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8年12月底，我只身离开寒冷的武汉，坐火车、乘海船、换汽车，历经五天，终于到达了南田农场前锋队（兵团时期称三师八团21连），开始了崖县知青生活。
  初到前锋队
  被大片橡胶林所怀抱的前锋队驻地，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平”。
  驻地的东、西、南三面是高坡，建有瓦房或茅草房的职工宿舍；中间是一块平地，有食堂、队部、幼儿园；北面的溪流七八米宽，水不深，上游有一条水坝，坝面也是道路，下游有一座独木桥。
  宿舍建在斜坡上，房屋地面不平，每间房摆三张床，床脚要用石头垫平，活动空间窄小，连转身都勉强。各人床头贴有一张毛主席像，一张旧课桌放日用品，一张中板凳平常坐，几个胶桶用于洗浴。
  南坡是驻地最高处，搭了3米高的木台子当广播站，使用纸质扩音筒广播，这个土喇叭很起作用，是主要的消息来源。队长或书记每天广播工作安排、各种通知、生产情况、好人好事。我们知青每天傍晚，轮流到台子上读报，但报纸往往是过期的。
  每家都有三五个孩子，那时能买到的布料只有两三种，缝纫样式也不多。所以大人和小孩穿的衣服颜色单调，样式相似。这里的孩子长得特像爸妈，有人说是女人怀孕时很少见到外人的缘故，如果衣服、发型也相同，想必小孩会是大人的微缩版。说实在的，我在一段时间里，分不清谁是谁、哪家跟哪家，总觉得差别不大。
  艰苦的磨练
  从大城市到偏远山区，从初中生到农工，这个转换实在太快。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艰难的环境、艰苦的劳动对于我，是脱胎换骨般的磨练，尽管我在学校表现优秀、信心满满，现在要从头做起，心里没有底。
  橡胶林已全面开割，我来到队里后，跟着学了个把月，就开始到树位割胶了。割胶工是很辛苦的，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戴上头灯去胶林割胶，一上午要跑十几里地。割夜胶是对我最大的考验，在家时我从来不敢独自走夜路，现在要独自在黑暗的胶林里割胶，几百米范围内只有我一个人，真的好害怕！
  我刚到海南岛时水土不服，加上每天穿着塑料凉鞋（当时没有胶鞋卖）在胶林里跑，脚上总被胶籽壳和树枝划伤。夜里胶林里露水大、湿气重，往往上半身被汗水湿透，下半身裤腿被露水打湿，太阳出来后又将湿衣服晒干。这没办法，在新环境里，困难再大也要克服。
  胶林同样是不平的，有的在山边，有的在半山腰。胶林里道路崎岖，野草蔓蔓，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小动物窜来窜去。有时在夜晚，队里的牛跑到胶林里，卧在草丛中睡觉，一听见脚步声，就突然站起来，用胶灯照射过去，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像是见到鬼，真是吓死人！
  胶林里经常有蝙蝠飞来飞去乱窜，有时趴在树干上，或躲在胶杯里……有一次，有只蝙蝠趴在胶树割口上，想用胶刀把它推开，谁知道它嗖的一下子窜到我眼前，吓得我惊慌失措，乱舞手中胶刀，才把它赶走。但低头一看，胸前衣服上有血迹，还粘着一小块带血的皮肉，我头皮都麻了，出了一身冷汗，感到很恶心。我双腿发软无力，瘫坐在地上，一直等到天亮，才站起来继续割完胶。
  我有一个树位很远，在本队的边缘地带，紧挨着黎族村庄的番薯地。有一天队里两点钟就出工，割到这里天还没亮，突然听到前方有一阵阵哗啦啦的响声，我顺着响声用头灯照过去，只见一个白影子在晃动，吓得我头发竖了起来，双腿发软，气喘不上，喊不出声来。我连滚带爬跑到隔壁班长的树位，看到了班长的头灯，才稍稍缓过气来……见了班长，我全身发抖，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
  班长听我说了，又叫上一个老工人，一起走过去看。这时天已蒙蒙亮，走近刚才哗哗作响的地方，才知道是黎族老乡刚埋新坟，坟头上插满了纸幡儿，在风中摇曳作响……自那以后，许多年里我只要看见白色的飘带，仍会情不自禁地发怵！
  在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年代里，我们上午割胶，下午给胶林除草、施肥，还要种木薯、红薯、花生、甘蔗。此外，还有无数的义务劳动。队里养猪，每人要交100斤的胶树果；队里烧砖，每人要交100斤的木柴；有时，要参加建窑烧砖……胶树果很轻，捡好多才够100斤，几乎耗去我所有的休息时间，直到离开前锋队时也没捡够。
  烧砖用的木柴要到三四里外的高山密林去扛回，老工人已提前砍好树木，但这活儿也不轻松。那边是原始森林，野草丛生，林木茂密，爬到山顶已气喘吁吁。我找了一截最细的树木，让别人帮我放到肩膀上，顿时双腿打晃，几乎栽倒。我挺了挺腰，勉强站定了，紧紧咬着牙，一步步走下山去。山路崎岖且很陡峭，实在不好走，花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扛回驻地。一过秤才58斤，没有完成任务，我怎么也不相信。以后的好多天，我的肩头、手脚、腰背，还隐隐作疼。
  当时我们天天听到的宣传，就是天然橡胶是很重要的战备物资，美帝、苏修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每吨橡胶要用20吨大米换，影响了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听了这些话，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精神振奋，决心多生产天然橡胶，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多做贡献。
  记得在1970年底，团（场）部组织大会战，全连男女劳力都到大山深处的新连队（黎场分场新队）。我们背着行李，扛着劳动工具，走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这里已完成砍岜烧荒，要在石头多的山坡上，挖出环山行和长、宽、深各80厘米的胶树穴，每人每天定额4个。铁镐挖下闪火花，锄头脱把和卷刃，是常有的事。我在别人的帮助下，第一天勉强完成3个，但双手起了血泡，胳膊也疼痛，端饭碗都困难。晚上睡在露天地里，铺上草席挂上蚊帐，腰背疼得不能翻身。接连干了3天，最后全连终于完成任务。
  有苦有乐的知青生活
  连队里有专人在水边种空心菜，所以食堂每餐都煮空心菜，大家都吃怕了。种空心菜最简单，不用管就生长茂盛，炊事员在水边连摘带洗，就可以担回来下锅了。这儿的粮食就只有大米，我们天天都在吃，好想念家乡的馒头、包子、面条，但是没办法满足。
  每次逢年过节时，营部都在小溪边架起大锅杀猪，各连队都来人领猪肉，每人可分到一斤。这时我们拿着猪肉到老工人家里去加工，简单地炒炒炖炖，没放什么佐料，一碗肉一顿就能吃光，一点也不觉得腻，肚子里没油水，也算是过节了！
  我的肝脏有点肿大，医生说要多吃糖，家里就寄来一些水果糖，我每天都含两颗。糖果在那时也算奢侈品，轻易不能得到，后来我发现隔壁家的三岁的小女孩，总在怔怔地看着我吃糖果，实在是于心不忍，就把剩下的糖分给了几个孩子，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每个连队都要有文艺宣传队，21连（前锋队）暂时是空白点。我去了以后，书记就把组队的任务交给我。年轻人总是爱热闹，在一起唱唱跳跳，也能轻松、高兴、欢乐一下，这是件好事。我在学校时是文艺爱好者，也参加过一些宣传演出，好歹能模仿一些应时的节目，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红军不怕远征难》等舞蹈。我们宣传队在春节时拿出几个歌舞节目，得到了分场的好评，被选到总场汇演。书记很高兴，特地表扬了我。
  后来书记又交给我新任务，每天晚上教大家跳“忠字舞”，书记自己带头学，以表对毛主席的忠心。多数的工人都很认真跟着做，但总是不习惯、不好意思，动作生硬，缺乏协调性，不得要领地乱舞，有时让人忍俊不禁。真正跳得好的、跳得高兴的，还是队里的孩子们，又不用做作业，唱唱跳跳多好玩啊。倒是我们这些年轻人，白天太劳累，晚上想放松，有敷衍的想法，又不敢不认真。
  广州知青没啥事，我却水土不服，身上到处长脓疱，腿上、手臂上长，连腋下、胸前、背后、屁股上这些隐蔽处也长，特别是一条腿上长了二十多个。眼睛还长挑针（麦粒肿），左右眼、上下眼皮轮着来。连里卫生室只有鱼石脂黑膏药、紫药水，我又贴又擦的，旧疱刚好新的又长，没完没了。我眼睛睁不开、手放不下、脚跛着走，跟个残废人似的。真是头顶长疮、脚下流脓，痛苦不堪，心情糟糕透顶了。
  直到全身烂到发高烧，我住进了团部医院，用上了青霉素，情况才有好转。奇怪，我从小都对青霉素过敏，到了这里却不会，或许是身体里热毒太重了吧。
  一次地震虚惊
  1969年下半年，某天下午正在胶林里分班组学习，我自带一张矮板凳，正架在一块废木板上坐，突然觉得小板凳猛烈摇晃了一下，我以为后面有人踩到木板，回头看却没有，太奇怪了！
  连长在晚饭后才开会传达，海南兵团总部发紧急通知，说下午海南岛发生地震，有可能要发生更大的地震和海啸，让各团（场）各连（队）时刻做好防灾工作。连长随后布置，全连的人要做好准备，以鼓声为令，一接到紧急撤离通知，马上往后面的山上撤离。
  这偏僻的深山老林，有事情要发生！我想象海啸就是很厉害的海浪吧，便要求加入青年突击队，参加抢险救灾的工作，连长同意了。青年突击队的任务，是在地震和海啸来临时，帮助队里的大人小孩向山上转移，保护队里的财产，抢险救灾等，一切行动听从团（场）部的指挥。
  开完会，我们同住的三个知青回到宿舍，简单收拾了一下，把一些必要物品装入书包，盛上刚煮好的稀饭吃了几口，就听到鼓声响起及连长的喊声：“团部来了地震警报，全队立即撤离！……”我感觉到了种种紧张的气氛，又听见连长继续喊话：“大家不要害怕，不要慌乱，带好东西，牵好小孩，有次序地走。青年突击队帮助大家撤离后要回到队里……”
  我从撤离人群中，拉起两个正在哭的小孩，牵着他们的手一路小跑上山去。在微弱的月光下，山路沟沟坎坎、扯扯拌拌，很是难走，我一手拉着一个孩子，但一路上比孩子摔跤还要多，后来倒是两个孩子扶着我走。跌跌撞撞走了将近三四十分钟，终于到了山脚下，把孩子交给了他妈，就同其他突击队员一起返回队里。
  夜里我们正在巡逻，发现一个宿舍有人“呼哧！呼哧”搬东西，几个男知青迅速追上去，原来是两个连里的工人，从山上回来搬家里的贵重财产，即一部缝纫机、一辆自行车，这在当时是很金贵的大件，整个连里没几家拥有，就帮助他们把这些物品艰难地搬上山去。
  我们在连部守着手摇电话机，眼睛死死地盯着桌上正反倒扣的胶杯，胶杯里满满装着水，只要有地震，胶杯里的水就会泼出来，是自制的地震仪。
  到了后半夜，大家都有点熬不住了，肚子也饿了，想起宿舍里还有没吃完的稀饭，就回宿舍打开门，用头灯往房内一照，禁不住尖叫起来。只见一群大老鼠正在吃锅里、碗里的稀饭，桌上、地上都是饭渣，杯盘狼藉，惨不忍睹。吃的东西没有了，那就睡觉吧，和衣躺在床上很快就入睡了，一觉睡到天亮。
  警报还没有解除，山上就有人陆陆续续地回来。食堂工人回来做饭菜，我们中午就往山上送，下午又往山上送水。山上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家在半山腰的杂树林里清理出一块稍平的地方，铺上草席，一家人挤在一个蚊帐里，睡不好，又没有水喝，吃饭只能靠食堂送，根本吃不饱。百把人乱哄哄地扎在一起，没有秩序，大人小孩随地大小便，四周臭烘烘的。
  第三天下山的人多了些，回来的人都不想上山了，等着到团部开会的连长。连长回来后还是动员大家上山，说是警报还没有解除。实在是熬不下去了，孩子们要上学。大家都陆续回家了，再没有谁把地震当回事了，说地震不死要被山上的蚊子咬死。
  地震就这么不声不响地结束了，人们又回到每天依旧的生活之中。
  水坝上的悲剧
  21连的北面小溪，平时水不深、流不急，可以蹚水过去。每逢枯水季节，溪沟底下有很多大石头，坐在上面很好玩。如果有台风来，或连续几天下大雨，小溪就会涨水，甚至形成山洪暴泻而下。
  就在小溪下游的对岸，有一个黎族同胞居住的村子，属藤桥公社管辖。连里的胶林周围，都是黎族农民的水田，因为溪水关系到21连和黎族村子的生产与生活，所以水坝一直由双方共同管理，大家互有往来，关系不错。谁能知道，后来发生的一件意外事故，竟然打破了原有的祥和与平静……
  上游下了几天大雨，小溪水涨得很厉害。半夜里，我们连长叫上对面黎族村庄的黎族队长，两人一起到水坝上去察看水情。他们看见小溪的水位很高了，怕上游会有山洪冲来，两人商量决定要开闸放水。由于天气寒冷，两位领导说好先回去喝点酒，暖和暖和身子，再找几个人来一起干。
  等我们连长带了知青过来，看到水闸已经打开，黎族队长却不见了，忙派人到他家去找，但家人说他早就出来了。于是大家四处寻找，还是没找到。后来有人在溪边的草丛里发现了他的衣服和鞋，才感到大事不好了，更多的人在水里、岸上，到处找他。
  黎族村子的族人听说后，好多年轻人也参加寻找，整个夜晚都闹哄哄的。我住在山坡上连队的最后一排房子，晚上睡得死，起来时又迷糊，所以对晚上发生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上午收工路过水坝时，看见水坝上游的水已经排干，溪底石头都露出来了，还是没有发现队长。又看到我们连的男知青手拉手排成人墙，从下游往水坝方向慢慢地在溪水中摸索，一个个冻得浑身发抖，嘴唇发紫。
  直到晌午后，才听说在水坝下游几米远的大石头缝里，找到了这位黎族队长的遗体。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在人们的想象中，黎族队长应是等人等不及，又担心洪水冲垮水坝，所以一人独自开闸放水，以致不幸殁世，真是可悲又可敬，让人备受震撼！
  后来，再也没有人管理水坝了。一年以后，暴发的山洪冲垮了水坝……
  人生新转折
  当知青一年多后，有一天连长通知我去团（场）部。在路上就碰见了24连（长田队）的北京知青陈雁，得知她也接到通知。她告诉我，是团部想调我俩到总机班工作。
  我俩刚走进团（场）部，就碰到原来农场武装部的干部老杜。他是“四野”的东北老兵，解放海南岛后就留在这里，为人很豪爽、幽默，很爱跟年轻人交朋友。我刚到农场时见过他，他夸奖我的字写得好。老杜告诉我们，新来的参谋长想增加总机的话务员，他就推荐了我俩，一来我们的口齿清楚、普通话说得好、声音好听，二来说我的字写得规整，以后可以兼做抄写文件之类的工作。老杜带我们见了参谋长，他姓杨，是现役军人，四十多岁，个子不高，胖胖的，笑眯眯的，挺和气的。杨参谋长跟我们说，通讯是战备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要调我俩来，加强团部总机班的工作。
  几天后团（场）部的调令到了，通知我带上行李，到营部搭运胶水的卡车去团（场）部报到，连长让我坐连里的牛车过去。连队的牛车每天去一趟营部，算是连队的“班车”吧。我把行李放到车上，惬意地坐了上去，开始很新奇，想着就要离开生产队了，心情特别地爽。这牛车不仅走得慢，声音大，而且摇晃得厉害，一会儿就晃得头昏眼花，脖子要断了似的，我赶紧下车步行。
  从连队到团（场）部总机班，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不用再每天半夜起床，大部分时间可以睡到自然醒。当时海南的地方通讯十分落后，团（场）部只有一个五十门的手摇式总机，转接电话全靠手摇，过去我只是在电影里看到。在长田营部还有一个二十门的分机。团（场）部总机连通比较近的四个营部，长田分机连通比较远的两个分场。由于总机的门数少，拉的电话线也少，不够每个连队都有专线，所以，有的一条电话线上串两三个连队，规定铃声响两下是前一个连接，响三下是后一个连接。
  全团（场）的电话线是与广播共用的，这是很麻烦的事。每天早上六点钟，晚上七点，我们将双联开关推到广播室的接线，全场所有连队的电话线路的双联开关，也都推到喇叭的接线位置，广播就可以开始了。晚上八点半停广播以后，就是电话最忙的时候，全团（场）布置生产、传达任务都在这个时候。由于线路少，就要充分利用线路的空隙，在最短的时间内接通电话。这时精神高度紧张，要脑子反应快；要眼快，看信号牌；要嘴快，呼叫用户；要手快插线、换线；摇发电机摇到手软。如果碰到连队没有人接电话，或是在串联的电话线上，不该接的连队接了，你还得说服他赶紧放下电话，要继续摇另一个连队的电话，真是费劲。
  海南岛雨水多、雷电多、台风多。打雷时，我们就要断开线路，不能转接电话，怕雷电会击毁总机。只要台风一来，我们的总机绝对是到处不通的，本来所用的电线杆、铁丝就很简陋，经不起风吹雨打，每次狂风暴雨过后，总是倒得乱七八糟的。这时我们就跟着老班长翻山越岭去查线，大部分情况老班长心里有数，知道在什么地方杆子会倒，线会断，所以不至于要跑很远，一找一个准。如果是远处的线断了，就辗转通知当地的生产队去接线，但下次台风保准又会断。
  1971年“9·13”事件后，全国的形势明显有一些改变，特别是知青政策宽松多了，全国陆续开始接收知青回城，湖北的一些工厂也开始招知青了，我的亲戚、同学都有被招到了城里的工厂，可是海南岛没有任何招工的消息，我的心里很着急。
  有一天，我在团（场）部抄文件时，听说凡是有外单位的商调函，兵团司令部都会同意调离，并下调令让下面放人。这真是特好消息，这时我父亲已经从“走资派”解放了，要找一个招工单位，搞一个商调函应该不会很困难，我立即跟家里联系，家里很快就有商调函发到海南，没几天我的调令到了，手续也很快办好。没想到这么顺利，办得这么快，然后我就离开了海南。
  在南田农场的3年多时间，是我人生中经历的艰苦磨炼的岁月，也是我生活阅历中的重要部分，我深知这段经历，是我人生历程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更是我应该永远珍藏的人生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