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父亲孙惠公的脾气好，讲话和气，对待乡亲和蔼热情。那些与他一起上战场的乡亲名字，他一一记住，写进他的文章之中，一个不漏。一回家，便会造访这些曾经并肩战斗、现时依然贫困的乡亲。父亲帮助烈士遗孤上学、找工作、解决困难。乡亲们有要求，他总是极尽一切办法。1960年，粮食大饥荒，村民孙家通在崖县民兵大队当伙夫，找到我父亲陈述困难，父亲当即给他30元。30元，比普通工人工资还高，中专毕业后参加工作每月工资也就是30多元。
  但是，父亲对自己的孩子就不是这样宽待了。1959年，我考上崖县中学，到三亚去找父亲，除了将喜讯告诉他外，主要还是讨要学费。不巧，父亲下乡去了，在县委的同志帮助下，我从窗口爬进了父亲的房间。副县长的房间估计不足10个平方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柜，连待客的凳子都没有。当然，要有凳子也放不下了，房间太小。
  我是从乡下出来的，母亲没有多少钱给我，身上只剩2块了，也没有粮票。没有粮票是吃不到饭的，2块钱也只能买回程到崖城的汽车票。我翻箱倒柜，空空如也，父亲比我还穷，连雨伞也没有。屋漏又遇倾盆雨，刮台风了！第二天一早，我便戴着从家里带来的竹笠往车站跑。风大雨大，汽车不断在路上抛锚，天黑了才到宁远河岸。水深，汽车过不了桥，下车蹚水过。昨天去三亚，今天要回家，当时没有电话打，更谈不上手机，谁知道找不到父亲呢？我已经两天没饭吃了，腿软无力，同座是一位高中学生（乐东人，大个子），他主动拉着我的手一起过桥，那位同座以为没事了，松开手，我立即滑倒，洪水也同时冲击在我的竹笠上。幸好，那位同座手快，将我拉了起来，免于滚进洪水之中。同座当然不会知道，这位穷困潦倒的正是副县长的儿子！
  上中学，农村学生是要带粮的，就是将规定的口粮交给学校，在学校饭堂搭食。我和文雅姐弟二人，每星期六下午都要与同村同学步行18公里回家带粮，星期天下午又步行18公里回学校。路上，我们都很注意地里有没有长出苗的番薯，那是收割番薯时遗漏下来的，擦擦泥巴就吃了，当时，粮食统购统销，归国家管，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劳动挣工分，哪有那么多口粮带走？奶奶、母亲和弟弟妹妹还得吃饭，这就难为母亲郑联英了！
  母亲郑联英1939年嫁入我家，名正言顺地成了“共匪”的妻子，那是要杀头的，日军掳，国民党军抓，每次都在乡亲们的保护下死里逃生。她是抗战的积极分子，据三亚市党史记载，解放前母亲郑联英是梅山乡的妇女主任。陈恩祥的《战争年代的妇女主任》（中共党史出版社《革命老人孙惠公》）等文章中已经做了描述。解放后母亲回家种田去了，成了地主家庭的代表，一有“运动”都要上台挨斗。我亲眼所见：一次批斗会，母亲也出场了！可是一上台，主持人就和和气气地说： “四嫂，你下去吧。”母亲又回到台下，村里人考虑到母亲在战争年代的辛劳。有时挨斗之后回家，母亲还要张罗接待地厅级甚至是省部一级的领导干部，那都是当年战争年代的战友。
  说母亲的这些话，是为了引出父亲的琐事：上面说了，我和姐姐文雅要带粮上学，苦了母亲郑联英。正是这时，有关方面的领导找我父亲说事，我读中学，正好在场。来人对父亲说：“考虑到你家庭的实际困难，组织决定让你夫人出来工作，她也是早年参加革命的同志，算是继续工作吧！你认为是当售货员好，还是在机关做一些勤务工作好？”父亲拒绝了来人的好意： “算了，还是在农村好！”
  如果母亲郑联英出来工作，工龄会从当妇女主任时期算起，家里的生活条件会得到极大改观。可惜父亲没有考虑这些，也许他并不知道母亲的苦难。母亲曾领导下的一些妇救会成员后来政府部门都做了安排，享受国家干部的政治和生活待遇，父亲给这些人写证明、提申请，却没有给我母亲办理。
  父亲为百姓办的琐事甚多，当然我们不可能都知道。虽说都是日常小事，无意而为，却垒成了让人敬仰的丰碑。雄伟的大厦是建造者靠平凡的沙石有意而为之；伟大的人格则是在为民造福的平凡中无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