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家兄弟姐妹都亲切地称呼孙惠公为“阿爸”，孙惠公也视我们一家人为自己家人，两家人向来关系密切，感情深厚。这种感情是战争年代用鲜血凝结成的，富有特殊意义。
  往事并非如烟。1941年秋，一个早晨，一队荷枪实弹的日军窜到惠公阿爸家实施抓捕，当抓不到惠公阿爸时，恼羞成怒，将惠公阿爸家洗劫一空，然后放火烧毁。1945年冬，国民党兵又对梅东村进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烧毁民房80余间，牵走耕牛若干头，惠公阿爸家又再次被烧成灰烬。在这种无家可归的窘境之下，我家祖母莲凤阿婆伸出援手，就在我家和惠公阿爸胞妹孙嗣宇家的一条缝隙处搭起一间非常隐蔽的茅草屋供他们一家居住。就是在这间不起眼的茅草屋里，1946年10月18日，惠公阿爸主持召开了中共崖县县委恢复后的第一次会议，传达了琼崖特委的决定，恢复成立中共崖县县委，惠公阿爸任县委书记，何赤、孙珠江、陈明纲任县委委员，崖县的革命斗争从此打开新的局面。就是这间不足3米宽的小茅草屋，再次点燃梅山革命的火苗，成为领导崖县解放战争的最坚强的指挥所和前沿阵地，我家从此也成为革命堡垒户。也就是在这间矮小的茅草屋里，惠公阿爸的女儿孙文哲，正好和我的同胞大姐陈恩兰同时出生，我大姐叫“妚大”，惠公阿爸之女叫“小”，几十年过去了，村里人一直以“妚大”“妚小”称呼她俩。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年我们两家那份邻居情谊是何等的融洽和亲热，经过战火洗礼的，永远都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善邻芳邻！
  惠公阿爸对我一家人的关心和照顾，是用言语表达不尽的。他们一家搬到三亚城区居住以前，每年的春节都要在梅东老家过，大年初二，惠公阿爸必定带领一家老少到我家给年迈的莲凤阿婆拜年。惠公阿爸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年日军烧毁他们的房屋后，无奈之下搬来我家旁边住，我阿婆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意志坚定、爱憎分明的人。她不惧怕日军的残害，时常帮助因参加革命工作并在后来担任梅山乡妇女主任的惠公阿爸的爱人郑联英照看小孩、照顾老人。有时还帮助照料惠公阿爸的战友，将他们接到家中，为他们烧水做饭，擦洗伤口，煎煮中药，缝补衣服……家中老人为革命所做的点点滴滴，惠公阿爸看在眼里，记在心间，永不忘记。虽说他家搬到三亚城区定居，距离是远了，但我们两家还是过从甚密，他们家还是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关照我们。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红白事回老家梅东，她们都不会忘记要给阿婆家里买这买那，营养品、保健品，好针水、好药品，吃的用的从不短缺。特别是对我三叔父的孩子就业安排，竭尽所能，尽力而为！更难忘，莲凤阿婆逝世时，惠公阿爸亲自拟就了一副挽联：“八十荣归，可称寿母；万千恩爱，常念阿婆。”言简意赅，哀哀之心，浓浓之情，尽在短短数语联话中。
  家父的成长与惠公阿爸的培养、教诲密不可分。
  1941年6月，惠公阿爸被推选为梅山抗日民主政府乡长，见我父亲机灵，十多岁就被吸收为梅山抗日游击队员，手把手教父亲打枪、制地雷，还教给与敌人作斗争的方法。解放后，父亲担任梅东村老新庄大队农场场长、梅东大队大队长，惠公阿爸逢年过节回老家，都要招呼我父亲饮酒喝茶聊天。他时常叮嘱我父亲： “阿二呀，你做农村干部要关心农民的疾苦，要深入群众，与老百姓打成一片，踏实工作，为改变乡村面貌、村民过上美好生活尽心尽责。”
  令人遗憾的是，1984年12月22日，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痛，家父因脑出血，与世长辞。首七祭日，惠公阿爸的孩子们亲自登门祭拜，并带来了惠公阿爸亲自精心制作的一条横幅“痛失善邻”，带来了惠公阿爸的慰问，这包含了多少难以诉说的悲痛和多少足以自慰的感情。
  惠公阿爸率先垂范，使他的儿女对我家的深厚情谊一直持续至今。
  我的童年、少年时光，除了在梅东小学、梅山中学读书，在校园快乐度过外，其他的时光都是在惠公阿爸家玩的。那时，惠公阿爸在海口或三亚或通什等地工作，但他从来不带家属孩子进城，他妻子郑联英和孩子都在梅东农村，与生产队的社员一起劳动生活。孙有泰（孙惠公三儿子）跟我是同龄人，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后期，都是很好的小玩伴。我们一起上学读书，一起放学回家，一起玩捉迷藏，一起到溪里塘里游泳，一起上山采野果，形影不离。
  记得当时惠公阿爸家有一把旧琴，还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连环画。每天放学回家，吃过饭后，我都非常喜欢跑到他家玩耍，特别是那把琴，我对它倍感兴趣，就是这把琴让我学会拉二胡。我感恩生活，我更感谢当年那把琴，它给我现在的晚年带来很多乐趣，无聊的时候，拿出二胡，琴声一响，所有的烦恼霎时烟消云散，其乐融融。惠公阿爸还经常给我们买回许许多多的启蒙读物，各种各样的小人书、画报、杂志，都是我们求之若渴的启蒙读物，滋润我们健康成长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惠公阿爸全家人都很好，待我们疼爱有加，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总拿出来给我们一块分享。孙有泰高中毕业后，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我和他同一个生产队，同做锄手，一起挖田埂、开大沟、撒肥料，干一切农活都一起去完成，直到恢复高考，他考上大学读书，以至他们举家迁到三亚城区定居以后，各自娶妻生子，成立家庭，为生活奔波，才没有更多的联系。虽然如此，他家的好，他人的好，童年少年时那些一桩桩一件件往事，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记忆犹新，永远都是我留在心灵深处的那份最美的记忆！
  记得有一年，春节刚过，我大病一场，头疼得非常厉害，左眼皮垂吊下来，再也张不开。一刻也不能耽搁，救病如救火，心急火燎般马上张罗到广州寻医问药。我在家人的陪同下，坐船过琼州海峡，又坐上大巴车，第二天拂晓才抵达广州。我们农村人哪里见过大城市，在孙有立（惠公阿爸四儿子）的安排下，才顺利地住进了在广州白云山下的部队招待所。当晚，孙有立专门为我们接风洗尘。孙有立尽地主之谊的那份热心，那份真情，真的让我感激不尽，念念不忘。
  后来，我住进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科进行治疗。病房其他三位都来自广州市，唯独我是从海南岛来的。一到晚上，他们有家属或亲朋好友前来探望，买来一大堆水果饮料什么的，加上他们讲的都是广州话，我们都无法沟通，房间里的我，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无人问津，显得非常可怜。谁都想不到，有天晚上，住在广州的孙有康六哥（惠公阿爸的二儿子，暨南大学教授）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是专程来医院看望我的，我非常感动，精神为之一振。六哥的出现，不仅仅给我带来抗击病魔的勇气和信心，更给我带来精神上的莫大慰藉。更有趣的是，那晚有康六哥的出现，病房里一位住院父亲的女儿第一眼就认出了有康，这位女孩大声地说： “孙教授，您好！我是您的学生呀。”由于这一关系，病房内一下子热闹起来。临走时，六哥还给我塞了二百块钱，我当时几乎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有道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人情值千金，人间真情，犹如习习春风，温暖着我的心。从此以后，病房里那三位病友主动与我交谈，一到晚上有带来的水果和饮料，他们都很客气地分赠给我，非常亲热和友好。
  话长纸短，往事说不完，情意道不尽。惠公阿爸从战争年代起，与我的祖辈、我的父辈，用生命铸就、鲜血凝成的感情，一直延续至今。我每每想起这些，想起惠公阿爸向来对我一家人的关心照顾、热情帮助，还有他的家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受
  他老人家的影响，这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情真意切的！
  作者陈恩福，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农民，海南省诗词学会会员，海南省楹联学会会员，著有诗联集《心灵感动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