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的连长我的连
  1969年9月24日，团部奉命组建武装值班连，我有幸成为武装连的第一批战士。从这一天开始，我和我连的136位兄弟一起，经历了风风雨雨的三年多战天斗地的难忘岁月。
  三年多，对于人生的标尺来说，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小段。但这三年多，却是我永远不可磨灭的记忆。这三年多里，我不敢说是在做一番震天动地的事业，也没有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重大事件。然而这三年多，却是我生命年轮之中浓墨重彩的、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
  在武装连，我敬仰的领导是邹代富连长。邹连长是四川人，1956年参军，在朝鲜停战后我军驻朝鲜的部队服役，1958年归国，1960年退伍参加海南的农垦建设。邹连长当时也就三十来岁，中等个子，体魄健壮，眉宇间有着一股严肃和刚毅，他的队列口令短促而有力，连队的集合哨子吹得极有特色，“哗——咦——哔”的哨音让我们每一个武装连的战士直至现在还记忆犹新。
  邹连长平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缺少幽默感，一开始有点让人不想接近，但他的讲话斩钉截铁、铿锵有力，自然有着一股令行禁止的威仪。不过，如果以为邹连长就是一个官腔十足的军事干部，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那时候的兵团农场，“大力发展橡胶事业，满足全国人民需要”，当务之急非大开荒莫属。武装连是全团的尖刀连，“哪里艰苦哪安家，打起背包就出发”，团部总是将最难啃的“骨头”给我们攻坚。因此，我在武装连的三年多里，我们开荒的足迹遍及十三连、十九至二十二连以及南雅的二十三至二十六连等新组建的连队。开荒的任务大都是落实到各排各班，像我这样没有力气的，每天还要挖20多个橡胶穴，实在很累。但是，作为一连之长的邹连长，除了指挥、安排、检查全连的生产之外，还身先士卒，照样一天挖20—30个橡胶穴，真是好样的。
  那时候还经常备战练兵。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前，团里组织我们连的三天强行军拉练。当时是半夜全副武装紧急集合，在黑咕隆咚中急行军10公里，然后再行军10多公里，拂晓时到达梅山公社还来个班进攻练习。在此后的两天两夜里，除了在海边的武装泅渡还多少有点乐趣外，就是令人疲惫不堪的行军、行军。那时候我们连队确实是一个温暖的战斗集体，官兵平等和团结互助真令人怀念。行军中抢着帮战友扛武器、背背包的现象随处可见。邹连长总是扛着两三把枪走在队伍的后面（根据战术原则，连队行军时，副连长必须走在连队的前面）。
  1970年初，我们团篮球队的裁判员、团部中学的杨老师，在一次汽车事故当中脑部受重伤，转移到上级医院已经来不及，便考虑在团医院动手术，因此我们连凡是0型血的战士，大约20个人（我是其中之一），全部到医院当临时血库，准备献血。邹连长也是o血型，他第一个脱掉外衣，挽起袖子，准备第一个献血，他的行动真让那些见血就晕如我的人汗颜。
  三年多来，日日夜夜生活、劳动在一起，我写邹连长的文章，绝对是挂一漏万的。比如我以前写过的武装连水库抢险，没有邹连长和张忠财指导员的当机立断，我们当时就可能都牺牲了等等。因此邹连长的事迹远非我的拙笔所能够写完的。
  我们武装连的战士，个个对邹连长都很是佩服。他的能说和能干，就是连队里面最调皮捣蛋的战友，在他面前，也不得不装“软蛋”，一点也不敢“轻举妄动”。
  邹连长在我们战友们的心目中，俨然是一位身体力行的严师。我们从他的身上，学习到很多工作的、做人的可以享用一生的知识和经验，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的组织和领导艺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武装连的战友们，后来散落在全国各地。在这个集体锻炼出来的我们当中，不论当干部的、做工人的，还是从事其他工作的，都是以自己的辛勤劳作闯出自己的天地，因此都是体面的。可以说，我们没有使武装连的名字因为我们而蒙羞！
  如果说武装连是一个大家庭，邹连长理所当然地是这个家庭的严父，那么，张忠财指导员就是这个家庭的慈母。而事实上，张忠财指导员正是这样一位“慈母”式的人物。
  张指导员也是四川人，也是1960年到海南参加建设的退伍兵。武装连刚组建时的第一位指导员是山东籍的退伍兵黄有伟。黄有伟指导员不久就因工作需要调离武装连，1970年由张指导员接任。
  张指导员个子高一点，与邹连长的严肃相反，整天笑嘻嘻，说话轻声细语，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婆婆妈妈的样子，使人觉得比较容易接近。他跟邹连长的工作方法是一雌一雄，相得益彰，配合相当默契。
  张指导员是个政治工作者，他平民化的政治思想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连队的思想动态都被他牢牢掌握，同时他也善于化解一些工作上和生活上的矛盾，对战士的实际困难也能够给予妥善的解决。
  那时候，我们的一排排长是谢文禄，二排排长是陈三洋，三排排长是袁显生。他们三个人的性格真是各有特色，一排排长是精明的实干家，二排排长是足智多谋的巧干家，三排排长则是个听党的话老老实实、埋头苦干的攻坚能手。三个排长带出了三个不同风格的队伍，连队的工作往往会根据各个排的特点进行安排，工作量当然也就有轻重的些微不同，久了一些班长会呱呱叫，认为跟着某排长就尽是干些苦活，跟某排长就可以干轻活。这些情况张指导员了解后，协同邹连长将人员和工作量都做了些调整，做到了皆大欢喜。
  如果战士有亲戚到连队来探亲，连队按惯例会开小灶招待这个战士和亲戚，指导员不管多忙，总会亲自帮忙接待，使这个战士和亲戚都很感动。
  1971年初，我父亲生病住院，来电报要我快点回去。我跟连队写了请假报告，当晚指导员就找我谈了话。他说了近来连队大开荒任务特别紧，军训任务也很紧，炮班的几位业务骨干又相继调走，我作为炮班班副，这时确实不好离开。末了他用商量的口气对我说，可否先写信回去，谈明情况，然后他会在这一两个月内，让我尽快回去探家。他那循循善诱、推心置腹的谈话，让我不得不口服心服。谈话之后不到一个月，我就接到回家探亲的通知。我是我们武装连组建以来第二批回家探亲的人，而第一批获得探亲假的只有二班班副林秉心一个人。
  那时候的政治气氛是很浓的，虽说武装连的战士都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但也不免人心惶惶，生怕会惹上什么麻烦。1972年初开展“一打二反”运动时，我们连队有一个战士的哥哥在部队犯了错误出了事，部队来人到武装连调查了解其弟弟的情况。那时候这可是大事件，搞得这位战士情绪坏极了。但指导员除了将情况如实反映给部队外调人员外，还尽量安慰这位战士，使这位战士不致因此受到牵连。
  张忠财指导员还是一个在关键时刻勇于挺身而出的男子汉。我们连队在武装连水库抢险的关键时刻，他和邹连长不顾个人的政治生命而提前下达撤退命令，避免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让我遗憾的是，在排除金鸡岭水库的泄洪口堵塞的事故中，不幸牺牲了一个下水作业的战士。在这次事件中，由于情况紧急，以及没有排除事故的知识和经验，还有对水情的不熟悉和防护措施的不到位，这位胆大且熟悉水性的战士，在疏通泄洪口时，被水流倒吸进泄洪道而不幸遇难。张指导员是现场的总指挥，他见到这个情况，顿时面红耳赤，两眼发光，大声咆哮，情绪极为冲动，不顾一切地就要跳下水库施救。这时泄洪口已经疏通，水库水面冒着几个大漩涡，碗口粗的木头都被水流吸进去，别说是人。这时如果跳进去，肯定必死无疑。武装连几个大个子战士拉都拉不住，只得连摔带拽把他狠命按倒在地。后来张指导员因为是现场的第一责任人而受到处分。纪律就是如此，大家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还是从他在现场的表现，感觉到他在危险关头奋不顾身的血性阳刚。
  我们武装连是当时兵团三师十三团唯一的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连队，它与其他连队的根本区别是：它的任务，首先是战斗队，其次才是生产队。因此，除了连队的第一任卫生员是女性（团部卫生队的刘达聪医生）外，都是清一色的男性。
  连队副连长是胡光宏。胡副连长是广东南雄人，是1958年的退伍军人。胡副连长动作迅速，作风麻利，有一股标准军人的风度。副指导员张运定是海南定安人，是海南热带作物学院的学生，比较文静柔弱，让他出任武装连的干部，确实有点难为他了。司务长原来是邝家国，后来是陈家烈；文书是杨清赋；通讯员是庄树煌；卫生员原是刘达聪，后来是谢金标和何建明。连部除文书、通讯员、卫生员外，均为老同志。
  武装连组建初期，海南大旱，小河断流、水井干枯，吃用水极为困难。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于是连队决定打水井。这个任务就必然地落到一排身上。而一排也确实不辱使命，李文禄排长和陈耀权、杨希齐、林秉心、刘永祥等几个班长骨干带领全排三十几人，巧干加苦干，硬是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在全是小石块的恶劣的地质条件下，挖出了一口宽四五米，深十多米的水井，从根本上解决了连队的生活用水的问题。
  在大开荒时期，除了本连的开荒任务外，我们连大部分时候要支援其他新组建的连队，而一般新的连队都在山区，山区开荒是比较困难的。二排长一定会抢那些有大石头、大树头的看起来难啃的任务，这些任务当然难度大一点，但也还是有好处，因为凡是有大石头、大树头的地方，必然不是风化岩，而风化岩才是真正难啃的骨头。且如果是大得实在挖不动的石头、树头，可以用炸药炸，还算容易的。仅举此一例，就可见陈排长的“精明之处”。
  三排那就是老水牛般的队伍。凡是不能依靠灵活巧思的、需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丝毫不能投机取巧才能完成的任务，必然要落在三排身上。比如22连砍桁条、尖峰岭扛木头等等的比较粗重的苦活，都是三排的拿手好戏。
  除此之外，还有几个老同志担任过第一任的班长职务，包括一机班班长刘永祥（韶关）、三班长向守忠（四川）、四班长李太昌（山东）、五班长王芳庆（山东）、炮班长何衍香（南雄）。这些老同志对于武装连初期的建设，以及对我们这些啥也不懂的新兵的军事业务的指导，有着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惜的是，班长一级的老同志，都在武装连组建后的一两年内相继调离。
  第一批参加武装连的是136人。有人调走以后，再从其他连队抽人补充。据我粗略估计，在武装连工作过的前后有300多人。
  1974年10月1日，兵团撤销建制，恢复农垦局。部队现役军人撤回。邹代富连长不久后调到场部机运科任科长，后来张忠财指导员也调任副场长。
  在海南岛过的第一个春节
  武装连成立之初，三个排分别驻在六连、八连和九连。到临近春节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命令，到一个新的地方集中，建立一个完整的新的武装连。
  那天早上，我们全副武装紧急集合，从九连出发，急行军差不多一个小时，到了位于团部至十三连的公路不远的一处山坡。那就是我们的新连队队址。
  所谓队址，实际上也就是一片比较平缓开阔的山坡。山坡上，用茅草搭成的4栋没有墙壁的茅草房，孤零零地立在光秃秃的山坡上。连绵起伏的几座山丘构成了一片丘陵山地，十三连的公路蜿蜒而过。一条干涸的小河对面，有着几棵高大的木棉树，和海南岛的天气一样红火的木棉花挂满枝头。之外，四周只有一些小灌木和萋萋的荒草了。在这里，这片无垠的荒山野岭，将是我们与天斗、与地斗的纵横捭阖的“战场”。当然，也是我们军训的基地。
  到达新队址，放下武器背包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各自分开，提着像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砍刀，去寻找一些大一点的木头打床铺。这把“青龙偃月刀”当然没有像关羽大哥那把一样的九尺五寸长，也没有关羽大哥那把一样的82斤重，更没有像关羽大哥那把一样地镶嵌着蟠龙偃月图。
  我观察到附近都是小灌木，要找几根可以打床铺的木头并不是容易的事，而在那干涸的小河旁边，由于地势较低，可能有一些大一点的。于是事不宜迟，扛起“青龙偃月刀”我就出发了，疾步来到小河旁。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捷足先登者，一排的梅成春等几人已经开始在砍伐了。
  打完床铺之后，大家吃了一顿简单的中午饭，想稍微休息一下也不行，因为茅草房仅仅有屋顶，没有墙壁，干燥逼人的风穿堂而过，搞得人一点睡意也没有。
  下午先是一个小时的“天天读”，这是雷打不动的事。然后是一个小时的“天天练”，即每天的例行军训。
  第二天开始，我们在茅草房的预定修墙处，挖了几个大坑，由机枪班的战友，到附近村庄拉来几大车稻草，放在大坑里面，浇上水，光脚下去用脚猛踩以和泥。然后用双手将和好的泥巴糊在隔离的木条上边，慢慢地筑造出墙壁来。
  通过两天的努力，茅草房才真正成为可以遮风挡雨的房子。
  就这样，在这个崭新的环境中，在新建连队一穷二白的条件下，我们迎来了下乡以后在海南岛的第一个春节。
  1970年2月5日，是农历大年廿九（当年没有年三十）。当时国家春节假日是三天，但我们只是休息廿九这一天。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因为是新连队，连队基本上没有什么副业和“食堂经济”，猪圈还没有建起来，菜地的菜还仅仅是小苗，司务长的账本上没有多余的一分钱和一两粮票。可想而知，我们当时的伙食是多么地紧张和糟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春节的年饭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
  在团部供销科的特殊照顾下，我们的司务长到红峰水库买回来几大箩筐新鲜的鲤鱼，一条差不多是八九两重的样子。当晚我们的年饭就是半斤米饭和半条红烧鲤鱼，由于蔬菜紧张，因为有了半条红烧鲤鱼，原来每餐送饭的煮冬瓜也就被免了。
  知道了年饭的内容，我不由得暗暗叫苦。因为本人一贯是不吃鲤鱼的。这当然并非因为我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更不是我跟鲤鱼有仇。而是本人平时吃东西非常愚笨，吃鱼经常会被鱼骨头卡住。特别是鲤鱼，骨头奇多，且腥味特重，一见到鲤鱼，我只能退避三舍、敬而远之了。
  因此，1970年的春节年饭我只能是就着白开水吃白干饭，因为我将我的那份红烧鲤鱼送给像猫一样喜欢吃鱼的战友。这是迄今为止我过的唯一的吃白干饭的春节。
  大年初一，我们早早起床。因为我们要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咋个“革命化”春节？武装连集中在这个新址以后，一直没有厕所，只是在附近的一条山沟搞了一个临时茅坑。连队领导于是利用春节放假的这两天，发动大家到山上找一些老坟，挖开以后，把里边的青砖拆了，挑回来盖一个厕所。
  那时候连队山上到处都有古老的残缺的坟头，不过都很坚固。想要坟墓里面的砖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海南的墓葬跟内地的不同。棺椁一般埋在墓地中间，再用青砖砌一个圆形的围子。一座坟墓一般要用到几百条青砖。
  我们要先找到一处看样子容易挖开的，然后几个人同心协力，用上海金鸡牌的锄头将坟墓刨开。当然是沿着坟墓的周边外缘围子刨，因为砖头都是砌在棺木的周边。我们不敢挖开中间的棺木，仅仅是挖外周边的砖头就够了。
  挖到了砖头，又要为怎样挑回去发愁。因为当时连队除了锄头和砍刀之外，啥工具也没有，更别说粪箕或箩筐了。无奈，我只好提议两个人合作，把自己的冲凉铁桶拿出来把砖头放里面抬回来。可怜我那从老家带来的崭新的铁桶，就这样被砖头压破了几个小洞，后来一直漏水，最后是跑到卫生所要了一点胶布贴了才勉强再用了几年。
  海南古墓的砖头特别大，也特别沉，质量确实很好，却苦了我们。因为每个人都有几十条砖头的任务，要完成任务，足足使我们用掉了春节的最后两天假期。
  1970年的“革命化”春节，就这样在没有放假、没有加菜、没有文艺演出、没有任何娱乐——唯有的是艰苦的劳动、刻苦的生活以及因为春节而加强的站岗和放哨中度过了。
  这样艰苦朴素的春节，在八年的下乡生涯之中，确实是唯一的一次。因为武装连在我们全连官兵的共同努力之下，真的应验了毛主席那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名言，一年之后，在海南岛的第二个春节，我们连队已经有了比较厚实的食堂经济。副业搞起来了，猪也养大了，菜地里的时鲜蔬菜又多又好。自此以后的春节，我们都能够搞起连队的大会餐，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授枪与军训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必须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我参加武装连后，也很想早一点有一杆枪，可以来进行“武器的批判”。
  因为刚组建，各排的武器配备只是7.62毫米的苏制44式铁把冲锋枪和7.62步骑枪。我当时在步兵二排五班，我的7.62步枪枪身号码是0621。发枪后，二排陈三洋排长特意跑到我身边，将我的枪看了又看，说：“这是一支好枪，这把枪曾经在1967年为制止三亚大武斗时，以首发命中的成绩，一枪击灭三亚港的一盏指挥武斗的信号灯。”这杆枪真是好枪，武装连第一次100米实弹射击，我以（三发）27环的成绩，获得“优秀”。
  春节后，兵团司令部通令各团武装连统一换发56式半自动步枪。不久，团司令部决定在武装连举行授枪大会。
  仪式由武装连的第一任指导员黄有伟主持，团参谋长张喜贵和政治处雷祥廷主任在主席台就座，现役的魏参谋、李参谋和地方的黄衍胜参谋也在台上就座。在阵阵口令声中，各排在各排长的带领下，分别向邹代富连长报告集合完毕。邹连长将连队带到会场立正后，跑步到张喜贵参谋长面前，举手报告：“报告参谋长同志，三师十三团武装值班连全连集合完毕，请您指示！连长邹代富。”参谋长举手答礼：“授枪仪式开始！”连长转身命令连队稍息。然后拿起连队花名册，从一排喊起，被叫到的各位战友，上台向负责发枪的胡光宏副连长举手敬礼，胡光宏副连长回礼后，从桌子上拿起一杆枪，态度庄严地大声说：“党和人民交给你一杆枪，你的枪号码是x×××。”战友回答：“是！我的枪号码是x×××。”然后正步转身入列。
  那时候的武装连，上午是参加大开荒，下午是一个小时的“天天读”，然后是“天天练”，到后来改为每周两个半天的军训。军训内容除了队列练习外，是射击第一练习，即卧姿有依托瞄准练习，还有刺杀第一练习，也就是“预备用枪—突刺”等动作。第一练习的打靶之后，进入第二练习，即100米无依托射击、防左右刺杀和战术班进攻。
  第二练习打靶后，我被调入刚组建的炮班。我从弹药手干到副班长、班长。炮兵是一个技术兵种，从副炮手起，就必须学会炮兵的射击诸元，用向前伸出的大拇指，以左右眼的闭合，计算出炮位到目标靶的直线距离，口诀是“上间隔，下一千，密位、距离挂两边，要想求得那个数，对角相乘除邻边”。实际上也就是相似三角形和三角函数的原理。距离得出后，立即要算出相应的炮口仰射角和完成对应的炮弹装药。这个过程，整个计算时间，我的最好成绩是6秒／每次，曾经受到张喜贵参谋长的表扬。在后来的实炮打靶时，我们班两门炮均取得首发命中的好成绩。
  小战友
  也许是我们炮班跟连部住隔壁，对刚来的小同志比较便于照顾的缘故，我们班先后安排来了几位年纪较小的小同志。
  第一位安排来炮班的小同志是高州知青叶飞克。叶飞克也真不愧是人小志气大的小知青。他在我们班担任三炮手，行军时候，就背个60炮的底座，也蛮重的。干活时也一点不输别人，当时劳动是开荒挖“环山行”，他每次都基本完成任务。当然，我们班的战友们很团结，互相帮助的精神得到大发扬。张殿洪、李泽生、梁树清几个人就特别照顾飞克。因此，我们班也就成为连部比较认可的可以带好新同志的集体。张殿洪调任排长以后，叶飞克也被调到步兵班。
  接下来连里又安排了另一个更小的小知青林炎松到我们班。小林到班里以后，也跟小叶一样，人小志气大，军训、劳动都很积极、肯干。当时连队刚好发了新军装，小林的身材，穿最小号军装还嫌太长。我帮他将上衣和军裤都用针线缝短了一些。小林穿上新军装，挎上冲锋枪照了一张相，显得很精神，我顺口叫了一声“小八路”。没有想到，这样就使得小林有了一个外号。“小八路”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
  有一天下班后，指导员带了一个穿着崭新国防绿军装的新同志到我们班。一见到我，新同志立刻起立，立正以后，向我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说了声“班长好”，和我握了握手再坐下。他那整齐划一的动作和严肃认真的表情，真让我相形见绌。指导员把新战友交给我以后就走了。刚好全班同志都回来，于是在列队到食堂打饭时，我向全班介绍了新同志王凤图。后来我还把小王交给我们班的副班长蔡明丰结成“一帮一”，因为蔡明丰是我们连队的共青团支部副书记和我们班的团小组长。
  小王来了以后，工作、生活都很积极，劳动非常卖力，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也很刻苦认真。当时只是知道他是广州军区的干部子弟，可能也就是下连队锻炼锻炼而已。然而，在以后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较长时间里，我渐渐地改变了看法。当时连队搞油棕大寨田会战，每个人都下达了任务。因为我们班有两个同志身体比较弱，每次任务都要靠副班长蔡明丰等人多干点，才能完成全班的任务。现在小王来了，由于他的劳动热情高，干劲大，每次都超额完成任务。每次看到他挥汗如雨，拼死拼活地干活，我确实很受感动。说老实话，当时我们已经在武装连干了两三年，多少都有点老油条，小王的到来，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和促进的。这样，我们班的任务也就完成得比较好，有时还能超额完成。
  对于武装连来说，炊事班是比较辛苦的单位。每天都要早起晚睡，碰到大会战，还要将三餐挑到工地。如果行军，背上大锅餐具，宿营时别人可以休息，但他们要砌炉支锅做饭。礼拜天连队休息，炊事班没有休息，因此，连队里面要经常派人帮厨。
  小王在农场基本上没有老乡朋友，休息天最多也就是到团部商店买点东西而已，因此一到星期天，他总是主动到伙房帮厨，一干就是一整天。当时的炊事班班长是一个姓符的黎族知青，他几次跟我开玩笑说，干脆把王凤图调给他们，我回答说小王是我们班的主力，没有答应。当然都是玩笑话，因为我们都没有调人的权力。
  1972年5月7日凌晨，一道尖锐的哨子声划破了宁静的连队夜空，我们立刻从睡梦里惊醒，耳边传来通讯员“全副武装、紧急集合”的口令声，大家都以最快速度起床打好背包，拿起武器准备列队集合。我发现小王是我们班打背包速度最快的人之一，看得出他原来应该很有基础。
  连队紧急集合之后，由连长带领，急行军到南山小火车站，然后再沿崖城公路，一直走了十多公里，到达南雅的新连队二十四连。在二十四连稍微休整之后，再向二十四连连队后面的一处原始森林——大黑山开去。我们在大黑山山脚宿营，目的是在那里砍伐一些准备建新瓦房的木头。
  那几天我们的工作，就是有人负责砍伐，而大部分人则是两个人一组，把一百多斤的大木头，用肩膀扛下山，扛到汽车能够开到的地方，再装车拉回。在这个过程中，小王表现出他刻苦耐劳的精神，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也是个响当当的男子汉。
  小王是1968年在北京读书时，随学校下乡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由于内蒙古天寒地冻而患上严重的关节炎，因此才辗转来到我们广州军区建设兵团，凑巧来到我们三师十三团，被分配到我们武装连。
  我与王凤图是铁杆的哥们儿，在一起时总有吹牛的话题。我们经常一起天南地北地神侃，一起写批判稿，一起讨论创作连队的文艺节目。
  1972年5月13日连队发了新的军装，我们还一起到团部摄影室照了一张合影。可惜我在1973年就调离武装连去了机运连，这样联系就比较少了。过了几个月后，叶飞克应征入伍当了一名人民海军战士，小王也离开了武装连，我们都来不及告别就各奔东西，到现在都没有联系上。我只能默默地祝福我的小战友们一生平安、幸福！
  苦中作乐猜谜和对“诗”
  武装连为了改善生活，准备在连队附近挖鱼塘养鱼。养鱼属于食堂经济，不属于生产任务，不能用公家上班时间来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因此连队决定在雨季来临之前，用一两个礼拜的业余时间，也就是每天晚上加班和礼拜天加班来进行。
  听说要挖鱼塘，大家将有鱼吃，都很高兴。为了尽快挖好，我们实行包产到班，每人每晚必须开挖和挑走0.8立方米的土方，以班为单位，先完成任务先休息。不过，真的挖起来，确实很辛苦。由于整个连队就集中在几百平方米面积的狭小地方，给我们提供了可以边干活边开玩笑说话的条件。我们武装连个个都是乐天派，信口开河讲笑话是我们的拿手好戏，言谈之中幽默有趣的话语几乎可以做到脱口而出。
  一开始是性格活泼的洪培立，模仿市面上做把戏的江湖游医，卖起了膏药：“清凉油、二天油、薄荷油、莪术油、百花油、白花油、红花油、泰国保胃油、德国卡拉油、罗浮山百草油、新加坡斧标祛风油……专治性病、白内障、口腔溃疡、眼睛肿痛、头痛、胸痛、腰痛、手脚痛、牙痛、骨痛、耳痛、皮肤痛、体癣、股癣、头发癣……”他的脱口秀，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
  然而，天南地北地乱扯一通，总觉得不过瘾。我想起读中学时，有一次学校活动，班主任用我的名字做谜底，作“野火烧不尽”，打301班人名一，即“春风吹又生”，猜“春生”。因而我提议用我连的战士人名为谜底做谜语来猜。经过说明，大家一致同意。当然，我们的猜谜只求浅显、通俗、容易，根本没有谜格的限制。接着，我第一个作出“感激浪子回头”，打4班人名一，洪培立立即猜出“谢燕青”。因为燕青乃《水浒传》人物，其外号为“浪子”，感激浪子回头即谢谢燕青的意思。……就这样，猜得不亦乐乎，每人0.8立方米的土方，不知不觉就完成了，这一晚的辛苦也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过去。
  第二夜开工后，本来还想接着来猜谜，我觉得不如来个新花样，就开始东拉西扯谈起了对对子。我先讲了以前有些文人用“桃李争芳日”对“荷兰比利时”，用外国国名，对仗工整，意趣横生。接着又讲了“佳人苹果脸”，对“瑞士葡萄牙”，更是令人喷饭。但是，按格律和平平仄仄来对对，那难度太大了，我们没有这个水平，也不适合边劳动边玩笑的情景。因此大家又得另辟蹊径，再次用连队人名作韵脚，并且将此戏称为对“诗”。……就这样乱七八糟地大家“对”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名字对出来，往往引起大家的哄堂大笑。
  其实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革命的乐观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大家乱扯一通，但一点没有低级趣味的东西，那才叫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呢！
  猎枪和打猎
  我们在兵团的武装连，枪枪炮炮也摆弄过一些，但打猎的猎枪，摆弄过的人可能就不多。
  当时农场的老工人，有少数的打猎高手，他们一些人有私人的猎枪。那时候对枪械的管理不严格，有一次一位老工人仅凭一张公社的证明，就顺利地从广西带了一杆猎枪到海南，一路通行无阻。这事如果放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
  这位老工人把枪带来后，让我替他试枪。我考虑这是一支老枪，装好火药后，便将枪架在较高的树丫上，我用一只手将枪托抬高，手举头顶扣动扳机，枪响时发生回火，一小部分火药从击发器窜回，烧伤了手背虎口。如果当时大意一点，按常规瞄准击发，那么火药回火必定烧坏眼睛。
  猎枪构造很简单，由枪管、击发器和枪托构成。火药从枪管前方倒下，再放入一些铁砂，用通条稍微压实，扳开击发器，装入“纸信”。击发时手指扣动扳机，释放了击发器弹簧，击发器在弹簧作用下打击“纸信”，“纸信”爆发产生的火焰通过小孔点燃枪管里的火药，火药爆发产生的高压气体推动枪管里的铁砂高速从枪口射出，形成杀伤力。因为枪管没有来复线，所以射程远些就打不准，但近距离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我第一次打猎是跟班长李太昌一起去的。山东籍的李班长是个退伍兵，也是一个好猎手。那天晚上，月黑天高，我和李班长扛起猎枪偷偷溜出武装连，爬上离连队几公里的一座大山。在海南岛打猎，一般必须在没有月亮的晚上，且不能穿鞋。打猎时将枪装好火药铁砂后，摸黑上山，半路上要悄无声息。在黑暗之中搜索目标，一发现有猎物，立即打开头顶的射灯，强烈的集束灯光一旦照射到动物，动物在黑暗中骤然发现光亮，出于好奇，就会站在原地不动，瞪眼傻乎乎地望着光源，这样两个眼睛就因反光而发出光亮（这时动物的身体是看不出来的），猎手凭眼睛的颜色就能辨别出是什么动物。这时只要将猎枪瞄准两个眼睛中间开枪，只要瞄得准且在射程内，那么一般都能打中。假如动物一点不看光亮，照跑不误，那么就不容易打到它。
  那天我因为怕蛇，不敢光脚，偷偷穿双软底球鞋，和李班长保持五六米的距离缓慢往山上爬。李班长时而前进、时而趴下，我们断断续续“走”了一个来钟头，并没有发现猎物的踪迹。我心里正在嘀咕，突然发现李班长蹲下身子举起猎枪做瞄准状。在等他扣扳机时，只见他放下枪站了起来，我挪到他身边问他怎么回事，他悄声告诉我，差点犯大错。原来刚才的猎物是一头牛，可能是老百姓或附近连队偷跑上山的牛，如果不慎把它打死，那问题可就闹大了。李班长从猎物的眼睛反光是红色，判断是一头马鹿（牛和马鹿都是眼睛发红光），幸运的是他从牛的反刍声听出来是牛，避免了一次大错。
  那天晚上，我们只是打到了一只小果子狸和一只斑鸠，虽收获不大，但也够我们班饱餐一顿。
  因为晚上偷偷上山打猎是武装连纪律所不允许的，所以我们出去打猎次数并不多。我后来只再去过两次，除了打过一只20来斤的野山猫外，其他也就是一些几斤重的小兔小豪猪什么的。
  那时候海南的野生动物还是比较多，但老工人以前打过的一两百斤的马鹿（坡鹿）就很少了。据说海南最厉害的动物是金钱豹（云豹），但从来没有听说有人打过。但黄猄还有一些，山猪最多，破坏农作物很厉害。
  目前海南的野生动物都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上山打猎是违法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枪械实行严格管制，禁止私人拥有枪支，那些猎枪当然也在禁止之列，这对从根本上禁猎有极好的现实意义。
  人蜂遭遇战
  蜂的种类很多，碰到蜂，人们都会心惊肉跳，避之唯恐不及。
  海南的野生蜂，好像野蜜蜂居多，当然也有普通黄峰，还有很凶狠的虎头马蜂，但数量上比野蜜蜂少一些。我的观察，野蜜蜂比家蜜蜂在腰部多了一圈黑色，且个头比家蜜蜂大一点。兵团开荒大会战时，在荒山野岭砍岜，漫山遍野的大树、灌木、杂草，说不定里面就暗藏着一窝正虎视眈眈时刻准备捍卫主权的野蜜蜂。当然，蜜蜂绝对不是人类的对手。碰到蜂窝，使用火攻，蜜蜂经受不了烟火之炙烤，当然纷纷逃命。
  如果不慎被蜂蜇伤，那就一点也不好受。不过，蜜蜂产出的蜂蜜可是个好东西。因此，碰到大的野蜜蜂窝，战友们还是会铤而走险，犹如火中取栗，“冒着生命危险”偷走蜂窝里的蜂蜜打打牙祭，改善改善生活。
  1972年，我们武装连在南滨农场的南雅作业区开荒时，有一次就发现了一个特大的蜜蜂窝，由于掏蜂蜜吃，弄了一个大笑话，差点成为一个事故。
  当时我们在一个大山坡上，分班排成一路横队，砍岜前进。由于天气很热，不少人都脱掉上衣，光着膀子干活。排在最前面的战友，突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比箩筐还大的蜜蜂窝。当时大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且大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扑上去。可能他们还没有碰到蜜蜂窝，蜜蜂们已经感到威胁，全线出击，向“入侵者”作了猛烈的狂轰滥炸。刹那间，只见上面山坡上几个战友嗷嗷大叫，狂奔而下，他们头顶上背后面，紧跟着成千上万的蜜蜂组成的巨大蜂群阵。战友的叫喊声和蜜蜂群的嗡嗡声组成了杂乱无章的“狂想曲”。
  我们当时都惊呆了，我看到几个光着膀子的战友已经快来到身边，想跟着跑已经来不及了，灵机一动就地趴下，双手紧紧拉低草帽将头脸盖住，身体一动也不敢动。谢天谢地，蜜蜂只顾对逃跑者跟踪追击，对我们这些“良民”没有太多的眷顾，放了我们一马。黄敬思、姚作良两位战友就没有那么好运，因为他们都赤膊上阵，又是“侵略”蜂巢的急先锋，因此受到的反击最厉害。只见他俩从头脸到背上，密密麻麻都是蜂刺。大家急急忙忙把他们扶到临时卫生所，何建民卫生员赶快为他们消毒和拔刺。可是蜂刺实在太多了，大家只得七手八脚帮忙。后来数了一下，每个人身上足足有一百来根刺，这不禁使人不得不钦佩蜜蜂们的自我牺牲精神。蜜蜂，除了有集体协作、勤奋工作的优点之外，对于敌人，它们都是有着献身精神的勇士。这些蜜蜂，也就是工蜂，在攻击敌人时，蜂刺一旦刺下去，它的生命也就是到了尽头。好在这一百多根是蜜蜂刺，如果是马蜂刺，那就严重了。蜂刺蜇死人的事是有过记录的。
  碰到蜜蜂确实是很可怕的。我自己就曾经和蜜蜂（也可能是马蜂）有过亲密的接触。那是在我们炮班管理的油棕林段修枝，当时就我一个人作业。我看准一片油棕叶一斧头砍下去，也就在同时，我的脸部就像被子弹击中，只觉得一阵剧痛，脸像火烧一般。我意识到“中彩”了，扔下斧头拔腿就跑。好在蜂们没有乘胜追击，才让我有时间喘口气。不到几分钟，我的脸肿得就像“土地公”，一只眼睛肿得张不开，变成“独眼龙”，乘机报了两天病号。
  然而，那时候，在野外突然发现一个蜜蜂巢，还是格外高兴的。
  那是在武装连组建炮兵班的第二年，我在何衍香班长手下当副班长。那天中午吃饭时，何班长叫我别声张，吃完饭后别午睡，和他一起上山吃蜂蜜。原来他早上砍岜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蜜蜂窝，估计里面有蜂蜜。我们匆匆吃完饭，假装有事，跑上山后，不久就看见了那个蜜蜂窝。何班长采用的是麻痹战术。他是广东南雄人，常抽南雄烟叶卷成的“喇叭烟”。他叫我学他的样子，手拿一根“喇叭烟”，点燃后抽上一口，以备用。只见他慢吞吞、静悄悄，偷偷用手扒开蜂窝的顶盖，然后轻轻抽出蜂窝里面一块一块的蜂蜡，小心吸吮里面的蜂蜜，然后再悄悄放回去。由于不是强攻，蜜蜂们也不介意“小偷”的动作，只是不经意地飞来飞去。有时蜜蜂会停歇在手上身上，只要不攻击它，它是不会蛰你的。如果害怕，那就将口中的烟轻轻吐出来，吹在蜜蜂身上，它们也就飞走了。那天可能由于是冬末，蜂窝里的蜂蜜并不多，两人只是解解馋过过瘾而已。
  我们拖拉机在南雅作业区参加大开荒时，住在26连。一天，我老乡悄悄告诉我，他们发现山里边有一个大蜜蜂窝。于是，我和林老乡，还有两个揭阳战友，傍晚下班后偷偷溜上山。找到蜜蜂窝后，我们找了一大把干树叶，扎成一团，接上一条长竹竿，然后点上火，把竹竿慢慢伸向蜜蜂窝。在“惨无蜂道”的烈火和浓烟进攻下，蜜蜂们败下阵来，作鸟兽散，纷纷逃命。乘着余火和“硝烟”未散，我们赶紧接近“敌巢”，“敌巢”原来建造在地上的一个干枯的树头旁，地上部分有60来厘米高，地底下还有40多厘米。我们不顾一切，野蛮地捣毁了蜂窝，将蜂窝里的一格一格由蜂蜡形成的蜂蜜仓库拿出来，装进原先带来的大铁桶。几分钟后，我们提着两大桶蜂蜜和蜂蜡的混合物的“战利品”，小声哼着“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悄悄离开“战场”，脱离“战斗”，“班师回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