收购土产等，起初不过都是投资很小的摊贩，不过三年五载就成了财源广进四季兴隆的富商，他们是吸食梅山人民膏血而膨胀起来的。
这些奸商的共同点是低价收购土产、农产品，高价出卖商品，以不等价交易剥削梅山人民。更大的剥削是兼放高利贷，是煎熬梅山人民的数口榨油锅。旧社会群众没有养成卫生习惯，没有保健预防措施，疫病流行，互相传染，多端杂症的疾病是普遍现象，是无力抗拒的灾害。除了少数地主豪绅家庭，哪一个群众家能放着钱来等待疾病呢？生起病来没有钱买药，就要求商店记账；买杂货布匹，没有现钱，也要求记账。记账这办法群众觉得很方便，又是商店最欢迎，第一是保证这些受贷户的农产品至收获季节按时价交商店还账，一过季节这些农产品就涨价发售，和放青苗一样；第二是记账款普遍是月息三分，即每贷一百元月息三元，复利计算，是多么重的高利贷啊。商店利用这种记账办法，有利于争取顾客，也就是有利于推销商品，全村大多数人家只要有生产力的都有了账户，商店好像很大方，信任群众，到春收了才还账，农产品得先还账然后安排生活，这季节农产品价格压低，形成商品价格特高而农产品价格特低的不等价交易，这些奸商就利路宏开一本万利。贫苦农民就终生挣扎在贫病交迫的苦难生活之中，所以俗话说“三年无病大富贵，一年生病九年穷”，是有道理的。
地主恶霸奸商，为了剥削压迫群众，往往豢养一些人当狗腿子，以欺压敢于反抗他们的群众。地主“老糠头”叫狗腿子孙昌吉去捆绑贫农蔡日生，但孙昌吉并没有得到“老糠头”的好处，结果被蔡日生向官府控告，贪官污吏只抓蛇尾不打蛇头，只抓孙昌吉去坐监牢数年，代“老糠头”受罪。昌吉被释放后贫病交迫，卖掉一个儿子，自己也逃不掉饿死的命运。
从前梅东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不仅限于梅山。他们的封建土地东至羊栏，西至罗马、九所，北至千家，范围这么宽广，罪恶所至，臭名远扬，使许多遥远的群众，尤其乐东少数民族都说梅东是压迫剥削人的地方。哪里知道梅东剥削压迫人的只是少数地主恶霸，其他贫穷群众同样受到剥削压迫。别的地方被梅东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群众，由于对地主恶霸仇恨，竟误会而仇恨全梅东人民，导致过很多次对梅东人民的敌对行为。在兵荒马乱年代结伙来梅东打家劫舍多次，白天大举抢劫牛群数次。记得1923年前后，一次白日抢劫梅东梅西两村牛群八百余头，梅东群众在路上或田间被盗贼杀害的有孙照善、孙家兴、纪荣兴、孙家培、林亚五、孙毓慎、吴孙斌等，还有挑盐去民族村庄换米维持生活，竟死在尖岭路上的有孙家祥、孙亚林等。这些贫苦群众都是被地主恶霸奸商剥削，穷得走投无路，才拼命奔走在恶水穷山，希望从死中求活，哪知道真的走进了死路，这是地主奸商作威作福，群众受灾受难。在军阀混战年代的梅山，真是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日子，不是逃军抓人抢掠，就是盗贼抢劫牛群，或是白天拦路杀人，或是黑夜打家劫舍，群众如置身刀山火海，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前反动统治只知道剥削人民，贪污中饱，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社会上，特别是农村那时候没有什么医疗卫生，遇上疫病流行，群众只好听天由命，束手无策。最可怕的是霍乱、天花等瘟疫流行，有时甚至是全家死亡，没有棺材埋葬，只好用草袋装了用牛车拖出去马马虎虎埋下了就走。每年寒冬腊月伤寒肺炎等常见病死人也不少。有句俗话说：“三人共百岁”，就是形容那时人的寿命太短，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逢年过节，常常听见许多家庭传出呼夫唤儿的啼哭声，就因为他们在这样灾难年头失去了可爱的亲人，人家团聚欢乐的时候，他们触景伤情而引起悲痛。在我的记忆中，数十年不太长久的时间，梅东这样的村庄就消失了四十余户，这不就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吗？解放后清算了地主恶霸，停止了奸商高利贷的剥削，一步步实现了合作化、公社化，乡亲们生活大大改善，不但食好穿好，茅房变瓦屋，同时贯彻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医疗卫生路线，梅山和全国各地一样，繁荣兴旺，青少年后代们健康成长。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
回忆村史，使我们认清封建社会中地主、恶霸、奸商的压迫剥削，认清了封建制度是我们贫穷人家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根源。村史中所举的例子，并不是说只是那几个人干了这点坏事，而是所有地主恶霸、奸商都是一窝豺狼，同窟毒蛇，居心险恶，贪得无厌，用种种阴谋手段，欺凌剥削人民，吃人血汗，罪恶累累，数也数不清。我们讲村史不能不燃起对旧社会的仇恨，加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二、在摸索中斗争
梅山人民在受压迫剥削的漫长岁月里，对地主恶霸有过各种各样的反抗。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有组织、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政党来领导。群众的反抗是盲目自发的、散漫被动的，对地主的剥削行为有所打击，但本身得到的利益很少。这种反抗如给地主开荒地，吃荒三年不收租，耕满三年就放弃，让他变成生荒才再开，不让地主户在霸占荒地上占便宜；租种地主田地粗耕粗放；有时抗拒无偿劳动；拒绝佃耕或代耕穿鸡眼田（用阴险毒辣手段侵占来的田地）；或任凭台风吹倒地主恶霸奸商的槟榔树等。
1920年，梅山人孙景汤（即孙毓斌——编者注）当了民选崖县县长，这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在这一期间，梅山人民同样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不是官兵清剿便是土匪抢劫。记得我在初小读书的少年时代，梅山曾经发生过多次群众和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原因是不知道哪一级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汉奸，名叫何瑞年、罗叔雅、卫志清等秘密将西沙群岛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汉奸已私自和日本订了卖国条约，要诱骗地方政府参加在条约上签字，而西沙群岛是临近崖县的，这些汉奸把西沙作为崖县区域，要骗崖县政府代表参加签字出卖西沙。梅山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就如火上浇油，马上举行游行示威，警告崖县军阀政府，不准参加卖国行为，梅山群众的爱国斗争行动，那时已经开始表现。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梅山自然不能离开混乱局面的影响，特别是梅东的地主恶霸与周围豪强的明争暗斗，受害的首先是人民群众。前面已经说过多次发生的抢劫牛群、白天黑夜拦路杀人劫牛、打家劫舍等事件。当时的统治阶级，没有研究发生这类事件的远因近因，就凭着这种形势，组织地主武装，名叫梅坊保卫团（梅山那时称梅坊）。名为保卫地方，实为保卫地主恶霸压制群众，加重群众的负担。这个地主武装——梅坊保卫团团长是地主孙亚某。团丁20人左右，还有梅东、梅西、角头、长山几个村庄的壮丁百余人，每天放牧前轮流到尖岭、桔株、大坡、光头岭一带巡逻，粮饷派群众供应，而他们的巡逻，主要是保护地主的大片园地。这些团丁除了每天满身大汗和尘泥却没有得到利益，怎么能叫他们心甘情愿天天为地主恶霸卖命？为了反抗无偿为地主恶霸服役，在没有团长带队巡逻的时候（大概是1924年左右）大家不约而同地带枪逃走，一去不回头，吓得地主恶霸非常惊慌，又不知方向找。结果这些地主武装就给崖县四区土豪骗去了。这种盲目反抗行动，对梅山地主恶霸是一次打击，但又加深了土匪势力，更威胁梅山群众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海南沦陷以前，1938年冬，国民党贪官污吏企图乘机大发国难财，提前并且加重征收土地税（即是提前收二三年后的地税而且加重税额），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额比常年提高数倍至数十倍。狗差衙役，日夜临门催迫征收，急如星火。单说田亩税一项，就拿这块田全部产品的价值去缴纳，还抵不了税收的一半，群众实在担负不起，经过多次各乡保长带人民意见去向国民党政府反映，多次要求如实征收，终没有效果。
当然那时的乡保长与上司一鼻孔出气，不会把群众的要求如实向其上司反映。国民党县兵照样日夜催迫，群众被迫地自发行动起来，成群结队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影响崖一区全区群众也行动起来，形成人山人海游行示威，并派出代表与国反官员面对面斗争，驳得那群贪官污吏瞠目结舌，满头大汗，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国反贪官污吏被迫停收地税。这是一次群众斗争的胜利。
三、万万不作亡国奴
1937年1月，中共梅东党支部成立，孙维青任书记。在此半年之前，约1936年夏秋间，中共琼崖特委派刘秋菊、林茂松到崖县，住在梅联村开展革命活动，在梅山开始播下了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舰时常在近海游弋，飞机天天窜扰我领空如入无人之境。人心惶惶，群情激愤，平时镇压抢掠人民的国反军队那么多，现在到那里去了？怎么让日本盗强的战舰飞机这么恣意侵扰，没有受到惩罚？梅山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既惶恐不安，非常仇恨日本强盗，又愤恨责备国反政府军队软弱无能。1939年2月7日那天大清早，国反崖县县长何定之，带着大群官员和喽啰，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杠抬的，拖牛车的，大包大捆，大箱小柜，像蚂蚁搬窝，狼狈地离开崖县城向西逃跑。经过梅山的时候，群众嗤之以鼻，怎么啦？日本鬼子还在海上，沿海不准备抵抗，官老爷就如此慌张逃命，怎能谈得上领导抗战？人民用血汗多年来养了这群脓包，没有丝毫作用，真是气死人啊！梅山人民眼看着国民党县政府官兵在敌人还未接近县境，就逃之夭夭，放弃“守土”责任，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慨，议论纷纷。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正义感的梅山人民对这群狼狈逃跑如丧家之犬的国反官员，责备它，蔑视它，拒绝给他们当挑夫，以示抗议。当天夜里就自发地写了许多标语和白头贴（即大字报）张贴在公路两旁，还送到港门、临高两个市场去张贴，内容大致是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在日寇压境的紧要关头放弃职守，带兵逃跑，不组织不领导人民起来抗战的罪行；反对国民党官员拼命搜刮人民血汗和中饱私囊仓皇逃跑的罪行；号召爱国青年迅速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国民党官兵逃跑后的数天内，沿海前哨无一兵一卒。1939年2月12日、13日、14日这三天，日本强盗机群在崖县上空乱窜，并且沿着环海公路低冲，开机关枪扫射公路上行人和牛车。对沿海村庄，飞机低飞侦察威胁。敌人这样逞凶，梅山人民愤恨之极，可是赤手空拳，无枪无炮，满腔怒火，无所发泄，嘴唇咬得发紫，拳头捏成铁块。2月14日夜间，日本强盗用登陆艇从崖县的榆林港、大丹港、镇海村东海湾三个地方同时登陆，不发一枪一弹就顺利地占领了榆林、三亚、崖城，这一夜，也同时占领了海口和沿海各县许多城镇，如入无人之境。日寇得到了立足点，扎营几天，就继续深入，向西占领九所、黄流、莺歌海，全县沦陷了。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就这样轻易地让日本强盗蹂躏了半壁山河，实在忍无可忍了。
在国民党官兵鸟飞兽散的同时，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崖县委迁到梅山，县委书记叶云夫（文昌县人，原名云鹤筹）和何绍尧、何赤、陈英才、黎茂宣等同志到梅山来，梅山初步成为沦陷区中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梅山青年如在茫茫大海漫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
1939年夏，孙维青调任中共崖一区委书记，孙珠江接任梅东党支部书记。在县委和党支部的领导下，梅山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游击队成员分头到各个村庄去把民间收藏的枪支搜集起来，约有步枪30余支、短枪数支，有足够当时一个中队建制的武器装备。梅东村后岭有个石洞和尖石岗的石洞，是我们当时的武器仓库。这支抗日武装队伍，没有粮饷，没有弹药来源，许多实际问题一个接一个出现，需要具体解决，因为缺少粮饷，不能远去打击敌人，但敌人已到家门口来，又何必远去打击？因此采取游击队员不脱产的办法，解决了粮饷问题。队员白天生产劳动，自己家里吃饭，夜间才集中或分头出动工作。青年们都是庄稼汉，扶犁拖车天天干，但是怎样拿枪打敌人，必须从头学起。又不能等到学会打仗才参加抗战，只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支部首先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使青年们下定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树立抗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遇到困难不低头，看到歪道不动摇。当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怎样叫“合作”？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是一窍不通的。不懂得在什么基础上“合”，“合”的原则是什么？只好一切听县委指挥。县委领导思想上对这样的问题还是模糊的。因此，在解决弹药来源问题上，指示支部以梅山抗日游击队名义编造了花名册（队员全部假名）和武器装备数、枪支种类数目等报告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请国民党发给弹药。果然报告送去没有多久，带报告去的孙有珍就带回了七九步枪子弹千余发、403驳壳枪子弹百余发。当时游击队以为弹药有来源，可以开展打击敌人了，哪料到好事后面带来了坏事。国民党发现了我们这支群众抗日武装力量，哪肯放手给群众参加抗日呢？国民党是不允许人民群众抗日的，乘我崖县县委领导还没有掌握“合作”原则的时候，来一个军事统一指挥，通过中共崖县县委把我们梅山抗日游击队搜集的数十支步枪和短枪全部调出，由县委交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另行装备一个脱产的游击中队，这个中队的人员，由县委参与安排，中队长吴秉明是共产党马岭红塘支部书记，队员中有个别共产党员，多数是进步青年。县委以为这样的组织，军权可以掌握在我党县委手中，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队伍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粮饷弹药供给，由国民党游击指挥部统一解决，县委可以省去许多负担和麻烦。可是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是队伍交到国民党手中去“合作”变成了“合并”。党的阶级路线、军事路线、政治思想教育等，一概取消，党无法与队伍接触。这个中队长不久就病死了。是什么病死的？有否暗害等问题无法了解。这个中队就这样和党断绝了关系。这使我们开始认识国民党政府压制人民参加抗日，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危害很大。梅山人民的爱国行动受到一次挫折。
吃一堑长一智，梅山抗日游击队在县委右倾思想指导下，把枪支调给国民党“合作”了，梅山革命青年怎么办？散伙不干当顺民呢，还是赤手空拳硬碰呢？不！要继续抗战！头可断，血可流，坚决不当顺民。抗日门路多得很，没有枪支也要抗战，但不是盲目硬碰，首先，游击队本身要团结巩固。枪支调走以后，游击队表面上好像解散了，实际是来一次改组，把一向坚定积极抗战的同志继续组织起来活动，把个别阶级异己分子和贪生怕死动摇分子清除出去。游击队的质量提高了，组织巩固抗日活动积极开展，适应沦陷区斗争形式，又把坏事变为好事。
没有枪支，自然不能跟敌人打仗，但抗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如打汉奸，扰乱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桥梁电线，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上前线，筹募粮款支援前线等等工作，不一定要用枪支。个别民族败类，眼见日本强盗占领了整个中国，就以为抗战没有前途了，中国即将灭亡了，中国已经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中国人就永远当日本鬼子的奴隶了。这种人丧尽民族天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心甘情愿当汉奸。占领崖城的日本鬼子，己利用崖城保港等村的汉奸，成立了崖城治安维持会。接着通知各村要派人充当伪保长，梅山几个村要派人成立一个维持会。为了避免敌人摧残，尽可能避免群众不必要的牺牲，梅山各村不得不派人成立这样的伪机构以应付敌人。这些伪人员，必须在我们的严加控制之下，只许机巧应付敌人，乡村的抗日活动，一点都不许泄露；每与敌人接触开会以后，就要马上将敌情报告诉我们；敌人要问抗日情况，只许说不见不知道，假心对敌，互相监督，以维持乡村的安全。这些伪人员还算接受控制，只有长山伪保长梅山维持会委员黎光选是个十足的汉奸，他父亲和他老婆一家三口，原是美国基督教神甫培养的走狗，美帝国主义神甫吸收他们为基督教徒，把他夫妻免费送去府城教会学校，毕业后回乡间公开传教；日本强盗进攻海南，美国教士逃走，黎光选一家三人就变成日本走狗，充当汉奸，公开散播日本必胜，中国必亡的谣言。他和日本人开会回来，不仅不向我们报告，还刺探我抗日活动情况报给日本鬼子，指点日本兵杀害我长山抗日工作同志；出谋献策给日本鬼子在长山和镇海建筑两个堡垒以控制梅山。这家三个汉奸罪大恶极，按我党惩治汉奸条例，我们抓了黎光选及其父黎亚四当场枪决。黎光选老婆躲到崖城敌据点去当汉奸，公开当日本鬼子商务人员，常借机回长山探我方情况报敌人，我武工队依法将其枪毙。一些鬼鬼祟祟从敌据点出来的汉奸，伪装到梅山来探我方情况的，查有实据，就按战时锄奸条例，铲除了这些民族败类，以巩固我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
为了破坏敌人的统治，阻止敌人深入梅山，加紧对沦陷区的捣乱破坏，我们特别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保港至九所这段公路的桥涵、电杆是我们经常破坏的目标。当时国民党指挥部派一个游击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兵力）住在与我们隔岭的山脚村，常常向梅山方面活动，有意暴露梅山，指引日本鬼子注意梅山，借敌人的刀枪来摧残梅山。他们于1939年冬天一个夜间，来梅山境内烧毁老左坑桥。本来烧个小木桥很容易，干柴见烈火自然要燃烧，可是他们太过紧张害怕，见了小木桥两头路面上有日本鬼子汽车痕迹，已慌张得魂不附体，不等木桥着火，只在桥面上凌乱堆了一些柴火，点了火就拼命逃跑，结果桥面只被烧坏了一小块和簸箕差不多大小的地方。桥上还是可以行车，真不怕敌人笑掉大牙。白天日本兵来看一下，到梅东岭下打阵乱枪，表示恐吓一下就走。几天后，我们给做个烧桥示范，只派队员13人，把岭头营至抱陀溪大小三座木桥彻底烧毁，桥面桥桩全部烧掉，有水烧不着的桥桩就锯掉，还把这段公路边的电杆锯倒，锯短到不能再使用，收走了电线，使敌人修复困难。这次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不知道游击队力量有多大，才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第二天敌人从崖城、九所、黄流大群出动，盲目“扫荡”，大炮、机枪对山脚和梅山后岭乱轰乱扫大半天，消耗不少弹药，达到了消耗敌人力量的目的。这次破坏行动，除游击队员外，还有孙如燧、孙如惠两位老人踊跃参加，并且干得很勇猛。以后游击队常常找寻机会，敌人巡逻松懈时就进行破坏，截击罚收敌人和汉奸从黄流、九所掠夺送去崖城的财物，使敌人不敢像过去那样横行无忌。
1939年，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的一些官眷寓居梅东受到群众的保护，我们大规模破坏敌人桥梁电线电杆的行动，给驻山脚村的国民党游击大队知道，他们内心妒忌，但表面不能不羡慕我们。他们向县委称赞我们，并要求我们把收敌人的电线给他们上缴。梅山游击队青年是自愿为抗日献身的，不是为名为利，只要是打击敌人，消耗敌人财力物力的任务都争着干，不计较功名的。这次破坏行动没有向谁报功，收来的电线一大堆交给县委，县委觉得这些东西留在梅山没有用处，就同意国民党崖县游击大队的要求，全交给他们上缴。他们把梅山游击队的破坏行动都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向国反琼崖抗日游击队司令部报功。国民党这个游击大队副大队长郑绍烈，果然得到他上司的嘉奖，被提升为崖县游击副指挥。
当时中共崖县县委领导对国共合作的策略原则，认识非常模糊幼稚，因而1939年间，继调走梅山枪支去和国民党“合作”之后，又再把莺歌海一带我党组织起来的一个游击中队调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去“合作”。这个中队由莺歌海支部书记陈世德同志担任中队长，许多党的骨干分子在部队中当排长、班长和战士，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队伍。调去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合作”只一个多月，国民党收缴了该中队的枪支，把人员遣散回家。可是这些同志已献身抗战救国，他们的行动谁看了都知道，有家归不得，有些是无家可归，当然不能当顺民，只好到梅山，大部分暂在角头栖身。从梅山和莺歌海两支游击队枪支被收缴的两次事件中，中共崖县委吸取了教训，知道在统一战线中，要有个独立自主的原则，更要巩固和发展沦陷区我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在沦陷区，不到十公里的海岸地段，日本鬼子建了三座堡垒，北面尖岭后的龙浩、山脚等处，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县委、区委机关设在梅山，但不能设立稳定的住址，因为日本鬼子对梅山的控制，不但建了三个堡垒，而且经常飘忽地巡逻。有时天还未亮敌人已来围村捕人，有时敌人马队突然闯入搜查，有时敌人工兵来要工要木料，闯进村中打鸡打狗。对于抗日人员和家属的安全和保密，对日常宣传动员群众工作，经常像和敌人捉迷藏、变魔术那样——敌来我去，敌去我来，必须有细微周密的组织工作，才能监视敌人，掩护我们的活动，避免暴露，引起敌人摧残群众，避免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损失而疏远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我们广泛动员，秘密组织起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民兵、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并发挥它们的作用，积极活动。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的识字班，学习蓬勃发展，“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的读书声和抗日歌声，回响在芙蓉峰下，飘荡在叠石云端，抗日救国运动热火朝天！一些害怕敌人摧残的顺民和口头抗战分子感到恐慌，一些人迁移到别村去，但基本群众很坚定，尤其抗日革命家庭，表示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抗战到底不动摇。
当时我党在海南领导孤岛抗战的是中共琼崖特委（后来为海南区党委），英勇抗战的武装部队是特委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第一总队（简称独立队，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独立队驻崖办事处就设在梅山。梅山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铲除汉奸，破坏敌人一切设施，抵制敌人一切奴役和掠夺。更重要的是抽调革命骨干加强抗日武装部队，梅山这么一个小地方，参军抗日就有百余人，烈士数十人（名单另列），影响全县各地青年到梅山来转往上前线的数百人，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抗日的情况极为热烈。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表面上所谓合作抗日，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反动派妄图歪曲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吞并共产党，并挥舞“军权统一指挥”的大棒，把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部队派到最前线，借刀于敌人来消灭抗日武装。但是，事实却是与国民党的愿望相反。在日本强盗深入国土，半壁河山横遭蹂躏，国家民族危于旦夕的时刻，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日才生存，不抗日则灭亡，这是大家共同一致的认识；谁真正抗日，群众就拥护谁，谁假抗日，群众就反对谁；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军队，不但不会在抗日的刀枪炮火中消灭，相反的是越打越强越壮大。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使一向坚持独裁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相形见绌。在大陆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海南也发生美合事变（国反军大举进攻独立队后方事件），在崖县已发生了并吞梅山和莺歌海两个中队之后，1940年夏，国反崖四区流动区署和驻山脚那个大队，竟敢武装窜入我角头勒索群众，并企图袭击我根据地，被我县委武工队发觉，在梅山人民的配合下，按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给这些股匪及时惩罚，抓了顽抗分子五人，我武工队员孙有珍同志壮烈牺牲。为了不让驻角头附近的日本鬼子发现，我武工队迅速处决顽抗分子，以示抗日革命根据地是不可侵犯的。
1941年夏秋间，琼纵第三支队在尖峰岭的黑眉山与日本强盗激战几个日夜，是海南抗战史上一次有名的战斗，杀伤了大量日本鬼子。驻黄流和感恩城两地的日本鬼子指挥官都被打死了，后来日本鬼子还在那里立碑纪念。这么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当时人力、物力、军火补给都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利的。敌人凭着兵力占优势，紧跟我部队鏖战正激烈，部队如果不早点甩开敌人，就有被敌人拖垮的危险。我县委在梅山接到这个情报，遵照毛主席关于“坚决抗战，但应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的消灭之中，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教导，县委立刻讨论，要采取紧急措施，协助部队转移，尽快离开战地。县委决定派我和县委宣传部长李大和同志赶赴战地，寻找部队领导商讨行动，同时着手在梅山布置地方来隐蔽部队。在这紧急关头，我和李大和同志地生路不熟，又是阴雨黑夜，又不能走大路也不许走小径，以避免国反逃兵的封堵，只以听枪炮声为方向，摸黑翻山越岭，爬坡跳坎，望尖峰岭方向紧急赶路。总算顺利，一路上没有遭遇敌人，赶路整整一天一夜，到了尖峰岭东南一个大山沟，得到当地一位黎族群众的帮助，找到了第三支队，队伍刚从火线上退下来，正防备敌人跟踪追击。被雨淋了一天的战士们，又饿又累，正在生火烤衣服。我们找到支队部，支队长兼政委张开泰、政治主任吴浪度会见我们，何赤、林庆墀两同志也在那里。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和这些领导同志紧急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研究尖峰岭到梅山选择哪条路线。这段路程拉直不到一百多里路，但直线走不得。国反匪兵几处封堵，白天日本鬼子飞机在上空侦察。我们要绕过国民党的封堵，又要避免被日本鬼子汉奸发觉我军行动方向。我们掌握了国民党对日本鬼子像惊弓之鸟的特点，分析了国民党刚被日本鬼子吓逃，惊魂未定，抱善、长溪一带老窝还未敢回顾，这就决定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行动，进入抱杠岗，经过抱尾进入长溪。一路上经过少数民族村庄，政工队抓紧时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在长溪，我打开了我家粮仓，给部队提供充足的长征粮食，又把一部分粮食分给当地黎族贫穷人民，这才带领部队从长溪经龙浩，以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部队经过的地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向群众宣传，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影响，为我们后来在乐东千家一带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支队开到梅山后岭，得到一个新环境来休整是很必要的。三支队刚经过感恩县（现东方县）大岭脚和黑眉山两次大战斗，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消耗，装备损失等，急需休整补充。没有梅山这样理想的地方准备，队员是不容易恢复战斗力的。而梅山是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包围封锁的地区，要是稍微疏忽暴露了痕迹，随时有发生大战斗的可能。但梅山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秘密的组织，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只要抗战需要，群众就一呼百应，全力以赴，从物质上精神上给部队很大的鼓舞。这么小的一个乡，让一个支队进行休整，养精蓄锐，再踏上征途去迎接新的战斗，梅山群众这种支援前线的精神，是值得大大发扬的。
这里要附带说一件事，让大家知道天下地主是一样坏的。部队驻梅山后岭时，借用群众一些炊事用具。其时梅东有个地主婆叫亚罗母，住抱箩村，以酿酒和放贷剥削过活，她的一口大锅也被借用。部队转移时，借物送还，损物赔偿，部队交给陈作霖同志数百元，要他到抱箩村作借用损坏赔偿，全村群众都愉快接受了赔款，只有这个狗地主婆亚罗母不肯接受，坚持要买回实物赔偿，耽误了陈作霖同志归返时间，被一位汉奸发现我们的活动踪迹，报给驻九所的日本强盗出动“扫荡”，陈作霖在第二天早晨归途中遇敌，不幸牺牲在老陈田村，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陈作霖是打算回家安置家庭一下就准备去三支队当军医的。他是中医生，擅长外伤科，战争时期部队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他的牺牲，我们非常痛心。
皖南事变和海南美合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崖县，梅山革命青年义愤填膺，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一心打内战的罪行，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崖县县委的直接领导下，1942年6月10日召开了梅山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精神，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开展拥军优属、肃反锄奸等工作。在县委领导同志的带领下，梅山革命青年参加了保港肃反，枪毙了破坏抗战的国反区长周天章、周佩武；并深入崖城敌据点，铲除了崖城臭名昭著的汉奸——崖城伪维持会会长黄鼎芬。国民党反动派对梅山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恨之入骨。国反崖县游击指挥部特派参谋孙毓甫回梅山家乡活动，刺探我方情况，并到凤岭各村挑拨策划黎族伪保长韦石开等，勾结日本鬼子来破坏我抗日民主政府，破坏抗日革命根据地。就当孙毓甫在凤岭策动黎族同胞叛离抗日民主政府的时候，我县委武工队当场抓住这个民族败类，立即逮捕，执行枪毙。这个民族败类，虽然自取灭亡，但是他已播下了勾敌通奸的毒根，不能及时清除，因此1943年春节过后，就发生韦石开等叛变事件。韦石开等抓捕我梅山乡副乡长黎昭送去崖城给日本鬼子，接着数次带领日本鬼子夜袭我驻地，“扫荡”梅山、长山，造成了孙有义、孙维青、林庆瑚、李正统等同志壮烈牺牲，并且形成了村庄械斗。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1945年冬，三家村一些汉奸还配合国民党郑绍程、郑绍烈匪军进攻梅山，烧毁房屋80余间，抢劫耕牛数百头，全村财物洗劫一空。
在汉奸的配合下，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双重高压下，梅山坚持斗争更加残酷。日本鬼子在高土峰、白土园、镇海三处建筑乌龟岗；国民党勾结日本鬼子支持周边村庄对梅山械斗；国民党崖四区陈恩绶区署在龙浩至山脚、中灶一带封堵梅山，企图切断梅山与昌感抗日民主地区的联系。日本鬼子所占领的城镇圩集，禁止梅山群众买卖；敌市全面行使日币，我群众带国币上市无法行使，且有被捕的危险；布匹、医药、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概不供应梅山群众。这一时期梅山人民生活确实困难到了极点。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思想，照亮了根据地群众的前途。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厉行节约，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控制。没有弹药，梅东青年群策群力，挖老屋土滤水煮硝，配制火药。有利打击汉奸组织的村庄械斗，惩办了首恶汉奸韦石开、韦家春。群众大力开山辟岭，大种棉花，妇女担当纺纱织布的任务，穿衣问题解决了。没有火柴，就在厨房灶下埋火。没有煤油，就捡海棠榨油点火，并且学会了野外钻木取火。没有医药品，就利用中草药医治疾病，发挥中国医药的作用。困难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了。不愿在村庄当顺民的群众，就上山建立难民所，坚持抗战，现在梅东后岭还保留这个光荣遗迹。青年们还学会走夜路，风中来雨中去，习以为常；不走大路寻小径，不辨方向看星斗；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保持与上级组织联系不间断。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给梅山根据地制造的困难，都一个个被克服了。事实证明，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革命群众的团结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敌人的包围封堵只能落空。
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企图逐步切断党与群众的联系，强迫群众建立自警团等伪组织，围村追查，巡逻打更。敌人又经常在山路口埋伏，黑夜卡路，黑夜伪装敲门，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都骗不了机警的根据地人民，一经发现立刻报告组织，使敌人计不得逞，都以失败告终。根据地人民和党的血肉关系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日寇和国反的包围封锁下，梅山不异于孤岛外的孤岛，远离上级，消息闭塞，可是根据地人民一直坚定，丝毫没有动摇对抗日战争持久性的认识；认清抗战前途，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克服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时期不灰心，争取有利时机消灭敌人，不跟敌人拼消耗战，而要积极创造条件配合反攻。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以棍棒为武器，深入崖城、保港去锄奸肃反，扫除那些民族败类，把梅山建成沦陷区中坚持抗战的革命堡垒。
梅山根据地的建立过程，是和国反、日本鬼子、汉奸对我党极力造谣污蔑作斗争的过程，梅山人民通过回忆遭受旧社会践踏的痛苦经历，懂得一切敌人都是说反话的。敌人把汉奸、地主恶霸说得尽善尽美，我们就要狠打狠斗；敌人把共产党说成杀人放火那样残忍毒辣，我们越要拥护。为了在群众中维护党的荣誉，以粉碎敌人对我们的污蔑，梅山青年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爱护群众利益。青年同志们既要工作，又不脱产，没有什么工资或补贴等，吃饭要从家里拿粮食；环境又不许可公开工作人员回家吃饭，以防敌人突然窜到。记得1941年秋，农历七月十四日那天，旧风俗是个节日，而大家在外面粮食都已吃光了，正等待家里送粮出来。不料那天连夜风雨，敌人又乘风雨包村围捕人。快到中午时，野外不见有人放牧，路上不见有行人，大家已习惯地知道有敌情，加倍提高警惕。不巧那天又有几位从新地区来的新同志，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忍耐着饥饿，坐在路边遥望。傍晚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有些新同志提议到山下群众园里摘点豆类煮椰子，但大家想到党的纪律，维护群众生产，就是维护党的信誉，宁愿忍耐饥饿，等待敌人走了，才出来弄米做饭。那时梅山遍地都是椰子、甘蔗、豆类。由于革命青年模范地执行党的群众政策，遵守党的纪律，常常宁愿挨饿，也不乱损坏群众的生产，而且义务地为群众保护生产，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所以，我们的同志经常流动在群众周边，隐蔽在群众中，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这样爱护群众的利益，对那些新区来的新同志很有教育意义。他们从内心佩服共产党，不但真正抗战，而且处处爱护人民利益，以事实驳斥了敌人种种的诽谤污蔑。这些新同志以他们亲眼所见回到新区宣传，影响很好。在这些新同志中，有一位与望楼港敌据点中的台湾籍敌兵建立起内应线索，为1945年配合琼崖纵队歼灭这个敌据点创造条件。
1945年秋，我琼纵二支队挺进大队突击队巧妙地通过日本鬼子和国反军的层层封锁，到梅山隐蔽住下来，等待望楼港敌据点内应线索布置成熟，以闪电行动，将敌据点中顽强的日本鬼子消灭，救出了被迫来当炮灰的台湾同胞数人，又迅速归返梅山隐蔽。驻九所、黄流、崖城的日本鬼子赶到梅山后岭，像野牛那样乱搜莽撞，没有发现部队痕迹，又不敢入山搜索，只好盲目炮轰乱炸一阵，便气急败坏退走，同时，把那些汉奸乱骂乱叱一顿，命令他们要马上把共军踪迹查出来，但都毫无办法。
四、刚脱天罗地网，又入刀山火海
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之久，梅山抗日根据地也坚持了将近七个年头。崖县抗日游击区和海南各地一样，都在发展扩大。县区领导机关，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迁到尖峰岭去。1945年秋末，梅山群众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抗日胜利”的消息。可是一贯摧残梅山的堡垒里的敌伪军，原样不变。群众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1945年冬一个大清早，突然一大群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匪军，在国反崖县游击副指挥郑绍程、郑绍烈的指挥下，大举进攻梅山，大炮、机关枪乱轰乱扫之后，就纵火烧毁梅东民房80余间，把林绳佐一家三口烧死；还杀害我同志数人，劫去全村耕牛数百头，全村财物洗劫一空；又捕去全村群众，威胁签名反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将近七年的梅山人民，又被国民党匪军推入了刀山火海。
国民党发动内战，残酷地血洗梅山根据地，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崖县整个梅山。中共崖县区委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迁往尖峰岭。县区领导机关迁离梅山之际，对梅山的工作做了布置，留蔡达夫为中共梅山乡总支书记，孙有华为梅山乡乡长，吴东为梅山乡助理员，领导梅山老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崖县区委迁移到尖峰岭后，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崖县区委进行武装袭击（史称“土伦事件”），崖县区区长孙家本、梅山乡乡长孙有华等近50位同志壮烈牺牲，损失惨重，致使崖县区委解体。
1946年，海南区党委决定恢复中共崖县委，决定我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我奉命调离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同年10月我回到梅山，中共崖县委继续驻在梅山。本来经过八年残酷的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投降后，群众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硬把反共内战的灾难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也强加在梅山人民头上。梅山人民认清了蒋匪帮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如让国民党实现统治，就要做美国的亡国奴。梅山人民经过了一次有益的教训，就是革命的道路上没有歇脚点，只有持续革命坚持解放战争，直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才是胜利的道路。根据地人民从地上爬起来，擦去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国民党匪军烧毁梅山以后，把日本鬼子所遗留的乌龟洞修饰起来驻军，就是继承日本鬼子衣钵来镇压梅山人民。并且在梅东的关公庙加驻一个中队，天天搜捕共产党，搜捕抗日群众，强迫各村围村建排栅，以控制群众，企图断绝党和群众的联系。一面利用叛徒现身宣传，污蔑共产党，歪曲党的政策路线。不过这类宣传在梅山只是废话，梅山群众对于国民党和那些叛徒的话，早就在泥墙上画了耳朵，没有让这类废话去污染群众的耳朵。因为驻扎梅山三个乌龟洞和关公庙的国反匪兵所作所为，和他们所宣传的废话来对照，正好是用他们自己的拳头打他们自己的嘴巴。他们尽力污蔑丑化共产党，而宣传国民党的仁义道德爱国爱民，可是进攻梅山和现驻梅山的匪兵不是在梅山杀人放火吗！匪兵不分白天黑夜，到群众家中捉鸡杀狗，敲诈勒索，甚至夜间偷偷拿电线等赃物去群众家栽赃，白天大吹大擂去搜查，从群众家搜出他们自己所偷去的赃物，反而污蔑群众偷割电线器材等罪名勒索罚款，或以通共济共等罪名，威胁勒索。1947年秋天的一个夜里，驻关公庙的匪兵进行夜战演习，先在据点中狂哄乱闹和打一阵乱枪，接着大喊大叫：“冲啊！冲啊！”匪兵像野兽一样，三五成群散向梅东村中乱闯，边走边喊边开枪，以人畜当靶子，见人杀人，见猪杀猪，比虎狼还残忍。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向群众示威，如果让琼纵部队攻击他们，他们就采取这种手段来打死村民，打死牲畜。拿这一夜的演习作个先例恐吓群众，以为这样示威了，据点以后可就安全了。可是继续斗争不停步的梅山人民，在敌人的刀山火海里更加顽强坚定，敌人的屠杀镇压，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斗争意志，相反越发增强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那一次匪兵夜间演习后约一个多月时间，在县委布置下，梅东村党支部抱着对国民党匪兵的深仇大恨，细微地观察匪兵的个别表现，技巧地发现匪兵中的反战分子，个别启发教育其觉悟，争取作为内应，配合我部队，在1947年秋的一个夜间，全歼这个据点一个中队，匪兵中队长被当场击毙。匪兵那一次夜战演习，不但没有起到安全作用，反而加速其灭亡，让给梅山群众初步讨还了一次血债。
国民党驻梅东关公庙的匪兵被歼灭后，已不敢再驻梅东，但对梅山还是要顽固占驻，又迁往梅西乌龟洞挣扎。对在梅东被歼，只知道心惊肉跳，没有丝毫吸取教训，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国反匪兵改不掉祸国害民的恶习，仍经常捕绑群众在据点中重刑拷打，不少人死在毒刑下。匪兵像在梅东一样，不分白天黑夜常常一二人偷偷闯进群众家里去盗窃或敲诈勒索。群众忍无可忍，及时把情况提供给我部队，在群众配合下，我部队突击班在梅西群众家中隐蔽，匪兵零零散散到群众家中敲诈时，乖乖地被我突击班先先后后俘虏了，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中队匪兵就被俘了大半。守卫据点的匪兵见早先出去的都没有一个回来，心中生疑，觉得事情有些失常，要集中出来搜查，有些估计先出去的可能在外面杀猪杀牛，大吃大喝，希望赶着去分肥，均被我预先埋伏的部队围击，这个据点的匪兵又全部被歼。
敌人争夺梅山的伎俩层出无穷，明的争不了，白白丢了两个中队，又企图布置内奸钻入梅山，梅东小学是个可被利用的漏洞，因而个别披着教员外衣的敌奸分子就钻进来了，但总瞒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孙毓海就被群众揭露出来，原来这个坏蛋是1945年配合敌军进攻梅东烧毁民房的凶手之一。敌军进攻后，他又指点敌人杀害我革命同志，在敌人抢掠的同时，他也参加抢掠，乘当时人心惶惶之际，向我抗日家属进行讹诈勒索，民愤极大，当即报告上级批准，逮捕枪毙，以平民愤。
梅山两次战斗，拔除两个据点以后，敌人进入梅山就如惊弓之鸟，小心翼翼，行动飘忽，一步一回头。但梅山以西还有九所、黄流两个敌占区，不加强镇压梅山，就不能确保两个区的地盘。日本鬼子侵略时为了掠夺矿藏而建设的铁路公路还可以利用，特别经常利用铁路运兵增援黄流、九所残敌。1948年春，梅山民兵配合崖县县委武工队在岭头营伏击战中大量杀伤步行增援九所残匪的匪军之后，国反匪军行动多用火车。1948年秋，梅山群众密切配合琼纵部队进行了石沟坑打火车战斗，截击从三亚运兵增援九所、黄流的火车，切断了公路铁路交通，孤立了九所、黄流残匪。战斗中大量杀伤了敌人，残余之敌从火车急速退逃，我军也有伤亡（吴以泰即吴西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梅山群众积极救护伤员，起着战地后勤的作用，使我军能迅速运动，还击来援之敌。
1949年春，琼纵部队发动春季攻势，从西线进攻儋、昌、感三县之后，直到崖西，势如狂风扫落叶。敌人为保榆林三亚，而拒阻我军在九所。梅山群众为配合我军春攻，大力筹粮献金，慰劳前线，鼓舞士气。在消灭九所顽敌的战斗中，梅山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参加后勤担架等工作，还配合部队在梅山截击从崖城来援之敌。首先围击梅东卧牛岭哨所，消灭独岭仔残敌，使春攻解放九所，取得圆满胜利。在解放九所的庆功大会上，梅山群众的支前工作，受到了前线指挥部的表扬。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渡长江，解放南京、武汉，蒋匪帮统治土崩瓦解，在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的同时，大陆各省残匪来不及逃往台湾的，有如山洪猛兽般大量逃到海南岛来，企图在海南岛负隅顽抗。全岛沿海筑“伯陵防线”，以抗拒我大军登陆，群众家中所有建筑材料、粮食等几乎洗劫一空，梅山和沿海各村庄一样，又罩上漫天霾雾，暗无天日。家家户户都住满匪兵，不但房屋不能存粮，不说一斗数升存不得，就是放米下锅，匪兵已来巡逻，锅沸刚闻饭香，匪兵就来开锅准备抢食，这一年群众困难到了极点，很多人因饥饿而发生水肿。国民党反动派一面以兵力镇压，一面又宣传恫吓。但敌人压力越重，群众革命意志越坚定，反抗力越强，更加紧跟毛主席，紧跟共产党。青壮年更多人参军上前线，积极在野外储藏粮食，准备迎接大军渡海。梅山群众盼望解放，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黄叶落，盼得新叶长。终于春雷震天响，云消雾散见太阳。1950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东南方遥远的山背后，忽然火焰腾空，炮声如雷，原来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大军，创奇迹地用步枪打飞机，用木船赶战舰，浩浩荡荡的渡海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白马井等几个地方登陆海南。接着以双腿赶汽车，赶向海口、榆林、八所、加积、那大等港口城镇去围歼企图负隅顽抗之敌。榆林聚集之残敌，见大势已去，固守海南的计划无非春梦一场，火急争先登舰准备逃命去台湾；临逃时横下黑心，从舰上向榆林三亚开炮，放燃烧弹烧毁码头、仓库、营房、街市商店等。霎时榆林、三亚变为火海，火光冲天，百余里外仍能看见半空中火焰飞舞，梅山所见就是这场大火。说时迟，那时快，这群豺狼终于逃不脱解放军的神炮手，挤满残兵的舰艇正要出港，被我大军的无后座炮轰了数发，在炮弹爆炸声中，三艘敌舰的中舱和前舱，顿时硝烟弥漫，火光熊熊，迫得颠颠摆摆急速靠归码头，残匪全部乖乖地当了俘虏。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成了海南胜利解放的节日。
梅山群众和全岛各地人民一样，沉浸在翻身解放的无比欢颜快乐中，而梅山人民则比其他各地人民更有难以形容的快乐。那些双手沾满梅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就像瓮中捉鳖一样，一个个被揪出来问罪清算。梅山人民念念不忘恩人共产党、救星毛主席，在甜滋滋的幸福生活中，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迈开大步，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金光大道。
五、怀念烈士，不忘老屋主
谈起梅山革命老区史，就想起为革命献身的烈士。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想起他们，心里就很难过，也很光荣！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把日本侵略强盗赶出中国去，为了给无数死于无辜的同胞报仇雪恨，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挺身而出，到熊熊烈火的战争前线去，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直到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用鲜血写成了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一页，也写成了梅山革命老区光荣的史诗。他们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无限钦敬。他们未完成的遗志，责任地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必须提高责任感，担当起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全力以赴，把梅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美更好。
我们怀念先烈，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光辉事迹常在鼓舞我们前进，特把他们记述下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一）在梅山工作和战斗过的外地革命烈士
刘秋菊（女）、林茂松，琼山县人，中共琼崖西南临委委员，1936年—1938年在梅联村开展革命活动。
叶云夫（原名云鹤筹），文昌县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1939年开辟梅山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以梅山为活动中心，领导全县工作。1945年秋调离崖县，在中共儋县临高联合县委与日本强盗作战时壮烈牺牲。
黎茂宣，崖城人，是崖县建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崖县委委员，1941年在梅东与日本强盗战斗时壮烈牺牲。
林庆瑚，崖城人，时任中共崖县委武装工作队队长，1943年冬在梅东后岭与日本强盗战斗时壮烈牺牲。
方春兰（女），莺歌海人，时任中共崖县委妇救会干部，1945年冬在国民党匪军进攻梅东时被捕不屈，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有琼纵九位无名英雄在梅山与敌人作战中壮烈牺牲。
（二）梅山籍革命烈士
梅东村
1．孙毓雄，1937年在崖中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秋在东渡黄河的抗日前线路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捕入西安监狱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2．孙家维，一名孙维青，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一区委书记，1943年秋在梅东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
3．孙有义，中共党员，时任梅山抗日民兵中队长，1943年夏在长山村后被敌人截击壮烈牺牲，时年33岁。
4．孙家本，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区区长，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5．陈作霖，时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医生，拟到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当军医，1941年秋在梅山后岭的老陈田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6．孙毓贤，琼崖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战士，1941年初在昌江县好清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7．周国祯，中共党员，琼崖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班长，1945年在昌江县抢井村与国反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8．孙家孝，琼崖纵队第二支队挺进大队班长，1950年初在感恩县那拜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9．吴以泰，一名吴西，中共党员，琼崖纵队五总队南进队指导员，1948年6月在梅山石沟溪打火车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10．孙有华，中共党员，时任梅山民主政府乡长，1945年冬赶赴尖峰岭向领导汇报梅山乡政府工作情况，遭遇尖峰岭事变，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1．蔡大元，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六盘民主政府乡长，1950年2月，榆林三亚正在面临解放，一股残匪逃到六盘，在与残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2．孙亚九（女），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委工作队员，1950年春在黄孔乡工作，国反残匪反扑黄流，被捕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3．王荣贵，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员，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4．孙毓高，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班长，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5．孙太治，一名孙家遵，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班长。1944年春节，在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和同志率领下，在丰塘乡与日本强盗作战，武工队十三位同志全部牺牲，时年34岁。
16．孙有珍，中共党员，负责梅山抗日游击队工作。1940年初在梅西村追击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7．孙家何（女），时任琼崖独立总队炊事班长，1941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
18．蒋德维，时任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1年在昌江县海尾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9．黄亚秀，时任琼崖独立总队三支队战士，1941年在白沙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
20．孙家祯，时任琼崖总队三支队战士，1942年因叛徒出卖被日本强盗杀害，时年23岁。
21．黄帝积，时任琼崖总队二支队班长，1945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22．邢福利，时任琼崖总队西南团战士，1944年在感恩县老吴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23．孙土金，一名孙家佩，琼崖总队四支队战士，1940年在昌江县海尾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4．林陈吉，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儋县海岸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25．孙有养，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澄迈县茄菲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26．周国堂，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6年在昌江县青岭子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7．孙家令，时任琼崖独立总队班长，1948年在乐会县石壁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28．孙家安，一名老安，时任梅山抗日儿童团团长，1945年国反匪军进攻梅东时被捕，被杀害灭尸，时年22岁。
梅西村
29．孙有麟，中共党员，时任梅西村党支部书记，1940年12月被汉奸引日本鬼子黑夜捕去三亚飞机场杀害，时年23岁。
30．孙令生，中共党员，时在梅西村党支部工作，1940年12月被汉奸引日本鬼子黑夜捕去三亚飞机场杀害，时年22岁。
31．邵天佑，中共党员，时任昌感县联合县政府武装常备队班长，1943年在梅联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
32．何庆光，中共党员，崖县武装常备队战士，1943年在乐东新丰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
33．黄其光，中共党员，时任琼崖独立总队四支队小队长，1944年在东方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34．赵光连（女），琼崖独立总队七中队炊事员，1948年在解放乐城的战斗中，在乐东县青岭子急病牺牲，时年19岁。
梅联村
35．陈治芬，琼崖独立总队三支队战士，1941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36．陈关南，中共党员，时在梅山乡政府工作，1945年5月在梅山青岭被日本强盗包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纪不详。
37．林上卓，中共党员，时任琼总五中队小队长，1948年在东方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38．孙亚成（女），时任琼总五中队护士，1949年在陵水县被捕后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长山村
39．苏木贵，琼崖总队战士，1942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40．陈上其，琼崖总队战士，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41．秦法君，琼崖总队三支队战士，1942年在白沙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42．罗昌焕，时任琼崖总队二中队班长，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43．陈志华，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4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44．赵帝保，时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征收员，1943年3月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捕去杀害，时年28岁。
45．吴家佑，中共党员，时任昌感联县武装班长，1944年在儋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7岁。
46．李廷秀，琼崖总队战士，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47．黄文模，一名黄石才，中共党员，时任长山“青抗会”主任，1941年在长山村被日本鬼子捕去杀害，时年24岁。
48．周德兴，琼崖总队战士，1942年在临高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49．陈家奎，琼崖总队二支队战士，1945年在昌江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50．李正统，中共党员，时任崖一区委委员，1942年在头灶被日本强盗捕去杀害，时年40岁。
51．韦吉跃，琼崖独立总队二支队战士，1942年在感城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52．蔡魁生，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澄迈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
53．黄文孝，中共党员，时任琼崖独立总队三中队小队长，1946年在澄迈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54．周亚旺，时任琼总南进队小队长，1947在乐东县扎最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55．陈文月（女），时任长山村妇救会主任，1948年在崖城被捕，禁在崖城监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
56．陈鸿基，中共党员，时任琼纵第四支队副官主任，1946年在临高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57．吴华兰（女），梅东村人，陈鸿基烈士妻子，时任梅山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2年被日本强盗捕去杀害，时年23岁。
58．罗绍瑚，琼纵四团战士，1950年初在乐东县战斗中，因饥饿吃野果中毒牺牲，时年19岁。
以上革命烈士名单和事迹记得很不全，希望知道更全面的同志补充更正。
谈起梅山革命根据地，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与革命血肉关系的革命老屋主。他们忠心耿耿支持革命，在困难险阻的时刻与革命同志同命运共呼吸；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革命，白天黑夜奔走在青山绿水之间；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为我们送医、送粮食、送情报。在梅东村的有：周亚得、孙淑桃、吴亚达母、孙家模、王大士、王木祥、孙关林、蒋吴同、孙毓璜、孙连凤、胡关芳、孙嗣宇、尹梅花、郑联英、孙有翠、孙家日、苏景亲等等。还有梅山其他村庄的老屋主，他们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是光荣的，他们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还有在革命战争中负伤致残的一些同志，不适合在前线工作，解放前或解放后退复还家，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积劳成疾，对革命有光荣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如：桂法瑞（梅西）、麦亚保（长山）、陈文照（长山）、孙家积（梅联）、孙家玺（梅东）、孙亲坤（梅东）、胡安（梅东）、孙秋梅（梅东）、孙家云（梅东）、吴以萃（梅东）等等同志。如孙家章、孙有善、陈宗光、桂法华等等同志在战争中负伤或积劳成疾，有些已经病故，同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梅山村史和梅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是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历史，铭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战的中国革命史，建设好美丽富饶的家乡，建设好美丽富饶的祖国。
1978年于通什
艰难岁月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梅山乡人民开荒种棉花加工被服的情况
孙惠公
梅山乡位于崖县的西部，靠近海边，是琼崖南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
1942年6月10日，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按照“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举行全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当梅山乡第一任乡长，一直当到1943年4月。当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外地物资如布、火柴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不准运进根据地，梅山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几乎没有衣服穿。根据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指示，梅山乡人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种棉花。全乡六个自然村有八百户，从1942年下半年起，开荒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棉花，一直种到1949年。尽管受气候干旱的影响和野兽的破坏，每亩产量也收五六十斤。人民把收获的棉花，自己制造加工工具，进行纺纱，做棉被，制衣服，不但解决了全乡人民穿衣的问题，还支援我抗日军民做衣服，做棉被。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我党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同甘苦共患难的。
（原载中共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力挽狂澜
——崖县1946年秋至1948年春的革命斗争情况
孙惠公
抗日战争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恢复家园，发展生产，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成果，掀起反共内战高潮，炮火连天，烽烟遍地，把人民又推入战争火海，地处天涯海角的崖县也不能幸免。
1945年秋冬间，全套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在军长韩练成的指挥下进攻海南。师长蒋雄率领该军的新编19师进攻崖县，把一向坚持抗日在崖县前线包围榆林、三亚日军的琼崖纵队第三支队迫退到梅山，转调昌感。一向躲在深山不抗日的崖县县长丘岳观，派崖县游击副指挥郑绍程、郑绍烈带兵进攻梅山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大肆烧、杀、掠、抢，烧毁了民房80多间，抢去耕牛百多头，财物洗劫一空。并分驻镇海、长山、梅东、梅西四个堡垒；接着又进攻我抗日游击区望楼港、莺歌海等地，配合地方反动民团进攻我尖峰岭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伦事件”。1946年，反共分子邓士采接替丘岳观任国民党崖县县长，又派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率该大队不断扫荡崖县一、四、五区。在敌人力量的重压下，崖县党组织大量崩溃。
但是，全国革命形势是胜利发展的。国民党在国内各个战场告急，为了弥补其国内战场兵力不足，这时国民党46军被撤回大陆。
1946年秋，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崖县委。当时特委对崖县的情况不很了解，认为崖县的工作已全部崩溃，需要从头收拾，派我和几位同志回崖县建立县委。
特委从附近的部队和机关抽调罗群、蔡大元、孙鹤林、陈侃、陈兴起、林志龙等同志回崖县协助我工作。路经昌感时，南区临委成立，我参加讨论了崖县委的成立和组织分工问题。在临委，我了解到早些时间，昌感崖联合县委已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收拾工作，并派史中坚等同志带武工队在崖县进行经济工作。
10月中旬，我们回到崖县，在梅山会合陈明纲、孙珠江。我向陈明纲、孙珠江传达了特委和临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崖县委，常委四人，我任书记兼宣传委员，何赤任组织委员（何赤是46年冬才回到的），陈明纲任民运委员，孙珠江任武装委员。
在县委成立的同时，决定成立了崖一区委和崖四五联区委。崖一区委书记是罗群，委员有陈兴起、孙鹤林；崖四五联区委书记是陈侃，委员有林志超、吴清尧、陈虞、邢谷伍。同时，县委还成立一个工作队，工作队队长蔡大元，队员有刘城堂、高俊德、林志兴等，工作队的任务是开辟新山区。（编者：经核实1949年才建立崖一区委，书记何如愚，委员有罗群、吴清尧、陈正。四五联区委书记先陈虞，后为陈侃。）
敌人当时在榆林、三亚驻扎要塞军一个师，崖城驻扎要塞军一个营。梅山有三个据点：一个在镇海，一个在梅东，一个在角头高土墩。三个据点，各驻一个中队兵员；黄流、九所也分别驻扎一个营。根据当时了解，敌人在崖县驻正规军和地方兵约有4000余人。
在敌人统治下的全县乡村和墟镇，敌人组织反共防共，实行联防，实行五家联保，到处是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只有梅山群众基础较好，县委就以梅山为立足点，展开工作。在大敌当前，县委根据特委和临委的指示，结合当前的情况和回顾崖县的历史来安排工作，首先在恢复巩固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开展山区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开展群众运动，开展学运、兵运工作。
一、恢复、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1946年春，昌感崖联合县委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成立区委叫崖县区委。恢复的党支部有：梅东、长山、梅西、梅联、罗马、乐罗、球尾灶、望楼港、莺歌海、新丰村等党支部。县委在巩固这些支部的基础上，在一区继续恢复崖城、水南、保平、港门、东盐灶等党支部；在四五联区继续恢复发展新庄、冲坡、抱岁、望楼、塘上、赤楼、官村、秦标、山脚、坡子村等支部。
在恢复和发展组织工作过程中，县委经常配合各区乡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内战的罪行，以提高支部成员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以增强他们对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据1947年底统计，一、四、五区农村中共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
各区乡还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如：青年会、妇女会。四区还建娱老会、励学社、兄弟会等。通过这些组织来联系广大群众。
二、开展新区工作
1946年冬，陈明纲配合四五联区委在旺官乡、岁乐乡、罗所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接着开展红五、抱扛工作。1947年红五、抱扛成立抱赤乡，乡长刘城堂。
另方面，本人配合工作队向乐东深入开展工作，在龙浩发动黎族青年唐宗海、唐宗仕、唐保墀、罗家瑚等参加工作。向温仁、千家、抱眉、只汶、只峨、抱窜、沟蒙、雅林等地深入开展新区。在千家以西的抱善、抱伦、长溪成立千善乡。在千家以东到雅亮成立千雅乡，后改为雅林乡，乡长高俊德（后孙才干）。为崖县委后来住在温仁创造条件。
当时，黎族多受汉商、地方高利贷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黎族地区惩办了一些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地主、汉商和国民党。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只是汉族和黎族中的个别败类，这些人不仅是剥削压迫黎族人民，也同样剥削压迫汉族人民，提高了黎族人民的斗争觉悟，也消除了黎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动员了不少黎族青壮年参军参政，支援革命，支援前线，使崖县的革命有了比较巩固的后方，使琼崖纵队也增加了不少黎族战士。全县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三、开展学运工作
特委对崖县学运工作很重视，指示崖县委要注意搞学运。
1946年秋，陈明纲、陈虞分别派共产党员孙家道、孙家浩、孙家铁、林俊等到崖县中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在学校里秘密开展学运工作。
县委成立后，学运工作直接由县委领导，经常给学校送宣传品，指导学运工作。虽然敌人对学校控制很严，但动员了不少学生参加革命。
四、武装斗争
国民党对我疯狂清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6年秋，崖县区委建立一支武装队伍——长枪班和短枪班。长枪班长高俊德，短枪班长刘礼仁，这是一支出入敌占区和行动飘忽的精干队伍。
1947年春节前，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带兵疯狂残酷地“扫荡”我梅山革命根据地；接着又准备开赴四、五区“扫荡”，途经一、四区交界处的岭头营时，遭到孙珠江带领的武装队伍阻击，敌人死伤不少，狂妄的气焰被打下去。经过短短二三个月的斗争行动，武装队伍不断发展，县委在这两个班的基础上建立起前进队，约有一个中队的力量，王振洪为队长。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采取避实击虚、神出鬼没的战略战术，扰乱敌人。同时又有策略地进行兵运工作，在敌军和国民党崖县政府中争取进步反战分子。这一工作从点滴开始，也取得一些成效。比如：1．稳定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不主动进攻我们，它要是执行上级命令出动“扫荡”，都事先向我们通风报信；2．在自卫大队一中队中争取小队长黎明起义，并在南区临委派遣的南征队伍配合下，于1947年秋将该中队消灭于梅东关公庙；3．我们又在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安插内应，为后来九所战斗的胜利创造条件；4．国民党岁乐乡公所有二名乡兵带二支枪投奔革命队伍；5．国反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一支出来参加革命，遗憾的是，他没有开枪打死邓士采。
梅东关公庙战斗后，前进队配合南征队开进乐东千家区，拔除敌人抱用据点，赶走敌人一个中队；我们又在九所公路上展开伏击战，严重杀伤国反乐东县县兵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和盟军的战舰在崖县近海作战，日军的一艘战舰被盟军击沉在梅山的西南边海，同时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海滩，没有爆炸。英雄的梅山民兵躲过日军的堡垒，把这个水雷拆开，取出炸药几十公斤，秘密收藏。1947年春，梅山民兵才把这些炸药全部交给县委。我们利用这些炸药，以土办法制造一批地雷。这些地雷在拔除抱用据点，在九乐公路上伏击敌人，打死国反乐东县机枪连长罗以恕，都起了作用。在千家、石门还多次用地雷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个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斗争形势大大好转。这些地雷还为后来打崖城监狱，救出我革命同志大显神威。
1947年初冬，琼纵第五总队来到崖县，县委布置前进队配合五总，准备攻打崖城，目的是打监狱，解救我被敌俘的同志和无辜受害的群众。一个深夜，部队到崖城，由于县委和部队配合得不好，部队进入崖城后，改变作战计划，不打监狱，只在东关市上没收奸商物资，作战计划没有完成，只能起到一次扰乱敌人的作用。
1948年春，为了切断榆林、三亚的敌人和崖城、黄流、九所以下地区敌人的联系，县委提供目标给五总队。前进队配合五总队在马岭至崖城中间的新沟营截击火车，消灭了不少敌人，俘虏国民党乐东县长王衍祚，战斗取得胜利。
1946年冬至1948年春，中共崖县委动员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善、千雅、抱赤等乡参军的青壮年约有五六百人。1948年春，在动员青壮年参军的同时，我们还送20多名青年学生到“琼公”学习。
我们的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胜利，这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梅山群众，长期给我们供应粮食、药品。在陆上交通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时候，是靠梅联群众的海上交通。1947年春，四五联区开展抱式、抱栋新区以后，陆上交通才恢复，但是，水上交通的任务没有减轻，如武装经济工作队在海上缉没奸商的货物是依靠梅联渔船的，没收来的粮食也是靠渔船运到昌感前线，没收来的大量物资也靠群众来帮助收藏。如有一次没收一批铜仙，交给梅山群众收藏，后运给部队军械厂当制造军火原料。我们还以梅联渔船为战艇，在海上截击敌人，击毙国反海塘乡长陈伯业，缴获步枪几支。所以，人民群众对革命支持，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手板坡历险
——发动接应大军解放海南工作亲历惊险一幕
孙惠公
解放前夕，我在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当秘书主任。1950年初，我和地委书记符哥洛出发崖县，协助搞“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在崖县委讨论后，我们分头到崖县四五联区黄孔乡协助工作。一月下旬大约春节前十天左右，我到达黄孔乡，和我从地委来黄孔乡的有通信员一人、公务员一人，他们的姓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通信员是东方县讲村话人，是我出发时组织上从地委警卫排派出的，平时叫他“老翁”，但他姓名我忘记了。公务员是个十三四岁小伙子，姓名也忘记了。
当时崖县四五联区敌军撤走不久，算已初步解放，但地方封建势力还没有摧毁，反革命未肃清，我们机关还没有驻定地址，工作上还是游击状态。
我初到黄孔乡黄流村的时候，已经有中共崖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陈国风带一个工作队，和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等首先在那里指导工作。
我在黄流村参加工作大约六七天，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晚上睡觉的地方不定，都是临睡时由乡干部带到村中群众家去，我和何施仁区长常睡在一起。
在黄流工作中，据乡干部反映，黄流上层分子孙俊卿、邢诒河两人对民主政府非常不满。乡干部感到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不好工作。当时为了集中力量搞中心工作——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他们如果不是公开反抗我们的，采取尽可能的争取稳定他们的统战策略。孙俊卿当时是黄流中学教员，抗战前做国民党工作，在崖五区有一定的威信，和我同姓，我少年时已认识他。邢诒河读崖中时和我同学，当过国民党匪军营长，辞职回家，不久前曾被我县政府逮捕，释放后当黄流中学教员。
为了协助乡村干部作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争取教育工作，我曾分别找孙俊卿、邢诒河座谈，说服他们尊重乡村干部领导，服从民主政府法令，两人各谈过一次。都是乡村干部带我到他们家去的，我的通信员也同去，记得一人是符堂义，另一人我已记不得。
和孙俊卿谈话中，了解孙俊卿对乡长高俊德很不满，不满的原因是1949年国反匪军撤走后，高俊德带人放火烧了黄流中学，使当地教育受损失。我解释让他知道这不是高俊德个人的行为，是他执行上级指示，在战争中破坏一些可供敌人利用的设施，是必不可免的，这间中学校舍是日本鬼子的兵营，不是国反政府的中学，不能被国反匪军来利用，我们要赶走敌军，势必在这里打仗，会使群众受危险，烧掉它不给敌人利用，对群众有利。解放后我党和民主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将来这间中学会办得更好。我这样解释，他表示没有意见。
至于邢诒河的不满态度，不容易说服，他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说他已放弃国民党军官职回家务农，我乡干部不加区别，把他逮捕送上县政府监禁，他老婆因上山探望他，回家就发土水死了，造成他家破人亡。虽然也表面不敢反抗我们工作，但他因怀念老婆而对我不满的思想是不能消除的。
我和孙俊卿、邢诒河谈话情形，当时回乡府就和高俊德、何施仁、陈国风等谈过。不过没有认真研究对这些人的工作方法方式来吸取经验教训。在黄流我还有不少同学朋友，但都是因工作，就不找他们了。
当黄流村工作结束时，据乡干部谈及黄流中学校长郑联芳，说他离开学校很久，最近才回来，区乡干部对他不了解，又不肯接触他。这间中学在我解放区，是南区六个县解放地区中仅有的一间中学，有数百名中学生，我们不能忽视做它的工作。当时是寒假期，学生不在校，没有研究学生工作，但学校的领导有必要了解一下，尤其校长的态度怎样，正面了解一下是必要的。因此，我对在黄流工作的县、区、乡领导干部提出找郑联芳面谈的意见，区长何施仁说你们两人（指我和陈国风）去找他谈就可以了，我对陈国风说你是县委宣传部长，有责任管这间学校，你应该找郑联芳了解一下，地委也应该了解，我和你一起去找他谈下较好。郑联芳，我少年就认识，但不是较好的朋友，不是因工作我不需找他的。
大约春节前三四天的一个黄昏时候，我和陈国风各带通信员共四人去黄流中学，郑联芳初见我们就热情握手，我介绍他和陈国风相认识，他请我们到学校办公室座谈，谈话的内容大概如下：
他问：你们什么时候来了？住在那里？
我说：来几天了，在这村里和乡村同志一起住。
他问：庆墀哥（中共崖县委书记林庆墀）、应圣哥（中共崖县委员何赤）都好吗？他们住在哪里？
我说：他们都好！住在乐东山区，最近都到外面来了。
这些寒暄语后，我转问他一些学校情况，有多少学生，分多少班，什么时候开学等，他一一答复我，我继续问关于教员情况。
他说：教员缺的问题不好解决，现在寒假快满，下学期快要复学，一些教员回家不再来，特别是大陆请来的教员交通成问题来不了，当地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补充。
我说：主要是战争影响，大陆已解放，海南还打仗，大陆教员自然不想来。不过这是暂时情况，海南快要解放了，海南解放后问题就好解决。我继续问他，现在全海南都积极做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工作，你们学校要怎样准备迎接大军？
郑联芳听我谈到海南快要解放这话，他马上说：海南不可能解放，大军只能过长江，不能渡海南，因为长江是线的防守，漫长的长江防线容易突破，而海南是点的防守，解放军就渡不得海。
我反驳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全海南革命军民配合，把国反残军前后夹攻，国反军守不了，大军渡海很快就成事实。
郑联芳见我驳了他又说：就算将来海南解放，全中国解放，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是不会死的。
我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有解放区才能实现，国民党是实现不了三民主义的。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蒋介石卖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就符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解放区人民享受了充分的民主权利，这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权主义；解放区实现耕者有其田，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因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一致，许多革命的国民党人，才到北京去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郑联芳又说：看来世界战争是永远不能避免，同样中国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好，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也好，就是说苏联人民生活好，美国人民生活也好。
我简单反驳说：不能以奴隶生活和主人翁生活相比较。
郑联芳以上所谈，已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已达到我们要了解他的目的。我和郑联芳谈话时，陈国风也坐在一起交谈。我认为已达到了解郑联芳的目的，就离开了黄流中学，回到黄孔乡府。
经过这次和郑联芳的接触，了解他的反动本质，才引起区乡干部更重视，警惕注意他的活动，才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崖县青年党书记，后来敌军反扑黄流时，他是放鞭炮迎接敌军的一人。解放后，人民政府综合他的罪恶，依法枪毙。
在黄流村工作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转移到镇远村去，在镇远高道两村工作两天，就是春节前夜，全乡干部、工作队队员到抱本村进行总结。
在抱本村总结工作时，我和县区乡干部生活在一起，晚上由乡干部带我和何施仁及通信员等到群众家一起睡觉。
春节后，我接组织通知到官村（现在冲坡公社）去接头，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农历初四日下午我再来黄孔乡，到抱本村已见乡府在抱本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乡政府已告诉过我，我知道今天下午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的目的要求，并叫我在会上讲话。我接受他们意见，讲了一些鼓舞上层分子积极支持，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的话。会后我给陈国风、何施仁、高俊德等负责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强调要加强情报，警惕敌军反扑黄流。
抱本村会议后，全体干部分头出发，我和陈国风、何施仁和一些干部、工作队员到赤桃村这一片工作，我和国风、施仁住在村民陈国甫家。
在赤桃村工作约四五天，准备小结的那一天中午，忽听嘈杂的鞭炮声从黄流村方向传来，我查问群众是什么事，群众才告诉说，国反残匪军来到黄流了，黄流有人放鞭炮欢迎敌军。我听了这个消息，就停止小结汇报，全体同志从赤桃村的北面撤退。
我们撤向金鸡岭边绕到抱本村后，恰遇乡干李耀辉、陈旺泰带领的佛老片工作干部和一些青年，从抱本撤出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在离抱本村后数里的地方休息，以便了解敌情。晚上有些同志已经准备睡觉，但敌情全不了解，我认为不能过久停留在这地方，就和陈国风、何施仁、李耀辉等商量，要再撤退到较远些的山地去。那里地形地势我不熟悉，因为我来黄孔乡这次才是第一次，撤到什么地方才安全，我心中无数，只由区乡干部提出撤到“手板坡”去。到那里已夜半更深了，有些同志已睡觉了，我放心不下，注意这地方周围是个荆棘丛，如果敌人来就无法活动，此时天黑得像要下大雨一样，我又和陈国风、何施仁等商量再转移。我已根本不辨方向，只相信区乡干部，跟他们去约数里路，到一间山边的小山寮里，大家才休息。当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谁，在黑暗中不知道。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首先起来一看，山外园地里不远的地方，隐约看见一群群敌军向我们地方跑来，我急叫：“敌人来了，快走！”大家才急忙起来收拾入山。敌人发现我们逃走，边叫“不要走”，边开枪射击。我和何施仁等二十余人撤到尖峰岭附近，下午才下山找群众了解这天敌人“扫荡”情况。原来昨天敌人到黄流后，半夜就出来“扫荡”，跟着我们脚迹到“手板坡”。当我们半夜迁移的时候，乡干部陈旺泰带一部分工作队员和部分新动员出来参军的青年到另一地方去睡觉，不和我们一起，被敌军“扫荡”捕去；乡府一位女炊事员撤退入山时被敌人扫射牺牲。这次战斗，被捕乡干部一人、工作队员三人、青年十余人，当场牺牲三人。县委工作队员孙亚九等同志被捕后，受尽敌人严刑，壮烈牺牲。
在敌军反扑疯狂“扫荡”那几天暂时不能下乡工作，我和何施仁同乡干部讨论跟各片取得联络，先把动员出来的青年送上级转送部队，做好组织安全工作。第四天我接组织通知，就到官村后，会合符哥洛等同志回地委。
以上是我1950年初，海南解放前夕出发崖县黄孔乡工作情形的回忆，由于时长日久，许多情况记得很不清楚，仅将所能记的记述起来。
1973年8月15日
前赴后继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孙惠公
各位老师：
为纪念海南解放四十五周年，为配合搞好这次开展的“共筑热血丰碑”活动，我们老同志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团市委、市关工委组织下，组成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小组，到各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报告活动。今天，我作为一名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我们的过去，回顾一下我们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了解我们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对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有帮助的，并且我们要进一步把党的光荣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下去。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一下，主要是回顾日本侵占三亚的一些滔天罪行。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开始的。这一年里战火迅速向我国各地蔓延。9月下旬，日军开始用轰炸机轰炸三亚，炸毁我当时任教过的第七小学，炸中了停泊在三亚港里的几艘渔船，炸平了三亚医院，卧床病人就被炸死十余人，日机还炸毁了盐仓等。在此之后，日机还多次袭扰。
1939年2月14日，日本海军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五舰队属下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榆林、三亚两港。登陆前后，日军舰载机肆意在沿海一带袭击村民，造成很大伤亡。同年2月底，崖县全境沦陷后，日军一再实行“扫荡”政策，滥杀无辜。仅梅山村就有孙维青、陈作霖、李正统、黄石才、赵帝保、黎亚茂、吴华兰、孙有林、孙令生、黄治国、孙家祯、孙家永、林鹿二等青年20余人被杀，有几人还被灭尸。接着从马岭抓去的符祥兴、符和瑞、符和球父子三人也被杀死灭尸。农历六月初七日，日军在“扫荡”时，在临高村用机枪射杀30多人，在保平村又杀死20多人；其后，在崖城水南一带又继续杀害50多人。老红军林庆墀同志的父亲，还有黎道统、郑望曾、陈世训、苏话民、黎足安以及保港地区何绍尧、何绍宝、王毓桂、蔡永魁、蔡永春兄弟、陈之梓和何赤同志的妻子等都被抓去砍头。还有保平村的陈多儒、陈麟经、陈学府，崖城的谭朝选等是被绑在马尾活活拖死的，多么惨无人道！还有不少人遭重刑毒打伤残，回家后伤口发作致死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乐罗村血案”。那是1939年农历元月十八日深夜，日军出动大队步兵、骑兵，合围原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慌乱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余人，其中有老人也有婴孩，有的一家数口同时罹难，情状极为凄惨。1940年，日军驻黄流部队，以军用需要为由，强迫原崖县五区的木头园村搬迁，群众有所抵触，当场有20多人被抓，活埋在一口井里。崖四区龙浩村是黎族聚居的村庄，日军去“扫荡”时，黎族青年唐天祥率领村民奋起反抗，不幸战败，唐等十多人也被抓去活活砍死。
日军当时还对一些地区采取烧光的政策，我和林庆墀、廖树金、陈成尧、黎光宗、郑联达等人的房子都是被日军烧掉的。原崖县第四区的抱旺村，聚居着400余户人家，日军在一天之中用汽油点火，把全村房子烧掉，致使全村2000余人无家可归。
从1940年起，日军为战争需要，开始修建机场、铁路，并开采田独铁矿。修三亚机场时，拆迁三亚街几百家民房。修黄流机场时，强迫搬迁20多个村庄共1万余家民房，一时来不及搬迁的平民，立即遭到刀刺枪击。
为加快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日军从各地拘捕来大批苦役工人，用武装看押，强迫他们从事非人的劳作，并且任意毒打、杀戮。加上饥饿、瘟疫，大批民工死亡，甚至有些生病未死者也被就地埋入矿山的废坑中，酿成了田独“万人坑”的悲剧。日军还抓来1000余名朝鲜籍的政治犯，在我市荔枝沟镇的三罗二村设立集中营，把犯人活活折磨至死，集中埋在南丁北坡，现在还可以看到那土坡上的累累白骨。为了纪念死难者，当地黎族群众把三罗二村改名为“朝鲜村”。
日军在侵占三亚的七年当中，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在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活，我家的财物被日军抢劫一空，房屋一栋五间，被日军纵火烧毁，烧不掉的材料就拆去建筑军事碉堡，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以上这些是我经历的一些片断。现在，时光已经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侵略，更不能忘记我们幸福的今天是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不但要珍惜爱护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要把她建设好，在大特区建设中发挥我们的光和热，而且要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不能忘本。在座的各位都是人民教师，我们要把关心下一代工作作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特区建设培养“四有”的社会主义下一代，创造一个文明的、高尚的、健康的、向上的育人环境。
1995年5月4日
红色丰碑
——梅山老区烈士陵园序
孙惠公
梅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梅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独裁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长驱直入。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崖县受日寇铁蹄蹂躏。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委员何绍尧、黎茂萱等同志到梅山，点燃抗日烈火。先后在梅东、长山、梅西、梅联建立党支部，继而建立梅山总支；又大量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进而建立崖一区委。1939年至1941年，成立了梅山游击队和青、妇、民兵、儿童等抗日群众组织。1942年6月10日，崖县委主持选举成立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崖县委长期在梅山活动，领导全县抗日战争。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梅山及其附近地区，广泛开展锄奸肃反，破坏敌人公路桥梁、电话线路等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拥军优属、帮工代耕、征税征粮等政策。群众踊跃支前，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日寇妄图扑灭梅山抗日革命烈火，在梅山境内仅六公里地段的镇海、长山、梅联三处设置据点，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经常“围剿”、“扫荡”，杀人灭尸，奸淫掳掠。但梅山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在血雨腥风中英勇地坚持斗争。妻送夫，兄送弟，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军参战。民兵、青年、妇女、儿童严密监视敌人活动；群众用土法制火药，男女老幼种棉花，纺纱织布，煮海水制盐，钻木取火，战胜了封锁。
1941年秋，梅山人民根据县委部署，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周密地掩护深入敌后的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三支队，从尖峰岭鏖战到梅山，休整补充后又开拔往东线，完成战略转移任务。1945年秋，梅山民兵配合琼纵挺进大队进行望楼港战斗，歼灭了盘踞在那里的日寇。
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实行独裁统治，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梅山人民又被推入火海。国民党反动派对梅山多次进行大“清剿”，仅1945年冬的一次大洗劫，就烧毁梅东民房百余家，抢走耕牛数百头，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多人。但梅山人民不畏强暴，斗争更加英勇果敢。梅联民兵常用渔船从海上突破敌人的封锁，配合地区武工队，在海上截击缉没敌奸物资，源源支援前线。我民兵干部机智勇敢地拆卸鱼雷，取炸药，造地雷，供我部队在千家战斗中重创敌军；又在崖城战斗中爆破敌人监狱，救出一批政治犯。梅山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还紧密配合我军在关公庙战斗、石沟坑打敌伪火车战斗、高土墩战斗、岭头营战斗、梅东村前战斗、九所战斗、梅东岭仔战斗和1950年夏追歼国民党溃兵等战斗中，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梅山人民经受了血和火的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孙家维、孙毓雄、陈鸿基、陈作霖、孙有华、孙家本等58位英雄儿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县委黎茂萱、林庆瑚、方春兰（女）等3位干部和琼纵部队9位无名英雄，在梅山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深恨炮火沙场，尚未裹尸归葬，劫后青山荒草，何处凭吊忠魂！爰在当年战地行龙岗修建陵园，安葬9位无名英雄遗骸，并将诸烈士英名刻石立碑，以凭瞻仰。
梅山革命烈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海南岛的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与祖国山河共存。
革命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和平万岁
——接见日本《和平之船》
访华团讲话
孙惠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你们代表团满载着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远渡重洋，前来我们三亚市参观访问，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我这个古稀老人，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心中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家居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年轻时当过教师，后来从政，曾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现已离休。我从上小学的时候起，就知道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是友好往来的。不幸的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作祟，使得中日关系出现了曲折，给人留下了一段极不愉快的回忆。已往的历史是无法更改的。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转。今天，我就凭个人记忆，简要地讲述一下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三亚市（原崖县）时期的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反思。这里，要着重说明，侵略的行为，主要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分子去承担责任。我们中国人民一向是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严格区别开来的。
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般史书都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这一年，战火迅速向我全国各地蔓延。9月下旬，日军轰炸机六七架来轰炸三亚，我当时在这里的原崖县第七小学教书，学校址就在现三亚水产公司附近，日机投弹七颗，一颗将我们学校夷为平地；因学生事前已防空疏散，故未造成重大伤亡；一颗炸中泊港里的几艘渔船，一颗炸平三亚医院。卧床病人被炸死十余人，其他四颗投落盐仓上，炸毁了几千吨盐，以后日机还多次袭扰。
1939年2月14日，日本海军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五航队属下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榆林、三亚两港。登陆前后，日军的舰载机肆意在沿海一带袭击村民，如在梅东以西的岭头营路上，日机投弹五枚，造成多名行人伤亡。
同年2月底，崖县（现三亚市和乐东县的沿海地区）全境沦陷后，日军一再实行“扫荡”政策，滥杀无辜，仅我们梅山村就有孙维青、陈作霖、李正统、黄石才、赵帝保、黎亚茂、吴华兰、孙有林、孙令生、黄治国、孙家永、林鹿二等青年共20余人，无辜被杀，有几人被抓去飞机场杀死灭尸。还从马岭抓去符祥兴、符和瑞、符和球父子三人杀死灭尸。农历元月初七日，日军一支分遣队从崖城下保港地区“扫荡”，在临高村，用机枪射杀30多人；在保平村，又再杀死20多人；其后，在崖城水南一带又连续杀害50余人。老红军林庆墀同志的父亲，还有黎道统、郑望曾、陈世训、苏话民、黎足安以及保港地区何绍尧、何绍宝、王毓桂、蔡永魁、蔡永春兄弟、陈之梓和何赤同志的妻子等都被抓去砍头。还有保平村的陈多儒、陈麟经、陈学府，崖城的谭朝选是被绑在马尾活活拖死的，多么惨无人道；还有不少人遭重刑毒打伤残，回家后伤口发作致死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乐罗村血案”。1939年农历元月十八日深夜，日军出动大队步兵、骑兵，合围原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慌乱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余人。其中，有老人也有婴孩，有的一家数口同时罹难，情状极为凄惨。1940年，日军驻黄流部队，以军用需要为由，强迫原崖县五区的木头园村搬迁，群众有所抵触，当场有20多人被抓，活埋在一口井里。崖四区的龙浩村是黎族聚居的村庄，日军去“扫荡”时，黎族青年唐天祥率领村民奋起反抗，不幸战败，唐等10多人也被抓去活活砍死。
日军当时还对一些地区采取烧光的政策，我和林庆墀、廖树金、陈成尧、黎光宗、郑联达等人的房子都是被日军烧掉的。原崖县第四区的抱旺村，聚居着400余户人家，日军在一天之中用汽油点火，把全村房子烧掉，致使2000余人无家可归。
从1940年起日军为战争需要，开始修建机场、铁路，并开采田独铁矿。修三亚机场时，拆迁三亚街几百家民房。修黄流机场时，强迫搬迁20多个村庄共一万余家民房，一时来不及搬迁的平民，立即遭到刀刺枪击。
为加快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日军从各地拘捕来大批苦役工人，用武装看押，强迫他们从事非人的劳作，并且任意毒打、杀戮。加上饥饿、瘟疫，大批民工死亡，甚至有些生病未死者也被就地埋入矿山的废坑中，酿成了田独“万人坑”的悲剧。日军还抓来1000余名朝鲜籍的政治犯，在我市荔枝沟镇的三罗二村设立集中营，把犯人活活折磨至死，集中埋在南丁北坡，现在还可以看到那土坡上的累累白骨。为了纪念死难者，当地黎族群众把三罗二村改名为“朝鲜村”。
以上所举，仅是我个人知道的一些片断。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无需要讳言，日本侵略军占领三亚的七年当中，所至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累累，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说实在是“罄竹难书”。在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活。我家的财物被日军抢劫一空，房屋一栋五间，被日军纵火烧毁，烧不掉的材料就拆去建筑军事碉堡。在国破家亡的逆境中，我曾写成古诗七律二首，以抒发胸中积愤。现在回想起来，原诗的一些词语似不够礼貌，但这在当时国破家亡的义愤心情，是不能抑制的，而且从中也正好能够窥见一位普通中国人所具有的民族气节。现原文照念给大家听，请予指正。
日本侵略军毁我家庭愤书
（1941年秋作）
（一）
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
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
忍辱偷生非夙愿，救亡御侮责何推。
堂堂华胄千千万，那许夷奴作福威！
（二）
何惜数椽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
同仇敌忾旌旗奋，战火腥风血肉飞。
莫笑蜗牛游一壳，且看金石出千锤。
降妖有日惩凶首，切记昭和是罪魁。
朋友们：我是炮火余生，有责任把战争祸害告诉后代。刚才所讲的都是往事。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分子作为战争罪犯已被国际法庭审判惩处。现在，中日已恢复邦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深信，实现友好睦邻政策，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主张，携起手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相处下去。祝中日友谊之树，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1989年12月7日
——自传
孙惠公
1911年12月，我出生在古崖州——今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的一个教师家庭。九岁，父亲病逝，母亲悲痛欲绝，但她没有丧失生活的勇气，仍然挑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重担。我六岁开始上学，初中毕业后，考上崖县中学附设乡村师范班，毕业后，先后被聘为梅东小学教员、月川小学校长、崖县教育经费管委会事务员。1934年秋，我到广东教师进修学校公费就学，毕业后，又先后在崖县第七高小、第五高小和崖县初中预习班任教。
1937年7月7日，日本武装侵略中国的消息传到崖县，我正好暑假还家，便邀同伴在梅东小学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后来建立梅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提供了群众基础。暑假后，我回五高任教，参加中共崖县委组织的抗日后援会，常在晚上邀同事到港门、保平、临高等初小的夜校去宣传发动抗日。这时，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常以商人的打扮到五高活动。五高校长何绍尧是中共崖县委委员，他们发现我在学校内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活动后，常让我看抗日小报，教给我许多革命道理。
1938年春，国民党县长何定之巧立名目，苛捐勒索，光是已经加重了的田亩税就要提前征收3年—5年，崖县人民怨声载道，掀起抗税斗争。在这次斗争中，我多方串联，积极发动群众，当面驳斥国民党官员的剥削行为。在人民群众的强大反抗下，挫败了何定之发国难财的阴谋。
1939年1月下旬的一个早上，何定之带着一群人马，狼狈向崖县西区逃窜。显然，日寇未到，国民党官员就弃城逃跑，岂不是留下一座空城拱手让给敌人！我愤怒极了，立即约同事任大屏一起写了10多张大字报和数十张标语，张贴在崖城、港门、临高等村的主要路口和市场，揭露和声讨何定之不抗日弃城逃跑的罪行。
2月14日夜，日寇在榆林、三亚登陆。18日夜，日寇占领崖县县城，不到10天全县沦陷。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数人商量，分头搜集到民间枪支几十杆，组成梅山抗日游击队。这支队伍虽然不能立即与日寇进行正面战斗，但扰乱、破坏了敌人的交通道路、通讯设施。记得1939年秋的一个夜里，我和孙家维、孙珠江、孙有珍、吴东、胡安、王荣贵、孙毓高、蔡魁生、孙如燧、孙如惠、孙太治、孙关春13人，把梅山至中灶10余公里公路上的电杆电线全部破坏，将桥梁涵洞统统捣毁。日寇白天维修，我们在夜里不断伺机破坏。在这期间，还经常筹款筹粮，支援琼崖抗日独立队。
1939年10月，中共崖县委委员黎茂萱、何赤两同志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40年1月16日夜宣誓转正。
1941年秋，日寇数次夜间到我家搜捕洗劫，由于抓不到我，便一把火把我家烧为焦土。
同年秋的一天晚上，我接受了县委交代的任务，和县委委员李大和到尖峰岭，带领琼崖独立队第三支队突围。我俩爬山越岭，在尖峰岭北面的黑眉山找到了部队。那时，三支队已在黑眉山与日寇激战几个日夜，大量杀伤敌人，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情况危急，队伍必须向东转移，不用说要摆脱日寇的围追堵阻，就是要组织伤员长途跋涉，越过敌人封锁的地带也不知有多大困难。尖峰岭东几十里是乐东、崖县国民党的老窝，南面则是日寇占领的崖县四五区平原。我的任务是带领三支队通过这个地区，向崖县东路挺进。如果路线选择不当，可能有全军覆灭的危险。不过这个地段离梅山游击队活动范围接近，据我掌握的情况，不久前日寇曾经进攻国民党盘踞的抱善基地。国民党如同惊弓之鸟，抱善可能空虚，可以神速从这里通过。我的意见被三支队政委兼支队长张开泰等同志采纳，于是，三支队以两天三夜的山地行军，到达长溪。选择这个地点，我还有一个目的：给部队提供粮食，我家就在这里库存着两造粮食。我打开粮仓，发动群众碾米，除供三支队全队吃饱外，每人还把米袋装满。部队又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根据县委的安排，部队在梅山后岭休息。群众杀猪宰牛，缝衣送被，情如鱼水，部队在战斗中损失的装备大部分得到补充。休息几天，夜间部队转移，我和叶云夫、何赤、陈作霖四人留下，处理部队驻扎期间与附近村庄的群众关系问题。这一夜，我们走东村访西庄，直到凌晨准备离开老陈田村时，突然村外枪声四起，日寇包围了村庄。我们分头突围，陈作霖同志在突围中壮烈牺牲。这一天，日寇也同时“扫荡”梅东和水南村，黎茂萱同志和何绍尧同志分别在梅东和水南壮烈牺牲。
1942年6月10日，县委书记叶云夫和委员何赤在梅山野外主持召开了梅山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我当选乡长，这是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在梅山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庄的基层组织不断巩固发展。我们执行党的减租减息、帮工代耕、征粮征税支援前线的政策；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配合县委武工队锄奸肃反，捣毁敌人交通通讯设施。日寇妄图扑灭梅山的抗日烈火，在梅山的镇海、长山、梅联仅6公里的地段上建立了3处堡垒，封锁梅山，不让梅山群众外出集市。党和政府发动梅山人民种棉花，纺纱织布，挑海水煮盐，用土法制火药，战胜了敌人的封锁。
1943年3月，崖县委调我和林庆墀等同志到尖峰岭黑眉山，会合感恩县委筹备建立崖感联县办事处。5月1日召开两县代表会议，选举成立崖感联县办事处，林庆墀、王康宁当选为正副主任，我任秘书科长。我们三人建立了党组，建立地方武装。办事处就流动驻在黑眉山一带，使黑眉山成为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4年3月，崖感办事处取消，我调任琼崖南区军政委员会秘书科长。仅一个多月，军政委员会取消，我又调琼崖独立总队第二支队任副官兼书记。
1945年初，部队在昌感交界的大槐山集训。一天早晨，我们接到中共感恩县委送来日寇向我军进攻的紧急情报。我军作好战斗准备，当日军接近阵地时，便集中火力大量消灭敌人。不久，敌人飞机四架轮番轰炸和低冲扫射，我军因隐蔽得好，无一伤亡。我和支队长符振中、政委符荣鼎等领导都参加了战斗。
8月，日军投降，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来琼劫收。在日军的配合下，国民党军队在尖峰岭制造了“土伦事件”，我崖县区党政机关人员大部分被杀害；驻感城的我琼纵二支队挺进大队八中队全队阵亡；国民党军又在石碌附近的美孚村进攻我二支队部。此时，我也随军参战。美孚村战斗，炮火连天，激烈地打了整整一天，我军伤亡不少。国民党挑起内战，我军不能老是被动挨打。美孚战斗后不久，驻在昌江马鞍村的我二支队部接到县委情报，知道敌人要乘火车入石碌劫收。新任支队长陈武英、政委陈岩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老马村铁路段截击火车。支队长、政委都到前线指挥，我参加了战斗。一连埋伏三天，才见火车驶入伏击圈。经过激烈的战斗，敌军伤亡不少，俘虏很多，战利品一大批，是我二支队抗日战争以来缴获武器最多的一次。后来才知道，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也在火车上挨打。
1946年春，我调离琼纵二支队部，到海南区党委，区党委分配我到琼东定安联合县政府任秘书科长。那时候，国民党已全面发动内战，形势相当紧张。为了发动群众对敌斗争，我和战友们的足迹跑遍了琼东、定安各地。
同年秋，我调回区党委。区党委冯白驹、黄康等领导接见我和林庆墀同志。冯白驹同志指出：崖县离区党委驻地较远，区党委对崖县的情况了解不够。崖县文化比较发达，革命活动开展比较早，不少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有比较好的基础。但是，过去崖县对建立山区根据地不大注意，经不起敌人的摧残。国民党第46军来琼后，崖县的工作已经崩溃，需要你们回去。你们的任务是：第一，恢复建立党组织，收拾崩溃局面；第二，建立山区根据地再向平原发展；第三，开展学运工作；第四，崖县敌人驻军多，敌军中的反战分子不少，要注意敌军中的兵运工作；第五，日寇在崖县时开矿山设工厂，要注意工运工作。因此，决定林庆墀同志为南区临委委员，我为崖县县委书记。冯白驹同志指示后，我向区党委要求，调当时在区党委附近工作的何赤、罗群、孙鹤林、林志龙、蔡大元、陈兴起、陈侃等同志和我一起回崖县，区党委同意了我的要求。
林庆墀同志与我们几个人一起回到昌感崖联合县委，知道县委已于五月派陈明纲、孙珠江、陈虞、吴清尧、林志超等同志回崖县区收拾工作。在昌感崖联合县委，庆墀同志传达了区党委的决定。中共琼崖南区临委同时成立，讨论我回崖县建立县委的问题，决定取消崖县区，成立中共崖县委，按区党委的决定，我任崖县县委书记。
1946年10月中旬，我回到崖县。10月18日，我在梅山召开第一次县委会议，传达了区党委和临委的决定，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我任县委书记，何赤、孙珠江、陈明纲同志任县委委员。会议听取陈明纲关于收拾恢复崖县区组织情况汇报，同时调整任命了各区乡的领导成员。
县委各负责同志分头到各区乡工作。我带蔡大元等同志到龙浩、只峨、抱串、温仁、千家等少数民族乡村开展山区工作，动员一批少数民族青年参加革命，建立红五、罗所、千善、千雅、温仁等少数民族乡民主政权，使马岭、育才、雅亮等崖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家区的少数民族地区连成一片，建立了山区根据地。县委建立不久，崖县各区乡党组织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1947年春夏间，县委组建地方武装前进队。当时，枪支弹药不足，为了战斗的需要，我利用在部队学到的制造地雷技术，指导梅山民兵制造地雷。我们带领前进队，利用土制地雷在九乐公路战斗中截击国民党乐东机关枪连，打死其连长。在拔除抱用据点的战斗中，地雷发挥威力，敌兵死伤不少，惊慌撤走，为建立山区根据地扫除障碍。
注意敌运工作，争取国民党崖县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参加革命，争取岁乐乡乡兵两名带枪投降。
国民党继承了日寇的衣钵，继续在梅山建立据点，控制梅山人民。1947年秋，我们组织破袭敌梅山据点的战斗。首先争取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排长黎明为内应，并报请上级派琼崖纵队南征队长吴之率所部来崖县支援。在我县前进队的配合下，乘着黑夜，消灭了驻扎在梅东村关公庙里的国民党中队，缴获轻机枪两挺、长短枪数十支。
1948年4月，正当解放乐东县城的战斗进入紧张阶段，我调任乐东县县长，在乐城前线配合我军搞坚壁清野工作，动员群众把粮食和一切可资敌人利用的东西，迁移到远离乐城的地方收藏，以断绝集结困守乐城敌人的接济。一天，忽接情报，榆林要塞敌军派美械装备的一个大队入乐城，企图据城顽抗。我军除留围困乐城守敌的力量外，大部分都集中到进入乐东的要道青岭仔进行伏击。我参加了青岭仔战斗，并负责后勤指挥。这次战斗大量杀伤敌人，击毙了带要塞军入乐城的国民党少将新任乐东县县长。
6月，我调到中共琼崖南区地委任秘书主任。
1950年春节后几天，国民党大批残军从大陆溃退海南，敌师长陈忠坚带一个师窜下黄流。这时，我和崖县委委员陈国风、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带工作队在黄孔乡工作。敌军突然向黄孔乡扑来，我们立即撤向手板坡。敌人连夜追踪到手板坡。黎明前，我发现满山遍野都是敌人，急忙呼叫大家进山，敌人乱枪扫射，我同志牺牲三人，被捕10多人。
4月30日，南区地委接到区党委电报通知，我军已进入榆林三亚。我随南区地委和专署5月3日到达榆林，参加大军128师军政领导会议。
7月，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和专署撤销，海南军政委员会任命我为崖县副县长兼崖县人民法院院长。解放初期我的主要工作是安定社会秩序，布告国民党官员登记认罪自新，成立集训所集中管训，并组织调查他们的罪行，分别给予判刑。
秋末，晚造收完，开始秋征公粮、购粮。我受命带征粮工作队到保平乡搞秋征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在全县铺开解放后的第一次秋征工作。
秋征试点刚结束，我就带崖县人民代表到府城参加海南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随后参加广东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
1951年2月，我调任中共乐东县委常委、乐东县县长。这段时期的工作，着重开展农村的互助合作，兴修小型水利，发展生产，开辟市集，供给生活日用商品，发展经济贸易，开办学校。
这年秋天，我带乐东县人民代表参加广东省第二次人民代表会议。会议结束，省政府决定我和黎族起义首领王国兴上武汉参加中南民族工作会议。接着，上北京参加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会议结束时正好是1952年元旦，早上，全体代表到怀仁堂与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进行新年团拜。
2月，我回到海南行署，传达了中央民委会议精神。行署决定由史丹同志和我筹备成立海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史丹同志任主任，我任副主任。
1955年10月，为开辟莺歌海盐场，我被任命为广东省盐务局莺歌海盐场筹建处副处长兼场地管理所主任，带勘探队实地勘测设计规划，处理盐场征地与当地群众的关系。
1958年上半年，盐场建成投产。为解决产品输出交通问题，8月，我调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交通局局长，主要任务是配合铁道兵开通安由港到莺歌海的铁路。海南行署和自治州政府决定从乐东、崖县、陵水、保亭四县共派8000民工，配合铁道兵参加铁路大会战，成立了安黄铁路民工指挥部，自治州州长林岳川兼任总指挥，我兼任副总指挥。
1958年10月，自治州撤销，陵水、崖县、保亭三县合并为崖县。我调崖县任县委常委、副县长，分管工业交通，继续抓安黄铁路的建设，直接负责铁路民工的指挥工作。我和广大民工同铁道兵指战员一起，以铁路线为家，同甘共苦，战天斗地，终于完成修路任务，于1960年国庆节通车。
1962年，自治州恢复。10月，我又从崖县调到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州人委党组成员。
1966年4月，我被任命为广东省各民族代表团团长，带各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活动，朱德委员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我们在北京参观名胜古迹，还到河北省沙石峪、山西省大寨等地参观学习改造山河的经验。
7月，我带着党中央的关怀，带着全国许多先进经验回到自治州，尚未传达贯彻，“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开始了，我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恢复工作，任自治州委统战部副部长。我焕发青春，积极组织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拨乱反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统战政策。
1983年，我办理离休。可是，我一息尚存，总要为革命发挥余热，有机会时，常以讲战斗故事等形式，为机关干部、学校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受聘为三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积极襄助地方史志的纂修工作。三亚市第二小学等学校聘我为校外辅导员。1992年6月，国家教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联合表彰我为少年儿童校外教育先进工作者（见1992年6月26日《海南日报》第一版）。
解放40多年来，梅山老区水利问题没有解决，长期干旱，靠天吃饭，仍然是个落后贫困地区。我邀几位离休老同志到市政府和省政府，要求兴建梅山岭落水库，得到批准，正在兴工建设。
我喜爱以诗言志，参加中华诗词学会、海南诗词学会、岭南诗社、通什诗社、三亚诗社，写了一些诗，歌颂祖国，歌颂党，针砭时弊。不过，年事已高，常感力不从心，真是：
自然规律不能违，
百岁人生总得归，
两袖清风知自足，
几行自述趁余晖。
1992年4月于三亚市
革命堡垒
——梅山村史和革命斗争史提要稿
孙惠公
梅山，具有光荣传统的抗日民主革命老区。这里背靠青山，面临大海，田地肥沃，一派生机。铁路上，火车傍村而过；公路上，汽车川流不息。勤劳勇敢的梅山人民，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美丽富饶的土地上，装扮着自己可爱的家园。
解放前，梅山乡最大的村庄梅东村才有200多户人家，长期的战争摧残让这里交通闭塞，兵荒马乱，到处都是饥寒交迫，凄惨荒凉，十年九旱，年年灾荒，奸商乘机掠夺，豪绅残忍剥削，疫瘴流行，民不聊生。梅山人民生活在无底深渊，挣扎在生死线上。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斗争，一天又一天地盼望：红日照梅山，翻身得解放。
一唱雄鸡天下白，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梅山人民经过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过了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斗争，家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看，劳动致富的红旗迎风招展；听，实现“四化”的战鼓震天作响。到处都呈现着一派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繁荣景象，生产队文化室、农村宣传队越办越好，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蔚然成风，无产阶级专政占领了农村阵地；各项事业迅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梅山人民坚定不移地前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道上。
可是，我们忘不了旧社会梅山人民的苦难，缅怀毛主席率领我们跨过的万水千山，永远记住梅山人民为翻身解放进行的艰苦斗争，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还洒在家乡和各地战场上。为了方便我们了解梅山的过去，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中央领导下，把毛主席、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担当起来，进行到底。我根据个人不完全的回忆，扼要记述我们村庄过去的事迹，供讲述历史的同志参考。这些还有待了解更多事实的同志来更正和充实。
至于革命斗争史，不能局限在一个村庄，常常关系到其他地区的事情，必须联系谈及，以便说明事实。
一、在暗无天日的年代里
解放前，梅山乡的梅东村是个封建残余浓厚的村庄，200多户人家，就有地主富农十多户，占10％左右。满清遗孽的封建门第为“奉政第”、“牧史第”、“大夫第”、“乐安堂”、“吟梅第”，“青云楼”等；还有公庙祠堂六间——文昌庙、关帝庙、龙王庙、祀孤庙、节孝祠、孙氏宗祠，一直保留至“文化大革命”前后才先后拆除。这些封建门第是地主的府第，公庙祠堂是豪绅恶霸父兄压迫统治梅山人民的小朝廷。这些地方洒过多少乡亲祖辈的血泪，是阶级压迫刑罚迫害贫穷人民的场所。解放前的私有制时代，乡村邻舍、人和人之间不断发生纠纷，争田占地、债务宿怨、口角相争等等经常发生，有时一天数起，大部分是所谓父兄或明或暗怂恿挑拨起来的。那些豪绅恶霸父兄之间，又有氏族宗派的钩心斗角，明争暗斗，往往把这些纠纷双方作为他们互斗的工具，又从纠纷双方的判理调解过程中获取利益。纠纷双方有时两败俱伤。恶霸父兄的判理要看钱看势，就是有钱有势才有理。贫穷人家常常是理屈词穷、含冤负屈；要是敢于据理反抗，就被捕绑吊打，或受刑，或罚款。得胜的一方对为其判理支持的父兄要感恩戴德，除送财物礼品外还要代做各种无偿劳动。没有油水可捞的常常吃大亏，要给田地或财物，或怂恿其打官司。年老的乡亲会记得孙毓祖、孙毓宗两个同胞老兄弟，为了争占一块不大的园地，竟打几年官司。毓宗控告毓祖，即弟弟控告哥哥，被贪官污吏抓孙毓祖坐监牢三年，结果两老兄弟同样倾家荡产。在私有制年代，财产常常要比兄弟亲，兄弟姐妹亲戚常常为争占财产而结仇结怨，这是旧社会存在农民意识的自私和狭隘，加上豪绅地主恶霸的摆弄，破坏农民之间的团结而被其利用的现象。
至于地主恶霸压迫贫苦农民的事，更是暗无天日，事实很多，下面只举一些例子来说明：
有个禽兽成性的地主，国民党的梅坊乡长孙亚某，夜半更深闯入蒋吴同房间。人家夫妇躺在床上，已经熄灯还未睡觉，忽见一人在他们身边躺下，并且摸着吴同的手臂要拉给他当枕头，吴同觉得奇怪问是谁，这人一言不答，挥起拳头巴掌打吴同。吴同不明不白挨打几巴掌，怒不可遏，手腕一屈把将枕在臂上的那人的脖子夹紧，接着还手相打，两人挣扎起来，那人被打倒又爬起，爬起又打倒，一起一倒，起起倒倒，打到门外，在朦胧的月光下，才认出是恶霸乡长。蒋吴同知道将有大祸临头，为了不吃眼前亏，逃避上山去了。伪乡长被挨打后不但没有接受教训，反而恼羞成怒，天还未亮，就纠集狗腿子去抓蒋吴同，没有抓到人就把蒋吴同全家生活所依靠的两头牛牵来在庭前绑上，把牛鼻绑得紧紧，挂得高高，草不给吃，水不给喝，用这样卑鄙的手段，逼迫蒋吴同上门向他认“错”赔“罪”，给他还仇消气，接受他提出恢复名誉的条件。蒋吴同人穷志不低，没有投入所设的圈套，两头牛就在伪乡长家里活活饿死。死一头，他就叫狗腿子杀一头，死两头就杀一双。牛肉配酒味道多好啊。炒的，炖的，他和狗腿子大吞大嚼，边吃边哼着鼻子说：“放口吃，看你吴同可奈我何，吴同你能跑到哪里去，让你插翅也难飞上天。”害得吴同空手赤拳，没有牛耕地，日夜提心吊胆，生活更加困难，忧痛交集，不久就含恨而死。
又有个地主叫孙老光，有大片槟榔园。有一年秋末冬初，晚稻收割完毕，广阔的大坡田正好放鸭，崖四区十所、四所等村牧鸭的群众就赶着群鸭在这里放养。有一天，老光头的槟榔园里茂盛的野草被火烧了，槟榔树被烧坏了一点点，老光头赶到槟榔园去转了一圈，查不出是谁放的野火。从前牧牛的人在野草枯黄的时候，抽烟不注意失火烧了野草，有些人则是有意把枯黄的草烧掉好再生嫩草来牧牛。可是老光头不管这些，他见大坡田里有群鸭放养近他的槟榔园，就叫狗腿把这群鸭赶回家来，污蔑牧鸭人煮饭时放火烧坏了他的槟榔园，使下一年这个槟榔园减产，要没收鸭群来赔偿，牧鸭人多次辩言不得，转而又百般哀求，终被罚了一笔大款（据说一百余千钱）才还给鸭群。劳动人民常常被地主恶霸借故勒索的例子是很多的。
另一个地主恶霸孙毓定，由于生平多干坏事，品质败坏，群众给他一个诨号叫“老糠头”，是个披着中医外衣的吸血鬼。他常和药材店奸商勾结，以捏造中药名称和配制高价丸料的手段，诈骗病家钱财，并放债谋业，残酷剥削乡民。他当国反乡长时，以抽壮丁收贷款，收苛捐杂税勒索群众。他有一片槟榔园，还有个椰子园在长山，仍觉得自家的椰子园不够理想，要设法扩大。他的椰子园旁边有一块上百株椰子树的椰林，他羡慕得垂涎三尺，要是能把它合并起来那多好啊。可是这块椰子园是长山村农民蔡日生全家生活所依赖的，蔡日生怎么样也不愿出卖这片椰子园。“老糠头”乘蔡日生有家人生病困难的时机，给日生家人看病开处方，并告诉蔡日生到他指定的那间药材店买药。本来当时中药并不那么贵，可是他的处方中有些药名是他捏造的，要到他勾结的那家药材店才知道处方上的药名，别的药材店是买不到的。蔡日生给家人治病心切，被迫到他指定的药材店买药，药价比普通药价高数倍。蔡日生带的钱不够，就由他代借，等到秋深青黄不接农民生活正困难的时候，他就叫狗腿子上去逼蔡日生还债，日生一时还不起，就来到“老糠头”家求援，他迫蔡日生出卖椰子园，可是这个椰子园是日生全家生命所系，他哪舍得出卖？心狠手辣的“老糠头”叫狗腿把日生绑起来，并用垫牛车的竹笆把日生像柴束一样捆包，倒靠在墙上，叫日生头朝地脚朝天。看到日生几乎被折磨死了，村中群众目不忍睹，议论纷纷，“老糠头”才把蔡日生放出来。这些地主恶霸无法无天，为所欲为，蛮横残忍到何等程度，这里可见一斑。
其他地主恶霸也是一丘之貉，我青少年时就常见梅山父兄抓附近村庄的人在梅东村的公庙祠堂毒刑吊打，甚至判处枪毙。由于我当时年纪小，记不得这些人的姓名和事迹。总之在军阀混战时代，梅东俨然像个小王国，不只可以随便捕绑吊打，甚至枪毙人命，官府也无法过问，群众受剥削压迫的痛苦情形可想而知。
至于经济上的剥削，更是普遍现象，主要是地租、高利贷、奸商不等价交易，花样很多。地主诈骗手段毒辣，农民一生辛勤劳动，还是挨饿受冻，而地主家庭，每逢冠婚丧祭或花甲祝寿，都要屠猪杀牛，大摆筵席。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举些例子说明：
地主把占有的土地出租给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农民，重租剥削，一般是平分产品，也有固定租额的。我们现在给国家交公粮，不超过产量的10％左右，而解放前农民辛辛苦苦租种来的粮食，竟都要把50％以上交给地主。除此之外，农民逢年过节还要给地主家送好吃的东西，如肥鸡美酒等，或为地主家做各种无偿劳动，如送柴火等。碰上丰收的年成，地主常常提高租额，不达到加租的目的便要转佃。年荒天旱的灾年，也照样交租。如贫农胡关芳租了地主孙毓章的数亩旱田，议定硬租。不料那年大旱失收，胡关芳看在眼里，痛在心头，看来不但无法交租连种子还保不住，就去告诉孙毓章，请求他叫家人去看收割，把硬租改为分租，收获多少平均分，种子、工资不算也罢。孙毓章满口好话说：“不看啦，谁不知道天旱，你自己收割，留着明年种子，剩下多少才分，不剩也罢。”话颇通情达理。胡关芳回家就安排收割，实际收成留明年种子还差一点，就全部收藏起来，留做明年种子。第二年经过耐心精耕细作，多施肥料，留心管理，收成颇好。胡关芳把收来的谷子大部分用牛车装得满满的，他还想多装一点，交租剩的才拖回来，免得缺三少二麻烦再拖第二次。谷租拖到孙毓章家，这个一贯大斗收入小斗放出的狗地主，就叫家人把大箩大筐全部打光，一点不剩。收完了，孙毓章满脸横肉地问：这是去年的租谷，今年收成蛮好怎么不快交租？胡关芳听了一愣，回忆一下，才说：“去年干旱失收，收割时我亲自叫你去看收割，照收成分租，你不是说先留做种子剩了才分，不剩也罢。去年收割的全部留做今年种子还不够，就没有交租，现在交的就是今年的租谷了。”孙毓章沉着脸不管胡关芳怎样说，硬把拖租谷来的牛和车一起扣留下来，要胡关芳交完两年租谷才许可把牛车交回去。胡关芳的两年血汗收来这点点谷子，就这样被狗地主眯着眼睛吞食掉。
地主剥削的另一种毒辣手段是高利贷，有些是年息三分或月息三分，尤其青黄不接季节，以老谷放青苗，地主每箩谷子供给困饿群众，按时价申为贷款，收割季节也按时价以谷子偿还。表面看来好像合理，而实际是100％的利息。因为青黄不接季节，粮价飞涨，比如当时每箩卖价6元，到收割季节，每箩时价才2元多或3元，要卖两箩以上价钱才等于青黄不接季节的一箩，时间不到三四个月，利息就高达百分之百，农民的血汗就这样轻易被夺去了。
有些地主不只重利剥削，而且以毒辣的诈骗手段瞒生骗死，借一次要还两三次，因为群众向地主借贷时，总要订立借贷文书叫“借约”，借约写明借贷数目、利率、还贷时间、抵押物——耕牛或田地，请中保人签字等手续，阴险狡猾的地主，把这张借约照样仿写一张，等借户还账时，故意说一时找不到借约来退还，仅写一张“后手单”表示收还了借款。借户对这张“后手单”，哪里能够永久保存呢？过了一段时间，三年五年或十年八年，或者借款人已经死了，这些狗地主就拿出原来的借约来讨债，如果借户能保存这张“后手单”便平安无事，如果这张“后手单”没有了，或者因为文盲收回的仅是假借约，就要从头算还本利。这笔账不知道要比原来大多少倍。有些是还账时仅给退还那张被仿写的假借约，而把原借约存起来，有些借户是文盲，借约是请人代写的，还债时收回的借约是原来真借约还是假借约自己不知道，他没有料想到那些狗地主会搞阴谋诡计，而认真辨明所收回的借约，就随便把它撕掉，而狗地主却把他那张真的借约存起来，过了几年或数十年就翻出原借约来讨债。一次地主孙毓玉为了做生意，向地主孙如甫借了三十千铜元（相当二百光洋），孙如甫又把借约另模仿写了一张，等孙毓玉还账时，孙如甫把模写的假借约还给孙毓玉，孙毓玉是认得自己笔迹的，当场发火，把已还给孙如甫的钱收起来，揭穿了孙如甫的诡计，并声明，如孙如甫不找出原来的借约就不还借款，孙如甫只好低头找出真的借约和假借约一起交给孙毓玉，孙毓玉才还了钱。地主对待地主尚且如此，对待没有文化的贫下中农就不言而喻了。在旧社会，穷苦人家世世代代的血汗被这类狗地主诡计多端夺去了不知多少。
奸商对梅山人民的剥削，是宰割梅山人民的几把屠刀之一。年老一点的人会记得，梅山除山岭以外，所有平坡园地都种满椰子、槟榔、甘蔗、西瓜、豆类等经济作物。椰子、槟榔、西瓜籽等特产远销各大城市，价值颇高，是劳动人民祖辈世代创造的财富，真是遍地黄金。可是梅山人民享受得很少很少，地主高利贷夺去了一部分，而绝大部分都被奸商夺去了。
梅东最早的一家商店叫“焕兴号”，是地主孙毓雨和一个乐会县商人、一个琼山县商人三股合资开设的。据说开始每股资铜钱二十五千文（约合光银三十余元），三股合资七十五千文（约合光银九十余元）。经营五十年折股分账，除平时大吃大喝和吃好穿好开支外，分账时资本发展达十五万光银，平均每股分得五万元。在梅东夺买了一农民一片槟榔园，叫善坡“焕兴园”，分落给孙毓雨，至土改时才没收分还群众。此外还有数家商号，如“回春堂”、“天乐堂”、“德兴号”、“永兴号”、“和兴号”、“联兴隆”等经营中药材、酿酒、杂货、刨烟、布匹、收购土产等，起初不过都是投资很小的摊贩，不过三年五载就成了财源广进四季兴隆的富商，他们是吸食梅山人民膏血而膨胀起来的。
这些奸商的共同点是低价收购土产、农产品，高价出卖商品，以不等价交易剥削梅山人民。更大的剥削是兼放高利贷，是煎熬梅山人民的数口榨油锅。旧社会群众没有养成卫生习惯，没有保健预防措施，疫病流行，互相传染，多端杂症的疾病是普遍现象，是无力抗拒的灾害。除了少数地主豪绅家庭，哪一个群众家能放着钱来等待疾病呢？生起病来没有钱买药，就要求商店记账；买杂货布匹，没有现钱，也要求记账。记账这办法群众觉得很方便，又是商店最欢迎，第一是保证这些受贷户的农产品至收获季节按时价交商店还账，一过季节这些农产品就涨价发售，和放青苗一样；第二是记账款普遍是月息三分，即每贷一百元月息三元，复利计算，是多么重的高利贷啊。商店利用这种记账办法，有利于争取顾客，也就是有利于推销商品，全村大多数人家只要有生产力的都有了账户，商店好像很大方，信任群众，到春收了才还账，农产品得先还账然后安排生活，这季节农产品价格压低，形成商品价格特高而农产品价格特低的不等价交易，这些奸商就利路宏开一本万利。贫苦农民就终生挣扎在贫病交迫的苦难生活之中，所以俗话说“三年无病大富贵，一年生病九年穷”，是有道理的。
地主恶霸奸商，为了剥削压迫群众，往往豢养一些人当狗腿子，以欺压敢于反抗他们的群众。地主“老糠头”叫狗腿子孙昌吉去捆绑贫农蔡日生，但孙昌吉并没有得到“老糠头”的好处，结果被蔡日生向官府控告，贪官污吏只抓蛇尾不打蛇头，只抓孙昌吉去坐监牢数年，代“老糠头”受罪。昌吉被释放后贫病交迫，卖掉一个儿子，自己也逃不掉饿死的命运。
从前梅东地主恶霸的剥削压迫，不仅限于梅山。他们的封建土地东至羊栏，西至罗马、九所，北至千家，范围这么宽广，罪恶所至，臭名远扬，使许多遥远的群众，尤其乐东少数民族都说梅东是压迫剥削人的地方。哪里知道梅东剥削压迫人的只是少数地主恶霸，其他贫穷群众同样受到剥削压迫。别的地方被梅东地主恶霸压迫剥削的群众，由于对地主恶霸仇恨，竟误会而仇恨全梅东人民，导致过很多次对梅东人民的敌对行为。在兵荒马乱年代结伙来梅东打家劫舍多次，白天大举抢劫牛群数次。记得1923年前后，一次白日抢劫梅东梅西两村牛群八百余头，梅东群众在路上或田间被盗贼杀害的有孙照善、孙家兴、纪荣兴、孙家培、林亚五、孙毓慎、吴孙斌等，还有挑盐去民族村庄换米维持生活，竟死在尖岭路上的有孙家祥、孙亚林等。这些贫苦群众都是被地主恶霸奸商剥削，穷得走投无路，才拼命奔走在恶水穷山，希望从死中求活，哪知道真的走进了死路，这是地主奸商作威作福，群众受灾受难。在军阀混战年代的梅山，真是没有一天是安宁的日子，不是逃军抓人抢掠，就是盗贼抢劫牛群，或是白天拦路杀人，或是黑夜打家劫舍，群众如置身刀山火海，惶惶不可终日。
解放前反动统治只知道剥削人民，贪污中饱，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社会上，特别是农村那时候没有什么医疗卫生，遇上疫病流行，群众只好听天由命，束手无策。最可怕的是霍乱、天花等瘟疫流行，有时甚至是全家死亡，没有棺材埋葬，只好用草袋装了用牛车拖出去马马虎虎埋下了就走。每年寒冬腊月伤寒肺炎等常见病死人也不少。有句俗话说：“三人共百岁”，就是形容那时人的寿命太短，尤其婴儿死亡率很高。逢年过节，常常听见许多家庭传出呼夫唤儿的啼哭声，就因为他们在这样灾难年头失去了可爱的亲人，人家团聚欢乐的时候，他们触景伤情而引起悲痛。在我的记忆中，数十年不太长久的时间，梅东这样的村庄就消失了四十余户，这不就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景吗？解放后清算了地主恶霸，停止了奸商高利贷的剥削，一步步实现了合作化、公社化，乡亲们生活大大改善，不但食好穿好，茅房变瓦屋，同时贯彻了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医疗卫生路线，梅山和全国各地一样，繁荣兴旺，青少年后代们健康成长。这一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所谓“今不如昔”的谬论。
回忆村史，使我们认清封建社会中地主、恶霸、奸商的压迫剥削，认清了封建制度是我们贫穷人家世世代代受苦受难的根源。村史中所举的例子，并不是说只是那几个人干了这点坏事，而是所有地主恶霸、奸商都是一窝豺狼，同窟毒蛇，居心险恶，贪得无厌，用种种阴谋手段，欺凌剥削人民，吃人血汗，罪恶累累，数也数不清。我们讲村史不能不燃起对旧社会的仇恨，加深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
二、在摸索中斗争
梅山人民在受压迫剥削的漫长岁月里，对地主恶霸有过各种各样的反抗。不过那时还没有一个有组织、有正确理论指导的政党来领导。群众的反抗是盲目自发的、散漫被动的，对地主的剥削行为有所打击，但本身得到的利益很少。这种反抗如给地主开荒地，吃荒三年不收租，耕满三年就放弃，让他变成生荒才再开，不让地主户在霸占荒地上占便宜；租种地主田地粗耕粗放；有时抗拒无偿劳动；拒绝佃耕或代耕穿鸡眼田（用阴险毒辣手段侵占来的田地）；或任凭台风吹倒地主恶霸奸商的槟榔树等。
1920年，梅山人孙景汤（即孙毓斌——编者注）当了民选崖县县长，这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在这一期间，梅山人民同样没有过上一天安宁的日子，不是官兵清剿便是土匪抢劫。记得我在初小读书的少年时代，梅山曾经发生过多次群众和学生参加的游行示威。原因是不知道哪一级政府中的贪官污吏汉奸，名叫何瑞年、罗叔雅、卫志清等秘密将西沙群岛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这些汉奸已私自和日本订了卖国条约，要诱骗地方政府参加在条约上签字，而西沙群岛是临近崖县的，这些汉奸把西沙作为崖县区域，要骗崖县政府代表参加签字出卖西沙。梅山群众听到这个消息，就如火上浇油，马上举行游行示威，警告崖县军阀政府，不准参加卖国行为，梅山群众的爱国斗争行动，那时已经开始表现。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梅山自然不能离开混乱局面的影响，特别是梅东的地主恶霸与周围豪强的明争暗斗，受害的首先是人民群众。前面已经说过多次发生的抢劫牛群、白天黑夜拦路杀人劫牛、打家劫舍等事件。当时的统治阶级，没有研究发生这类事件的远因近因，就凭着这种形势，组织地主武装，名叫梅坊保卫团（梅山那时称梅坊）。名为保卫地方，实为保卫地主恶霸压制群众，加重群众的负担。这个地主武装——梅坊保卫团团长是地主孙亚某。团丁20人左右，还有梅东、梅西、角头、长山几个村庄的壮丁百余人，每天放牧前轮流到尖岭、桔株、大坡、光头岭一带巡逻，粮饷派群众供应，而他们的巡逻，主要是保护地主的大片园地。这些团丁除了每天满身大汗和尘泥却没有得到利益，怎么能叫他们心甘情愿天天为地主恶霸卖命？为了反抗无偿为地主恶霸服役，在没有团长带队巡逻的时候（大概是1924年左右）大家不约而同地带枪逃走，一去不回头，吓得地主恶霸非常惊慌，又不知方向找。结果这些地主武装就给崖县四区土豪骗去了。这种盲目反抗行动，对梅山地主恶霸是一次打击，但又加深了土匪势力，更威胁梅山群众的安宁。
抗日战争爆发，海南沦陷以前，1938年冬，国民党贪官污吏企图乘机大发国难财，提前并且加重征收土地税（即是提前收二三年后的地税而且加重税额），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税额比常年提高数倍至数十倍。狗差衙役，日夜临门催迫征收，急如星火。单说田亩税一项，就拿这块田全部产品的价值去缴纳，还抵不了税收的一半，群众实在担负不起，经过多次各乡保长带人民意见去向国民党政府反映，多次要求如实征收，终没有效果。
当然那时的乡保长与上司一鼻孔出气，不会把群众的要求如实向其上司反映。国民党县兵照样日夜催迫，群众被迫地自发行动起来，成群结队到国民党县政府请愿，影响崖一区全区群众也行动起来，形成人山人海游行示威，并派出代表与国反官员面对面斗争，驳得那群贪官污吏瞠目结舌，满头大汗，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压力下，国反贪官污吏被迫停收地税。这是一次群众斗争的胜利。
三、万万不作亡国奴
1937年1月，中共梅东党支部成立，孙维青任书记。在此半年之前，约1936年夏秋间，中共琼崖特委派刘秋菊、林茂松到崖县，住在梅联村开展革命活动，在梅山开始播下了革命火种。
抗日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战舰时常在近海游弋，飞机天天窜扰我领空如入无人之境。人心惶惶，群情激愤，平时镇压抢掠人民的国反军队那么多，现在到那里去了？怎么让日本盗强的战舰飞机这么恣意侵扰，没有受到惩罚？梅山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既惶恐不安，非常仇恨日本强盗，又愤恨责备国反政府军队软弱无能。1939年2月7日那天大清早，国反崖县县长何定之，带着大群官员和喽啰，有坐轿的，有骑马的，杠抬的，拖牛车的，大包大捆，大箱小柜，像蚂蚁搬窝，狼狈地离开崖县城向西逃跑。经过梅山的时候，群众嗤之以鼻，怎么啦？日本鬼子还在海上，沿海不准备抵抗，官老爷就如此慌张逃命，怎能谈得上领导抗战？人民用血汗多年来养了这群脓包，没有丝毫作用，真是气死人啊！梅山人民眼看着国民党县政府官兵在敌人还未接近县境，就逃之夭夭，放弃“守土”责任，感到非常失望和愤慨，议论纷纷。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正义感的梅山人民对这群狼狈逃跑如丧家之犬的国反官员，责备它，蔑视它，拒绝给他们当挑夫，以示抗议。当天夜里就自发地写了许多标语和白头贴（即大字报）张贴在公路两旁，还送到港门、临高两个市场去张贴，内容大致是反对国民党县政府官员在日寇压境的紧要关头放弃职守，带兵逃跑，不组织不领导人民起来抗战的罪行；反对国民党官员拼命搜刮人民血汗和中饱私囊仓皇逃跑的罪行；号召爱国青年迅速组织起来参加抗日救国。国民党官兵逃跑后的数天内，沿海前哨无一兵一卒。1939年2月12日、13日、14日这三天，日本强盗机群在崖县上空乱窜，并且沿着环海公路低冲，开机关枪扫射公路上行人和牛车。对沿海村庄，飞机低飞侦察威胁。敌人这样逞凶，梅山人民愤恨之极，可是赤手空拳，无枪无炮，满腔怒火，无所发泄，嘴唇咬得发紫，拳头捏成铁块。2月14日夜间，日本强盗用登陆艇从崖县的榆林港、大丹港、镇海村东海湾三个地方同时登陆，不发一枪一弹就顺利地占领了榆林、三亚、崖城，这一夜，也同时占领了海口和沿海各县许多城镇，如入无人之境。日寇得到了立足点，扎营几天，就继续深入，向西占领九所、黄流、莺歌海，全县沦陷了。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就这样轻易地让日本强盗蹂躏了半壁山河，实在忍无可忍了。
在国民党官兵鸟飞兽散的同时，1939年5月，中国共产党崖县委迁到梅山，县委书记叶云夫（文昌县人，原名云鹤筹）和何绍尧、何赤、陈英才、黎茂宣等同志到梅山来，梅山初步成为沦陷区中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梅山青年如在茫茫大海漫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
1939年夏，孙维青调任中共崖一区委书记，孙珠江接任梅东党支部书记。在县委和党支部的领导下，梅山抗日游击队组织起来了。游击队成员分头到各个村庄去把民间收藏的枪支搜集起来，约有步枪30余支、短枪数支，有足够当时一个中队建制的武器装备。梅东村后岭有个石洞和尖石岗的石洞，是我们当时的武器仓库。这支抗日武装队伍，没有粮饷，没有弹药来源，许多实际问题一个接一个出现，需要具体解决，因为缺少粮饷，不能远去打击敌人，但敌人已到家门口来，又何必远去打击？因此采取游击队员不脱产的办法，解决了粮饷问题。队员白天生产劳动，自己家里吃饭，夜间才集中或分头出动工作。青年们都是庄稼汉，扶犁拖车天天干，但是怎样拿枪打敌人，必须从头学起。又不能等到学会打仗才参加抗战，只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支部首先组织青年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使青年们下定坚持长期抗战的决心，树立抗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的信心，遇到困难不低头，看到歪道不动摇。当时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可是怎样叫“合作”？农民出身的游击队员是一窍不通的。不懂得在什么基础上“合”，“合”的原则是什么？只好一切听县委指挥。县委领导思想上对这样的问题还是模糊的。因此，在解决弹药来源问题上，指示支部以梅山抗日游击队名义编造了花名册（队员全部假名）和武器装备数、枪支种类数目等报告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请国民党发给弹药。果然报告送去没有多久，带报告去的孙有珍就带回了七九步枪子弹千余发、403驳壳枪子弹百余发。当时游击队以为弹药有来源，可以开展打击敌人了，哪料到好事后面带来了坏事。国民党发现了我们这支群众抗日武装力量，哪肯放手给群众参加抗日呢？国民党是不允许人民群众抗日的，乘我崖县县委领导还没有掌握“合作”原则的时候，来一个军事统一指挥，通过中共崖县县委把我们梅山抗日游击队搜集的数十支步枪和短枪全部调出，由县委交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另行装备一个脱产的游击中队，这个中队的人员，由县委参与安排，中队长吴秉明是共产党马岭红塘支部书记，队员中有个别共产党员，多数是进步青年。县委以为这样的组织，军权可以掌握在我党县委手中，是共产党的武装力量。队伍给国民党统一指挥，粮饷弹药供给，由国民党游击指挥部统一解决，县委可以省去许多负担和麻烦。可是事情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实际是队伍交到国民党手中去“合作”变成了“合并”。党的阶级路线、军事路线、政治思想教育等，一概取消，党无法与队伍接触。这个中队长不久就病死了。是什么病死的？有否暗害等问题无法了解。这个中队就这样和党断绝了关系。这使我们开始认识国民党政府压制人民参加抗日，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对抗日救国事业的危害很大。梅山人民的爱国行动受到一次挫折。
吃一堑长一智，梅山抗日游击队在县委右倾思想指导下，把枪支调给国民党“合作”了，梅山革命青年怎么办？散伙不干当顺民呢，还是赤手空拳硬碰呢？不！要继续抗战！头可断，血可流，坚决不当顺民。抗日门路多得很，没有枪支也要抗战，但不是盲目硬碰，首先，游击队本身要团结巩固。枪支调走以后，游击队表面上好像解散了，实际是来一次改组，把一向坚定积极抗战的同志继续组织起来活动，把个别阶级异己分子和贪生怕死动摇分子清除出去。游击队的质量提高了，组织巩固抗日活动积极开展，适应沦陷区斗争形式，又把坏事变为好事。
没有枪支，自然不能跟敌人打仗，但抗战有很多方面的工作，如打汉奸，扰乱敌人据点，破坏敌人交通桥梁电线，宣传群众，动员群众上前线，筹募粮款支援前线等等工作，不一定要用枪支。个别民族败类，眼见日本强盗占领了整个中国，就以为抗战没有前途了，中国即将灭亡了，中国已经成了日本鬼子的天下，中国人就永远当日本鬼子的奴隶了。这种人丧尽民族天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心甘情愿当汉奸。占领崖城的日本鬼子，己利用崖城保港等村的汉奸，成立了崖城治安维持会。接着通知各村要派人充当伪保长，梅山几个村要派人成立一个维持会。为了避免敌人摧残，尽可能避免群众不必要的牺牲，梅山各村不得不派人成立这样的伪机构以应付敌人。这些伪人员，必须在我们的严加控制之下，只许机巧应付敌人，乡村的抗日活动，一点都不许泄露；每与敌人接触开会以后，就要马上将敌情报告诉我们；敌人要问抗日情况，只许说不见不知道，假心对敌，互相监督，以维持乡村的安全。这些伪人员还算接受控制，只有长山伪保长梅山维持会委员黎光选是个十足的汉奸，他父亲和他老婆一家三口，原是美国基督教神甫培养的走狗，美帝国主义神甫吸收他们为基督教徒，把他夫妻免费送去府城教会学校，毕业后回乡间公开传教；日本强盗进攻海南，美国教士逃走，黎光选一家三人就变成日本走狗，充当汉奸，公开散播日本必胜，中国必亡的谣言。他和日本人开会回来，不仅不向我们报告，还刺探我抗日活动情况报给日本鬼子，指点日本兵杀害我长山抗日工作同志；出谋献策给日本鬼子在长山和镇海建筑两个堡垒以控制梅山。这家三个汉奸罪大恶极，按我党惩治汉奸条例，我们抓了黎光选及其父黎亚四当场枪决。黎光选老婆躲到崖城敌据点去当汉奸，公开当日本鬼子商务人员，常借机回长山探我方情况报敌人，我武工队依法将其枪毙。一些鬼鬼祟祟从敌据点出来的汉奸，伪装到梅山来探我方情况的，查有实据，就按战时锄奸条例，铲除了这些民族败类，以巩固我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
为了破坏敌人的统治，阻止敌人深入梅山，加紧对沦陷区的捣乱破坏，我们特别破坏敌人的交通设施。保港至九所这段公路的桥涵、电杆是我们经常破坏的目标。当时国民党指挥部派一个游击大队（相当于一个营兵力）住在与我们隔岭的山脚村，常常向梅山方面活动，有意暴露梅山，指引日本鬼子注意梅山，借敌人的刀枪来摧残梅山。他们于1939年冬天一个夜间，来梅山境内烧毁老左坑桥。本来烧个小木桥很容易，干柴见烈火自然要燃烧，可是他们太过紧张害怕，见了小木桥两头路面上有日本鬼子汽车痕迹，已慌张得魂不附体，不等木桥着火，只在桥面上凌乱堆了一些柴火，点了火就拼命逃跑，结果桥面只被烧坏了一小块和簸箕差不多大小的地方。桥上还是可以行车，真不怕敌人笑掉大牙。白天日本兵来看一下，到梅东岭下打阵乱枪，表示恐吓一下就走。几天后，我们给做个烧桥示范，只派队员13人，把岭头营至抱陀溪大小三座木桥彻底烧毁，桥面桥桩全部烧掉，有水烧不着的桥桩就锯掉，还把这段公路边的电杆锯倒，锯短到不能再使用，收走了电线，使敌人修复困难。这次行动，使敌人大为震动，不知道游击队力量有多大，才能进行这么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第二天敌人从崖城、九所、黄流大群出动，盲目“扫荡”，大炮、机枪对山脚和梅山后岭乱轰乱扫大半天，消耗不少弹药，达到了消耗敌人力量的目的。这次破坏行动，除游击队员外，还有孙如燧、孙如惠两位老人踊跃参加，并且干得很勇猛。以后游击队常常找寻机会，敌人巡逻松懈时就进行破坏，截击罚收敌人和汉奸从黄流、九所掠夺送去崖城的财物，使敌人不敢像过去那样横行无忌。
1939年，还是国共合作抗战的局面，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的一些官眷寓居梅东受到群众的保护，我们大规模破坏敌人桥梁电线电杆的行动，给驻山脚村的国民党游击大队知道，他们内心妒忌，但表面不能不羡慕我们。他们向县委称赞我们，并要求我们把收敌人的电线给他们上缴。梅山游击队青年是自愿为抗日献身的，不是为名为利，只要是打击敌人，消耗敌人财力物力的任务都争着干，不计较功名的。这次破坏行动没有向谁报功，收来的电线一大堆交给县委，县委觉得这些东西留在梅山没有用处，就同意国民党崖县游击大队的要求，全交给他们上缴。他们把梅山游击队的破坏行动都记在他们的功劳簿上，向国反琼崖抗日游击队司令部报功。国民党这个游击大队副大队长郑绍烈，果然得到他上司的嘉奖，被提升为崖县游击副指挥。
当时中共崖县县委领导对国共合作的策略原则，认识非常模糊幼稚，因而1939年间，继调走梅山枪支去和国民党“合作”之后，又再把莺歌海一带我党组织起来的一个游击中队调给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去“合作”。这个中队由莺歌海支部书记陈世德同志担任中队长，许多党的骨干分子在部队中当排长、班长和战士，是一支战斗力颇强的队伍。调去国民党崖县游击指挥部“合作”只一个多月，国民党收缴了该中队的枪支，把人员遣散回家。可是这些同志已献身抗战救国，他们的行动谁看了都知道，有家归不得，有些是无家可归，当然不能当顺民，只好到梅山，大部分暂在角头栖身。从梅山和莺歌海两支游击队枪支被收缴的两次事件中，中共崖县委吸取了教训，知道在统一战线中，要有个独立自主的原则，更要巩固和发展沦陷区我党领导的抗日革命根据地。
梅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建立在沦陷区，不到十公里的海岸地段，日本鬼子建了三座堡垒，北面尖岭后的龙浩、山脚等处，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县委、区委机关设在梅山，但不能设立稳定的住址，因为日本鬼子对梅山的控制，不但建了三个堡垒，而且经常飘忽地巡逻。有时天还未亮敌人已来围村捕人，有时敌人马队突然闯入搜查，有时敌人工兵来要工要木料，闯进村中打鸡打狗。对于抗日人员和家属的安全和保密，对日常宣传动员群众工作，经常像和敌人捉迷藏、变魔术那样——敌来我去，敌去我来，必须有细微周密的组织工作，才能监视敌人，掩护我们的活动，避免暴露，引起敌人摧残群众，避免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损失而疏远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教导，我们广泛动员，秘密组织起青年抗日救国会、抗日民兵、妇女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并发挥它们的作用，积极活动。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的识字班，学习蓬勃发展，“火、火、火，日本强盗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的读书声和抗日歌声，回响在芙蓉峰下，飘荡在叠石云端，抗日救国运动热火朝天！一些害怕敌人摧残的顺民和口头抗战分子感到恐慌，一些人迁移到别村去，但基本群众很坚定，尤其抗日革命家庭，表示紧跟共产党，紧跟毛主席，抗战到底不动摇。
当时我党在海南领导孤岛抗战的是中共琼崖特委（后来为海南区党委），英勇抗战的武装部队是特委领导的琼崖抗日游击独立第一总队（简称独立队，后来发展为琼崖纵队）。独立队驻崖办事处就设在梅山。梅山根据地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纲领，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动员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铲除汉奸，破坏敌人一切设施，抵制敌人一切奴役和掠夺。更重要的是抽调革命骨干加强抗日武装部队，梅山这么一个小地方，参军抗日就有百余人，烈士数十人（名单另列），影响全县各地青年到梅山来转往上前线的数百人，群众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加抗日的情况极为热烈。
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表面上所谓合作抗日，不过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反动派妄图歪曲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吞并共产党，并挥舞“军权统一指挥”的大棒，把我党组织和领导的抗日部队派到最前线，借刀于敌人来消灭抗日武装。但是，事实却是与国民党的愿望相反。在日本强盗深入国土，半壁河山横遭蹂躏，国家民族危于旦夕的时刻，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日才生存，不抗日则灭亡，这是大家共同一致的认识；谁真正抗日，群众就拥护谁，谁假抗日，群众就反对谁；真正抗日的是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军队，不但不会在抗日的刀枪炮火中消灭，相反的是越打越强越壮大。人民抗日力量的壮大，使一向坚持独裁内战的国民党反动派相形见绌。在大陆发生了皖南事变，在海南也发生美合事变（国反军大举进攻独立队后方事件），在崖县已发生了并吞梅山和莺歌海两个中队之后，1940年夏，国反崖四区流动区署和驻山脚那个大队，竟敢武装窜入我角头勒索群众，并企图袭击我根据地，被我县委武工队发觉，在梅山人民的配合下，按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给这些股匪及时惩罚，抓了顽抗分子五人，我武工队员孙有珍同志壮烈牺牲。为了不让驻角头附近的日本鬼子发现，我武工队迅速处决顽抗分子，以示抗日革命根据地是不可侵犯的。
1941年夏秋间，琼纵第三支队在尖峰岭的黑眉山与日本强盗激战几个日夜，是海南抗战史上一次有名的战斗，杀伤了大量日本鬼子。驻黄流和感恩城两地的日本鬼子指挥官都被打死了，后来日本鬼子还在那里立碑纪念。这么大规模的消耗战，在当时人力、物力、军火补给都困难的情况下，对我们是不利的。敌人凭着兵力占优势，紧跟我部队鏖战正激烈，部队如果不早点甩开敌人，就有被敌人拖垮的危险。我县委在梅山接到这个情报，遵照毛主席关于“坚决抗战，但应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的消灭之中，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要的”这一教导，县委立刻讨论，要采取紧急措施，协助部队转移，尽快离开战地。县委决定派我和县委宣传部长李大和同志赶赴战地，寻找部队领导商讨行动，同时着手在梅山布置地方来隐蔽部队。在这紧急关头，我和李大和同志地生路不熟，又是阴雨黑夜，又不能走大路也不许走小径，以避免国反逃兵的封堵，只以听枪炮声为方向，摸黑翻山越岭，爬坡跳坎，望尖峰岭方向紧急赶路。总算顺利，一路上没有遭遇敌人，赶路整整一天一夜，到了尖峰岭东南一个大山沟，得到当地一位黎族群众的帮助，找到了第三支队，队伍刚从火线上退下来，正防备敌人跟踪追击。被雨淋了一天的战士们，又饿又累，正在生火烤衣服。我们找到支队部，支队长兼政委张开泰、政治主任吴浪度会见我们，何赤、林庆墀两同志也在那里。我们休息一会儿，就和这些领导同志紧急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研究尖峰岭到梅山选择哪条路线。这段路程拉直不到一百多里路，但直线走不得。国反匪兵几处封堵，白天日本鬼子飞机在上空侦察。我们要绕过国民党的封堵，又要避免被日本鬼子汉奸发觉我军行动方向。我们掌握了国民党对日本鬼子像惊弓之鸟的特点，分析了国民党刚被日本鬼子吓逃，惊魂未定，抱善、长溪一带老窝还未敢回顾，这就决定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突击行动，进入抱杠岗，经过抱尾进入长溪。一路上经过少数民族村庄，政工队抓紧时机，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宣传抗日必然取得最后胜利的形势，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政策。在长溪，我打开了我家粮仓，给部队提供充足的长征粮食，又把一部分粮食分给当地黎族贫穷人民，这才带领部队从长溪经龙浩，以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梅山。部队经过的地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又向群众宣传，给群众留下深刻的影响，为我们后来在乐东千家一带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支队开到梅山后岭，得到一个新环境来休整是很必要的。三支队刚经过感恩县（现东方县）大岭脚和黑眉山两次大战斗，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消耗，装备损失等，急需休整补充。没有梅山这样理想的地方准备，队员是不容易恢复战斗力的。而梅山是日本鬼子汉奸和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包围封锁的地区，要是稍微疏忽暴露了痕迹，随时有发生大战斗的可能。但梅山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有秘密的组织，有足够的人力、物力供应，只要抗战需要，群众就一呼百应，全力以赴，从物质上精神上给部队很大的鼓舞。这么小的一个乡，让一个支队进行休整，养精蓄锐，再踏上征途去迎接新的战斗，梅山群众这种支援前线的精神，是值得大大发扬的。
这里要附带说一件事，让大家知道天下地主是一样坏的。部队驻梅山后岭时，借用群众一些炊事用具。其时梅东有个地主婆叫亚罗母，住抱箩村，以酿酒和放贷剥削过活，她的一口大锅也被借用。部队转移时，借物送还，损物赔偿，部队交给陈作霖同志数百元，要他到抱箩村作借用损坏赔偿，全村群众都愉快接受了赔款，只有这个狗地主婆亚罗母不肯接受，坚持要买回实物赔偿，耽误了陈作霖同志归返时间，被一位汉奸发现我们的活动踪迹，报给驻九所的日本强盗出动“扫荡”，陈作霖在第二天早晨归途中遇敌，不幸牺牲在老陈田村，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陈作霖是打算回家安置家庭一下就准备去三支队当军医的。他是中医生，擅长外伤科，战争时期部队很需要他这样的人才，他的牺牲，我们非常痛心。
皖南事变和海南美合事变的消息传到了崖县，梅山革命青年义愤填膺，痛恨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一心打内战的罪行，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建立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崖县县委的直接领导下，1942年6月10日召开了梅山群众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崖县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崖县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发挥人民当家做主精神，积极开展抗日工作，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开展拥军优属、肃反锄奸等工作。在县委领导同志的带领下，梅山革命青年参加了保港肃反，枪毙了破坏抗战的国反区长周天章、周佩武；并深入崖城敌据点，铲除了崖城臭名昭著的汉奸——崖城伪维持会会长黄鼎芬。国民党反动派对梅山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恨之入骨。国反崖县游击指挥部特派参谋孙毓甫回梅山家乡活动，刺探我方情况，并到凤岭各村挑拨策划黎族伪保长韦石开等，勾结日本鬼子来破坏我抗日民主政府，破坏抗日革命根据地。就当孙毓甫在凤岭策动黎族同胞叛离抗日民主政府的时候，我县委武工队当场抓住这个民族败类，立即逮捕，执行枪毙。这个民族败类，虽然自取灭亡，但是他已播下了勾敌通奸的毒根，不能及时清除，因此1943年春节过后，就发生韦石开等叛变事件。韦石开等抓捕我梅山乡副乡长黎昭送去崖城给日本鬼子，接着数次带领日本鬼子夜袭我驻地，“扫荡”梅山、长山，造成了孙有义、孙维青、林庆瑚、李正统等同志壮烈牺牲，并且形成了村庄械斗。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1945年冬，三家村一些汉奸还配合国民党郑绍程、郑绍烈匪军进攻梅山，烧毁房屋80余间，抢劫耕牛数百头，全村财物洗劫一空。
在汉奸的配合下，在日本鬼子和国民党的双重高压下，梅山坚持斗争更加残酷。日本鬼子在高土峰、白土园、镇海三处建筑乌龟岗；国民党勾结日本鬼子支持周边村庄对梅山械斗；国民党崖四区陈恩绶区署在龙浩至山脚、中灶一带封堵梅山，企图切断梅山与昌感抗日民主地区的联系。日本鬼子所占领的城镇圩集，禁止梅山群众买卖；敌市全面行使日币，我群众带国币上市无法行使，且有被捕的危险；布匹、医药、火柴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概不供应梅山群众。这一时期梅山人民生活确实困难到了极点。毛主席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思想，照亮了根据地群众的前途。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自力更生，厉行节约，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控制。没有弹药，梅东青年群策群力，挖老屋土滤水煮硝，配制火药。有利打击汉奸组织的村庄械斗，惩办了首恶汉奸韦石开、韦家春。群众大力开山辟岭，大种棉花，妇女担当纺纱织布的任务，穿衣问题解决了。没有火柴，就在厨房灶下埋火。没有煤油，就捡海棠榨油点火，并且学会了野外钻木取火。没有医药品，就利用中草药医治疾病，发挥中国医药的作用。困难问题一个个迎刃而解了。不愿在村庄当顺民的群众，就上山建立难民所，坚持抗战，现在梅东后岭还保留这个光荣遗迹。青年们还学会走夜路，风中来雨中去，习以为常；不走大路寻小径，不辨方向看星斗；通过敌人的重重封锁，保持与上级组织联系不间断。日本鬼子、国民党反动派给梅山根据地制造的困难，都一个个被克服了。事实证明，有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有革命群众的团结一致，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敌人的包围封堵只能落空。
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企图逐步切断党与群众的联系，强迫群众建立自警团等伪组织，围村追查，巡逻打更。敌人又经常在山路口埋伏，黑夜卡路，黑夜伪装敲门，诡计多端，花样百出，但都骗不了机警的根据地人民，一经发现立刻报告组织，使敌人计不得逞，都以失败告终。根据地人民和党的血肉关系永远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日寇和国反的包围封锁下，梅山不异于孤岛外的孤岛，远离上级，消息闭塞，可是根据地人民一直坚定，丝毫没有动摇对抗日战争持久性的认识；认清抗战前途，坚定最后胜利的信心。克服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在敌强我弱的困难时期不灰心，争取有利时机消灭敌人，不跟敌人拼消耗战，而要积极创造条件配合反攻。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以棍棒为武器，深入崖城、保港去锄奸肃反，扫除那些民族败类，把梅山建成沦陷区中坚持抗战的革命堡垒。
梅山根据地的建立过程，是和国反、日本鬼子、汉奸对我党极力造谣污蔑作斗争的过程，梅山人民通过回忆遭受旧社会践踏的痛苦经历，懂得一切敌人都是说反话的。敌人把汉奸、地主恶霸说得尽善尽美，我们就要狠打狠斗；敌人把共产党说成杀人放火那样残忍毒辣，我们越要拥护。为了在群众中维护党的荣誉，以粉碎敌人对我们的污蔑，梅山青年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爱护群众利益。青年同志们既要工作，又不脱产，没有什么工资或补贴等，吃饭要从家里拿粮食；环境又不许可公开工作人员回家吃饭，以防敌人突然窜到。记得1941年秋，农历七月十四日那天，旧风俗是个节日，而大家在外面粮食都已吃光了，正等待家里送粮出来。不料那天连夜风雨，敌人又乘风雨包村围捕人。快到中午时，野外不见有人放牧，路上不见有行人，大家已习惯地知道有敌情，加倍提高警惕。不巧那天又有几位从新地区来的新同志，大家都勒紧裤腰带忍耐着饥饿，坐在路边遥望。傍晚了，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有些新同志提议到山下群众园里摘点豆类煮椰子，但大家想到党的纪律，维护群众生产，就是维护党的信誉，宁愿忍耐饥饿，等待敌人走了，才出来弄米做饭。那时梅山遍地都是椰子、甘蔗、豆类。由于革命青年模范地执行党的群众政策，遵守党的纪律，常常宁愿挨饿，也不乱损坏群众的生产，而且义务地为群众保护生产，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所以，我们的同志经常流动在群众周边，隐蔽在群众中，没有被敌人发现。我们这样爱护群众的利益，对那些新区来的新同志很有教育意义。他们从内心佩服共产党，不但真正抗战，而且处处爱护人民利益，以事实驳斥了敌人种种的诽谤污蔑。这些新同志以他们亲眼所见回到新区宣传，影响很好。在这些新同志中，有一位与望楼港敌据点中的台湾籍敌兵建立起内应线索，为1945年配合琼崖纵队歼灭这个敌据点创造条件。
1945年秋，我琼纵二支队挺进大队突击队巧妙地通过日本鬼子和国反军的层层封锁，到梅山隐蔽住下来，等待望楼港敌据点内应线索布置成熟，以闪电行动，将敌据点中顽强的日本鬼子消灭，救出了被迫来当炮灰的台湾同胞数人，又迅速归返梅山隐蔽。驻九所、黄流、崖城的日本鬼子赶到梅山后岭，像野牛那样乱搜莽撞，没有发现部队痕迹，又不敢入山搜索，只好盲目炮轰乱炸一阵，便气急败坏退走，同时，把那些汉奸乱骂乱叱一顿，命令他们要马上把共军踪迹查出来，但都毫无办法。
四、刚脱天罗地网，又入刀山火海
抗日战争历时八年之久，梅山抗日根据地也坚持了将近七个年头。崖县抗日游击区和海南各地一样，都在发展扩大。县区领导机关，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而迁到尖峰岭去。1945年秋末，梅山群众终于等到了“日本投降，抗日胜利”的消息。可是一贯摧残梅山的堡垒里的敌伪军，原样不变。群众还在半信半疑的时候，1945年冬一个大清早，突然一大群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匪军，在国反崖县游击副指挥郑绍程、郑绍烈的指挥下，大举进攻梅山，大炮、机关枪乱轰乱扫之后，就纵火烧毁梅东民房80余间，把林绳佐一家三口烧死；还杀害我同志数人，劫去全村耕牛数百头，全村财物洗劫一空；又捕去全村群众，威胁签名反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将近七年的梅山人民，又被国民党匪军推入了刀山火海。
国民党发动内战，残酷地血洗梅山根据地，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整个崖县整个梅山。中共崖县区委为了保存力量，不得不迁往尖峰岭。县区领导机关迁离梅山之际，对梅山的工作做了布置，留蔡达夫为中共梅山乡总支书记，孙有华为梅山乡乡长，吴东为梅山乡助理员，领导梅山老根据地的斗争。
中共崖县区委迁移到尖峰岭后，1945年12月下旬，国民党反动派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我崖县区委进行武装袭击（史称“土伦事件”），崖县区区长孙家本、梅山乡乡长孙有华等近50位同志壮烈牺牲，损失惨重，致使崖县区委解体。
1946年，海南区党委决定恢复中共崖县委，决定我任中共崖县县委书记。我奉命调离琼崖纵队第二支队，同年10月我回到梅山，中共崖县委继续驻在梅山。本来经过八年残酷的抗日战争，日本鬼子投降后，群众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休养生息，重建家园。可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硬把反共内战的灾难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也强加在梅山人民头上。梅山人民认清了蒋匪帮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如让国民党实现统治，就要做美国的亡国奴。梅山人民经过了一次有益的教训，就是革命的道路上没有歇脚点，只有持续革命坚持解放战争，直到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才是胜利的道路。根据地人民从地上爬起来，擦去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国民党匪军烧毁梅山以后，把日本鬼子所遗留的乌龟洞修饰起来驻军，就是继承日本鬼子衣钵来镇压梅山人民。并且在梅东的关公庙加驻一个中队，天天搜捕共产党，搜捕抗日群众，强迫各村围村建排栅，以控制群众，企图断绝党和群众的联系。一面利用叛徒现身宣传，污蔑共产党，歪曲党的政策路线。不过这类宣传在梅山只是废话，梅山群众对于国民党和那些叛徒的话，早就在泥墙上画了耳朵，没有让这类废话去污染群众的耳朵。因为驻扎梅山三个乌龟洞和关公庙的国反匪兵所作所为，和他们所宣传的废话来对照，正好是用他们自己的拳头打他们自己的嘴巴。他们尽力污蔑丑化共产党，而宣传国民党的仁义道德爱国爱民，可是进攻梅山和现驻梅山的匪兵不是在梅山杀人放火吗！匪兵不分白天黑夜，到群众家中捉鸡杀狗，敲诈勒索，甚至夜间偷偷拿电线等赃物去群众家栽赃，白天大吹大擂去搜查，从群众家搜出他们自己所偷去的赃物，反而污蔑群众偷割电线器材等罪名勒索罚款，或以通共济共等罪名，威胁勒索。1947年秋天的一个夜里，驻关公庙的匪兵进行夜战演习，先在据点中狂哄乱闹和打一阵乱枪，接着大喊大叫：“冲啊！冲啊！”匪兵像野兽一样，三五成群散向梅东村中乱闯，边走边喊边开枪，以人畜当靶子，见人杀人，见猪杀猪，比虎狼还残忍。他们这样做，无非是向群众示威，如果让琼纵部队攻击他们，他们就采取这种手段来打死村民，打死牲畜。拿这一夜的演习作个先例恐吓群众，以为这样示威了，据点以后可就安全了。可是继续斗争不停步的梅山人民，在敌人的刀山火海里更加顽强坚定，敌人的屠杀镇压，丝毫没有动摇他们的斗争意志，相反越发增强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那一次匪兵夜间演习后约一个多月时间，在县委布置下，梅东村党支部抱着对国民党匪兵的深仇大恨，细微地观察匪兵的个别表现，技巧地发现匪兵中的反战分子，个别启发教育其觉悟，争取作为内应，配合我部队，在1947年秋的一个夜间，全歼这个据点一个中队，匪兵中队长被当场击毙。匪兵那一次夜战演习，不但没有起到安全作用，反而加速其灭亡，让给梅山群众初步讨还了一次血债。
国民党驻梅东关公庙的匪兵被歼灭后，已不敢再驻梅东，但对梅山还是要顽固占驻，又迁往梅西乌龟洞挣扎。对在梅东被歼，只知道心惊肉跳，没有丝毫吸取教训，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本性，国反匪兵改不掉祸国害民的恶习，仍经常捕绑群众在据点中重刑拷打，不少人死在毒刑下。匪兵像在梅东一样，不分白天黑夜常常一二人偷偷闯进群众家里去盗窃或敲诈勒索。群众忍无可忍，及时把情况提供给我部队，在群众配合下，我部队突击班在梅西群众家中隐蔽，匪兵零零散散到群众家中敲诈时，乖乖地被我突击班先先后后俘虏了，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中队匪兵就被俘了大半。守卫据点的匪兵见早先出去的都没有一个回来，心中生疑，觉得事情有些失常，要集中出来搜查，有些估计先出去的可能在外面杀猪杀牛，大吃大喝，希望赶着去分肥，均被我预先埋伏的部队围击，这个据点的匪兵又全部被歼。
敌人争夺梅山的伎俩层出无穷，明的争不了，白白丢了两个中队，又企图布置内奸钻入梅山，梅东小学是个可被利用的漏洞，因而个别披着教员外衣的敌奸分子就钻进来了，但总瞒不过群众雪亮的眼睛，孙毓海就被群众揭露出来，原来这个坏蛋是1945年配合敌军进攻梅东烧毁民房的凶手之一。敌军进攻后，他又指点敌人杀害我革命同志，在敌人抢掠的同时，他也参加抢掠，乘当时人心惶惶之际，向我抗日家属进行讹诈勒索，民愤极大，当即报告上级批准，逮捕枪毙，以平民愤。
梅山两次战斗，拔除两个据点以后，敌人进入梅山就如惊弓之鸟，小心翼翼，行动飘忽，一步一回头。但梅山以西还有九所、黄流两个敌占区，不加强镇压梅山，就不能确保两个区的地盘。日本鬼子侵略时为了掠夺矿藏而建设的铁路公路还可以利用，特别经常利用铁路运兵增援黄流、九所残敌。1948年春，梅山民兵配合崖县县委武工队在岭头营伏击战中大量杀伤步行增援九所残匪的匪军之后，国反匪军行动多用火车。1948年秋，梅山群众密切配合琼纵部队进行了石沟坑打火车战斗，截击从三亚运兵增援九所、黄流的火车，切断了公路铁路交通，孤立了九所、黄流残匪。战斗中大量杀伤了敌人，残余之敌从火车急速退逃，我军也有伤亡（吴以泰即吴西同志在这次战斗中牺牲）。梅山群众积极救护伤员，起着战地后勤的作用，使我军能迅速运动，还击来援之敌。
1949年春，琼纵部队发动春季攻势，从西线进攻儋、昌、感三县之后，直到崖西，势如狂风扫落叶。敌人为保榆林三亚，而拒阻我军在九所。梅山群众为配合我军春攻，大力筹粮献金，慰劳前线，鼓舞士气。在消灭九所顽敌的战斗中，梅山群众积极支援前线，参加后勤担架等工作，还配合部队在梅山截击从崖城来援之敌。首先围击梅东卧牛岭哨所，消灭独岭仔残敌，使春攻解放九所，取得圆满胜利。在解放九所的庆功大会上，梅山群众的支前工作，受到了前线指挥部的表扬。
这时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渡长江，解放南京、武汉，蒋匪帮统治土崩瓦解，在传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的同时，大陆各省残匪来不及逃往台湾的，有如山洪猛兽般大量逃到海南岛来，企图在海南岛负隅顽抗。全岛沿海筑“伯陵防线”，以抗拒我大军登陆，群众家中所有建筑材料、粮食等几乎洗劫一空，梅山和沿海各村庄一样，又罩上漫天霾雾，暗无天日。家家户户都住满匪兵，不但房屋不能存粮，不说一斗数升存不得，就是放米下锅，匪兵已来巡逻，锅沸刚闻饭香，匪兵就来开锅准备抢食，这一年群众困难到了极点，很多人因饥饿而发生水肿。国民党反动派一面以兵力镇压，一面又宣传恫吓。但敌人压力越重，群众革命意志越坚定，反抗力越强，更加紧跟毛主席，紧跟共产党。青壮年更多人参军上前线，积极在野外储藏粮食，准备迎接大军渡海。梅山群众盼望解放，真是盼星星，盼月亮，盼到黄叶落，盼得新叶长。终于春雷震天响，云消雾散见太阳。1950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东南方遥远的山背后，忽然火焰腾空，炮声如雷，原来是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大军，创奇迹地用步枪打飞机，用木船赶战舰，浩浩荡荡的渡海大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白马井等几个地方登陆海南。接着以双腿赶汽车，赶向海口、榆林、八所、加积、那大等港口城镇去围歼企图负隅顽抗之敌。榆林聚集之残敌，见大势已去，固守海南的计划无非春梦一场，火急争先登舰准备逃命去台湾；临逃时横下黑心，从舰上向榆林三亚开炮，放燃烧弹烧毁码头、仓库、营房、街市商店等。霎时榆林、三亚变为火海，火光冲天，百余里外仍能看见半空中火焰飞舞，梅山所见就是这场大火。说时迟，那时快，这群豺狼终于逃不脱解放军的神炮手，挤满残兵的舰艇正要出港，被我大军的无后座炮轰了数发，在炮弹爆炸声中，三艘敌舰的中舱和前舱，顿时硝烟弥漫，火光熊熊，迫得颠颠摆摆急速靠归码头，残匪全部乖乖地当了俘虏。195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成了海南胜利解放的节日。
梅山群众和全岛各地人民一样，沉浸在翻身解放的无比欢颜快乐中，而梅山人民则比其他各地人民更有难以形容的快乐。那些双手沾满梅山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就像瓮中捉鳖一样，一个个被揪出来问罪清算。梅山人民念念不忘恩人共产党、救星毛主席，在甜滋滋的幸福生活中，紧跟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迈开大步，奔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金光大道。
五、怀念烈士，不忘老屋主
谈起梅山革命老区史，就想起为革命献身的烈士。那时他们都很年轻，想起他们，心里就很难过，也很光荣！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梅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把日本侵略强盗赶出中国去，为了给无数死于无辜的同胞报仇雪恨，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为了实现幸福的社会主义，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挺身而出，到熊熊烈火的战争前线去，英勇奋战，前仆后继，直到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用鲜血写成了中国革命光辉历史的一页，也写成了梅山革命老区光荣的史诗。他们的英雄气概，值得我们无限钦敬。他们未完成的遗志，责任地落在我们的肩上。我们必须提高责任感，担当起烈士未完成的事业，全力以赴，把梅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美更好。
我们怀念先烈，他们的姓名和他们的光辉事迹常在鼓舞我们前进，特把他们记述下来，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一）在梅山工作和战斗过的外地革命烈士
刘秋菊（女）、林茂松，琼山县人，中共琼崖西南临委委员，1936年—1938年在梅联村开展革命活动。
叶云夫（原名云鹤筹），文昌县人，中共崖县县委书记，1939年开辟梅山抗日民主革命根据地，以梅山为活动中心，领导全县工作。1945年秋调离崖县，在中共儋县临高联合县委与日本强盗作战时壮烈牺牲。
黎茂宣，崖城人，是崖县建党最早的领导人之一，时任中共崖县委委员，1941年在梅东与日本强盗战斗时壮烈牺牲。
林庆瑚，崖城人，时任中共崖县委武装工作队队长，1943年冬在梅东后岭与日本强盗战斗时壮烈牺牲。
方春兰（女），莺歌海人，时任中共崖县委妇救会干部，1945年冬在国民党匪军进攻梅东时被捕不屈，壮烈牺牲。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还有琼纵九位无名英雄在梅山与敌人作战中壮烈牺牲。
（二）梅山籍革命烈士
梅东村
1．孙毓雄，1937年在崖中读书时参加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秋在东渡黄河的抗日前线路上，被国民党反动派捕入西安监狱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2．孙家维，一名孙维青，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一区委书记，1943年秋在梅东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
3．孙有义，中共党员，时任梅山抗日民兵中队长，1943年夏在长山村后被敌人截击壮烈牺牲，时年33岁。
4．孙家本，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区区长，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5．陈作霖，时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医生，拟到琼崖纵队第三支队当军医，1941年秋在梅山后岭的老陈田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8岁。
6．孙毓贤，琼崖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战士，1941年初在昌江县好清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7．周国祯，中共党员，琼崖纵队第二支队第二大队班长，1945年在昌江县抢井村与国反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8．孙家孝，琼崖纵队第二支队挺进大队班长，1950年初在感恩县那拜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9．吴以泰，一名吴西，中共党员，琼崖纵队五总队南进队指导员，1948年6月在梅山石沟溪打火车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10．孙有华，中共党员，时任梅山民主政府乡长，1945年冬赶赴尖峰岭向领导汇报梅山乡政府工作情况，遭遇尖峰岭事变，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1．蔡大元，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六盘民主政府乡长，1950年2月，榆林三亚正在面临解放，一股残匪逃到六盘，在与残匪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2．孙亚九（女），中共党员，时任崖县委工作队员，1950年春在黄孔乡工作，国反残匪反扑黄流，被捕不屈，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3．王荣贵，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员，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4．孙毓高，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班长，1945年冬在尖峰岭葫芦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15．孙太治，一名孙家遵，中共党员，时任中共崖县委武工队班长。1944年春节，在县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和同志率领下，在丰塘乡与日本强盗作战，武工队十三位同志全部牺牲，时年34岁。
16．孙有珍，中共党员，负责梅山抗日游击队工作。1940年初在梅西村追击敌人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17．孙家何（女），时任琼崖独立总队炊事班长，1941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
18．蒋德维，时任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1年在昌江县海尾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9．黄亚秀，时任琼崖独立总队三支队战士，1941年在白沙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
20．孙家祯，时任琼崖总队三支队战士，1942年因叛徒出卖被日本强盗杀害，时年23岁。
21．黄帝积，时任琼崖总队二支队班长，1945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22．邢福利，时任琼崖总队西南团战士，1944年在感恩县老吴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23．孙土金，一名孙家佩，琼崖总队四支队战士，1940年在昌江县海尾村与日本强盗作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4．林陈吉，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儋县海岸村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1岁。
25．孙有养，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澄迈县茄菲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26．周国堂，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6年在昌江县青岭子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27．孙家令，时任琼崖独立总队班长，1948年在乐会县石壁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28．孙家安，一名老安，时任梅山抗日儿童团团长，1945年国反匪军进攻梅东时被捕，被杀害灭尸，时年22岁。
梅西村
29．孙有麟，中共党员，时任梅西村党支部书记，1940年12月被汉奸引日本鬼子黑夜捕去三亚飞机场杀害，时年23岁。
30．孙令生，中共党员，时在梅西村党支部工作，1940年12月被汉奸引日本鬼子黑夜捕去三亚飞机场杀害，时年22岁。
31．邵天佑，中共党员，时任昌感县联合县政府武装常备队班长，1943年在梅联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6岁。
32．何庆光，中共党员，崖县武装常备队战士，1943年在乐东新丰村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3岁。
33．黄其光，中共党员，时任琼崖独立总队四支队小队长，1944年在东方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34．赵光连（女），琼崖独立总队七中队炊事员，1948年在解放乐城的战斗中，在乐东县青岭子急病牺牲，时年19岁。
梅联村
35．陈治芬，琼崖独立总队三支队战士，1941年在黑眉岭与日本强盗激战中壮烈牺牲，时年27岁。
36．陈关南，中共党员，时在梅山乡政府工作，1945年5月在梅山青岭被日本强盗包围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纪不详。
37．林上卓，中共党员，时任琼总五中队小队长，1948年在东方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4岁。
38．孙亚成（女），时任琼总五中队护士，1949年在陵水县被捕后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长山村
39．苏木贵，琼崖总队战士，1942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40．陈上其，琼崖总队战士，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8岁。
41．秦法君，琼崖总队三支队战士，1942年在白沙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42．罗昌焕，时任琼崖总队二中队班长，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43．陈志华，琼崖独立总队战士，1944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0岁。
44．赵帝保，时任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征收员，1943年3月被汉奸告密，日本鬼子捕去杀害，时年28岁。
45．吴家佑，中共党员，时任昌感联县武装班长，1944年在儋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7岁。
46．李廷秀，琼崖总队战士，1943年在那大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47．黄文模，一名黄石才，中共党员，时任长山“青抗会”主任，1941年在长山村被日本鬼子捕去杀害，时年24岁。
48．周德兴，琼崖总队战士，1942年在临高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49．陈家奎，琼崖总队二支队战士，1945年在昌江县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1岁。
50．李正统，中共党员，时任崖一区委委员，1942年在头灶被日本强盗捕去杀害，时年40岁。
51．韦吉跃，琼崖独立总队二支队战士，1942年在感城与日本强盗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2岁。
52．蔡魁生，琼崖总队战士，1947年在澄迈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40岁。
53．黄文孝，中共党员，时任琼崖独立总队三中队小队长，1946年在澄迈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54．周亚旺，时任琼总南进队小队长，1947在乐东县扎最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55．陈文月（女），时任长山村妇救会主任，1948年在崖城被捕，禁在崖城监狱，壮烈牺牲，时年28岁。
56．陈鸿基，中共党员，时任琼纵第四支队副官主任，1946年在临高县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33岁。
57．吴华兰（女），梅东村人，陈鸿基烈士妻子，时任梅山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1942年被日本强盗捕去杀害，时年23岁。
58．罗绍瑚，琼纵四团战士，1950年初在乐东县战斗中，因饥饿吃野果中毒牺牲，时年19岁。
以上革命烈士名单和事迹记得很不全，希望知道更全面的同志补充更正。
谈起梅山革命根据地，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与革命血肉关系的革命老屋主。他们忠心耿耿支持革命，在困难险阻的时刻与革命同志同命运共呼吸；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革命，白天黑夜奔走在青山绿水之间；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为我们送医、送粮食、送情报。在梅东村的有：周亚得、孙淑桃、吴亚达母、孙家模、王大士、王木祥、孙关林、蒋吴同、孙毓璜、孙连凤、胡关芳、孙嗣宇、尹梅花、郑联英、孙有翠、孙家日、苏景亲等等。还有梅山其他村庄的老屋主，他们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是光荣的，他们是永远不会被忘记的。
还有在革命战争中负伤致残的一些同志，不适合在前线工作，解放前或解放后退复还家，他们为革命流血流汗，积劳成疾，对革命有光荣的贡献，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如：桂法瑞（梅西）、麦亚保（长山）、陈文照（长山）、孙家积（梅联）、孙家玺（梅东）、孙亲坤（梅东）、胡安（梅东）、孙秋梅（梅东）、孙家云（梅东）、吴以萃（梅东）等等同志。如孙家章、孙有善、陈宗光、桂法华等等同志在战争中负伤或积劳成疾，有些已经病故，同样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梅山村史和梅山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是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组成部分，我们要世世代代铭记历史，铭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战的中国革命史，建设好美丽富饶的家乡，建设好美丽富饶的祖国。
1978年于通什
艰难岁月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梅山乡人民开荒种棉花加工被服的情况
孙惠公
梅山乡位于崖县的西部，靠近海边，是琼崖南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之一。
1942年6月10日，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按照“三三制”的组织原则，举行全乡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我当梅山乡第一任乡长，一直当到1943年4月。当时，由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外地物资如布、火柴和其他生活日用品，不准运进根据地，梅山乡人民生活非常困难，许多人几乎没有衣服穿。根据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关于“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指示，梅山乡人民政府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种棉花。全乡六个自然村有八百户，从1942年下半年起，开荒八百多亩，家家户户几乎都种上棉花，一直种到1949年。尽管受气候干旱的影响和野兽的破坏，每亩产量也收五六十斤。人民把收获的棉花，自己制造加工工具，进行纺纱，做棉被，制衣服，不但解决了全乡人民穿衣的问题，还支援我抗日军民做衣服，做棉被。这些事例，充分说明了我党与人民群众是血肉相连、同甘苦共患难的。
（原载中共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力挽狂澜
——崖县1946年秋至1948年春的革命斗争情况
孙惠公
抗日战争结束，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恢复家园，发展生产，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却为了独占抗战胜利成果，掀起反共内战高潮，炮火连天，烽烟遍地，把人民又推入战争火海，地处天涯海角的崖县也不能幸免。
1945年秋冬间，全套美械装备的国民党第46军在军长韩练成的指挥下进攻海南。师长蒋雄率领该军的新编19师进攻崖县，把一向坚持抗日在崖县前线包围榆林、三亚日军的琼崖纵队第三支队迫退到梅山，转调昌感。一向躲在深山不抗日的崖县县长丘岳观，派崖县游击副指挥郑绍程、郑绍烈带兵进攻梅山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大肆烧、杀、掠、抢，烧毁了民房80多间，抢去耕牛百多头，财物洗劫一空。并分驻镇海、长山、梅东、梅西四个堡垒；接着又进攻我抗日游击区望楼港、莺歌海等地，配合地方反动民团进攻我尖峰岭根据地，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土伦事件”。1946年，反共分子邓士采接替丘岳观任国民党崖县县长，又派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率该大队不断扫荡崖县一、四、五区。在敌人力量的重压下，崖县党组织大量崩溃。
但是，全国革命形势是胜利发展的。国民党在国内各个战场告急，为了弥补其国内战场兵力不足，这时国民党46军被撤回大陆。
1946年秋，中共琼崖特委决定恢复崖县委。当时特委对崖县的情况不很了解，认为崖县的工作已全部崩溃，需要从头收拾，派我和几位同志回崖县建立县委。
特委从附近的部队和机关抽调罗群、蔡大元、孙鹤林、陈侃、陈兴起、林志龙等同志回崖县协助我工作。路经昌感时，南区临委成立，我参加讨论了崖县委的成立和组织分工问题。在临委，我了解到早些时间，昌感崖联合县委已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收拾工作，并派史中坚等同志带武工队在崖县进行经济工作。
10月中旬，我们回到崖县，在梅山会合陈明纲、孙珠江。我向陈明纲、孙珠江传达了特委和临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崖县委，常委四人，我任书记兼宣传委员，何赤任组织委员（何赤是46年冬才回到的），陈明纲任民运委员，孙珠江任武装委员。
在县委成立的同时，决定成立了崖一区委和崖四五联区委。崖一区委书记是罗群，委员有陈兴起、孙鹤林；崖四五联区委书记是陈侃，委员有林志超、吴清尧、陈虞、邢谷伍。同时，县委还成立一个工作队，工作队队长蔡大元，队员有刘城堂、高俊德、林志兴等，工作队的任务是开辟新山区。（编者：经核实1949年才建立崖一区委，书记何如愚，委员有罗群、吴清尧、陈正。四五联区委书记先陈虞，后为陈侃。）
敌人当时在榆林、三亚驻扎要塞军一个师，崖城驻扎要塞军一个营。梅山有三个据点：一个在镇海，一个在梅东，一个在角头高土墩。三个据点，各驻一个中队兵员；黄流、九所也分别驻扎一个营。根据当时了解，敌人在崖县驻正规军和地方兵约有4000余人。
在敌人统治下的全县乡村和墟镇，敌人组织反共防共，实行联防，实行五家联保，到处是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只有梅山群众基础较好，县委就以梅山为立足点，展开工作。在大敌当前，县委根据特委和临委的指示，结合当前的情况和回顾崖县的历史来安排工作，首先在恢复巩固原有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开展山区工作，开展武装斗争，开展群众运动，开展学运、兵运工作。
一、恢复、巩固和发展党组织
1946年春，昌感崖联合县委派陈明纲等同志回崖县，成立区委叫崖县区委。恢复的党支部有：梅东、长山、梅西、梅联、罗马、乐罗、球尾灶、望楼港、莺歌海、新丰村等党支部。县委在巩固这些支部的基础上，在一区继续恢复崖城、水南、保平、港门、东盐灶等党支部；在四五联区继续恢复发展新庄、冲坡、抱岁、望楼、塘上、赤楼、官村、秦标、山脚、坡子村等支部。
在恢复和发展组织工作过程中，县委经常配合各区乡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反共内战的罪行，以提高支部成员和周围群众的思想认识，以增强他们对敌人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据1947年底统计，一、四、五区农村中共党员已发展到400余人。
各区乡还建立各种群众团体，如：青年会、妇女会。四区还建娱老会、励学社、兄弟会等。通过这些组织来联系广大群众。
二、开展新区工作
1946年冬，陈明纲配合四五联区委在旺官乡、岁乐乡、罗所乡开展工作，发展组织，接着开展红五、抱扛工作。1947年红五、抱扛成立抱赤乡，乡长刘城堂。
另方面，本人配合工作队向乐东深入开展工作，在龙浩发动黎族青年唐宗海、唐宗仕、唐保墀、罗家瑚等参加工作。向温仁、千家、抱眉、只汶、只峨、抱窜、沟蒙、雅林等地深入开展新区。在千家以西的抱善、抱伦、长溪成立千善乡。在千家以东到雅亮成立千雅乡，后改为雅林乡，乡长高俊德（后孙才干）。为崖县委后来住在温仁创造条件。
当时，黎族多受汉商、地方高利贷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剥削压迫，因此，我们在开展工作的黎族地区惩办了一些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地主、汉商和国民党。宣传教育群众，认识剥削压迫黎族人民的只是汉族和黎族中的个别败类，这些人不仅是剥削压迫黎族人民，也同样剥削压迫汉族人民，提高了黎族人民的斗争觉悟，也消除了黎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动员了不少黎族青壮年参军参政，支援革命，支援前线，使崖县的革命有了比较巩固的后方，使琼崖纵队也增加了不少黎族战士。全县革命形势一派大好。
三、开展学运工作
特委对崖县学运工作很重视，指示崖县委要注意搞学运。
1946年秋，陈明纲、陈虞分别派共产党员孙家道、孙家浩、孙家铁、林俊等到崖县中学读书，以学生身份在学校里秘密开展学运工作。
县委成立后，学运工作直接由县委领导，经常给学校送宣传品，指导学运工作。虽然敌人对学校控制很严，但动员了不少学生参加革命。
四、武装斗争
国民党对我疯狂清剿。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1946年秋，崖县区委建立一支武装队伍——长枪班和短枪班。长枪班长高俊德，短枪班长刘礼仁，这是一支出入敌占区和行动飘忽的精干队伍。
1947年春节前，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长陈麟阁带兵疯狂残酷地“扫荡”我梅山革命根据地；接着又准备开赴四、五区“扫荡”，途经一、四区交界处的岭头营时，遭到孙珠江带领的武装队伍阻击，敌人死伤不少，狂妄的气焰被打下去。经过短短二三个月的斗争行动，武装队伍不断发展，县委在这两个班的基础上建立起前进队，约有一个中队的力量，王振洪为队长。
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我们采取避实击虚、神出鬼没的战略战术，扰乱敌人。同时又有策略地进行兵运工作，在敌军和国民党崖县政府中争取进步反战分子。这一工作从点滴开始，也取得一些成效。比如：1．稳定国民党崖县自卫大队第三中队不主动进攻我们，它要是执行上级命令出动“扫荡”，都事先向我们通风报信；2．在自卫大队一中队中争取小队长黎明起义，并在南区临委派遣的南征队伍配合下，于1947年秋将该中队消灭于梅东关公庙；3．我们又在自卫大队第二中队安插内应，为后来九所战斗的胜利创造条件；4．国民党岁乐乡公所有二名乡兵带二支枪投奔革命队伍；5．国反县长邓士采的卫兵林明发带驳壳枪一支出来参加革命，遗憾的是，他没有开枪打死邓士采。
梅东关公庙战斗后，前进队配合南征队开进乐东千家区，拔除敌人抱用据点，赶走敌人一个中队；我们又在九所公路上展开伏击战，严重杀伤国反乐东县县兵连。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日军和盟军的战舰在崖县近海作战，日军的一艘战舰被盟军击沉在梅山的西南边海，同时有一个巨大的水雷冲上梅山海滩，没有爆炸。英雄的梅山民兵躲过日军的堡垒，把这个水雷拆开，取出炸药几十公斤，秘密收藏。1947年春，梅山民兵才把这些炸药全部交给县委。我们利用这些炸药，以土办法制造一批地雷。这些地雷在拔除抱用据点，在九乐公路上伏击敌人，打死国反乐东县机枪连长罗以恕，都起了作用。在千家、石门还多次用地雷杀伤敌人，使敌人在这个地区不敢轻举妄动，斗争形势大大好转。这些地雷还为后来打崖城监狱，救出我革命同志大显神威。
1947年初冬，琼纵第五总队来到崖县，县委布置前进队配合五总，准备攻打崖城，目的是打监狱，解救我被敌俘的同志和无辜受害的群众。一个深夜，部队到崖城，由于县委和部队配合得不好，部队进入崖城后，改变作战计划，不打监狱，只在东关市上没收奸商物资，作战计划没有完成，只能起到一次扰乱敌人的作用。
1948年春，为了切断榆林、三亚的敌人和崖城、黄流、九所以下地区敌人的联系，县委提供目标给五总队。前进队配合五总队在马岭至崖城中间的新沟营截击火车，消灭了不少敌人，俘虏国民党乐东县长王衍祚，战斗取得胜利。
1946年冬至1948年春，中共崖县委动员一、四、五区和乐东县千善、千雅、抱赤等乡参军的青壮年约有五六百人。1948年春，在动员青壮年参军的同时，我们还送20多名青年学生到“琼公”学习。
我们的革命斗争能够取得胜利，这都是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梅山群众，长期给我们供应粮食、药品。在陆上交通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时候，是靠梅联群众的海上交通。1947年春，四五联区开展抱式、抱栋新区以后，陆上交通才恢复，但是，水上交通的任务没有减轻，如武装经济工作队在海上缉没奸商的货物是依靠梅联渔船的，没收来的粮食也是靠渔船运到昌感前线，没收来的大量物资也靠群众来帮助收藏。如有一次没收一批铜仙，交给梅山群众收藏，后运给部队军械厂当制造军火原料。我们还以梅联渔船为战艇，在海上截击敌人，击毙国反海塘乡长陈伯业，缴获步枪几支。所以，人民群众对革命支持，我们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手板坡历险
——发动接应大军解放海南工作亲历惊险一幕
孙惠公
解放前夕，我在中共琼崖南区地委当秘书主任。1950年初，我和地委书记符哥洛出发崖县，协助搞“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在崖县委讨论后，我们分头到崖县四五联区黄孔乡协助工作。一月下旬大约春节前十天左右，我到达黄孔乡，和我从地委来黄孔乡的有通信员一人、公务员一人，他们的姓名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通信员是东方县讲村话人，是我出发时组织上从地委警卫排派出的，平时叫他“老翁”，但他姓名我忘记了。公务员是个十三四岁小伙子，姓名也忘记了。
当时崖县四五联区敌军撤走不久，算已初步解放，但地方封建势力还没有摧毁，反革命未肃清，我们机关还没有驻定地址，工作上还是游击状态。
我初到黄孔乡黄流村的时候，已经有中共崖县委委员兼宣传部长陈国风带一个工作队，和四五联区区长何施仁等首先在那里指导工作。
我在黄流村参加工作大约六七天，和同志们一起生活，晚上睡觉的地方不定，都是临睡时由乡干部带到村中群众家去，我和何施仁区长常睡在一起。
在黄流工作中，据乡干部反映，黄流上层分子孙俊卿、邢诒河两人对民主政府非常不满。乡干部感到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不好工作。当时为了集中力量搞中心工作——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对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他们如果不是公开反抗我们的，采取尽可能的争取稳定他们的统战策略。孙俊卿当时是黄流中学教员，抗战前做国民党工作，在崖五区有一定的威信，和我同姓，我少年时已认识他。邢诒河读崖中时和我同学，当过国民党匪军营长，辞职回家，不久前曾被我县政府逮捕，释放后当黄流中学教员。
为了协助乡村干部作这些封建上层分子争取教育工作，我曾分别找孙俊卿、邢诒河座谈，说服他们尊重乡村干部领导，服从民主政府法令，两人各谈过一次。都是乡村干部带我到他们家去的，我的通信员也同去，记得一人是符堂义，另一人我已记不得。
和孙俊卿谈话中，了解孙俊卿对乡长高俊德很不满，不满的原因是1949年国反匪军撤走后，高俊德带人放火烧了黄流中学，使当地教育受损失。我解释让他知道这不是高俊德个人的行为，是他执行上级指示，在战争中破坏一些可供敌人利用的设施，是必不可免的，这间中学校舍是日本鬼子的兵营，不是国反政府的中学，不能被国反匪军来利用，我们要赶走敌军，势必在这里打仗，会使群众受危险，烧掉它不给敌人利用，对群众有利。解放后我党和民主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将来这间中学会办得更好。我这样解释，他表示没有意见。
至于邢诒河的不满态度，不容易说服，他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他说他已放弃国民党军官职回家务农，我乡干部不加区别，把他逮捕送上县政府监禁，他老婆因上山探望他，回家就发土水死了，造成他家破人亡。虽然也表面不敢反抗我们工作，但他因怀念老婆而对我不满的思想是不能消除的。
我和孙俊卿、邢诒河谈话情形，当时回乡府就和高俊德、何施仁、陈国风等谈过。不过没有认真研究对这些人的工作方法方式来吸取经验教训。在黄流我还有不少同学朋友，但都是因工作，就不找他们了。
当黄流村工作结束时，据乡干部谈及黄流中学校长郑联芳，说他离开学校很久，最近才回来，区乡干部对他不了解，又不肯接触他。这间中学在我解放区，是南区六个县解放地区中仅有的一间中学，有数百名中学生，我们不能忽视做它的工作。当时是寒假期，学生不在校，没有研究学生工作，但学校的领导有必要了解一下，尤其校长的态度怎样，正面了解一下是必要的。因此，我对在黄流工作的县、区、乡领导干部提出找郑联芳面谈的意见，区长何施仁说你们两人（指我和陈国风）去找他谈就可以了，我对陈国风说你是县委宣传部长，有责任管这间学校，你应该找郑联芳了解一下，地委也应该了解，我和你一起去找他谈下较好。郑联芳，我少年就认识，但不是较好的朋友，不是因工作我不需找他的。
大约春节前三四天的一个黄昏时候，我和陈国风各带通信员共四人去黄流中学，郑联芳初见我们就热情握手，我介绍他和陈国风相认识，他请我们到学校办公室座谈，谈话的内容大概如下：
他问：你们什么时候来了？住在那里？
我说：来几天了，在这村里和乡村同志一起住。
他问：庆墀哥（中共崖县委书记林庆墀）、应圣哥（中共崖县委员何赤）都好吗？他们住在哪里？
我说：他们都好！住在乐东山区，最近都到外面来了。
这些寒暄语后，我转问他一些学校情况，有多少学生，分多少班，什么时候开学等，他一一答复我，我继续问关于教员情况。
他说：教员缺的问题不好解决，现在寒假快满，下学期快要复学，一些教员回家不再来，特别是大陆请来的教员交通成问题来不了，当地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补充。
我说：主要是战争影响，大陆已解放，海南还打仗，大陆教员自然不想来。不过这是暂时情况，海南快要解放了，海南解放后问题就好解决。我继续问他，现在全海南都积极做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的工作，你们学校要怎样准备迎接大军？
郑联芳听我谈到海南快要解放这话，他马上说：海南不可能解放，大军只能过长江，不能渡海南，因为长江是线的防守，漫长的长江防线容易突破，而海南是点的防守，解放军就渡不得海。
我反驳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有全海南革命军民配合，把国反残军前后夹攻，国反军守不了，大军渡海很快就成事实。
郑联芳见我驳了他又说：就算将来海南解放，全中国解放，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精神是不会死的。
我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只有解放区才能实现，国民党是实现不了三民主义的。共产党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现在又打败蒋介石卖国集团和美帝国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各民族一律平等，这就符合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解放区人民享受了充分的民主权利，这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权主义；解放区实现耕者有其田，就符合了孙先生的民生主义。就因为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孙先生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一致，许多革命的国民党人，才到北京去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新中国，宋庆龄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郑联芳又说：看来世界战争是永远不能避免，同样中国的战争永远没有停止。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好，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也好，就是说苏联人民生活好，美国人民生活也好。
我简单反驳说：不能以奴隶生活和主人翁生活相比较。
郑联芳以上所谈，已完全暴露了他的反动本质，已达到我们要了解他的目的。我和郑联芳谈话时，陈国风也坐在一起交谈。我认为已达到了解郑联芳的目的，就离开了黄流中学，回到黄孔乡府。
经过这次和郑联芳的接触，了解他的反动本质，才引起区乡干部更重视，警惕注意他的活动，才发现他原来是国民党崖县青年党书记，后来敌军反扑黄流时，他是放鞭炮迎接敌军的一人。解放后，人民政府综合他的罪恶，依法枪毙。
在黄流村工作结束的当天晚上，我们就转移到镇远村去，在镇远高道两村工作两天，就是春节前夜，全乡干部、工作队队员到抱本村进行总结。
在抱本村总结工作时，我和县区乡干部生活在一起，晚上由乡干部带我和何施仁及通信员等到群众家一起睡觉。
春节后，我接组织通知到官村（现在冲坡公社）去接头，交流各组工作情况。农历初四日下午我再来黄孔乡，到抱本村已见乡府在抱本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乡政府已告诉过我，我知道今天下午召开全乡上层分子会议的目的要求，并叫我在会上讲话。我接受他们意见，讲了一些鼓舞上层分子积极支持，准备迎接大军渡海解放海南工作的话。会后我给陈国风、何施仁、高俊德等负责同志传达上级指示，强调要加强情报，警惕敌军反扑黄流。
抱本村会议后，全体干部分头出发，我和陈国风、何施仁和一些干部、工作队员到赤桃村这一片工作，我和国风、施仁住在村民陈国甫家。
在赤桃村工作约四五天，准备小结的那一天中午，忽听嘈杂的鞭炮声从黄流村方向传来，我查问群众是什么事，群众才告诉说，国反残匪军来到黄流了，黄流有人放鞭炮欢迎敌军。我听了这个消息，就停止小结汇报，全体同志从赤桃村的北面撤退。
我们撤向金鸡岭边绕到抱本村后，恰遇乡干李耀辉、陈旺泰带领的佛老片工作干部和一些青年，从抱本撤出和我们会合在一起，在离抱本村后数里的地方休息，以便了解敌情。晚上有些同志已经准备睡觉，但敌情全不了解，我认为不能过久停留在这地方，就和陈国风、何施仁、李耀辉等商量，要再撤退到较远些的山地去。那里地形地势我不熟悉，因为我来黄孔乡这次才是第一次，撤到什么地方才安全，我心中无数，只由区乡干部提出撤到“手板坡”去。到那里已夜半更深了，有些同志已睡觉了，我放心不下，注意这地方周围是个荆棘丛，如果敌人来就无法活动，此时天黑得像要下大雨一样，我又和陈国风、何施仁等商量再转移。我已根本不辨方向，只相信区乡干部，跟他们去约数里路，到一间山边的小山寮里，大家才休息。当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谁，在黑暗中不知道。
第二天天还未亮，我首先起来一看，山外园地里不远的地方，隐约看见一群群敌军向我们地方跑来，我急叫：“敌人来了，快走！”大家才急忙起来收拾入山。敌人发现我们逃走，边叫“不要走”，边开枪射击。我和何施仁等二十余人撤到尖峰岭附近，下午才下山找群众了解这天敌人“扫荡”情况。原来昨天敌人到黄流后，半夜就出来“扫荡”，跟着我们脚迹到“手板坡”。当我们半夜迁移的时候，乡干部陈旺泰带一部分工作队员和部分新动员出来参军的青年到另一地方去睡觉，不和我们一起，被敌军“扫荡”捕去；乡府一位女炊事员撤退入山时被敌人扫射牺牲。这次战斗，被捕乡干部一人、工作队员三人、青年十余人，当场牺牲三人。县委工作队员孙亚九等同志被捕后，受尽敌人严刑，壮烈牺牲。
在敌军反扑疯狂“扫荡”那几天暂时不能下乡工作，我和何施仁同乡干部讨论跟各片取得联络，先把动员出来的青年送上级转送部队，做好组织安全工作。第四天我接组织通知，就到官村后，会合符哥洛等同志回地委。
以上是我1950年初，海南解放前夕出发崖县黄孔乡工作情形的回忆，由于时长日久，许多情况记得很不清楚，仅将所能记的记述起来。
1973年8月15日
前赴后继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
孙惠公
各位老师：
为纪念海南解放四十五周年，为配合搞好这次开展的“共筑热血丰碑”活动，我们老同志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下，在团市委、市关工委组织下，组成革命传统教育宣讲小组，到各学校进行革命传统报告活动。今天，我作为一名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同志，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我们的过去，回顾一下我们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了解我们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对我们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是有帮助的，并且我们要进一步把党的光荣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下去。下面就我的亲身经历和大家谈一下，主要是回顾日本侵占三亚的一些滔天罪行。
日军的侵华战争是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开始的。这一年里战火迅速向我国各地蔓延。9月下旬，日军开始用轰炸机轰炸三亚，炸毁我当时任教过的第七小学，炸中了停泊在三亚港里的几艘渔船，炸平了三亚医院，卧床病人就被炸死十余人，日机还炸毁了盐仓等。在此之后，日机还多次袭扰。
1939年2月14日，日本海军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五舰队属下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榆林、三亚两港。登陆前后，日军舰载机肆意在沿海一带袭击村民，造成很大伤亡。同年2月底，崖县全境沦陷后，日军一再实行“扫荡”政策，滥杀无辜。仅梅山村就有孙维青、陈作霖、李正统、黄石才、赵帝保、黎亚茂、吴华兰、孙有林、孙令生、黄治国、孙家祯、孙家永、林鹿二等青年20余人被杀，有几人还被灭尸。接着从马岭抓去的符祥兴、符和瑞、符和球父子三人也被杀死灭尸。农历六月初七日，日军在“扫荡”时，在临高村用机枪射杀30多人，在保平村又杀死20多人；其后，在崖城水南一带又继续杀害50多人。老红军林庆墀同志的父亲，还有黎道统、郑望曾、陈世训、苏话民、黎足安以及保港地区何绍尧、何绍宝、王毓桂、蔡永魁、蔡永春兄弟、陈之梓和何赤同志的妻子等都被抓去砍头。还有保平村的陈多儒、陈麟经、陈学府，崖城的谭朝选等是被绑在马尾活活拖死的，多么惨无人道！还有不少人遭重刑毒打伤残，回家后伤口发作致死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乐罗村血案”。那是1939年农历元月十八日深夜，日军出动大队步兵、骑兵，合围原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慌乱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余人，其中有老人也有婴孩，有的一家数口同时罹难，情状极为凄惨。1940年，日军驻黄流部队，以军用需要为由，强迫原崖县五区的木头园村搬迁，群众有所抵触，当场有20多人被抓，活埋在一口井里。崖四区龙浩村是黎族聚居的村庄，日军去“扫荡”时，黎族青年唐天祥率领村民奋起反抗，不幸战败，唐等十多人也被抓去活活砍死。
日军当时还对一些地区采取烧光的政策，我和林庆墀、廖树金、陈成尧、黎光宗、郑联达等人的房子都是被日军烧掉的。原崖县第四区的抱旺村，聚居着400余户人家，日军在一天之中用汽油点火，把全村房子烧掉，致使全村2000余人无家可归。
从1940年起，日军为战争需要，开始修建机场、铁路，并开采田独铁矿。修三亚机场时，拆迁三亚街几百家民房。修黄流机场时，强迫搬迁20多个村庄共1万余家民房，一时来不及搬迁的平民，立即遭到刀刺枪击。
为加快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日军从各地拘捕来大批苦役工人，用武装看押，强迫他们从事非人的劳作，并且任意毒打、杀戮。加上饥饿、瘟疫，大批民工死亡，甚至有些生病未死者也被就地埋入矿山的废坑中，酿成了田独“万人坑”的悲剧。日军还抓来1000余名朝鲜籍的政治犯，在我市荔枝沟镇的三罗二村设立集中营，把犯人活活折磨至死，集中埋在南丁北坡，现在还可以看到那土坡上的累累白骨。为了纪念死难者，当地黎族群众把三罗二村改名为“朝鲜村”。
日军在侵占三亚的七年当中，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累累，罄竹难书。在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活，我家的财物被日军抢劫一空，房屋一栋五间，被日军纵火烧毁，烧不掉的材料就拆去建筑军事碉堡，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
以上这些是我经历的一些片断。现在，时光已经过去几十年，我们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侵略，更不能忘记我们幸福的今天是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我们不但要珍惜爱护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更要把她建设好，在大特区建设中发挥我们的光和热，而且要发扬我们的光荣传统，不能忘本。在座的各位都是人民教师，我们要把关心下一代工作作为己任，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特区建设培养“四有”的社会主义下一代，创造一个文明的、高尚的、健康的、向上的育人环境。
1995年5月4日
红色丰碑
——梅山老区烈士陵园序
孙惠公
梅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梅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武装侵略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坚持独裁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寇长驱直入。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崖县受日寇铁蹄蹂躏。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中共崖县委书记叶云夫，委员何绍尧、黎茂萱等同志到梅山，点燃抗日烈火。先后在梅东、长山、梅西、梅联建立党支部，继而建立梅山总支；又大量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进而建立崖一区委。1939年至1941年，成立了梅山游击队和青、妇、民兵、儿童等抗日群众组织。1942年6月10日，崖县委主持选举成立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崖县委长期在梅山活动，领导全县抗日战争。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梅山及其附近地区，广泛开展锄奸肃反，破坏敌人公路桥梁、电话线路等斗争；实行减租减息、拥军优属、帮工代耕、征税征粮等政策。群众踊跃支前，积极配合游击队作战，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日寇妄图扑灭梅山抗日革命烈火，在梅山境内仅六公里地段的镇海、长山、梅联三处设置据点，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和经济封锁，经常“围剿”、“扫荡”，杀人灭尸，奸淫掳掠。但梅山人民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在血雨腥风中英勇地坚持斗争。妻送夫，兄送弟，父母送子女踊跃参军参战。民兵、青年、妇女、儿童严密监视敌人活动；群众用土法制火药，男女老幼种棉花，纺纱织布，煮海水制盐，钻木取火，战胜了封锁。
1941年秋，梅山人民根据县委部署，在极其险恶的情况下，周密地掩护深入敌后的琼崖抗日独立队第三支队，从尖峰岭鏖战到梅山，休整补充后又开拔往东线，完成战略转移任务。1945年秋，梅山民兵配合琼纵挺进大队进行望楼港战斗，歼灭了盘踞在那里的日寇。
不久，日本无条件投降。蒋介石为了实行独裁统治，掀起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梅山人民又被推入火海。国民党反动派对梅山多次进行大“清剿”，仅1945年冬的一次大洗劫，就烧毁梅东民房百余家，抢走耕牛数百头，杀害我抗日干部和群众多人。但梅山人民不畏强暴，斗争更加英勇果敢。梅联民兵常用渔船从海上突破敌人的封锁，配合地区武工队，在海上截击缉没敌奸物资，源源支援前线。我民兵干部机智勇敢地拆卸鱼雷，取炸药，造地雷，供我部队在千家战斗中重创敌军；又在崖城战斗中爆破敌人监狱，救出一批政治犯。梅山党组织和革命群众还紧密配合我军在关公庙战斗、石沟坑打敌伪火车战斗、高土墩战斗、岭头营战斗、梅东村前战斗、九所战斗、梅东岭仔战斗和1950年夏追歼国民党溃兵等战斗中，英勇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梅山人民经受了血和火的严峻考验，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孙家维、孙毓雄、陈鸿基、陈作霖、孙有华、孙家本等58位英雄儿女，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县委黎茂萱、林庆瑚、方春兰（女）等3位干部和琼纵部队9位无名英雄，在梅山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深恨炮火沙场，尚未裹尸归葬，劫后青山荒草，何处凭吊忠魂！爰在当年战地行龙岗修建陵园，安葬9位无名英雄遗骸，并将诸烈士英名刻石立碑，以凭瞻仰。
梅山革命烈士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海南岛的解放，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与祖国山河共存。
革命烈士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和平万岁
——接见日本《和平之船》
访华团讲话
孙惠公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你们代表团满载着日本人民的深情厚谊，远渡重洋，前来我们三亚市参观访问，这是一件值得祝贺的事情。我这个古稀老人，今天有机会在这里与大家见面，心中感到非常荣幸！我谨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对各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家居三亚市梅山镇梅东村，年轻时当过教师，后来从政，曾担任地方党政领导职务，现已离休。我从上小学的时候起，就知道日本和中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两国人民在历史上是友好往来的。不幸的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作祟，使得中日关系出现了曲折，给人留下了一段极不愉快的回忆。已往的历史是无法更改的。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沿着正确的轨道运转。今天，我就凭个人记忆，简要地讲述一下当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三亚市（原崖县）时期的一些情况，供大家参考。这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反思。这里，要着重说明，侵略的行为，主要应由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分子去承担责任。我们中国人民一向是把日本人民同日本军国主义者严格区别开来的。
日军发动的侵华战争，一般史书都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算起。这一年，战火迅速向我全国各地蔓延。9月下旬，日军轰炸机六七架来轰炸三亚，我当时在这里的原崖县第七小学教书，学校址就在现三亚水产公司附近，日机投弹七颗，一颗将我们学校夷为平地；因学生事前已防空疏散，故未造成重大伤亡；一颗炸中泊港里的几艘渔船，一颗炸平三亚医院。卧床病人被炸死十余人，其他四颗投落盐仓上，炸毁了几千吨盐，以后日机还多次袭扰。
1939年2月14日，日本海军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第五航队属下的海军陆战队占领榆林、三亚两港。登陆前后，日军的舰载机肆意在沿海一带袭击村民，如在梅东以西的岭头营路上，日机投弹五枚，造成多名行人伤亡。
同年2月底，崖县（现三亚市和乐东县的沿海地区）全境沦陷后，日军一再实行“扫荡”政策，滥杀无辜，仅我们梅山村就有孙维青、陈作霖、李正统、黄石才、赵帝保、黎亚茂、吴华兰、孙有林、孙令生、黄治国、孙家永、林鹿二等青年共20余人，无辜被杀，有几人被抓去飞机场杀死灭尸。还从马岭抓去符祥兴、符和瑞、符和球父子三人杀死灭尸。农历元月初七日，日军一支分遣队从崖城下保港地区“扫荡”，在临高村，用机枪射杀30多人；在保平村，又再杀死20多人；其后，在崖城水南一带又连续杀害50余人。老红军林庆墀同志的父亲，还有黎道统、郑望曾、陈世训、苏话民、黎足安以及保港地区何绍尧、何绍宝、王毓桂、蔡永魁、蔡永春兄弟、陈之梓和何赤同志的妻子等都被抓去砍头。还有保平村的陈多儒、陈麟经、陈学府，崖城的谭朝选是被绑在马尾活活拖死的，多么惨无人道；还有不少人遭重刑毒打伤残，回家后伤口发作致死的。最令人震惊的是“乐罗村血案”。1939年农历元月十八日深夜，日军出动大队步兵、骑兵，合围原崖县四区的乐罗村，先在路口埋伏好机枪火力网，再用骑兵入村开枪突袭，居民从梦中惊醒慌乱逃避，结果，被机枪横扫，一夜之间，死亡200余人。其中，有老人也有婴孩，有的一家数口同时罹难，情状极为凄惨。1940年，日军驻黄流部队，以军用需要为由，强迫原崖县五区的木头园村搬迁，群众有所抵触，当场有20多人被抓，活埋在一口井里。崖四区的龙浩村是黎族聚居的村庄，日军去“扫荡”时，黎族青年唐天祥率领村民奋起反抗，不幸战败，唐等10多人也被抓去活活砍死。
日军当时还对一些地区采取烧光的政策，我和林庆墀、廖树金、陈成尧、黎光宗、郑联达等人的房子都是被日军烧掉的。原崖县第四区的抱旺村，聚居着400余户人家，日军在一天之中用汽油点火，把全村房子烧掉，致使2000余人无家可归。
从1940年起日军为战争需要，开始修建机场、铁路，并开采田独铁矿。修三亚机场时，拆迁三亚街几百家民房。修黄流机场时，强迫搬迁20多个村庄共一万余家民房，一时来不及搬迁的平民，立即遭到刀刺枪击。
为加快对田独铁矿资源的掠夺，日军从各地拘捕来大批苦役工人，用武装看押，强迫他们从事非人的劳作，并且任意毒打、杀戮。加上饥饿、瘟疫，大批民工死亡，甚至有些生病未死者也被就地埋入矿山的废坑中，酿成了田独“万人坑”的悲剧。日军还抓来1000余名朝鲜籍的政治犯，在我市荔枝沟镇的三罗二村设立集中营，把犯人活活折磨至死，集中埋在南丁北坡，现在还可以看到那土坡上的累累白骨。为了纪念死难者，当地黎族群众把三罗二村改名为“朝鲜村”。
以上所举，仅是我个人知道的一些片断。类似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无需要讳言，日本侵略军占领三亚的七年当中，所至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其罪行累累，用中国一句成语来说实在是“罄竹难书”。在侵略军的铁蹄蹂躏之下，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生活。我家的财物被日军抢劫一空，房屋一栋五间，被日军纵火烧毁，烧不掉的材料就拆去建筑军事碉堡。在国破家亡的逆境中，我曾写成古诗七律二首，以抒发胸中积愤。现在回想起来，原诗的一些词语似不够礼貌，但这在当时国破家亡的义愤心情，是不能抑制的，而且从中也正好能够窥见一位普通中国人所具有的民族气节。现原文照念给大家听，请予指正。
日本侵略军毁我家庭愤书
（1941年秋作）
（一）
正为山河气作雷，公仇私愤突相堆。
原知国破家难幸，尚有心灵节不摧。
忍辱偷生非夙愿，救亡御侮责何推。
堂堂华胄千千万，那许夷奴作福威！
（二）
何惜数椽付劫灰，苍生涂炭国艰危。
同仇敌忾旌旗奋，战火腥风血肉飞。
莫笑蜗牛游一壳，且看金石出千锤。
降妖有日惩凶首，切记昭和是罪魁。
朋友们：我是炮火余生，有责任把战争祸害告诉后代。刚才所讲的都是往事。战争结束已经四十多年了，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分子作为战争罪犯已被国际法庭审判惩处。现在，中日已恢复邦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我们深信，实现友好睦邻政策，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主张，携起手来向前看，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相处下去。祝中日友谊之树，万古长青。
谢谢大家！
1989年12月7日
附注
注：孙惠公同志长期担任三亚市教师进修学校、三亚市第一中学、三亚市第二中学、三亚市第二小学等校外辅导员。此文是为纪念海南解放45周年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他给三亚市第一中学教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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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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