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自1968年11月起，北京市各学校开始动员66、67、68届（即老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我父亲于1954年从广州调到北京工作，全家也随之搬迁到北京。我家里兄弟姐妹多，分别在北京几所学校读书。这时大姐已参加工作，家里有四个初、高中毕业生：大哥谢广燕（老二，67届高中）、二姐谢容燕（老三，68届高中），谢民燕（我，老四，67届初中）、弟弟谢意燕（老五，68届初中）。
  按有关政策，允许每个家庭有一名子女留城，而我大姐是小学老师在北京工作，其他四人便要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有统一安排、回原籍下乡务农、投亲靠友插队落户等项选择。当时北京市统一安排的去向，是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或到山西省、陕西省插队务农。我父母亲都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我们家已在北京生活了十几年，仍然保持广东人的生活习惯。如果听从统一安排，担心四人会分散到北方不同省份，冬天寒冷难以适应，生活上无法相互照顾，经济上负担太大（行装费用开支不小）。
  正在接受组织审查的父亲，主持召开家庭会议，商定四人的具体去向。回过广州的大哥广燕介绍了有关情况：广州的老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均在本省范围，有去广东周边市县农村插队的，也有去海南、湛江农垦农场的。我们舅舅在广州第二十中学负责动员上山下乡工作，他们学校同意我们从北京转学过去，使用该校的上山下乡指标，分配到海南岛崖县的国营农场，这也符合国家的上山下乡政策。既然如此，我们四人都表示要一起到海南岛崖县的南田农场。
  出发前的准备工作有序地进行，母亲为我们准备了被褥、衣服、鞋帽、学习用品、日用品，我们各自回学校开证明，去派出所迁户口。带上《毛主席语录》、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和《纪念白求恩》老三篇和《毛泽东选集》，也带上几本数理化自学丛书。1968年12月15日（星期日），就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时，最要好的同学来家里送行，母亲做好了丰盛的晚饭为我们送行，父亲为准备出发的我们送上嘱托，父母单位的态度却出现了反复，于是父母亲一起去单位询问情况。
  我们四人经过商议，铁了心要去海南！我提出自己先走一步，其他三人见机行事，反正不违反上山下乡政策，想必不会给父母添乱。于是我赶快拿起行李，由陈益军和李溪秋两位同学陪同着，冒着寒冷的风雪直奔北京火车站，乘坐列车南下广州。我回到了出生地广州，儿时的记忆已荡然无存，听不懂广州话，说的是满口的京腔。我经过问路来到海珠广场附近的广州市第二十中学，在舅舅的帮助下很快办完了去海南的手续，将随着广州市第二批去海南的知青出发，悬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了。
  出发的日子到了，我一早来到位于广州河南（海珠区）的洲头嘴码头，望见开往海南的红卫轮已停泊在码头，随处可见送行的家长、亲朋好友、老师、同学围着胸前戴着大红花的上山下乡知青，送上鼓励和叮咛，我深受感染。舅舅和一位工作人员也拿来一朵大红花让我戴上，临别时我请他放心，说会照顾好自己。红卫轮慢慢驶离码头，顺流驶出了珠江口，最后进入到大海。这时，我非常想念我的父母及家人，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经过一天一夜的海上航行，红卫轮到达海口秀英港。转乘早已等候多时的军用大卡车，经过一天的行驶，我终于来到自己决意要来的地方——国营南田农场。一周后，二姐容燕和弟弟意燕也到来。1968年12月31日，大哥广燕最后一个到来。至此，我们四兄妹会合在南田农场。我们第一次远离北京、远离父母，在农场招待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迎来了新的一年——1969年元旦，开始了农场的独立生活。
  我对海南的记忆，从爬椰子树、喝椰子水开始。在场部招待所，场干部老杜与每个人握手，热烈欢迎我们参加农场的建设，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一份力量。老杜还请我们吃椰子，但要求自己上树摘。一棵3米多高的椰子树，我依照老杜传授的爬树办法，很费力地摘下了5个椰子，两边手臂被树身磨红了，火辣辣地痛，有些地方还出血了。老杜又教我们如何砍开椰子，喝椰子水、吃椰子肉。当我喝着清凉香甜的椰子水，一切疼痛都忘了。
  1969年年初，大哥广燕的女朋友张薇和二姐容燕的初中同学陈奇、陈燕两姐妹，在征得农场的同意后，也先后从北京来到南田农场。至此，就有了农场场友常说的“北京知青”。我和二姐容燕及陈奇、陈燕分在长田分场长田队（兵团时期称5营24连），大哥广燕及张薇、弟弟意燕分在长田分场长丰队（兵团时期称5营23连）。张薇是高度近视，无法适应夜间割胶，一年后便离开农场。成立兵团后，陈奇调到了胶杯厂工作，陈燕调到了团部总机班工作。
  长田分场离场部约9公里，这里开发早基础好。分场场部坐落在山坡的顶部，有一排茅草房和一栋瓦房，设有小卖部、邮局代办点。山坡上的一片苦楝树林，将长田队（在南面）和长征队（在北面，兵团时期称25连）分隔开。长征队是由长田队分出一部分而成立的新队，长丰队离长田队约有1公里，中间隔着一条小溪、一片菜地，以及长田黎族村落。因此，我们四兄妹及后来的三人，可以随时见面，相互照顾交流。
  长田队驻地像部队的营房，生活环境真的不错。
  顺坡推出三个（层）宽大平台，依次建成一行三四栋（每栋6间）泥砖瓦房，自上而下排列整齐，房前屋后种有木瓜树或菠萝蜜树。顶上平台的一行四栋是队部、住房，中间平台的一行四栋有住房、医务室、幼儿园，最下平台的一行三栋是住房。球场设在中间平台，对应着晒场，是全队的中心区域，人员集合、打球娱乐、晚上开会、电影放映，都在这里进行。住房有大有小，小的住三名知青或一户人家，大的从房中间隔开，分住两名知青或一户人家。
  最南边是饭堂，与晒场、球场、队部形成长田队的中轴线。饭堂为木金字架（建筑术语称木桁架）瓦顶石砌结构，5开间，200多平方米，能容纳全连队人员开会，并配有伙房、仓库，是队里的最大建筑物。饭堂四周种有椰子树，东西两边各有一口饮用水井、冲凉水井（井边有砖瓦结构冲凉房）。生活污水排入近处的水浮莲塘，池塘对面的坡地是养猪场，养着大小七八头猪。老工人各家各户多在住房边缘搭建茅草小伙房，每天早上和收工后，炊烟袅袅升起。晚上供电照明时，从最低处往上看去，这里俨然是一座小山城。处在如此生活环境，在当年实属难得，我从心里感激老工人的付出，决心以他们为榜样，争取创造更好的成绩！
  长田分场的大片橡胶林已进入收获期，生产基础也不错，是南田农场的主要产胶大户之一。
  长田队是南田农场的先进单位，多次受到场部的嘉奖。队里有新老职工170多人，其中知青30人（分别来自北京、广州、海口、潮汕地区）。基本架构是队领导（5人，含正副书记、正副队长、事务长，副书记兼任团支书），割胶班组（9个，110人，各班人数差不多），杂勤班组（1个，30人，含炊事、饲料、饲养、种菜、保育、幼师等小组），技能班组（1个，27人，含基建、木工、铁工、邮政等小组），其他人员（4人，含文书、卫生员、教师）。
  长田队以割胶为主业，约有4.5万棵橡胶树，分为150个树位（每个树位300棵）。橡胶树已种植多年，已经成林成片，是老工人辛勤劳动的成果。老工人彭义谋是农场出名的磨刀和割胶能手，也是队里的割胶辅导员，负责胶工上岗前的技能培训。他给我们知青讲述农场的创业史，讲解垦殖橡胶的生产过程、割胶的要求及要领、胶树的养护方法、胶刀的使用及研磨，并耐心回答我们提出的各种问题，认真纠正割胶的不正确手法和姿势。经过一周的刻苦训练和考核，我终于背上胶篓，头戴头灯，肩挑胶桶，成为一名能独立操作的割胶工。
  割胶工每天工作情况大致是：正常割胶（一个树位）时在凌晨3点45分起床，割大树位（二个树位）时在凌晨2点钟起床。用15分钟整理内务，4点钟准时到球场集合（出工集合是长田队的传统，其他各队很少这样），听队长交代任务和安排工作后，走向各处林区各自林段。当太阳初升、晨露消失时，已经完成了割胶任务。稍作休息后（磨胶刀或互相交流），各自收集胶水，挑回或提回集中点。
  队里的橡胶树以实生树为主，产量的高低除了与胶树自身因素、自然因素、割胶技术等有关，还与施肥多少密切相关。为此，队里团支部发起了“多做贡献，多积肥”活动倡议。知青们积极响应，多想办法开辟肥料来源，有人去到队里伙房炉灶、各家小伙房掏灰烬，有人挑粪箕到野外拾牛粪，有人砍割飞机草沤肥。二姐容燕看到山坡的公厕粪池已满，带了人挑土倒入搅匀，再用锄头将粪土挖出放到粪箕、箩筐，或挑或抬弄到空地堆放。她甚至脱掉鞋子，挽起裤腿，跳入粪池铲粪土。在这次挖粪土活动中，没有知青戴手套和戴口罩，也没有人怕臭叫苦，以自身行动接受特殊的锻炼。一年后转正时，二姐容燕、二弟意燕、陈奇三人因工作积极、成绩突出，分别在自己的作业队评为二级工。
  我们在农场与工人打成一片，与老工人结下深厚的友情，相互之间非常信任。大哥广燕在长丰队，就与不少老工人相处得很好。该队老工人钟世超是复转军人，也是知青的好朋友，非常受人敬重。他1962年来到南田农场，和妻子两人原籍广东省清远县，育有三个孩子，一家人淳朴厚道。他夫妻俩讲清远客家话，与我们老家语言相通，有多层关系交汇在一起，对我们四兄妹非常好，逢年过节或平时加菜，总会叫上我们到他家小伙房吃饭及聊家常。他的小伙房在长丰队的山坡边，靠着公路和水井，长丰队的老工人、知青挑水及洗澡洗衣服，必经过老钟的小伙房，他每天都烧好热水供知青们冲凉用。我和二姐容燕每到长丰队，总能在老钟的小伙房见到大哥广燕和弟弟意燕。
  时间过得很快，1970年7月大哥广燕和我有了一次回京探亲的机会。大哥与老钟夫妻商量好，要带他家5岁的二儿子钟海鹏去北京开开眼界，临行前老钟两口子还开玩笑说：“你（广燕）要把儿子还给我啊！别留在北京啊。”这次我们三人先乘长途汽车到海口，然后转乘红卫轮到广州，再从广州登上北去的列车。过长江、跨黄河，远涉千里，来到了父母亲下放所在河南省新乡市修武县的五七干校。正值麦收的季节，一望无边金黄的麦田随风起浪，多美的华北平原风光！在干校逗留了两周，要离开干校、离开父母返回北京了，我父亲拉着小海鹏的手如同自己的亲孙子，送了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我们再次登上北去的列车，回到了阔别两年的首都北京，第一时间就是带小海鹏到天安门广场，去看天安门，这是毛主席检阅的地方。告诉小海鹏这是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革命历史博物馆。四十天的假期很快就结束了，给海鹏幼小心灵留下了永久的美好记忆。
  在兵团时期，有一次为抢救伤重动手术的孩子，我曾经献血300CC（毫升），其间有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爱心战胜了小我，记忆非常深刻。
  那是在1973年7月的一天傍晚，我收工回来刚吃完饭，听到一阵急促的开会钟声敲响，就和大家赶到球场集中。待人员到齐后，连队蓝德光指导员说起了一件事情，是营部陈教导员的小儿子上树钩柴不慎摔下，造成肝脏大出血，生命处在垂危之际，正在场部医院抢救，需要紧急输血，是o型血，号召报名献血救人。陈教导员这时也在球场，毕竟是麻烦别人的大事，他看着球场上的人群，嘴唇动了下似乎想说什么，但很快又闭住了。他的妻子眼有泪痕，可以看出忍着悲痛、近乎绝望的样子。会场一片寂静，大家都不吱声。我体谅到大家此时的心情：连队已有两次需要0型血抢救人了，许多知青、职工子弟、老工人已经献过血，现在能献血的人很少了。那时连队的生活比较艰苦，经常每人每天割胶两个树位，劳动强度大，病号多，要是输血后营养跟不上，最容易搞坏身体。二姐容燕就是因为输血救人后没调养好，对身体有了损害。
  过了几分钟，蓝指导员见大家没有行动，再次请求众人输血救人，球场上仍然是一片寂静。看着人家痛苦和受难，我心里也不好受，但想到自己之前遭受的种种不公，还有父母在干校经受的种种艰难，心里就有许多的怨气和不平……许久，又想起兵团干部职工对知青的种种好，记起“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的古训，我心有所动。既然二姐容燕是○型血，我极有可能也是，还是救人要紧吧，别的不重要，也都过去了。所以在蓝指导员第三次请求输血救人时，我第一个站起来报名，紧接着是司徒芳、陈玉玲……共有六个人报名。我们登上等候多时的卡车，在车厢的前部扶好站稳，汽车就开动了。清凉的晚风迎面吹来，似乎也在赞许我们的爱心和善举，这时我已释然开怀。
  到了场部医院，经过抽血验血型，结果只有我、司徒芳和陈玉玲三人符合要求，留下等待输血。一切都紧张有序地展开，农垦三亚医院的医生赶到后，手术就要开始了，护士对我们说：“每人输血200CC（毫升），按手术进行的需要输血，一个一个来！”陈玉玲第一个输血，司徒芳是第二个，她们输完血都去休息了。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手术已进行到深夜，这时只剩下我一个输血者了。
  不知过了多久，护士才从手术室走出来对我说：“孩子肝脏的受伤程度比预计的严重，出血量很大，手术需要更多的血液，你同意输血吗？”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退路，不能前功尽弃，需要多少就抽多少吧！”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听从护士的指挥，手抓紧、放松、抓紧、放松，重复着一个动作。每一次放松手时，只感觉一股血从血管中流出，流入输血袋。“停！300CC（毫升）。”护士发出“停止”的口令。我睁开眼睛，做了个深呼吸，护士拔出针头，做了止血措施，输血结束了。而后医生告知手术成功了孩子得救了！这时我一个人，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近处的蟋蟀声和远处青蛙的叫声，从场部医院慢慢地走回场部招待所。
  1974年5月经过连队和营部的推荐，经过团部的考试和批准，我要去广州读书（广东省建筑工程学校）了，临行前我将1968年下乡时从北京带来的很不容易保存下来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送给了最亲密的战友陈汝福，告别了工作过的胶林、连队、营部，离开了南田农场。1973年9月弟弟意燕被选送到广东省轻工业学校读书，1976年5月二姐容燕病退回北京，1977年7月大哥广燕病退回北京，是最后一个离开农场的“北京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