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时隔45年，一幅画面仍然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久久挥之不去……
  那是一间昏暗的茅草房，微弱的光线从后门的缝隙透入，照在几平方米的水泥地板上。两个十七八岁的女知青——沛文姐和我，挤在茅草房间隔出来的洗澡间里。一个洗澡用的镀锌水桶里兑满了热气腾腾的大叶桉草药水，刺鼻的桉树叶味道伴着湿热的水汽，弥漫在这狭小的空间。我裸露着后背，坐在低矮的小板凳上，沛文姐正用一条浸透草药水的湿毛巾，小心翼翼地敷洗着我脊背上那些密密麻麻像针头一样细小的脓包……
  1972年8月，我随广州市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到海南的知青，来到地处崖县藤桥的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八团（即南田农场），被分在27连（恢复建制后称长田分场尖峰生产队），成为一名割胶工。
  在大山环抱、一望无际的橡胶林中，有一大片夯得实实的黄泥土地，由北至南倾斜向下，我们连队就建在这里。一排排简陋的泥砖房，是连队的宿舍区，宿舍中间有一个篮球场。有了这个篮球场，才让人感觉这里充满生机、活力。斜坡的最下方，一口水井被宽宽的水泥混凝土井台围着。我们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要起床割胶，上午十点多钟，收完胶水并上交后，便在这口水井的井台上清洗已倒净的接胶桶。
  连队下辖作业班和割胶班，我被分到沛文姐所在的割胶班。班长老陈是安徽籍20世纪60年代复退的老兵，长着一张黝黑的国字脸，中等个头，人很好。他和妻子大金对我们这些刚来的小知青照顾周到，时常让我们到他家吃个饭尝个鲜，冬季还让我们每天使用他的小伙房烧水洗澡。
  沛文姐是1970年下乡的广州知青，她爸爸妈妈都是普通的工人。她长着一副瓜子脸，心地纯洁善良，见人面带笑容，笑的时候两个嘴角微微向上，好有亲切感。知青中我的年龄最小，她虽然只是大我两岁，可处处像大姐姐一样，对我这个小妹妹关怀备至，生活上处处给予帮助和照顾。
  在我们这些知青当中，就她特会操持家务，尤其会烹调。在20世纪70年代，农场生活极其艰苦，早餐是一饭盆清水稀饭，中午和晚餐是大米饭，但伴饭的菜蔬很少，经常是以煮木薯来代替，缺油少肉的，肚子也饿得快。
  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知青，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少人可以一餐吃一斤米饭。沛文姐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总是想方设法弄些东西开个小灶，改善我们的伙食。她最拿手的一道食物，是用大米泡水后磨成米浆，接着用托盘盛上薄层米浆隔水蒸熟，再经冷却、切片之后，挂在空悬的铁丝上晾干，就成为我们非常爱吃的米河粉。相比之下，我们这些出生在干部家庭的知青，生活自理能力十分差劲，真是惭愧至极。
  到海南崖县之前，“文革”仍在继续，我父母还没有被“解放”。我家原先请有保姆，因支付不起工资只好辞退，十来岁的我过早地承担起家庭责任，要拉扯两个年幼的弟弟。我过去很少做家务，从没做过饭，只会炒包菜。由于家庭出现变故，我们几个缺乏照顾，营养不良，身体非常虚弱。
  1970年冬至1971年夏，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搞大拉练，当时我就读的广州市第七中学初中班也不例外，经常在凌晨开赴野外拉练，有时还在外露营。有一次我被蚊子咬破的双脚沾到留有毒蛇唾液的露水，结果从脚面到整个小腿大面积溃烂，痒痛难耐。时间一长，创面的皮肤粗糙得像皱纸皮一样，用西药治疗数月，不但没治好，反而愈加严重。
  一名参加过八路军的老干部邻居见到后，告诉我说这是“生蛇籽”，当年八路军因为常年打游击也发生过这种疾病，只有用小叶桉树叶煮水洗方能医治。又听老人说，如果让“生蛇籽”蔓延到腰部围了一圈，就会危及生命。其实那时候患的很可能是现在医学上叫做带状疱疹的皮肤病，特效药是一种叫“阿昔洛韦”的药物。可是那时候既不懂，也没有条件医治。还好，在那位老干部的指导下，我花了大半年时间，终于治愈了这个顽疾。
  我在1970年底升上华师附中高中班后（那时年底才毕业），因常年住校和到分校劳动，身体一直没有养好，所以体质很差。到了海南后，每天凌晨两三点就要起床割胶，下午还要爬上大山参加连队开荒，超强的劳动让我不堪重负，每次都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不久之后，我染上了流行性急性黄疸型肝炎，医治了一段时间才痊愈。真是祸不单行，肝病才好不久，本来很少复发的带状疱疹又复发了，我再次让“生蛇籽”缠身。
  这次“生蛇籽”不是在腿部，而是出现在上身。跟上次大面积溃烂不一样的是，身上凡是被衣服勒着的地方，布满了针头般密密麻麻的小脓包，让我苦不堪言。一开始我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十分害怕是麻风病，心里百味杂陈。有过上次的亲身体验，我知道西药很难医治这类疑难杂症，便赶紧步行到藤桥公社卫生院找老中医诊疗。老中医告诉我不是麻风病，但又说发展下去很危险，真是将我吓蒙了。想想自己背井离乡、孤身在外、远离亲人，我感到无助、焦虑、恐惧……思想负担甭提有多重了。
  那名老中医给我看了两次，既不能确诊病因，又没多少疗效，我有些泄气了。无奈之下，我决定再用小叶桉树叶煮水试试看，心想或许能侥幸治好。恰巧老中医那里有晒干的连枝带叶的大叶桉树叶，我觉得大叶桉和小叶桉应是同科树种，只是叶子大片一点罢了，便购买一大捆大叶桉树叶，从藤桥圩镇沿着坑坑洼洼、崎岖曲折的沙泥路，一路扛着回到连队。
  于是，便有了本文开头的那些镜头和画面。
  陈班长的小伙房搭建在泥砖房的边上，大小有二十来平方米，墙体是稻草和着黄泥做成的，屋顶用夹好的茅草片搭盖，前门对着一排排住房，后门便是浓密的胶林。小伙房前后整整齐齐摞着好几大堆橡胶树木柴，用作烧水和做饭，也为我这次疗病提供了便利。
  自那以后，每天傍晚收工回来，沛文姐便不顾周身劳累，和我一起来到陈班长的小伙房里，一把把摘下大叶桉树枝上的叶子，放入一口大铁锅里煮水熬药，之后倒入镀锌水桶里，接着两人挤入小小的洗澡间里，由她用浸透草药水的湿毛巾，不断地帮我敷洗脊背上的脓疮。
  滚烫的药水一遍又一遍地敷在伤口上，时间一天天、一周周、一月月地过去了，原先奇痒无比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那些日子里，沛文姐没有嫌弃我身上的顽疾难看，丝毫不顾及自己是否会被传染，坚持每天帮助我、照顾我，从未间断过。看着身上的顽疾一点一点地好转，我的内心百感交集，喉咙哽噎，泪眼蒙眬……
  45年过去了，当年的一切逐渐淡去，我许许多多的经历，已定格为永恒的画面，而沛文姐在昏暗的小伙房洗澡间里用滚烫的草药水一遍遍帮我敷洗脊背的那一幅，无疑最最让我刻骨铭心。
  在茫茫人海有幸相遇，在艰难时刻施以援手，如此真情难忘，谢谢你了，沛文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