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1972年7月在崖县中学高中毕业，正逢本地知青上山下乡浪潮乍起，我哥已应征入伍，我姐也报名上山下乡去了羊栏公社妙林大队，而按有关政策规定，我在当时属于留城知青。我到了三亚小学当了语文代课老师，但两年后还是没有分配工作。
  在1975年3月的某一天，崖县劳动局有了以下要求：先到位于林旺公社湾坡大队草厂村的“崖县腐殖酸铵化肥厂”（以下简称“化肥厂”）劳动锻炼一段时间，然后就地转正或另外分配工作。
  为什么要让留城知青先去“化肥厂”，经过此僻处一隅的“中转站”，我想有可能与当时形势要求年轻人要“经风雨，见世面”有关，也有可能与“化肥厂”本身缺乏劳动力有关。这个“化肥厂”是崖县供销社创办及经营的，陈世照股长等人当过厂长，我们到后不久，改由县供销社副主任潘井兼任厂长，他是崖县藤桥人，年龄有50余岁。
  该“化肥厂”的唯一产品是腐殖酸铵化肥，主要原料是埋藏在沼泽地的浅层泥炭土，以及位于自治州府所在地通什镇名为“44工地”的军工企业生产的氨水。泥炭土的有机质及腐殖酸含量高，泥炭的吸收性能很强，所含的大量活性腐殖质具有促进植物呼吸，利于根系发育的作用。故可将泥炭晾干粉碎以后，加入氨水制成腐殖酸铵肥料，这是很好的土化肥，施放于农田或坡地，使用效果不错。
  来到这里一看，“化肥厂”处于林旺公社最大田洋——2000多亩的落猄洋西南边缘，伫立在湾岭脚下的一片山坡上，有几幢带混凝土平顶结构的砖瓦房，规模还算不小。一幢200多平方米的供厂部办公及10余名人员居住，一幢100多平方米的是食堂、伙房、后勤人员宿舍，一幢500多平方米的是生产车间及仓库。此外还有三幢茅草屋，各有200多平方米，一幢供堆放晾晒好的泥炭土，两幢分隔成多间供60多个生产工人（包括留城知青及临时工）居住。有一部柴油机配套发电机，机修工邢福隆负责发电照明，免除了黑灯瞎火之苦。
  经了解，“化肥厂”从1972年起，已有两批留城知青进来了又出去。这里的生产工人，主要分为野外挖土运土、场部晒土及装运、车间生产操作三类。我在高中时已入团，到“化肥厂”后担任了团支部书记及一班班长，一起来的同届同学余秋福任二班班长，每个班有20多人，主要是留城知青。这里每人每月工资21元，每人月供指标为粮食30斤、食油4两、猪肉1斤。
  落猄洋的沼泽地，面积约有200多亩，已挖了七八十亩。可能是这里曾经陷落过善于奔跑跳跃的野生动物黄猄（即赤麂，也有人叫野羊）吧，以后整块田洋便被称为“落猄洋”。
  我们一、二班每天的工作，就是沿着延展到落猄洋沼泽地的矿车用小铁轨，来到挖土运土的工作现场，在排水后略显干涸的地面上，或在越挖越深的水底下（最深时水至腰部），猛力踩踏铁锹背部，铲出一块块泥炭土来，装入箩筐或扁箕，再用人力扛到小铁轨处倒入矿车，然后推车送土到临近晒土处的地点侧翻倒出，又返回沼泽地工作现场。
  在这个地点，有人把泥炭土装上手扶拖拉机，运到较高处的小山坡，于地面摊开晾晒。至八九成干燥后，再用铁皮翻斗手推车，直接运到生产车间，或运至茅草屋贮存。
  在生产车间这边，有人不停地把晾晒干的泥炭土倒入由履带拖拉机上柴油机带动工作的粉碎机，又有人把粉碎机研磨好的泥炭土粉末用翻斗车运到宽敞的车间各处倒下。待泥炭土粉末铺开均匀后，再把大橡胶囊开闸取来氨水，一瓢瓢泼向摊开的泥炭土粉末，继而铲一层薄薄的泥炭土粉末盖上，减少氨气挥发。剩下来的事，就是等待买主前来购买，然后装车发运了。
  以上工作程序每天都在重复，简单而机械，是繁重的体力活。我们一、二班负责挖土运土，长期在恶劣条件下劳作，出满勤干满点，每天戴草帽、穿短裤背心，浑身上下都是黑臭泥水，个个成了“泥猴子”，实在是污秽不堪。只有刮风下雨天，或雨后水漫沼泽地带一时排不走，才能歇息几天或转做其他工种，当时劳动保护装备简陋，在厂部这边工作的，身上也经常沾满泥炭土粉末。
  那时掀起农业学大寨热潮，在工作任务较紧时，厂里也会组织阶段性大会战，喊出“日干三刻、夜加一班”的口号，干部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每周至少两天），开展建设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每天评比插红旗，搞得热火朝天。
  由于体能消耗过大、饭菜油水不足，厂部食堂每餐分到的饭有限（早餐2两稀饭，午、晚餐各4两干饭），肚子经常都觉得很饿。于是有人自带粮票在食堂加饭，或从家里带来米、面、番薯干，还带来小鱼干、肉末豆酱等，晚上就在宿舍不远处起火煮食，只为填饱肚子。
  从县机械厂来的邢福隆（共借用三人，另外两人开生产机器）与我关系很好，他有一杆老式火枪，为了改善生活，有时我们会随他去“打山”（打猎），但周边大的猎物不多，记得只打到一只小野猪、一只豪猪，倒是打到不少飞到田里、水沟旁觅食的白面鸡等野生禽类。
  尽管工作艰苦，但业余生活比较丰富。供销社干部梁建文负责知青工作，想了不少办法，活跃文化娱乐气氛。文化室添置了一些书籍，以及扑克牌、象棋、军棋等文娱用品，除了大众娱乐，有音乐专长的就自娱自乐。放电影总是最受欢迎的，供销社有时会联系电影队来放映，我们也经常坐手扶拖拉机外出去看电影。余秋福还组织了厂里的男子篮球队，联系附近部队进行友谊赛，不过水平实在无法恭维，战绩是输多赢少。他们输球不输人，照样乐呵呵的，用余秋福的话来说，是“输球赢面汤”（比赛后部队招待），这样也不错！
  我们这一批留城知青，个别人出去早一些，大部分人在一年半后分配工作。余秋福在1976年分配到羊栏糖厂，我想就近好照顾母亲，不想去远离县城的羊栏糖厂，就在1977年4月到县蔬菜公司干合同工。不过一年半以后，还是去了羊栏糖厂工作。
  可能会有人认为留城知青命好，很快就能分配工作，我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和上山下乡的知青一样，积极投身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经受了艰苦劳动的磨炼，时间达一两年之久。并且，这段时间在个人退休时，是不计入工龄的。所以，我与伙伴们每当回想过往，有时也会感到很失落，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