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知青们大部分是1968—1970年来我们南滨农场的。几年后，我中学毕业回农场，就跟他们一起参加劳动。看着这些城里来的、比我大五六岁的大哥哥姐姐们，当时心里非常羡慕。他们都非常积极努力，学问也高，虽然有时候也会情绪消沉，但大部分时间都乐观活泼。
  在兵团时期，我爸爸妈妈分别在机耕队和十一连工作，这两个连队驻地挨在一起。当时这两个连队大概有三十多个知青，经常到我们家串门的主要有四五个人，这四五个知青，对我们家来说，真的是胜似亲人。
  吴万大哥是广州知青，是十一连的拖拉机手，由于和我爸爸妈妈关系很好，后来成了我的表姐夫。
  蔡暹表是丰顺知青，团部宣传队的主角。蔡大哥仪表堂堂，是宣传队演《红灯记》的男一号。他因为有好朋友在我们连队，有空经常过来玩，通过这些朋友而和我爸妈认识交往，他和我们姐妹很亲近。他是宣传队的，因此我们总喜欢让他教我们唱样板戏。他总是在教我们唱戏时，把样板戏的内容讲述得有声有色，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虽然我爸妈没有文化，但蔡大哥跟他们也很有话谈，有时谈得高兴，还互相讲起了客家话。看到他们一个梅州一个惠州两种口音的客家话，南腔北调的，还真让我们忍俊不禁。
  连春生大哥是1969年来农场的潮州知青。他原来在武装连，几年后调到我爸爸的机耕队当文书兼司务长。连大哥瘦高个子，脸面白皙，挺斯文的一个人。连大哥有文化，几天出一期的连队黑板报，通通出自他的手。每期黑板报连大哥都画上不同的报头和插图，很漂亮。他写连队墙上的红油漆大字标语不用打底稿，直接就写在墙上，涂涂画画的，一个一米多见方的大字，就写出来了。连大哥喜欢音乐，除了吹口琴外，还弹曼陀铃琴，高兴时候还会引吭高歌。
  别看我爸爸没文化，但他跟连大哥非常合得来，晚上吃完饭，有事没事总爱往他的宿舍跑。两个人坐在一起，每次都是连大哥讲的多，我爸爸讲的少，也不知道谈什么，如果当晚不用开会，他们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有一次，我爸爸谈起自己的身世，说到他还有一个姐姐（我的姑姑），在新中国成立前失散了，至今没找到。后来是连大哥给《南方日报》和其他部门写了几次信，寻求帮助，通过各种努力，在连大哥回城后，真的在广州找到我姑姑。后来我爸爸去了几次广州姑姑家做客。
  方锡卿大姐是和我爸爸同一个车组的驾驶员。方大姐是普宁知青，1971年到南滨农场。她身体健壮，干活是个好手。她和我爸爸同一辆车，我爸身体比较弱，为了让我爸能多休息，她工作总是抢着干。有一次，半路上机车出故障，她硬是把二十多公斤的零部件，扛肩上走十多里路到修配厂，修复好后，为了不耽误工作，等不及三轮摩托车送回，又走了十多里路扛回来。
  知青大返城后，我们家突然少了几个经常在一起的知青朋友，我爸爸显得很失落。这时方大姐主动天天跑来我们家，除了帮忙搞家务，还和我们拉家常，谈改革开放，谈形势。她男朋友伟明哥，还经常帮忙修理我爸的自行车，家里的电灯坏了，也是叫他来修好。他们结婚时，我们都去喝了喜酒。他们生有一个儿子，这孩子后来读了军医大学，在儋州那边的医院上班，他们两夫妻退休后也去了儋州。
  还有个知青黄漱绵。黄大哥是潮安人，知青大返城后补充到机耕队，后来还当了机耕队的队长。黄大哥是个很心细的人，为人忠厚，性格与我爸爸差不多，都是不太善于言辞的。他们两夫妻心地都非常善良。他们住房和我们伙房离很近，我们吃饭时都是拿着饭碗两家互相串门，哪家有好吃的，也是送来送去，不分彼此，真的就像一家人一样。
  黄大哥有文化，我爸爸的信都是请他帮忙写的。吴万大哥、蔡大哥和连大哥回城后，经常写信来，我爸爸不识字，每次都是拿着来信上黄大哥家，让他帮忙读信，然后就请他写回信。后来有了电话，他家是连队最先有电话的，因此很多人都去他家借打电话，有人来电话了，他还不厌其烦地去各家喊人接电话。有了电话，通信很方便，吴大哥、蔡大哥和连大哥就比较经常来电话，我爸一接电话就很开心。
  2008年连大哥第二次回来海南看我们，那时爸很开心，但大家都觉得他好像有什么心事，也不是太在意。过后不久，我爸就住院了。一开始说是肺炎、肺气肿。那时候，方大姐和黄大哥格外关切，老想办法联系医院，忙前忙后找医生。连大哥经常打电话来，但我们没有告诉他。捱到2010年，已经确定我爸是肺癌晚期。六月初，方大姐要去儋州市，临走时特意拜托黄大哥尽量多帮忙。不久我爸不幸去世，连大哥风风火火赶来，但没能见我爸最后一面。他拿了些钱给我妈，然后拜谒了我爸的灵位。
  这些知青，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和我们在一起，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几年，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我们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亲人。
  其实在我们连队，知青们和我们家关系一贯都是很好的，现在回想起来，既感慨又温馨，可惜因为记忆及篇幅的关系，没有写出更多。上山下乡时期和知青们在一起的岁月，都是满满的温馨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