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从小渔村到牛奶场
  1976年12月上旬，海风劲吹，寒气逼人。这天上午9时，我和同村知青桂万辉坐上了崖县（今三亚市）梅山公社派来接我们的牛车。本来公社有专门接送知青的拖拉机，但由于我俩家住梅山偏僻的人称“角头”的小渔村，自“角头”去梅山公社牛奶场的路，有相当长一段碎石遍布，路面狭窄，崎岖不平，拖拉机不便行驶，公社只好叫牛奶场派牛车接人。牛车主人叫“阿老爹”，年近花甲，满脸皱纹，皮肤黝黑，憨厚朴实，嘴角常含微笑，是一位“资深场员”、地道的为农之人。牛车与其主人一样，也已有一把年纪，拉着我俩和一些简单的行李，缓慢而有节奏地向牛奶场方向“咿咿呀呀”而去。
  我和桂万辉都是渔民的儿子，在渔村长大，非农业户口，按当时的知青政策，也属“接受再教育”对象。因此，我俩高中毕业后便报名“上山下乡”，被分配在梅山公社牛奶场，成为浩浩荡荡的知青大军中的一员。寒风似乎愈刮愈猛，我俩蜷缩在“八面来风”的牛车上，冻得直打哆嗦。路是沙土路，车是旧牛车，在沙尘中一路摇摇晃晃、颠颠簸簸，直到中午12时许，我俩才被“拖”到牛奶场场部，跟先行到达的8位同村乡友、5位县城知青汇合。大家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又是嘘寒问暖，又是帮忙拎行李，特别是来自县城的知青，虽素未谋面，却一见如故。这让乍别家人，且一路上饱尝寒冷劳顿之苦的我，心中不由涌起丝丝暖意。
  梅山公社牛奶场以养牛、炼牛奶为主业，时有黄牛120多头、水牛30多头、波兰奶牛13头，并兼营多种农业，耕种水稻20多亩、甘蔗50多亩、花生10多亩。场部坐落在光头岭下的岭落水库东南边，正中有一栋简陋的200平方米的低矮砖瓦房，一排隔开小房间12间，知青们就被安排住在这些小房间里。不远处一间约30平方米的砖瓦房，是牛奶场的炼奶车间，其对面有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厨房，全场几十号人就在这里开伙。当晚，为了欢迎我们这10多位知青的到来，场部特意宰了一头摔伤的小黄牛。这顿不同寻常的饭，于我、于我们知青无疑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它至少“昭示”着从今日开始，我们便正式成为梅山公社牛奶场的一员。
  跟阿老爹学农活
  牛奶场处于山旮旯，正值寒潮南下，在屋里犹须捂着大衣，出门更冷得上下牙直打颤。出于关心和爱护，场长林元贵特地来到我们住处对我们说：“这几天天气实在太冷了，大家就先不要急着下地，可在场内外转转，适应适应一下环境再说。”话音刚落，大家七嘴八舌嚷开了：“林场长，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是来享清福的。”“既然是上山下乡，就是要在广阔天地中锻炼、吃苦。”“林场长，快给我们下达任务吧！”大家高昂的斗志、坚定的决心，感动了林场长，最终他给我们布置了工作：男的学犁田耙地，女的做其他杂工。第一次从林场长那里领到任务，大家兴高采烈、信心满满地分头准备去了。
  对初学者来说，犁地耙地大有讲究，既耗体力又费心力。犁地时，牛在前面走，人扶犁在后头跟，这时一手攥牛绳、执牛鞭，另一手扶犁把，要顾及犁沟是否成直线、深浅是否适度、间距是否一致。功夫学到家了，犁开的泥土层层翻盖，连成一片片，才让人看了顺眼。耙地同样也不简单，不同的田地及用途，就有不同的耙法。比如有待插秧的水田，铁耙耙过三四轮后，要形成整块水平面，田间泥浆均匀松软，这时才可以插秧，否则就是不合格。
  教我们犁地耙地的是林关楠、陈求辉和阿老爹等牛奶场老场员。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新鲜、好玩，干得很起劲，我还一边学着阿老爹的样子犁地，一边愉快地哼着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然而，犁过几个来回后，我便累得气喘吁吁。阿老爹虽说个头不大，年纪不小，但精力旺盛，劲头十足。他见我一脸痛苦，要打退堂鼓的模样，便让我先歇一歇，并递上军用水壶让我喝口水。接着，他扶犁示范犁地的姿势、动作，一遍又遍，不厌其烦，我跟随观摩体会。虽说我是在渔村长大的渔民的儿子，但由于上学后长期脱离体力劳动，加上家人过分的宠爱，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惯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看着阿老爹们在阳光下、田野间不知疲倦、默默劳作的老黄牛一样的身影，我内心深处泛起阵阵惭愧和羞赧，暗自下定决心，在牛奶场“插队”期间，一定好好向阿老爹们学习，决不辜负他们以及我们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厚望和期许，在牛奶场这片“广阔天地”干出点名堂来！
  半个多月后，经过阿老爹们手把手地悉心调教和我们的不畏艰苦、顽强坚持，我和知青伙伴们基本掌握了犁田耙地的农活，有信心与牛奶场其他场员一道，扛起1977年的早造备耕重担。
  风雨之夜赶水牛
  梅山一带是当时崖县出了名的干旱少雨地区之一。然而，老天爷偶尔也会“龙颜”震怒，大发淫威。一天傍晚，光头岭东边天际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接着传来了几声闷雷，顷刻间，倾盆大雨便劈头盖脸自天而降。才两三个小时，光头岭方圆十几里便成了水乡泽国。并且，狂风好似有无数台鼓风机在吹，愈刮愈凄厉；暴雨也如同破了天似的，愈下愈凶猛。
  在海边长大的我，从未见到过如此可怖的雨势，吓得躲在被窝里，紧紧缩成一团。大约深夜3点多钟，场部忽然响起一阵急促而清脆的敲门声，原来是住在距场部几公里的岭岗牛栏放养水牛的阿老爹，冒着狂风暴雨跑来场部报告：岭岗上的牛栏已被狂风掀倒了，关在牛栏里的30多头水牛正四处乱窜，请求场部给予紧急援助。林元贵场长火速召集全体员工，动员道：“这几十头水牛都已成年，正是派上用场的时候，决不能让它们走失。而且，梅东大队两千多亩水田秧苗正绿，长势旺盛……水牛最喜欢吃秧苗嘞！”林场长部署“战斗行动”：“女的留场部守护，男的全部上岭岗阻击逃窜的水牛。”
  我们20多名男员工立马穿上雨衣，拿着手电筒，提着木棍，在阿老爹的带领下，踏着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泥泞小路直奔岭岗而去。此时，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震耳欲聋的雷声仿佛就在头上炸响，火光似的闪电不时划破夜空。由于雨水已经冲垮了不少路段，行进中多人不时被绊倒，甚至双脚陷进泥沼里。但大家毫不畏惧，斗志高涨，相互鼓励，快速赶路。经过约40分钟的急行军，我们20多名“援军”终于赶到岭岗牛栏现场。留守岭岗牛栏的叶波、桂万辉、陈垂仁等3位知青见“大部队”赶到后，异常激动，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来得太及时了！如果再晚到几分钟，我们就顶不住了！”在他们仨的指挥下，我们一边往牛栏里驱赶乱窜的水牛，一边将手电筒齐刷刷地射向牛群，并一步步地自外往里朝牛群逼过去。30多头水牛何曾见过如此阵势，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服服帖帖地被我们赶回了牛栏。我们马不停蹄，身不解甲，立即动手修补破损的牛栏，把牛栏大门紧紧拴上。这时风停雨住，东方天边现出了鱼肚白。
  我们站在岭岗上，看着30多头水牛一头不少地关在牛栏里，周围水田里一片片秧苗完好无损，长势喜人，在曙色中迎风摇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大山深处寻母牛“胖姐”
  到牛奶场近半年后，场里重新成立岭岗牛栏小组，由老场员陈求辉当组长，我和桂万辉、黄建忠3位来自渔村的知青当组员。岭岗牛栏所建的一间约10平方米的茅草房，便是我们牛栏小组的宿舍。宿舍内置两张木床，床上的铺板是用一枝枝的小木棍铺在横木上绑成的，人睡在上面凹凸不平，很不舒服，但在那个年头那种环境能睡上这样的床铺，我们也甚为知足。
  早稻已经收割完毕，田里只剩下大片半截稻草。我们小组的工作是，上午8点多钟将黄牛从岭岗牛栏赶下田吃稻草，下午5点左右又将黄牛赶回牛栏。黄牛吃草的时候比较老实，不耍脾气，也不胡闯乱窜。因此，我们把牛赶到田野后，就比较轻松、自由，可以在树荫下看书，也可以在沙土里挖坡马……美中不足的是，放牛的生活比较单调、寂寞，尤其到了晚上，方圆数里漆黑一片，看不到任何灯光烟火，周围的群山犹如一圈圈巨大的城墙，将岭岗上孤零零的茅草房与外界断然隔阻，让人闷得透不过气来。
  转眼又到晚造耕种时节。与牛奶场毗邻的梅东村社员们，在田洋里犁田的犁田、耙地的耙地、拔苗的拔苗、插秧的插秧，汇成了一幅幅生机勃勃、美轮美奂的“农耕图”。组长陈求辉让我们将黄牛赶上山放养，并把我们分为两个小组，白天黑夜轮流守住各个路口，以防黄牛跑下山来偷吃或踩踏农田里的秧苗。在我们的“严防死守”下，每天傍晚6点左右，大部分的黄牛都乖乖地回归自己的“老窝”——牛栏。
  然而，“家贼难防”。有一天，一头绰号“胖姐”的母牛的“不法”行为引起了我们的警觉。这家伙多次趁着我们不注意的当口，擅自窜下田洋意欲偷吃秧苗。尤为可恶的是，“胖姐”不但自己“作奸”，而且常常“撺掇”、带领十几头牛与它一起“犯科”。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找来一个大铃铛，牢牢地系在“胖姐”颈下。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铃声的距离和位置，对“胖姐”的动向及时做出判断，并采取果断措施。果然，自从给“胖姐”系上铃铛后，“胖姐”的“非分之念”和“不法行为”便得到有效的遏制，在插上秧苗的田野上，已见不到“胖姐”及其同伙的踪迹。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一天，陈求辉组长急切地把我和桂万辉、黄建忠3个人召到一起，一脸焦虑地说：“从昨晚到今天上午，一直没见‘胖姐’和它的几个‘同党’，连铃声也听不到。从种种迹象分析，估计‘胖姐’它们很有可能已经到了青岭那边一个叫塘阳的地方吃草去了。如果‘胖姐’真的走失了，那咱们岭岗牛栏小组的责任可就大了。”我的心不禁“咯噔”了一下：是啊，场领导派我们到岭岗牛栏，就是放牛管牛来的，如果这些牛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丢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场部和场领导呢！“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我焦急地问。陈组长看了看我，随即做出安排。他指定我和桂万辉、黄建忠成立一个临时小组，由我担任小组长，负责寻找“胖姐”及其同伙。
  塘阳距岭岗牛栏10多公里，位于青岭半山腰的一个山坳里。那里山深林密，人迹罕至，杂草丰茂，蛇兽出没。在放牛的空闲时间，我曾与陈组长到那里打过猎，对那一带比较熟悉。临行前，陈组长还特别嘱咐我们：“胖姐”虽然刁蛮，但它却是咱整个岭岗牛栏的宝贝，千万不可伤害它。这话一点不假。“胖姐”不但身材高大，肌腱发达，而且皮毛光亮，奶水充足，每胎生产的牛崽都足斤足两、健康活泼、人见人爱，不说在我们岭岗，就是在整个梅山地区，“胖姐”也堪称当之无愧的母牛中的“大姐大”。我当即代表三人临时小组向陈求辉组长承诺：找不到“胖姐”，决不收兵！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仨吃完早餐，各自带上一壶开水、一些干粮，迎着旭日，踏上了寻找“胖姐”的艰难行程。从岭岗到塘阳，一路上荒草没膝，荆棘挡道，我们只能一边以手开路，一边小心行走，还要时时竖起耳朵追寻“胖姐”的铃声。来到塘阳地界时，已是中午时分，3个人又渴又困，正想找个地方歇一歇，恰好前方不远处有一棵高大的榕树，3个人便走过去。坐下来喘口气间，我们本能地抬头仰望，猛见头顶上一条碗口粗的蟒蛇正吐着长长的信子向我们窜下来，吓得我们脸如土色，火速拔腿逃命。跑着跑着，遇上一位樵夫，在这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深山老林，见着砍柴的山民多少有些快慰，于是向樵夫打探“胖姐”的消息。樵夫打量了我们一下，认真地说：“不错，我昨天下午确实听到一阵铃声向西北方向传去，你们沿着我身后的这条小路向西北方向寻找，兴许能赶上牛群。”这个消息简直让我们乐坏了。我们谢过樵夫，顾不得饥渴疲劳，就又朝着樵夫指引的方向一路寻去。
  时间一分分过去，体力一点点消耗。也不知爬过了多少座山坡，蹚过了多少条小溪，身上的伤痕划开了一道又一道，脚板的血泡磨破了一个又一个，但我们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相互搀扶，相互鼓励，一步步地向着西北方向搜寻。傍晚时分，下了一个小山坡，3个人已是饥肠辘辘，喉咙冒烟，身疲力竭，气喘吁吁。山里冷风飕飕，寒气彻骨。早上出门时，我们只穿着薄薄的单衣，这时直冻得我们瑟瑟发抖，浑身发紫。年龄比我稍小的桂万辉和黄建忠竟吓得哭了起来。身为小组长的我，只得强打起精神，硬撑着鼓励他俩：“坚强些，这些苦算什么？若与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难困苦比起来，根本算不了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平地，估计附近一定有人家，到那时，我们就有救了。”我的这些话语，极大地鼓舞了他俩。3个人各找一根木棍当拐杖，借着淡淡的夜色又继续上路。约走了几百米，忽见前方晃着一点火光，心头禁不住一阵狂喜，我脱口喊了声：“看，火光！”便三步并做两步向火光走去。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间普通的茅草屋，火光正是从屋里发出的。我来到门前轻轻叩了叩门，一会儿门轻轻地打开了。借着微弱的灯光，我这才看清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对60多岁的银发夫妇。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二位老人连忙扶我们进屋里坐。得知我们的情况后，阿公先自一怔，审视了我们一会儿后，面带愠色地斥责道：“你们这几个孩子是怎么看牛的？昨天夜里，的确有一头又肥又壮的带着铃铛的母牛，领着一群黄牛跑到我们家的园子里，偷吃了一亩多的地瓜叶，还踩烂了两亩多的扁豆苗。幸亏我们及时发现，要不就惨了！这真是一群‘无鼻牛’呀！”听了阿公的一番讲述，我们的脸不由阵阵发热，像做错了事的孩子般低下了头，连声向阿公赔不是，但因听到“胖姐”的明确的下落，心里反倒有了几分踏实感。
  说话间，阿婆端上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地瓜粥，边招呼我们边带歉意地说：“孩子们，山里也没什么好吃的，这地瓜叶和扁豆酱送稀饭，你们就趁热吃吧。”这个时候，我们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经阿婆这么一说，也不客气，狼吞虎咽，每人都连吃了几碗稀饭。这时阿公早已“宽恕”了我们，给我们端来了一盆炭火，并翻出了几件用麻袋缝制的“冬衣”给我们披上。老少5人便一边烤火，一边拉话。交谈中，我们得知，二位老人系乐东县九所村人，没有儿女，10多年前便受生产队的安排，住在这里看园。这一带就叫红五岭，位于乐东县的东北端，离牛奶场约50里，是乐东县和崖县的交界处。好家伙！原来我们早上从岭岗出发，走到现在竟然走了50多里地，而且是从崖县的西端走到了乐东县的北端！
  当晚，在阿公阿婆的盛情挽留下，我们仨忐忑不安地借宿茅草屋。翌日，天刚放亮，我们便收拾停当，正要辞别时，只见阿婆从鸡窝里抓了一只老母鸡杀了，说是要为我们饯行。我们执意推辞，阿公摆摆手说道：“深山难来客，相逢即是缘。你们就不必客气了！孩子们，以后你们如果还记得我们两个老家伙，就多多来这间破草屋歇歇脚吧！”老人的善良、厚道、质朴、好客，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说心里话，我们是多么愿意多陪一陪老人，多与老人拉拉家常啊！但是，寻找“胖姐”的我们心急如焚，不得不与老人告别，与那间虽普通简陋却给予我们温暖的茅草屋告别。
  也许是“心有灵犀”，也许是运气“作美”，离开红五岭后，我们坚信“胖姐”们这个时候一定会返回塘阳。依照老人的指向，我们抄近路直奔塘阳而去。果然，刚踏入塘阳地界便听到了“胖姐”清脆悦耳的铃铛声。我们喜出望外，快步向着铃声传来的方向跑去，生怕这熟悉而亲切的铃铛声，再次从我们的听觉中消失。令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胖姐”和它的一帮“同党”见到我们，竟然不耍“牛脾气”，一个个耷拉着脑袋，似乎意识到自己“闯祸”了，乖乖地跟着我们返回岭岗。至此，寻找“胖姐”的艰巨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仨也因“不辱使命”而“如愿以偿”地卸下了两天来一直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
  1979年秋，我考上了崖县师范学校，从此告别了让我历练摔打的牛奶场，告别了父兄般关爱教诲我的阿老爹们，告别了同甘共苦亲如兄弟的知青战友。诚然，3年，不过人生长河中的几朵浪花，然而，在牛奶场的3年知青生活，却给予我许多许多：对大地母亲深沉的爱；面对困难敢于担当，永不退却的意志品质；长怀一颗对农村、对农民、对艰苦生活的感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