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上山下乡前，是广州致用中学（二十八中）的高三毕业生。记得，我由初中考高中时，还没发榜就被通知暑假期间去广州市三元里的团校学习，开学后就担任了高一年级的团支部书记。高中毕业时，我高考填报的第一志愿是上海交大，可惜遇到“文化大革命”，没机会升大学。1968年底，我上山下乡到海南岛崖县立才农场。由于我是高三毕业生，在农场属于凤毛麟角，被安排到团（场）部卫生所，送到部队医院培训了3个多月，就穿起了白大褂，当起了“赤脚医生”，与另一位知青承担了团（场）部卫生所的全部工作。
  在我当赤脚医生8年的日子里，做得最多的是接生，经常有老工人半夜敲门，说他的妻子要生了。这个时候不管半夜三更，刮风下雨，我拿起接产包跟着来人，打着手电就出门，翻山越岭、涉水过河。8年下来，我接生了许多孩子。因我梳了一条大辫子，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大辫子姐姐”。多年之后回广州去看望当时由农场干部提拔为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民政厅厅长赖道明时，他的妻子爱秋带着女儿来见我，指着她的女儿对我说：“看看，她就是你接生的！”每次接生，我都很紧张。当时的医疗条件极差，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做产前检查，只是到孩子快要生下来时才来找我。如果新生儿的头先出，我的心还安稳些，如果手、脚先出那就惨了。有一次接生，我先见到婴儿的脚，吓得不得了，马上送医院，才让这位分娩者平安生下婴儿。
  我白天在诊所上班，半夜和衣而睡，接产包、十字箱随时备着，随叫随出诊。海南岛打摆子（疟疾）最多，有一次，畜牧队的一个“赤脚医生”“打摆子”发高烧半夜叫人敲门，我背起药箱就去了。病人烧至41摄氏度，伴有寒战。我去到后一看决定马上要把病人送医院。但病人住的小茅房没有公路可通，汽车到不了，于是我叫了一个职工去场部机运队叫车，然后自己背着病人，向公路方向走去。累了就歇一歇，这样背背歇歇的，终于把病人从养猪场背到公路旁等车。那位“赤脚医生”回城后被调到了深圳，在深圳人民医院做妇科医生。一次知青的聚会时，她的丈夫提起此事，还千恩万谢的！
  还有一次，吴团长的儿子小胖子满脸鲜血的被妈妈带到诊所，把我吓了一跳，小胖子的母亲说是被扯下来的枯树枝打伤的。我用药水替他洗去脸上的血渍，但找不到伤口，后来细心寻找，才在头发下面找到一个小伤口，我赶快剪去伤口周边的头发，消毒后给缝了一针。第二天，小胖子就活蹦乱跳地到医务室换药了。团长的爱人非常感谢我。那时，我除了做“赤脚医生”外，还在团宣传队当队长，曾和知青王德胜一起表演《白毛女》。有次要去南田农场演出，吴团长就吩咐手下，要给我买一双芭蕾舞鞋跳白毛女，其实团长不知道我根本不会跳芭蕾舞，只不过踮踮脚尖装个样子罢了！哈！在立才农场（三师十二团）8年，我收获甚丰。做“赤脚医生”，培养了极强的责任感，各种不同的病症，对于我这个没有经过医学院学习的人来说，都是考验，每一次接生，都意味着迎接一个新生命的降临。我自己买了很多医书，边工作边学习，锻炼了一丝不苟的精神。业余时间我参加宣传队，走上舞台，令人生倍添姿彩，也令自己的性格更加开朗、生活更加开心。
  记得知青上山下乡40周年，在广州老干部中心聚会时，立才农场的老政委、老工人、知青来了几百人。久别重逢，回忆起踏遍青山的日子和战斗友情，大家不由得相拥而泣。我和另一位知青叶光联合出资几十万元，资助了这次活动，我上台发言也忍不住热泪盈眶。2010年，我回访农场，有一个当年的场部管理员老邓全程作陪，他很感动地说：“我在农场经常拿你们这代知青的事迹来教育我的子孙。”
  上山下乡8年后，我在1976年回城，先被安排到肇庆，再转回广州，有点像体操运动员的“单臂大回环”。我在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读书并毕业。8年的“赤脚医生”临床经验，加上在广州中医学院的深造，为我日后到香港的发展打下了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