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从广州华师附中高中毕业后，1972年9月22日，我和卢坤、刘简珍等同学走上了广阔的上山下乡之路。
  当天正好是中秋节，在本应该是万家团圆之日，我们却要恋恋不舍踏上新的征途。我迎着碧波万顷的阵阵海浪，在拂面的海风中，吃着家人为我准备的中秋月饼，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不由自主地引起深埋于心中的微微诗兴。
  今夜，我不正是“明月出关山，苍茫云海间。”“长风送我走千里，几时飘摇到天边？”
  经过千里跋涉，我们来到了雍正年代崖州知州程哲写过“天涯”“海角”题字的海南岛崖县，来到了我们即将贡献青春的地方。我们忘却了中秋节离别亲人时的思念之苦，步入了一个新的大家庭，那就是兵团三师八团，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在八团团部，刘参谋和九连副连长潘翠为我们办了一期学习班，然后我们十分荣幸地被分配到团直武装连，成了一个不戴军徽的持枪战士。
  到连队的第二天，我在班长的带领下，到连队伙房后面的水田收割水稻。才刚下稻田不一会儿，发现小腿好痒，抬脚一看有2条蚂蟥沾在我的小腿吸血，我猛力地把它抓起往前面扔去，又继续割稻。没一会儿又有一条蚂蟥咬我，我又抓住它往前扔。就这样反复与蚂蟥斗争，到收工时，我竟然一共被37条蚂蟥叮咬过，真是太可怕了。
  第二天还是收割水稻，下水没一会儿蚂蟥又来叮咬，杨家仕战友告诉我，蚂蟥没啥可怕的，你不要往前扔，要往后面扔，这样它就不会反复叮咬你了。按照他的方法，一天下来我只被几条叮咬过，这是我第一次学会了与蚂蟥“较量”的方法。
  到连队第二周，一天下午胡指导员过来找我，安排我晚上一个人到白石岭山下地瓜棚值班守夜。白石岭曾经是日本鬼子杀人的乱葬岗，我心中害怕极了，但怕归怕，是兵就得服从命令执行任务，这是军人必须闯过的一道关。我背上步枪和带上三发子弹就出发了。那天夜里，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寒风阵阵迎面吹来，远处坟场闪烁着点点的磷光（又叫鬼火）。我感到十分恐怖，为了壮胆我把三发子弹全压入弹仓，在瓜棚里点亮了煤油灯，警惕周围的一切动静。下半夜我困极了，正要打瞌睡，忽然听到远处有沙沙响声，我就立刻紧握着56式半自步枪走去观察，发现有几头山猪来偷地瓜吃，就对着黑影开了一枪，野猪一下跑得没了影。天亮后我去巡查，发现一小块地瓜地被野猪拱翻了。回连队我向指导员作了汇报，他听后夸我胆大能干，下次要努力瞄准目标再射击，争取打一头野猪回来加菜。
  为发展祖国橡胶事业，1973年的下半年，团部要求各连队要开荒地种橡胶，连队安排我们在水库旁边的山上开荒。山坡土壤硬、地下石头多，锄头挖下去会被石头弹回，才几下功夫我双手就打起了血泡。辛苦一天都挖不到2个胶穴，而连队的指标是要求每人每天挖4个。晚上班务会上汇总进度，只有个别人挖了4个胶穴，大部分人无法完成。第二天排长和班长们开会商量后作了调整，不能再单干，要以三人为一组互相协作，先拿十字镐在前面挖松，再拿锄头挖或铲土，这样做比较省力，进度加快了，每个组指标都能完成。
  由于地硬工具损坏得也快，20多天下来我换了好几把锄头。开荒比较辛苦，消耗体力也大，连队为大家改善伙食，既有鱼还有肉，享受只有过年才有的待遇，大家都十分开心。
  1974年1月20日，我国海军舰艇奉命开赴西沙群岛，一举将南越军队赶出西沙群岛，取得自卫反击战的胜利。
  为了更好地为反侵略战争作准备，上级给我们武装连布置了一系列战备任务。因此，我们补充了武器弹药，同时24小时待命。遗憾的是敌人一直没敢来。
  1974年9月，连队推荐保送我去读大学，可名单报到通什兵团三师师部后，被别人走后门占了我的名额。后面还有两次机会推荐我，我底气不足也灰心了，就与领导说还是让别人去吧。1974年兵团撤销建制，我们恋恋不舍地送走了一群头戴军徽的部队干部，八团恢复南田农场这个名称后，武装连名称保持不变。
  1976年，我成了光荣的中共党员，接着抽调我去参加南滨农场的路线教育工作队。1977年4月路线教育结束后，我又回到武装连，领导又提出准备让我去做副指导员或者去当老师。我觉得最好还是再锻炼几年再说，所以我提出去当通讯员。1977年底起，我在南田农场业余大学当了两年的通信员。
  由于工作上的便利，我认识了海燕小学的老师韦海英姑娘。海燕作业区离海边很近，在假日时我们一群男女青年常去海边兜风，赤脚走在银滩上泡泡海水。到海边渔村去，知青也会买点当时广州市场极度匮乏的鱿鱼干，准备在探家时带回去。那时鱿鱼干价格大概是一斤三四元，但没有更多的钱多买。小韦姑娘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她竟然用她省下的工资，一次买下一大包让我带回广州，我的心终于被她的真诚所感动。这样，在我的生活中多了一位美丽姑娘。
  韦海英姑娘长着一双闪亮迷人的大眼睛，头戴一顶时兴的绿军帽，两条辫子交叉在肩膀上，既天真又浪漫。她常常主动接近我，嚷着要我讲述广州省城里花花绿绿的故事，她也梦想能赚下一笔钱来，与我一道去见识一下从来没有见过的大城市。
  她总是把我当成哥哥一样，有好吃的一定会留给我。20世纪70年代男女青年相好，还不能大张旗鼓谈情说爱，这会被当成是资产阶级思想，可是爱情的种子，还是在我俩的心中萌发了。
  1979年底，我国开始落实知青回城政策，1980年春节前我调回广州了。1981年我和小韦登记结婚了，我是回广州后，和原农场职工的女儿结婚的少数知青之一。农场的陈玉泉书记非常关心我们，他为了照顾我们夫妻不用两地分居，就派小韦当队长，带一批南田人来广州燕塘毛织厂当合同工，使我们得以在广州团聚。
  在南田农场，有苦、有乐、有奋斗，在生活中有关爱、有鼓励、有进步，我把真情撒在了南田，今天回味往事仍然感慨万千！
  改革开放后，农场将已经老化的橡胶林全部改种芒果树，我的小舅子一时资金不足，希望我能参加投资。农业种植投资，这是一种长远的投资，存在着极大的风险。这是我用青春耕耘了8年的热土，又是连着筋的挚爱亲情，于是，我和妻子把家中节省下来的10万元人民币，义无反顾地拿出去了，心中希望在那片热土上继续耕耘的人们早日脱贫，早日奔小康。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三亚海棠湾南田农场的芒果园年年都是大丰收，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充满了喜悦，因为我已把一片真情留在了南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