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报名上山下乡
  我曾经是琼山县优秀少先队员、五好青年，名字还曾被写在琼山文化宫的宣传窗栏里，受到当时琼山县副县长王琼明的接见，并邀请我到他家做客。我还有一事轰动一时，那是我当班里副班长时，有一次带班里同学学雷锋，上街打扫卫生做好事，拾到一本内有金额一万多元的活期存折，马上交给了派出所，派出所给学校写了表扬信，报社也来采访照相，称我为小雷锋。
  曾经的荣耀，已成为过眼云烟，还要再接再厉。一想到即将上山下乡去，我感到精神焕发，就赶紧往海口市委跑。第一批已经来不及，被安排在第二批。海口市知青办把我列入海口新华中学人员名单，下乡地点是海南崖县国营南滨农场。
  1968年11月28日，海口市体育广场人山人海，几十部解放牌汽车有序地排列着，显得雄伟壮观，知青们站着跟送别的亲人道别。我父亲那时在茂名市工作，母亲在下放，只有外婆来送行。在出发前，知青们坐着汽车绕行海口城区一圈，然后向各目的地进发。这时我的情绪非常激动，恨不得快点飞到天涯海角。到南滨农场的知青，在琼海县东红农场吃中午饭，晚上到达目的地。很快，我们被分到各作业队，我被分在红星队（兵团时期为六连）。
  思想的反复
  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时任茂名市粮食局领导干部，他长期对我谆谆教导、严格要求，支持我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我也满腔热情，积极报名，决心到广阔天地炼红心，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
  第一次从农场回家探亲，我首先回到出生地及故乡——琼山县三江公社茄芮大队和公村。三十多年前，我父亲从这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我父母亲生活及战斗过的地方。乡亲们对我非常热情，也非常关心，看到我身材瘦削，还经常发疟疾，叫我不要再回农场了，干脆直接到老家插队落户，说同样是上山下乡干革命。乡亲们盛情难却，我也若有所思，于是给父亲写信，把乡亲们的提议和我的想法告诉了他，征求他的意见。
  父亲回信认为：当初就上山下乡回老家是可以的，但到了兵团就是参加了革命，现在擅离就是半途而废，当了可耻的革命逃兵，这是决不允许的。父亲的教诲，使我的思想稳定下来，我回到兵团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开荒大会战。
  两年后，父亲从茂名市回海口探亲，曾经拿出一封信给我看，是他过去的老部下、时任兵团一师八团（即文昌东路农场）团长的曾令平写的信，信中忆及往事，对父亲非常敬重。父亲说曾叔叔现在是团长，要是在崖县实在不适应，可以考虑商调过去，好让曾叔叔照顾我。我对父亲的话不以为意，觉得自己不是小孩子，不应该让别人照顾，表示不想调动。父亲尊重我的意见，就不再提起了。
  在劳动中成长
  第一次参加队里的劳动，是和老工人一起上山砍盖房用的木头。
  队里把刚从场部领回来的砍岜刀发给我们知青，新刀在磨利开刃后，砍飞机草、小灌木肯定没问题，要砍大树可就很费力。不少老工人拿着拖拉机钢板锻打的砍刀斧头，刚度好且锋利，想必很好用。
  我们一行人翻过金鸡水库后山，来到一座山峰脚下，抬头一望，山林稠密之处不少，心里一阵高兴。爬上了半山腰后，我看见一棵有大腿般粗的树木，问过旁人说可用，抡起刀就拼力砍。还没有砍到三分之一，就听见不远处一位老工人在叫喊：“快跑！快跑！
  我抬头一看，一棵被砍断的大树正向我站立的方向倒下，我左看右看，四周都是大小树木，一时不知道往哪跑。大树很快砸过来，我被树枝撂倒后，顺坡滚了好几米。大家看了很担心，跑来七手八脚把我扶起，一看只擦破点皮，并无大碍，虚惊一场。
  经过一年多的生产劳动，我在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先后当了副班长、班长。一个班有十五六人，是最小独立作业单位，班长虽然职位较低，却也是管理者。从被管理者到管理者，是角色的转换及个人的进步，我的思想意识也随之发生变化。我当战士时，劳作时很希望班长叫休息、多休息；当了班长以后，总想多干活、少休息。思想上的这种变化，开始我没想太多，后来才懂得是存在决定意识，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也不同。
  我要求别人做的，我自己要以身作则，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苦干实干加巧干，脏活重活抢着干。那时连队要盖房子，要求搬石头打地基。我带领全班战士到连队后面的水沟里搬石头。这条水沟是干涸的，平时没有水，等到下雨，雨水从山上冲下来形成沟，沟里都是大大小小的石头，沟底离地面约有一米多高。我们用锄头挖了好几节台阶，方便挑抬石头时走得稳稳当当。
  别人用一个箩筐装石头两人抬，而我用两个粪箕装石头一人挑。对个人而言，抬石头分量轻些，挑石头分量较重，但我自愿挑重担，不在乎这些。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挑重担毫无畏惧，为连队多做贡献。
  不过，经常性的超负荷运转，对身体的损害极大，致使我腰椎间盘突出、尾骨变形，晚上睡觉翻身也疼，但我仍然咬牙坚持，硬是挺了过来。那时留下不少后遗症，对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现在我身上不少部位还经常疼痛。
  我当班长时，白天和大家一起干活，晚上要帮新来的知青磨砍刀，或找一些男女知青谈心，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副班长也是海口知青，他开始不怎么理解，问谈心有何作用、谈心怎么谈。所以我下次与人谈心时，就叫他一起去，他就慢慢明白了。后来我当连里文书，他继任班长，做思想工作很有一套。他通过谈心活动，还找到一位意气相投的女知青，结为终身伴侣，这是后话了。
  当时男女知青关系很纯洁，开展谈心活动是上级的要求，也是日常工作的需要，没有掺杂半点私心杂念。记得有一位女知青，平时学习积极发言，思想比较活跃，有段时间忽然沉默寡言、愁眉苦脸的。找她谈心后才知道，她父亲在看守鱼塘时被人打伤，问题还没有处理好，心中很是难受。针对她所说的情况，我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她也慢慢解开了心结，又变得开朗起来了。
  那时参加大会战，为了鼓舞士气，我有时给大家朗诵毛主席语录，如“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等等。有时还带头喊革命口号，如“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扎根边疆干革命，大力发展橡胶事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完成任务，争取多作贡献”等等。
  除了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还经常帮助其他人，尤其是那些体质较弱或不习惯体力劳动的女知青。如有些潮汕女知青在家时是飞针走线、描龙绣凤的刺绣好手，到兵团后手握锄头却力不从心，需要慢慢来适应。不过她们非常勤快，男女之间又很团结，这不是难事。
  垦殖橡胶有五个步骤：第一是砍岜，第二是烧岜，第三是修梯田（环形梯田的宽度多是1.5—2米，也叫环山行），第四是挖橡胶穴（长、宽、深各80厘米），第五是小苗种植（每亩33株橡胶）。其中最艰苦的工作是修梯田和挖橡胶穴，经常会遇到石头或树头树根，要花费很多功夫。当时实行同工同酬，男知青还好办，难为了女知青，她们遇到困难解决不了，只好找自己的班长。我几乎是有求必应，多是自己过去帮忙，有时也叫别的男知青去。
  全连人员在一起干活时，也有外班的女知青来求助，不外是挖树头树根及橡胶穴，帮人多少次我已记不清。有一次下午收工后，我正准备往回走，有一位外班的女知青跑过来，恳求帮助把已挖50厘米深的橡胶穴挖深到80厘米。我这时已筋疲力尽，想拒绝又不忍心，只好留下来帮她。当我累得满头大汗时，她掏出小手绢给我擦擦汗，让我很不好意思，只顾拼命挖掘。这个小小的动作，使我激动了好几天，但以后她这个动作又出现在别的男知青身上，我的心里也就淡然了。
  那是一个崇仰英雄、学习英雄的年代，不少英雄人物的事迹，让人备受感染。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深入人心，也受到众人的推崇。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广为流传，保尔·柯察金的英雄形象，对我们影响很深，是学习的好榜样。
  有一年连队盖房屋，我们几十人到3公里外的大山砍树做桁条。砍到一根适用树木后，我和一位揭阳知青合力抬下山。他个子比我矮小，我就叫他扛小头，我来扛大头，两人密切配合，一路小跑冲下山。回到连队堆放地后，不知道是他太累了，还是忘了约定的“一、二、三，放下”，我才喊“一、二”，他就把肩上的桁条一头猛地一掷，使我这头也抓不住，桁条从肩膀上飞了起来，转瞬又砸在我的后背和左臂上。一时不觉得怎么样，过一会儿就红肿起来，隐隐约约作痛。夜里我睡觉难翻身，一动弹就疼痛。连队过两天要参加团里组织的大会战，我实在不想缺席，便在第二天赶到崖城卫生院，让一位老中医给把脉及开了几服疗伤中药，打算到了工地后一边劳动，一边煎服调理。
  这次的大会战，几个连队集中搭帐篷，吃住都在山上，各连队都有任务指标，或开荒砍岜或挖橡胶穴。我虽然身上有伤痛，但关键时刻不能下火线，于是瞒着连队领导，打着背包，扛着锄头、砍刀，带上煲药罐，和大家一起上了山。
  大会战的地点在大山之中（要在这里建立新的连队），采取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方式，参战连队的任务都很重。劳动时间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九点半，一天十几个小时，粮食也加到每人每天一斤半，每天吃六顿饭（或干或稀）。
  我白天带伤参加劳动，晚上煎药饮服，坚持不下战场，后来实在不行了，才回到连队躺了两天。当时报纸上登载“小车不倒只管推”“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豪言壮语，让我深受鼓舞，又想到保尔·柯察金等英雄人物，不甘心卧床养伤，觉得虽然左手臂无力，但右手还能继续干活。我找了一把小号砍刀，方便右手握紧抡动，就跟留守人员一起到橡胶林段砍飞机草和小灌木。我咬咬牙坚持，一刀一刀地慢慢砍，虽然很辛苦很吃力，但心里感到很欣慰。
  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思考，多次问自己：当年为何能坚持？因何而坚定？得出答案是：物质条件固然重要，精神作用不可或缺！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鼓舞着我，是“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毛主席”的誓言激励着我，赋予我无穷的力量，而这种精神和力量，深深植根在我灵魂深处，点燃了我的生命之光。
  老工人情深恩重
  每个知青都带蚊帐上山下乡，而我不知天高地厚，为了锻炼意志和毅力，竟然把蚊帐收起不用，表示不怕蚊子叮咬。结果没几个月，就在知青中最早患上疟疾病，一阵发热汗流浃背，一阵发冷浑身发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痛苦得呻吟不止，服了奎宁药片，也降不住病魔。经过几天的折腾，卫生员也没有办法，只好叫连队派一辆牛车，拉我到团部医院留医。
  连队离团部医院约八九公里，山路崎岖不平，牛车一路颠簸，我一路呻吟。到团部医院下牛车时，我已经站立不稳，是拉牛车的山东退伍兵庞洪仁扶着我，一步一步缓慢地迈进门诊室的。医生让我坐下测体温，已是39度多，让我赶快留医。这时我站不起来，是庞洪仁扶着我走到病房。在病床上躺下后，昏昏沉沉的，感觉有人给我打吊针，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等我醒过来时，左手麻木抬不起，一看还有一瓶吊针挂在头顶上。打完吊针去厕所解手，走路非常吃力，边走边歇，十多米的距离走了近十分钟。解完手出来时，看见隔壁蹲位有一位病友瘫倒在蹲坑口上，他的眼睛翻白无光，嘴唇干裂，张口说不出话，伸出一只手向我求救。我右手拉住他的手，却无力把他拽拉起来，只得松手走出厕所去叫人。团武装部长的爱人、医院护士长听说后，身材高大的她急忙跑进厕所，把这位广州知青背了出来。
  我人在病房，觉得很孤单，不禁想起父母、亲人、好友，多么盼望有人来看我。让我想不到的是在这里我还遇到熟人，是同连队的孙久碧大姐，她正因结核病住院。她听说我住院了，又几天吃不进东西，除了过来探望，还特意煮了一碗香喷喷的鸡蛋面条，端到病房来叫我吃。我见到她就像见到亲人，眼泪哗啦啦地掉下来。这碗面条来得及时，真是雪中送炭，我从内心感到温暖，多少年都没有忘记。
  孙大姐是位老工人，她是四川退伍兵石友义的妻子，一向身体很壮实，干活非常麻利，不要说女的，男职工都没几人能相比。想不到她也被病魔击倒，已住院治疗一段时间。我连续住院一个多月，她痊愈出院比我早些。
  这次患疟疾过后，我身体非常虚弱，有多方面影响。一是体重严重下降，骨瘦如柴，只剩八十斤左右；二是肝脏肿大，身体不适，浑身乏力；三是胃病缠身，胃酸过多，十分难受；四是经常发作，难以断根，少则个把月，多则几个月，不好应付。
  我在调养身体的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帮助，让我非常感动。有一件小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但一直烙在我心中。
  黄俊球是连队副连长，他的妻子被我们知青称为“阿娘”（海南话，伯母的意思），这一家人对知青很好。有一天，他家六七岁的小女儿小梅（黄玉梅）悄悄地喊住我，把我带到家里的小伙房，煮好的一碗糖水鸡蛋放在饭桌上，一进来就叫我吃。她说道：“赶快吃，不要给‘小老头’看见。”我心头不觉一震，不知道说什么好。小梅说的“小老头”是她弟弟，才两三岁，是家里的小宝贝。不要给“小老头”看见，就说明她家鸡蛋不多或仅有一个，这碗糖水鸡蛋是专门给我煮的，连她和弟弟都没得吃，更别说是家里的大人了。
  三次回家探亲
  上山下乡六年，我回家探亲三次，留下两张通行证，每张的规定时间都是7天。虽然回家往往超假，但那时探亲的确不容易，我的三次探家经历，折射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征。
  第一次探亲，是在1970年春节期间。
  已经锻炼一年多，越是临近春节，我思家的念头越强烈，非常想回去看一看。原先估计探亲会得到批准，不料在春节前几天，为了过“革命化”春节，团里限定各连队春节探亲名额不超过10个。之前已批准一些人探亲，所剩名额有限，想回家探亲就成了大难题。
  春节前有几位海口知青获批准回家探亲，我和数人到团部送行。看着他们兴高采烈坐在解放牌汽车上，我的心也跟着飞了回去。
  汽车刚开动，几个未获批准的海口知青急忙冲了过去，一跃就跳上汽车。我一看这情景，也跃跃欲试，却被海口知青周生一手拉住。他说：“你不能跳，这是偷跑，是逃兵！”我知道他是为我好，想想有些道理，我也就算了。
  望着远去的汽车，思念和忧愁交织在一起，我悻悻地回到连队。
  那时我在连队养猪，工作既繁重又紧张，老是想家，精神开小差，砍猪菜时不小心砍着左手。包扎好没一会儿又再砍伤，接连跑几趟卫生所。喂好猪回宿舍后，望着左手上的伤痕，我再也忍不住了，躺在床上嚎啕大哭。连队指导员王学文被惊动，到宿舍里了解情况，我反复地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王指导员通情达理，破例批准我回家探亲七天，我赶到团部开好通行证。
  但春节临近，去海口的客车票早已售罄，真是万般无奈！同行的女知青吴秀梅对我说，她的老乡赵士楷在崖城公社卫生院当院长，或许他有办法，于是我们马上赶到崖城。赵院长说定安县有一辆车装运鱼苗到保港，正好今天要返回，可以搭顺路车到定安，你们再想办法回海口。艰难之旅终于成行，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吴秀梅的年龄比我大，那时她当了副班长，显得成熟老练，我像小孩似的跟着她。总算没等多久，我们就上了这辆车，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才放了下来。汽车中途在琼海县加积车站休息时，我一时兴起跑到车站外看街市风景，她急得团团转到处找我。定安司机及押运员人很好，一直把我们送到海口市再倒回定安。
  七天的假期很快过去，通行证已经过期，我找到团部驻海口采购站，联系搭顺风车回南滨，其中颇费周折。
  那天早上五点钟，我和海口知青沈全昌去新华旅社门口，登上场里满载货物的返程汽车，坐在盖货物的车顶帆布上。采购员见上面坐了五六个人，知道是团里的知青，急得又招手又大声吆喝，叫大家赶快下来，就是没人理睬他。磨蹭了半个小时，汽车开动了。众人面面相觑，庆幸过关了！路过新华北路交通监理所，我心里一阵紧张，只怕被赶下车，总算有惊无险。约有半小时，汽车又开动了。
  汽车出了城区，我们心情稍许平静，互相提醒要坐稳。那时公路状况差，车速仅有三四十公里。车顶上没地方可抓手，走远路的确危险，怪不得采购员不让坐。这时有车坐已经很满足，谁都没有感到不安全，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早点回到连队！
  过琼海县地界不久，前面有个拦路关卡，几个持枪民兵示意汽车停下，要检查通行证，必须是革委会出具的。因通行证或过期或不够标准，他们差点把我们几个给扣起来。在采购员的得力周旋下，大家最后安然无恙，这回真是难为他了！过了半个多小时，我们又坐到车顶上，汽车再次开动了。
  第二次探亲，是在1971年春节期间。
  这一年的探亲指标本来没我的份，所以我没有请假，准备安心在兵团度春节。谁知临近春节的一天，王学文指导员急匆匆过来对我说：“你妈妈来电话说，你父亲从广东茂名回来过年，你回去见你父亲吧！”他又破例批准我回家了。
  必须开出通行证才能回家，于是我赶紧拿着请假条往团部跑，同往的还有海口知青邢泰雷。等到我们满头大汗赶到团司令部门口，抬头一看，整栋办公室大门紧闭，都放假回家过年了。
  邢泰雷也认识崖城卫生院的赵士楷院长，我们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找他，看有没有顺路车可以搭乘。这回没什么机会，但在院长女儿那里弄到了一张学生探亲证明书。
  我凭这张证明买了一张大年初一由三亚往海口的汽车票，邢泰雷也有熟人帮他买了一张班次相同的汽车票，这样就很不错了。我们当晚凭这张证明找了一家旅店住宿，还到当时县城很有名的海角饮食店喝茶，其间碰到几个在三亚港务局工作的海口老乡，大家都是年轻人，异地逢故乡人，彼此相谈甚欢。
  夜里大约两三点钟，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又听到几个人在叫喊：“开门！开门！开门！”不久，敲门声变成撞击声，声音越来越大。我被惊醒后，不知发生什么事，又怕惹上麻烦，就继续躺在床上。这时睡在对床的铁路部门青年工人起来开门，外面一下进来五六个人，说要检查客人的外出证明。
  带队的民警问我们是哪里的，铁路青年工人介绍完自己，又说我是南滨农场的。我听了有点紧张，证明书上的身份是学生，人是南滨农场的，怕被他们深究。好在这位民警认识崖城卫生院的赵士楷院长，人也很明事理，事情就简单多了。他态度温和地对我说：“你们没什么事，但深夜别往街上跑，给人截住就不好了。”
  第二天早起，听旅店值班的人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要来三亚，为做好安全防范工作，昨晚突击检查旅馆。”原来如此！
  第三次探亲，是在1973年春节期间。
  差不多有两年没回家，这一年春节我想回家。原本是没有问题的，连队也批准了探亲假，到了团部却被卡住了。当时团里有规定，每个连队探亲人数控制在5％。而我们连队由于有人超假，探亲人数已经超过比例，所以我的探亲假没被批准。
  我感到很沮丧，正想返回连队。团部作训参谋见状很理解，于是告诉了我，凡有特殊情况探亲的，只要参谋长同意就可以。还告诉我，参谋长下连队了，这个星期天有可能回团部。
  我认识团部参谋长，他曾经带领整党建党工作组到过我们连队，指导工作一段时间。他高高的个子，大大的身板，给人一种很威武的感觉。听说参加过抗美援朝，还是个战斗英雄。
  到了星期天，我早早就来到他家门外，在附近不断地转悠，但快到中午还不见他回来。我心里很焦急，又跑到团部通往连队的公路上瞭望，好一阵才看见他从九连方向往回走。他一进门坐下，我也很快敲门进来，由于彼此都认识，说话就不拘谨。我说：“参谋长，辛苦了。您去九连来吗？”他一下紧张起来，眼睛盯着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去九连？”军人的敏感在他身上显现出来。我笑着说：“刚才我在路口看见您从那边走回来。”我再说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参谋长倒也非常通融，很快就批准我的探亲假。
  这次能回家探亲度春节，固然有一定的理由，还因为原先就认识参谋长，而参谋长也了解知青、体谅知青。过后我在想，全团的知青数以千计，不可能每人都认识参谋长、去找参谋长，遇到这种事情时，他们会比我更难。所以，对比之下，我应该庆幸，要好好地过春节，回来再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