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8年上高中（华师附中）那会儿，我就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每天下午放学，就得提前跑上学校的8楼广播站，给全校师生播音。
  没想到两年之后，我在兵团“重操旧业”，当上了一名真正的领播音员技术工资的职业播音员。
  人们在听着充满豪情又响亮的广播的时候，可能不会了解到播音员既经历着与普通人一样的冷暖，也经受着与众不同的艰辛。
  每天播音一共分早晨、中午、晚上三次，这三个时间段的播音，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息息相关。每天早上五点半，人们就会在睡梦中，被打破寂静的由弱到强的起床号唤醒。他们就这样听着号声起床，然后吃饭、开工。
  白天，我要把各个营和连队送来的稿件反复修改，然后用普通话读熟。字句之间的呼吸停顿，都有比较专业的要求，遇到卡壳的地方还要查字典。必须达到准确无误、感情充沛地播出每一个动人的故事和好人好事。我的顶头上司龚干事比较专业，是现役军人，对我们要求极其严格。
  傍晚，是我重要的广播时间。人们在茶余饭后散步打球，我却要投入紧张的工作。龚干事经常过来巡视，他一脸的严肃，对我们的工作一丝不苟，生怕有纰漏。也许是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精益求精、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
  傍晚的播音时间是五点半至九点半，我必须在每天四点就做好开播的准备工作，要提前到饭堂打饭吃饭。这时饭已经熟了，但总吃不上热菜，因为离大家下班还有个把小时。吃饱饭后清清嗓子，调整到最好的状态，把全部广播稿和农场领导的指示播放出去，就是个把小时。然后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报纸摘要”。后来我才知道，好多人是边听广播的新闻边吃饭的，我的广播就好比一碟可口的下酒菜，有滋有味。
  播音时人不能离开机器，这是老规矩。那时我十九岁，还是调皮贪玩的年纪，那时候经常有同学来玩，一见到同学就忘乎所以，为了能聊天久一些就放一张长达45分钟的唱片《沙家浜》或《红色娘子军》啥的。有时播完了，碟子还在空转，唱针刮唱盘发出“刺卡刺卡”的声音，直到有人跑来告诉我，才吓得我急忙跑过去关机。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想起来真的很惭愧。
  既然播音时人不离机，但俗话说“人有三急”，解决“三急”问题要跑老远，老放唱片也不行啊，于是，很快我们就发现了后面的芭蕉林和菜地就是我们的“游击”战场。
  为了保证每天的播音，广播站配置了一台8千瓦的汽油发电机，发动这台发电机，是我最头疼的一件事情。每天早上大约四点来钟，我就得去小茅草房把发电机手摇起动，我挽起袖子握住摇把，使出浑身的力气。那台汽油发电机可能太老旧，有时很顺利就启动了，有时却任你使出浑身解数也纹丝不动。曾经有过因为它而播音误点，这是很要命的事。这时候龚干事总会气冲冲跑来问怎么回事，看到我对着发动机发怵，呆若木鸡，也无计可施。
  后来，机关饭堂做早餐需要电，从广播室接了条电线过去。于是，每天早上发电的事，就归饭堂人高马大的阿雄叔啦。
  那些年，我经历过三次非常紧张的风暴潮。风暴潮是伴随着台风一起呼啸而至的，那几次，场部和附近连队所有人全部撤退上了山，唯独广播站、总机、气象站不能撤退。龚干事与我一起坚守阵地，广播室每两分钟播报一次台风强度位置和场部的工作布置。门口停着辆解放牌汽车，还留下电影队的男知青作预备队，时刻准备情况危急时马上搬器材上车撤退。
  记得1973年那场大台风将近14级，我们团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广播线路也受到非常严重的破坏。穿过胶林丛的、立在山岗上的、跨过水稻田的、公路两旁的电线杆被台风打得横七竖八，播音工作不得不停下来。台风一停，我和电影队的三个哥们扛起背包修线路去。
  沿着广播线一路前行，情况非常糟糕，水泥电线杆倒得一塌糊涂。就我们四个人，要修复这些线路，谈何容易。可是，不容易我们也得干！离连队近的线路我们就过去找人帮忙，那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们就四人死扛。我们就这样风餐露宿、蹒跚前行。直到遇到检修电话线的专业队伍余金海师傅他们，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我在南田农场（三师八团）生活了六年半，先后在宣传队、广播站、教育科工作过，其间还下过连队、到过学校工作组、被派往其他农场外援等等。我一步一个脚印，锻炼了思想与意志，增长了不少见识，收获了一笔人生财富。在场领导的关心和培养，以及老工人的谆谆教导下，我逐渐进步，成为优秀共青团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