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0年7月27日，广东湛江地区1800多名知青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从湛江港乘坐两艘海轮奔赴祖国南端的宝岛——海南岛。那时候的年轻人，带着一股勇往直前的气概，带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带着青春激情、抱负与理想、天真与纯洁，满腔热忱地奔赴祖国最需要、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来到风光无限的海南岛后，我们近百名知青被分到藤桥河畔的三师八团（崖县南田农场）。
  奔赴海南岛
  那天上午的欢送场面非常热闹，我仍然记忆犹新。湛江市市区的十几万群众几乎全出动了，敲锣打鼓，沿着红旗招展的中心大道，排成好几公里长的欢送队伍，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青们身上背着背包，腰扎武装带，斜挎行军水壶，手提水桶或装有脸盆的网兜，兴高采烈排着整齐的队伍，齐声高唱“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革命歌曲，齐步走过几公里长的大马路到湛江港码头，乘坐“红卫八号”“红卫十八号”海上客轮前往海南岛。
  码头上人山人海，挤满了欢送子女的家长和欢送的人群。当满载知青的客轮鸣笛离岸时，无论是岸上的人群，还是客轮上的知青，都互相招手致意，嘴里不停地喊道：“再见啦！再见啦！”此情此景，就像当年老百姓欢送子弟兵参军那样。客轮在长鸣笛声中徐徐离开码头，人群的呼喊声也渐渐地远去。
  知青们的情绪，慢慢地平稳下来。但船上各个角落，出现了一些调皮知青的身影：有的三五成群围在一起高声谈论；有的好奇地东跑西跳，观看船上各个角落；有的大胆地进入机房“禁地”，动手触摸机器设备；有些甚至爬上顶部甲板，摆弄起高射机枪来。船上的喇叭响起了雄壮嘹亮的革命歌曲，还播起通知：知青们，请不要到处乱跑，请在指定的位置坐好，以免发生意外。
  下午四时，两艘客船抵达海口市秀英港时，恰逢潮落无法靠岸，便在不远处的外海停泊，用七八条舢板运送人员上岸。傍晚时分，知青们被许多辆卡车运送到市内好几所中学临时安置。虽然舟车劳顿了一天，但知青们的兴奋劲儿还在，不少人把课室里的桌椅板凳，给搬到球场或空地上，三五成群，或坐或躺，叽叽喳喳聊个不停。
  一夜辗转难眠，醒来时天已大亮。此时几位穿军装的解放军干部吹响哨子，叫大家起来吃早餐，然后知青们被安排到指定的“解放”牌大卡车，放上行李坐好了，就向各个目的地出发了。百多辆统一印制“兵团”字样车牌号的草绿色大卡车，载着知青们一路向前，奔赴预先分配的各处师、团。身着绿军装的知青兴高采烈，大声唱着革命歌曲，场面蔚为壮观，犹如一队队解放军战士奔赴战场。
  走海榆东线的卡车初时有30多辆，越往南走车辆越少，进入崖县县境后只剩10多辆。兵团接待站在沿途设立停靠点，以安排好知青们的途中餐饮。载人卡车一停靠在路边指定饭店，服务员们立马端出热气腾腾的饭菜。汽车行至陵水县分界岭时，司机在一处地方特意停下来，指着公路边一棵树皮斑驳的高大榕树，说是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娘子军连党代表洪常青光荣就义之地，还有一处地方发生过激烈的战斗。知青们听了，纷纷从车上跳下来，望着深灰色的榕树树干，不由肃然起敬，默默发誓要继承先烈的遗志和革命精神。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兵团三师八团（崖县南田农场）。进入团部大门时，就看见在大道两旁，干部战士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身挎半自动步枪站成两行，敲锣打鼓欢迎我们的到来。我们这批湛江地区知青将近100人，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小姑娘，大部分人将分到下面的连队。看到这个阵势，知青们禁不住兴奋起来了，对向往已久的兵团战士生活充满了憧憬，但严酷的现实生活，很快就给众人兜头泼了一盆盆冷水。
  我在胶杯厂
  我来到八团之后，参加了团部举办的一个星期的培训班后，就和20多名男女知青被安排到三公里外的胶杯厂工作。那一天，分到各连队的知青已被陆续接走，我们等候了近一个小时，一名十五六岁模样，瘦高个的小青年，才慢悠悠地赶着一辆木轮的牛车来接我们。我们将行李搁到牛车上，跟随着这位小青年和牛车，从沙土公路上步行往前走。
  这条公路从半山腰开辟出来，沿着河道向西北方向延伸。牛车轮轴发出一阵又一阵“吱吱嘎嘎”的声音，听起来异常地响亮。我微笑地看着这辆牛车说道：“现在天上有飞机，我们却赶着落后的木轮牛车，真是有趣味。”
  胶杯厂坐落在山谷中的小河边上，近前一看是一间小陶瓷厂。两排长长的瓷窑顺着山坡走势卧伏着，几间小作坊分散在周边，两幢十几间的职工住房建在河边。我们提着行李到来时，只见大门前站着一位笑容满面、讲着潮汕口音普通话的四十多岁的厂领导，带领十几名披挂沾着白泥浆围裙的老职工，鼓掌欢迎我们步入胶杯厂厂区内。据介绍，厂里年产20多万个瓷胶杯，主要供应本团30多个连队，但也对外销售。全厂职工30多人，包括厂长及10多名潮汕籍贯技术工人。
  我们被安顿到小山坡上橡胶林旁的一排新茅草房住下。这排茅草房有七八间，房顶是茅草片，泥墙用稻草搅混黄泥糊成，泥土味道扑鼻。房门是用稍粗木条或绑或钉制成，从“门板”的缝隙能瞧见屋外；前后窗口是糊墙时预留的70厘米见方木条框，还比较敞亮；睡床是向地面打入四根柱桩，钉上两根木条或木板做成的，放杂物的桌子制作也差不多。不过有些扎入黄土地的常青树类木桩脚，已经悄悄长出几枝小树芽。令人欣慰的是，每个房间都有一个低瓦度灯泡，说是照亮到晚上十点钟。
  在陌生且简陋的生活环境里，有些女知青难免情绪低落思想悲观。她们白天跟着老师傅完成各自工作，晚上在寝室里不由得低声啜泣起来，并且这种悲观情绪很快在女知青中蔓延开来。指导员闻讯后赶来安慰，耐心做思想工作。这种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后，女知青们一度低落的情绪才慢慢地稳定下来。其实，我们这些半大的孩子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活和工作，一时半会儿不适应也是很正常的。
  男知青们在平日里做的都是些重体力活，又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及灼热的瓷窑里工作，每天都是大汗淋漓、汗流浃背。在这种情况下，我虚心向老工人学习制作胶杯生产的工艺技能，凭着青春热血与满腔积极性，很快熟练掌握了取土晒土、浸泡搅拌、过滤沉淀排水、制作保护盆、烧窑等工艺，成了厂里一名生产骨干，赢得了领导和老师傅的喜爱。
  动手盖瓦房
  不知不觉，我已在胶杯厂工作一年多时间。厂领导为了改善知青的居住条件，向上打报告要给知青盖一幢10间的砖瓦房，获得了团部的批准，但要求自筹所有建房材料、自己动手建房。这个任务并不轻松，好在有利条件不少：一是烧制瓷杯有经验，解决砖瓦、石灰两种材料不难；二是厂区离藤桥河不远，备好石头、河沙没问题；三是几位老工人会干泥水匠活，不用另请师傅。至于小工更好办，我们知青自己就可以。
  现在所缺的，就是桁桷、门窗用料，要组织人到大山里砍伐，还要及时运回来。
  1972年夏天，厂里选派了两位有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带上我们5名积极能干、吃苦耐劳的知青到十几公里外的深山老林砍木料，我当时感到很荣幸。
  是日，我们一行人在早上赶着一辆牛车，装上简单的行李和米菜等物品，徒步前往十几公里外的深山老林。太阳西斜时，已来到一座大山脚下的一间茅草寮处，打算在此住下。茅草寮为黎族村民所建，是仅容一两人的高脚小房子，黎族村民用这种茅草寮看守种植的玉米地，驱赶侵扰、糟蹋的野兽。我们将茅寮前的挡雨棚地面修整平坦些后，铺上两块防潮塑料布，再放上三张较大草席，临时住所就做成了。在茅草寮近处的地面上，我们用三块石头垒起炉灶，搁上一口大铝锅，做成了俨然是每天煮饭烧水的小伙房。
  在修整住处时，老工人已经告知，树木分布有其特点，建房子用的木头生长在三师九团（三道农场）方向的一座山峰，有五六公里远，翻山越岭要走两个多小时。老工人又告知，要砍那些木质坚硬且不容易蛀虫的树木，还要考虑人抬牛拖能运回宿营地，具体规格主要有两种：尾径12厘米以上、长度4.1米左右的，当桁条用；胸径25至60厘米，长度1.2至2.5米，当桷条、门窗木料用。在深山伐木，光凭或扛或抬有极大局限，砍树容易运回难，不能贪图树木大或砍太长。
  次日天刚蒙蒙亮，将被褥、食物放入茅草寮并关好门，我们5名知青就提着“过江龙”长锯和各自的砍刀跟在老工人后面，沿着前人开出的崎岖山路，向海拔有几百米高的原始森林走去。这座大山方圆五六公里，大大小小的余脉有四五座。我们从山脚往上走，爬过山顶，又越过几座高低不平的小山峰，终于到达伐木地点。据介绍，此地离三师九团不太远，别人已多次砍伐建房用的木材，乍一看漫山都是树木，但真正符合要求的并不多，需要在深山里一处处耐心寻觅和选择，所以砍伐工作并不轻松。
  在山林中，有些地方堆积下一尺多厚的腐叶、残枝、朽木，人的双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林中小路不少地段被高大乔木的树冠遮盖，或被横七竖八的野藤、树枝缠绕阻拦，行走十分困难。有时我们搞不清东南西北方向，迷了路在原地打转或一圈圈地绕行。在山洼里和阴暗潮湿处，有许多火柴枝般大小的山蚂蟥和蠕动的毒蛇。这里也有许多珍贵的草药和能打小家具的值钱树木，如鸡血藤就有小手臂那么粗，只不过没时间顾及这些。
  老工人担心知青砍错树和迷路，让我们5名知青跟在身边，一起在密林中四处转悠，频繁穿行。要是发现规格适合的树木，就赶快上前辨认树干或树叶，看是否为适用木材。每当老工人对树木材质“验明正身”及确定木材用途（桁条或桷条、门窗用料）后，就指挥我们清理小树、杂树，然后使用砍刀或长锯将树放倒，按木材用途截断及简单加工，然后劈断野藤、荆棘、小树开出便道，再抬出到近处的小路旁集中。一般来说，在山坡上或山腰处砍下的木材运出较容易，在深沟里截砍的木材要移运到高处较艰难。
  就这样一天天，我们每人斜挎一壶开水，带上四个馒头（当午饭），整天都在山上寻找合用树木及砍伐，当天砍的桁条在返回时，顺便拖到住地附近的大道旁。这时太阳快要落山了，我们要到山沟石缝处接泉水煮饭，煮好了就一人一碗大米饭，和着几条小咸鱼干、萝卜干，“稀里哗啦”吃起晚饭来。洗澡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或到石缝滴水形成的小水沟里勺舀半桶水拭擦，或到几里地外的大水沟里洗个痛快澡，不过再走回来时又是一身汗。
  干了几天后，安排每天一人轮流在崎岖小路驱赶老水牛，让它驮着绑在长方形木架上的两三米长、几百斤重的大木材下山。长方形木架在行进中，磕磕碰碰，不停地发出“轰轰隆隆”的声响，直往山脚下的堆放地点而去。有一天轮到我驾驭水牛时，因为木材太长及太沉重，老水牛累得气喘吁吁，七拐八弯的小路不时将木材卡在路旁石缝里或树丛中，我要使上吃奶劲不停地推拉才能摆脱困境。不知不觉天色已晚，褐色的小道也变得模模糊糊起来。当我临近山脚时，听见前面不远处有人打着火把迎来，不停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此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如释重负。随着一团火光由远渐近，原来是湛江知青小余前来迎接，协助我将木料运下山。当我们两人把牛赶回到山脚下的堆放点时，已是繁星满天。
  有时厂里工作不太忙，而桁条又砍得较多时，厂领导会安排十几位女知青们过来帮手一两天。她们每人每天要拖回两条桁条，每人每天的午饭同样是四个馒头和一壶开水。她们完成任务之后已是傍晚时分，又匆忙坐车赶回十几公里外的厂里。她们身体很单薄，但山里的劳动很繁重，真是难为她们了！
  20多天过去了，我们已经砍够并运回盖新瓦房所需的木料。接着，又投入到紧张的打砖、做瓦片，以及晾干装入砖窑焙烧的工作中去。打砖、做瓦片也是非常艰辛的体力劳作，每人每天要完成八百块瓦片，每天在晒砖瓦场上我们除了冒着烈日蒸烤之外，制成一块瓦片（土坯）每次至少要弯五次腰，八百块瓦片每天就必须弯四千次腰才能完成。我们知青还要到大海边拉回海珊瑚石烧制石灰，不久后又将砍回晾干的大木材拉到团部木器厂制作门窗、锯出桷料，还备好片石、河沙、黄泥等材料。
  当所有建筑材料全部备齐，我们知青又跟着几位老工人，听从他们的指教和要求，亲自动手操起砖瓦刀，挖砌地基、砌墙体、立窗门框、上桁条钉桷板、铺房瓦盖瓦筒等等，边学边干，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盖起了一幢整齐、宽敞、高大的新瓦房子来。此时，我们所有的知青望着眼前的这幢新房子，不禁感慨万分。我自己亲手参加建造新房子，不但学会了泥瓦匠的技能，还增强了吃苦耐劳的精神。
  民兵也是兵
  我是在海南出生的，从小跟随父亲在部队军营中度过，深受革命传统的影响与熏陶，一直都有当兵的梦想。我在胶杯厂这几年，也是农场的基干武装民兵，体会了一把不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的滋味。
  八团地处海南岛海防前线，本来战备任务繁重，因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边境武装冲突事件，中央发出了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全国民兵广泛开展了“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军事训练。胶杯厂也成立了民兵重机枪排，在当地驻军的指导下严格训练。
  排里共有十几个男女知青，装备三挺老式的仿苏53式重机枪，就是电影《上甘岭》中志愿军所使用的有轮子的那种。每挺重机枪是一个班编制，由五人组成，除了班长，另外四人分工扛枪支、扛钢护板、扛机枪轮子、扛弹药。我们在训练中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短短几天工夫就熟悉了重机枪原理，了解了枪械拆装组合、使用方法及战术运用，达到了预定要求，受到部队教员的好评。我曾在父亲的部队待过，对机枪比较熟悉，所以成绩比较突出。
  我们很快就转入了实弹射击训练。有些女知青从来没摸过枪，存在畏难情绪，怎么办？教员灵机一动想了个“坏主意”，当轮到女知青进行模拟装弹射击训练时，教员在装弹时悄悄塞进一些真子弹，结果女知青双手一扣动扳机时，重机枪的枪口立即发出“突突突”的巨大响声，将前方山坡上枪靶处的地打得冒出一股尘烟来。怎么回事？女知青即刻惊呆了，瞪大双眼一时说不出话来，半晌才回过神。但经历了几次，就慢慢习惯了。全排民兵经过几次训练和实弹射击，操纵技能大大提高，达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执行任务要求。
  面对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需要了解苏军坦克集群的高速度、宽正面、大纵深的作战特点，在武器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学会打坦克。部队教员在现场手把手指导，我们逐一学会炸药的原理和性能、炸药用量和比例、拉导火索及其工作原理、如何包扎和使用炸药包。特别是根据需要截取导火索的长度，算好燃烧时间，以便到达安全距离，取得最好的爆炸效果。
  我们第一次亲手包扎炸药包和使用炸药包时，心里很发虚，老是担心导火索出问题、炸药包不起爆。教员早就看穿我们的心思，于是拿着一根导火索，做试验给大家看；又将另一根导火索点着，让大家清楚点着后的燃烧时间。经过教员的反复教授，我们心里打消了疑虑，放心大胆地使用炸药包了。而后，教员在一天傍晚时分，带着我们来到河边的那片空旷沙滩上，竖起一根带树杈的大木桩，进行实战使用炸药包的训练。
  当轮到我时，天色已暗下来了，按照教员示范的动作要领，我拿起一个装有五公斤炸药的炸药包，跑过一段三四十米高低不平的沙滩，很快将炸药包挂上大木桩，然后拉着导火索，此时我心怦怦直跳，手心沁出了汗，见导火索发出“哧哧哧”的声音和耀眼的火花，赶紧转身就跑，直跑到训练掩体部位后赶紧趴下。几秒钟后，炸药包“轰隆”一声，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这时我从地上直起身，望着刚才响声的方向，心脏怦怦直跳的紧张情绪才得到释放，一股成功的快感涌上心头。
  不久，在驻地部队的大力协助下，打坦克进入实物训练。当时团里组织了两百多名基干民兵，等候在一个大操场上，原以为部队会开来一辆国产59式坦克，结果是一辆二战时期的苏式老坦克。那天大家聚拢到坦克跟前，听部队参谋长亲自讲课。苏式T-34中型坦克战斗全重32吨，配85毫米线膛炮，有一挺7.62毫米并列机枪，装甲厚度45—90毫米，最高时速55千米／小时，最大行程420千米，可乘员4人。这种坦克虽然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存量，但已经面临淘汰。
  打坦克的理论课结束后，我们分散在大操场周围，每个人带着事先已扎好、带有一根长木杆和带钩子的炸药包，埋伏在挖好的地沟里。坦克的发动机开始轰鸣起来，围着大操场开始绕圈子，行驶速度是先慢后快，在操场上威风凛凛，并轰隆隆地作响，如一只钢铁怪兽般迎面扑来，这辆老式坦克才30多吨重，要是59式坦克就更不得了。只见坦克履带卷起的黄蒙蒙的烟尘，和发动机排烟口冒出的一阵阵黑色烟灰混搅在一起，弥漫了坦克的后半身，空中飘浮着一股股褐色而刺鼻呛人的废气。
  当坦克行驶过来时，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力和威猛的视觉冲击力。顶端炮塔不停地左右摇晃，粗大炮管好像随时会开炮，履带转动，“哗啦哗啦”的声响刺耳嘈杂，发动机排烟口发出“扑扑扑”的巨大声响，让人隐约感到大地在不停颤动。这个铁家伙的动力性能的确可以，我们农场的“东方红”推土机与之相比是小巫见大巫。我心里不由地暗想：要是真打起来，这“铁乌龟”可不是好对付的。坦克在转弯处就得减速，趴在堑壕中的基干民兵们就按照教员所教的方法，抓住机会从堑壕中跃出，在坦克两侧的死角和后部追上去，将炸药包纷纷向车体抛上去或挂上去。
  就这样练着练着，这时有一位老兄从堑壕里跳出来，迎着坦克45度死角就冲了上去，因操之过急，当坦克临近时脚下一个踉跄，将手中的炸药包“咣当”一声不歪不偏扔进坦克驾驶员刚打开的视窗内，弄得驾驶员赶紧来个急刹车，然后又将炸药包给抛出来。见到这种突然出现的“窘境”，周围的基干民兵们个个忍俊不禁。
  这种群攻“铁乌龟”的热闹场面不多久就结束了，坦克停下来后，只见那炮管、炮塔扶手上、后部发动机舱盖上，都凌乱挂着一些炸药包。此时的坦克让人看着有些好笑，但更多的炸药包散落在大操场的地面上。部队参谋长在作打坦克训练总结时说：在坦克一挡速度时能挂上炸药包的约30％，二挡速度时能挂上炸药包的约20％，三挡速度时能挂上炸药包的连10％都不到，因此回去以后要认真总结经验，继续提高成绩。
  经过几轮模拟打坦克，训练就结束了。我们增长了见识，学到了东西，同时也留下了更多的感触：一是必须有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精神，二是要根据战场实际情况采用作战技巧。毕竟，用人炸坦克是非常不易的。
  1972年7月某一天的晚上约十点，一场强台风突如其来。天空下着倾盆大雨，风越刮越大，茅草房周围的树木被刮得“哗啦啦”直响。我们知青刚在厂里做好防风工作，正返回茅草房寝室时，见狂风把房屋金字架推得左右晃动，“吱吱呀呀”作响；房屋过道上的茅草片被刮得上下一掀一合，“扑通扑通”直响。这时反正没地方可去，也根本睡不着，加上知青们对台风已习以为常，就三五人在寝室里穿着胶帆布雨衣坐在地上，围着煤油灯玩起扑克来。
  这时，外面风雨交加，团部有位领导坐着小车来到厂里，交代一项紧急任务。地处藤桥河上游的小水库因水位暴涨有决堤的危险，而团部处于河堤下游的低洼处，万一决堤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团部决定在不远处的半山腰公路上的一个山洞，安排一名认真负责的基干民兵值班，如发现水库决堤就马上鸣枪报警，以使团部及下游连队的所有人员能及时撤离到安全地带。
  我闻讯主动要求担负这项事关重大的值班任务，团部领导同意了，并当场发给我一支半自动步枪和几发子弹作鸣枪报警之用。我急忙穿上雨衣，拿上手电筒，随这名领导钻进小车内，匆忙驶向半山腰。一路急驶的小车不时被暴风雨吹得“屁颠屁颠”地摇晃，情况危险极了。不一会儿，小车开到山洞边停下，待我下车后又匆匆开走了。
  我拿起步枪拉开枪栓，将那几发子弹全压上膛，并摁上机栓保险。然后拿起手电筒照了照山洞里，只见里面空无一人，洞顶部有些地方的石缝在不停地滴水。公路对面山崖下是奔流不息、白浪翻滚的藤桥河，走出山洞几十步站在公路边的小山坡上，就能见到河的下游处团部依稀可见的灯光。我对这个山洞是再熟悉不过了，这里是每次去团部或藤桥圩镇的必经之地。我站在山洞口值班，心里倒没啥可怕，只是担心万一水库决堤，在下游两公里远的团部值班人员能否听得到暴风骤雨中的枪声？于是我在心中盘算着：到时先把子弹全部打光，再跑步前往团部报告，这样就是双保险了。
  于是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冒雨走出洞口外，拿手电筒照一照藤桥河水是否上涨，见情况正常就安心回到山洞口站岗。到了天色大亮，风势变小了，雨也渐渐地停了，藤桥河水势也没有多大变化，危险已经消除了，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扛上半自动步枪，顺着半山腰的公路返回胶杯厂。对于自己终于完成了这项重要的值班任务，我感到格外地舒畅。
  抗台风大会战
  1973年9月14日，海南岛有史以来最大的台风从东部的琼海县登陆，横扫了大半个海南岛，也给八团带来极大的经济损失，听说被台风吹倒或刮断的橡胶树，已达总面积的一半。是故，台风过后团部决定：立即动员起来，苦干三个月，把橡胶树扶植起来，尽量减轻台风造成的损失。胶杯厂领导接受任务后，抽了十几位知青组成突击队，前往橡胶连队参加扶植橡胶树大会战，我也是突击队队员之一。厂领导说了，场部还特地交代要将那些无法存活的、被吹断的树木运回胶杯厂，作为烧制胶杯炉窑的木柴。
  我们来到基层连队后，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严重。不但迎风地带的橡胶树被成片刮断，就是背风处的也有不少胸径粗大的橡胶树被连根拔起，至于那些胸径中小的就别说了，被扫得七零八落，有些断枝悬挂在半空中，有些横七竖八横架在地面上，让人根本无法行走，整个情况真是惨不忍睹！
  团部要求所有参加抗台风大会战的突击队，要做到“两头见星星”，争取尽快完成所有橡胶树的扶植任务。于是，我们每天都是天蒙蒙亮就快步赶路，来到连队指定的橡胶林里投入工作。我们处理断木的工具是砍刀或“过江龙”长锯，扶植倒伏橡胶树的工具是锄头和铁锹。于是，有人爬上橡胶树树杈处理悬空断枝，有人在一片狼藉的地面清理残枝断木，然后将断木或砍或锯截为每段两米左右，再扛到橡胶林外的路边堆放好，等待团部派车拉走。还要将橡胶林中砍伐下来的杂乱树枝清理干净，方便胶工正常行走和工作。将那些树干倾斜程度不同的橡胶树扶回一侧挖出若干泥土，再将树干扶正回填泥土压实，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关系到橡胶树的再生、橡胶林的复兴，一点也马虎不得。
  台风过后的橡胶林里，整天是烈日当空，酷热无比。许多橡胶树只剩下光秃秃的树干，已经没有遮掩之物，在阳光的暴晒之下，地表水分很快就蒸发。上晒下蒸的劳动环境，使人每天都是大汗淋漓、汗流浃背，一天喝三四壶行军壶开水仍然不解渴。加上每天早晨只是喝了二两稀饭，才撒了两泡尿就消耗殆尽，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所幸团部每天给每个突击队队员额外送上两顿地瓜糖水（或木薯汤），使得我们才得以从容应对这种高强度体力的劳动。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劳动锻炼，我的体质有所增强，这时我咬牙坚持奋力拼搏、不甘人后，每天扶植五棵橡胶树的任务（每个树位挖出两三立方泥土）经常超额完成，最高记录是七棵树，受到了农场大会战现场指挥部广播的表扬。我当时使用一把上海特制的又宽又大的钢质锄头，先把树干周边的折断树根清理完毕，又挖宽一至两米、深七八十厘米的半圆大坑，然后几个人绳拉肩推齐心合力将橡胶树扶正，再回填挖出来的泥土。如果树穴周边土壤是夹沙石的坚硬黄泥土，工作异常辛苦，劳动效率低，费力费时，我们挥汗如雨。从橡胶林中搬运那些两米多一截、重量近两百斤重的树木时，我用潮汕知青常用的黑白相间水布腰巾一扎腰，双手奋力将树干一头竖直，迈开双脚架起马步，腰肢弯低，两手轻轻托住头端，然后屏气猛力一挺，大喝一声“起！”，就稳稳立住身段，然后扛到几十米或百米开外的公路边堆放。就这样，我每天都大干苦干拼命干，那时由于年纪轻体力好，倒也不觉得有多辛苦，但扶植橡胶树大会战结束之后，我有了气力用尽、疲累不堪之感。
  年纪轻轻且超负荷劳动，使我的消化能力极强。每当半夜饿醒时，我就将存放在玻璃瓶内的炒面粉或莲藕粉，勺出几汤匙放到大茶缸内冲入开水搅拌均匀，然后“咕噜咕噜”地倒在急不可耐的口中，“安慰”一下饥肠辘辘的肚子。如果储存的食品用完了但肚子还饿得不可开交，就得厚着脸皮逐个敲门向女知青们“借粮充饥”。有时也向女知青们借点“团粮票”（内部流通使用），在食堂里多打二两大米饭。那时候，平常每月我能吃掉六七十斤大米，更不用说是大会战这种体力消耗极大的高强度劳动。当时我们兵团战士每个月粮食供应40斤，虽说食油要靠自行解决，但起码基本有饭吃饱，所以在海南岛当知青还算幸运，这也是我当时要求到兵团的原因之一。
  我们胶杯厂的突击队辗转于各个连队橡胶林，连续干了两个多月时间，提前完成了团部交付的艰巨任务。但是这时厂里领导又通知我们要将锯下的橡胶树拉回厂里，于是我们毫无怨言、再接再厉，每天都到各个橡胶树木堆放处，不停地扛、抬树木装上车，并随车回到厂里卸下放好。连续干了一个多月，把厂里所有能堆放木材的地方全部放满后，我们这才“鸣金收兵”。厂区堆积如山的木材场地比一个足球场面积还要大，可以满足厂里两年内的烧窑木材需要。后来还听说，全团各个连队另外运给地方的数量更为庞大，连续运了三个多月时间，可见这场强台风带来的经济损失有多大。
  我的感言：
  知青历史虽已远去，许多往事却长萦心头，成为我的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股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还有一些无法磨灭的切肤之痛，已在我的心灵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每当夜深人静时，我常常会想起在南田农场的许许多多往事，想起当年知青战友们的音容笑貌，想起我曾经留下足迹的胶杯厂、山林间、宣传队、武装连、橡胶林，想起与周围群众、部队驻军的友好相处，想起生活中的种种得与失……难忘的知青岁月，直接撞击内心深处，使我总是怦然心动，在脑海里情不自禁地翻江倒海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