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108名来自梅山革命老区的回乡知青，积极投身到梅山公社经济五料经济作物农场的开创建设中去，以青春和热血谱写了一页页时代的乐章。
  “青春方阵”
  梅山公社经济五料经济作物农场简称五料场，由孙鸿忠任场党支部书记，我和杜启栋分任正、副场长，班子成员都是回乡知识青年。
  五料场建场之初，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全面统筹，将100多名回乡知青整编为6个作业小组：
  一组为开荒小组，组长周运召，组员30人，主要种植油棕、腰果、椰子等长期经济作物；二组也称开荒小组，组长蔡高中，组员15人，主要种植西瓜、洋葱、香菜、甘蔗等短期经济作物；三组为粮食作物小组，组长孙亮，组员10人，以开垦水田种植水稻为主；四组为基建小组，组长孙杰，组员15人，主要从事上山砍木材、建造房屋、打水井等基础建设；五组为畜牧小组，组长陈光件，组员5人，主要从事养牛、羊、猪等工作；其余人员统一编入机动小组，主要由场部机动调配。
  当场部将人员编组名单公布后，全体知青无不神情激奋，摩拳擦掌，纷纷暗下决心，要为建设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型农场奉献出自己的青春和力量。因为这6个作业小组清一色由回乡知青组成，故我们也自豪地称之为“青春方阵”。
  筚路蓝缕奠基业
  建场之初，由于各方面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吃的是掺了五谷杂粮的大锅饭，喝的是从山上采来的野菜煮的汤，住的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房，睡的是铺在地上的木板床，还不时受到毒蛇猛兽的攻击和侵扰。
  但是，所有这些困难都吓不住我们100多个来自老区的年轻人。我们发扬当年红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踏平了千难万险，穿越了重重风雨，在两年时间里，相继在光秃秃的荒坡上，建起了瓦房、办公室、仓库、厨房等场部基础设施，同时还以场部为中心，向周边的荒坡野地拓展，开垦出1000多亩土地，种上了油棕、腰果、椰子、胡椒、香茅等长期经济作物，在白石山下一带造林500多亩，在老铁路南面的荒草滩上，种上了200多亩甘蔗（这200多亩甘蔗地后来被乐东县利国糖厂评定为榨季甘蔗生产示范基地）。此外，还在沼泽地里修整出30多亩水田，种上了水稻，保障了全场员工的“饭碗”。
  至此，梅山五料场的发展已初具雏形，奠定了今后发展的根基。
  沙土地上“种”出的荣耀
  1973年初，生产组的员工在当时崖县外贸局陈罗英局长的亲自带领和指导下，经过反复试验，终于在贫瘠的沙土地上成功培育出了30亩出口早春西瓜（美国著名品种新红宝），上级特地给我们调来了两辆东风牌大卡车，将这些西瓜的样品送到海口植物检测部门检验，结果85％符合出口标准。这对当时的崖县，甚至整个海南、广东的经济作物培育技术而言，都是一项了不起的重大突破。
  为了总结经验，推广早春西瓜的种植技术，我和杜启栋、孙荣史、冯家良、孙家林等场友与陈罗英局长共同撰写了科研论文《优质高产的早春西瓜是怎样培育出来的》，刊登在《海南日报》上。文章发表后，立即在业界引起了轰动，因为早春西瓜出口在当时的广东省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此，海南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果菜科伍绍春科长、广东省外贸食品进出口公司果菜科梁荣侣科长亲自坐着小车来到我们梅山五料场实地考察，当他们品尝了早春西瓜后，禁不住连声称赞：“好瓜！好瓜！想不到在你们梅山如此贫瘠的沙土地上，竟能培育出如此优质、高端的西瓜！”
  听着客人由衷的称赞，想到自己能够为农场、为家乡的建设做出一些被人认可的成绩，我和当初一起参与建场的伙伴们，心里有说不出的骄傲和自豪。
  青春，在红色土地上激扬
  桂万忠／回乡知青／梅山公社梅西大队
  我的家乡梅山，是革命老区。在风雨如磐、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块红色的土地上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激情燃烧岁月里，这块传承着红色基因的土地，也成为我们回乡知青奉献青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
  人生新航程
  1972年，我高中毕业，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梅山公社梅西大队第五生产队。与当时家乡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我已做好了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老老实实做一名农民的思想准备。可是，命运却与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回到家乡的第八天，生产队桂队长便踏进了我的家门，满脸笑容地对我说：“小桂呀，你回来得非常及时。眼下生产队正缺一名会计和一名柴油机手，这两副担子就由你一人来挑。你有什么想法啊？”看着桂队长贮满信任和期待的眼神，我当即爽快地回答道：“我完全服从生产队的决定。”
  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我虽是刚刚毕业的高中生，可从未接触过财会工作，也从未把弄过柴油机。要想在短时间内学会其中一项已非易事，同时驾驭两项技能更是难上加难。但我深知这是生产队对自己的信任，也是考验自己、锻炼自己的一次好机会。因此，自接受桂队长的安排后，我就全身心投入到对财会业务和柴油机有关基础知识及专业技术的学习和钻研中去。由于当时农村的条件十分有限，像样的财务和柴油机方面的专业、技术书籍很不容易弄到，且因时间紧迫，工作繁忙，我只能边干边学，边学边干。
  1973年3月，生产队的三十多亩白皮冬瓜临近收获，亟须浇水。我受生产队指派，赶紧在靠近瓜田的水塘边安装柴油机，昼夜不停地抽水。眼看着冬瓜的长势一天比一天好，社员们都禁不住露出欣慰的笑容。可是，不知怎的，到了第四天，机器竟然出现故障，抽不了水了。全队社员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我更是焦虑万分，一个人围着机器团团转，从喷油嘴到气门，从活塞环到连杆瓦，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复数次，折腾了一天，还是没修好。
  直待夜幕降临，繁星满天，我才拖着又疲又乏的身子回到家中。此时的我已是饥肠辘辘，喉干舌燥，却茶饭不思，一门心思放在那台柴油机上。正所谓无巧不成书，这时只见我的老母亲一阵风似的从门外直奔伙房，兴冲冲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你的柴油机有救了！”我的心里正如一团乱麻，乍被母亲这么一“搅”，更是理不出头绪，赶紧让母亲坐下来，请她细说端详。原来我前些时候曾参加县里举办的农村柴油机手培训班，讲课的老师是华南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名叫苏善昌，他的妻子就是梅西村人，离我们的家不远。今晚苏老师正好携妻回丈母娘家。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自天而降的喜讯，一下子打开了我的胃口，我当即三下五除二，连干了几大碗饭，也顾不得满身油污和汗臭，拎上工具袋便赶往苏老师的丈母娘家。
  苏老师不愧为一名师德高尚、乐于助人的热心人，当他听了我这个昔日学员的诉求后，稍做收拾，就说了声：“走！”与我直奔抽水现场而去。当时已是晚上8点多钟，星月无言，万籁俱静，田野上笼罩着薄雾，大地仿如一张淡然的写意画。但是，我们两人此时无心欣赏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夜景，全部心思都投放到了这台抽水机上。经过我和苏老师近8个小时的反复检修、调试和磨合，这台“哑火”了一天一夜的抽水机，又发出了往常铿锵有力、振奋人心的轰鸣声。
  在那段日子里，田间地头固然常常出现我忙碌的身影，在生产队的财务管理上，也少不了我的招呼和打理。1974年6月的一天，生产队的晒场上堆满了等待分配的谷子、地瓜等农作物，晚上，生产队长突然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明天上午十点前梅山地区将有一场强风暴雨，命各生产队立即做好防风抗雨准备。队长第一时间将这一通知转告了我，要求我务必在明天上午九点前，把晒场上堆放的农作物及时、准确地分配到各家各户。
  情况紧急，事不宜迟。当晚，我忙了一个通宵，将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实物分配表制作完毕。拂晓前，我将这张关系到生产队几十户社员的切身利益的实物分配表，按时交到生产队实物保管员的手里。生产队终于赶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将堆放在晒场上的谷子、地瓜等农作物发放到社员们的手上。
  我将毕业回乡的几年时间，当作自己人生的新航程，把个人的理想和抱负与家乡的建设、社员的致富目标紧密结合，得到了组织的认可，也赢得了社员的好评。1974年7月1日，在党的生日这一天，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我才刚满二十二岁。
  会战三陵水库
  1975年底，我所在的生产队接到梅西村委会党支部下达的一个紧急任务：立即组织一支精干力量，参加三陵水库大会战。此时已临近春节，社员们已开始筹划“过年”大计。我以一名党员的身份，与生产队桂队长一起，立即动员生产队青壮劳力，成立了一支由孙有义、桂万仁、桂林等回乡知青为骨干的18人的青年突击队，奔赴三陵库区。
  三陵库区位于今崖州区的崇山峻岭之间，距梅西村约15公里。按上级规定的时间，突击队早上自梅西村出发，冒着冷露寒风，以一小时3公里的行军速度，于当天中午12点左右赶到三陵水库工地。在工地指挥部的统一安排下，突击队在一处山坡上自搭帐篷，安营扎寨。虽说三陵水库规模不大，可土方需求量并不小。工地指挥部分配给梅西突击队的任务是总土方量3600立方。按日填土方量60立方计，至少60天方能完成任务。这无疑是一块难啃的大骨头。
  为了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工地指挥部分配的任务，我主动协助桂队长对突击队做了具体分工：除留2名后勤人员外，打炮1人，铲土6人，推车4部共8人。其中推车组的劳动量最大。从装土点到填土点直线距离为150米，平均坡度35度。推车装土运下坡时，1人在车前掌握方向，1人在车后随时“刹车”控制速度，稍有不慎，便人仰车翻，甚至被推车撞伤。填完土后，空车上坡，前人拉，后人推，整个过程相当吃力。我主动担任第一推车手，坚持在前面带路。
  当时工地上有一句响亮的口号，叫“日干三刻，夜加一班”，即参与大会战的各支队伍，早上八时出工，下午六时收工，吃过晚饭后，还须重返工地干上一班。其劳动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突击队队员们始终斗志高昂，团结协作，在桂队长和我的带领下，苦战60天，超额完成了工地指挥部分配的土方量。
  为了表彰梅西青年突击队的优异表现，三陵水库指挥部特别授予我们一面织有“青年突击队”几个醒目大字的鲜红的锦旗。
  转战“光头岭”
  1979年初，经梅山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调时任梅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我担任梅山公社牛奶场第三任场长。
  牛奶场创办于1972年，坐落在“光头岭”脚下岭落水库的东南边。该场以养牛炼奶为主，乃当时崖县唯一集饲养、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牛奶场。然而，由于炼奶设备简陋，炼奶技术落后，加之经营不善，管理无方，牛奶场已濒临破产的边缘。诚然，此时履新的我，颇有些“受命于危难之中”的意味。因为这是一副并不轻松的担子。
  上任第二天，我早早吃完早餐后，便迫不及待地拎上军用水壶，独自一人深入牛奶场，实地巡视生产车间的炼奶加工设备以及场里的一些生产基地，并了解生产流程，然后冒着炎炎烈日，徒步踏遍了“光头岭”及周边的一些荒坡废田。当天晚上，我便主持召开了赴任后的第一次全场场员大会。会上，我深刻而全面地剖析了牛奶场的经营现状及其成因，指出牛奶场未来的发展方向，决定打破原来的生产模式，将经营重点从炼乳产业转变为大力发展畜牧业，同时因地制宜，种植经济作物，扩大经营范围，采取“多条腿”走路的方式，全面发展、壮大牛奶场的集体经济。这一系列大胆的举措得到了全体场员的认可和支持。
  在农场党支部的强力领导下，牛奶场首先在畜牧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之前，黄牛的饲养量只有一百多头，水牛的饲养量也仅有三十多头，自推行改革后，黄牛和水牛的饲养数量分别逐步增加到三百多头和四百多头，分别增加了两倍和十倍多。鉴于“波兰牛”只能挤奶，很难驯服为耕牛，且欧洲与海南的气候条件反差甚大，水土不服，繁殖缓慢，经场里同意，就按“菜牛”（宰了卖肉）处理。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黄牛、水牛长至成年后，负责畜牧业这一块的场员便将其分批驯服为耕牛，然后卖给当地的农民耕地耙田，也算是间接支持了一把“农业学大寨”。对于那些不适宜耕地或劳作的黄牛和水牛，待其出栏后便按时价卖给肉贩子。仅此两项，便为牛奶场赚取了相当可观的利润。与此同时，遵照我的整体部署，场里将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场员组织起来，成立一支青年拓荒队，充分发扬当年延安南泥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艰苦创业精神，在“光头岭”及其周边山脚下，打响了向荒山要地的第一枪。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硬仗！“光头岭”因常年干旱贫瘠，树木稀疏，荆棘丛生，土石裸露，远看形如一颗光秃的头颅而得名。当万里无云，烈日当空，整个工地处处蒸腾起层层热浪，烤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当乌云压顶，大雨倾盆，山坡上、山脚下，顿成水乡泽国，遍地泥泞，人走在路上，一脚深一脚浅，异常艰难。垦荒中，棘穿脚掌，虫叮皮肉，毒蛇侵扰，饥渴交迫，几乎成了青年垦荒队的“必答题”。然而，面对这一恶劣环境和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和拓荒队员们毫不畏怯，斗志愈坚，哪里有困难，就到哪里去，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冲。
  在一次平整坡地的战斗中，我在用钢钎撬一块大石头时，由于用力过猛，一块脱落下来的石头重重地砸到左脚掌上，顿时皮裂肉绽，鲜血直流。队员们见状，想从我的手中抢过钢钎，可我双手死死抓住钢钎，坚持把这块石头推到沟底下，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队员们见我失血太多，赶紧找来“飞机草”（一种天然止血草药）捣烂后，给我的伤口敷上并包扎好，然后硬把我架回场部。第二天，我的左脚面肿得如同一个大萝卜头，走路一瘸一拐的，但我实在放心不下工地。由于行走困难，我干脆叫人拉来一头黄牛，坚持每天骑在牛背上到工地一线指挥战斗。
  1980年3月的一天晚上，天气异常闷热。刚躺到床上的我忽感不适，浑身疲软，第二天早上本打算回家看病，却想到此时的工地上，垦荒队员们正干得热火朝天，自己身为场长怎能“临阵脱逃”？便硬撑着身子走上工地。当晚的深夜三点多钟，我忽感腹痛难忍，呻吟不止，惊醒了同室工友老孙。老孙一看情况不妙，赶忙找来牛车，连夜把我送到当地孙令昭医生的诊所。经检查，我患的是“急性黄疸型肝炎”，经十多天的治疗才好转。医生建议我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可此时的我哪有心思躺着，带着医生开出的药瓶子就又重返“光头岭”。
  经过一百多天的苦战，垦荒队员们战胜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一锄一镐、一寸一尺，在荒芜凄凉的“光头岭”及其周边坡地上，硬生生地开垦出了三百多亩土地。在如何利用这三百多亩土地的问题上，我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场员们的意见，再结合梅山公社和牛奶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大面积种植“国际西瓜”“小核西瓜”，小面积种植甘蔗、番薯、花生、芭蕉、蔬菜等短期经济作物的发展构想。此外，我还和场员们一起在靠近山脚的坡地上因地制宜建起了猪圈、羊圈，饲养肉猪和黑山羊；还动员几个从渔村来的知青，回家拿来生产队淘汰了的废旧渔网和渔具，将其修补停当，待汛期、雨季到来时，便拿到附近的岭落水库捕鱼捞虾，改善场员伙食。
  信心的铧犁耕耘出肥沃的土地，希冀的汗水结下了丰硕的成果。三年间，牛奶场除了黄牛、水牛的保有量只增不减外，还先后饲养了三十多头猪、五百多只羊；在开垦的土地上先后收获了好几批西瓜和各种经济作物。而最令场员们开心的是，自实施“统筹兼顾，全面发展”的思路以后，大家常常能吃到自己种植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喝上自己烹饪的新鲜可口的鱼汤，吃上自己屠宰的猪肉、羊肉和牛肉。
  知青兄长
  牛奶场不仅是梅山公社属下的一个集体单位，同时也是当时崖县上山下乡知青的定点农场之一。先后共接受了本地知青8名（6男2女），城镇知青5名（3男2女）。
  这些刚出校门，奔向广阔天地的年轻人，犹如刚刚从母亲的怀抱里飞向天空的小鸟，羽翼未丰，阅历尚浅，加之生活环境反差较大，劳动生产相当艰苦，身体和心理等方面往往吃不消。身为场长的我，在统率全局的同时，也像一位慈爱的兄长般，不忘对这些年轻人投予关爱的眼光，让知青们时时感受到农场大家庭的温暖。
  在一次拓荒中，几位老场员“捣毁”了几个斑鸠窝，逮到了七八只斑鸠和几窝斑鸠蛋。我闻讯后，立即令这几位老场员将这些“战利品”悉数归公，然后亲自下厨，将这些“山珍野味”弄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给知青们改善生活，滋补身子。
  随着形势的变化，1980年前后，大部分知青陆续离开了牛奶场，其中自城镇来的3男2女5位知青，3人返回县城，1人推荐上大学，只剩下名叫杨阿柳的女知青独自一人留在场里。其时，杨阿柳的那份失落感、孤独感是不言而喻的。一天午饭后，我特意把杨阿柳留下来，以一个大哥哥的身份，与她做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我对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国家刚刚推行改革开放，就业压力相当大，目前仍有相当一部分知青，继续奋战在各自的岗位上。不少知青返城后，也未能找到工作。鼓励她要相信政府、相信自己，继续安心在牛奶场工作、生活。如有回城工作的机会，牛奶场一定关照她。
  我的这一番肺腑之言，显然打动了杨阿柳那颗紧锁的心。自此，人们从杨阿柳的脸上又看到了她往日的神采。不久，杨阿柳被组织分配到崖县人民医院当护工。至此，牛奶场也结束了作为县里指定的知青安置点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