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0年4月10日，我父母带着家人从广东潮安县，来到崖县育才公社插队落户，被安置到新村大队那贡二队。那时我初中肄业刚13岁，弟弟8岁，妹妹6岁。我的姐姐大我几岁，已在老家上山下乡两年多，哥哥1969年上山下乡到海南岛琼海县某农场。我们到了育才公社后，姐姐、哥哥申请过来投亲，也被安置到新村大队，全家人就在这里相聚了。
  刚到那贡二队时，生产队的村民帮我们盖好了茅草房。这茅草房虽比我们老家的房子差了很多，但全家人能够在一起，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也算很不错了。当时安置在育才公社的潮安知青及城镇居民，约有80多人。这样，我们这一家子，也成为海南人民的一分子，海南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在这地广人稀的地方，周围群众十分淳朴，我们潮汕人又有吃苦耐劳的传统，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我们在这里落户后，我就不再读书，参加了队里的农业生产劳动，在生产队黎胞社员的帮助指导下，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如积肥、插秧、中耕、收割、扬稻谷、筛米、开荒、砍柴，以及种植地瓜、“山兰”、木薯，还参加过当时的汤他、岭曲等水利工程大会战。
  由于我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不怕吃苦，各种农活都抢着干，社员们一致给予我好评，我也得到大队和公社领导的重视。我1971年加入共青团组织，还出席过妇女代表大会、共青团代表大会、知青积代会，被选为不脱产的县妇联常委，曾经被树立为妇联标兵。
  1975年4月，县里抽调我参加第三期路教工作，作为干部苗子来培养。我被分在田独工作队大茅工作组，驻点在太葵村，住在林旺小学校长李朝兴家里。由于我熟悉农村工作，表现比较积极，因此三期路教工作结束后，我被确定留队，参加第四期路教工作，这次是分在林旺工作队。两次参加农村路教工作，我都积极努力，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学到了不少知识，积累了工作经验，有很大的收获。
  当时驻点在太葵村时，我认识了从部队回太葵村探亲的黎族青年符永珍。他长得一表人才，当时在通什附近的某团四连当兵，表现很不错，曾经得过四次嘉奖。我们认识后相处了一段时间，渐渐地互相有了好感。1976年3月他退伍回家乡，田独公社党委将他作为基层干部苗子培养，同年参加了路教工作，分在林旺工作队。在此期间，我们加深相互了解，增进了感情，确定了双方关系。他于1978年初担任大茅大队民兵营长，我们也在同年结了婚。自此，我就成了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知青。
  我的丈夫一直担任基层（先是大茅大队，后改称大茅乡、大茅村）主要领导，他依靠群众、积极工作、殚精竭虑、任劳任怨，为改变当地农村面貌尽了自己绵薄之力。我与他结婚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尽力支持他的工作，在此期间加入了党组织，担任过妇女队长等职务。我们先后养育了三个女孩、一个男孩。
  1976—1978年间，崖县很多单位大量招工，绝大多数知青都安排了工作，而我因结婚生子不符合招工条件。1978年有政策规定，知青只要在原籍有单位接收，在农村落户的都可以返回原籍。我父母在那时带着哥哥和弟妹返回潮安县，顺便将我的户口一并迁移回去。他们多次劝说我也一起回去，说是本人不回去，便不能登记入户口。当时我想，返回潮安当然不错，但我的家庭怎么办？我的丈夫和儿女怎么办？回去后没有工作又怎么养家？所以，为了家庭，我放弃了回城的机会。
  1985年，黄文忠县长来大茅村调研，我要求政府照顾安排一份工作，但黄县长给我做了分析，说安排一份工作没有问题，可是一般工作每月只有几十块钱工资，又如何养家养小孩？还不如夫妻俩在农村，既有粮食收获，又有自留地种植一些农作物和瓜果，每年总收入比领一份工资还要多。我当时一想，觉得有道理，也就认了。打那以后，我不再要求安排工作，夫妻俩同心同德，努力创造幸福生活。
  这些年来，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在1997年就建起了近100平方米混凝土平顶房，2016年又加盖了一层，还在房屋四周种了不少果树，改善了生活及居住环境。我们还办起了小型经济合作社，开垦了20多亩荒地，种植了几百株菠萝蜜树、槟榔树，建起了几间猪舍养猪，每年都有一笔稳定收入。过正常生活，本来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我年轻时透支了健康，现在积劳成疾，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后来又患上了糖尿病，要经常服药，每年的医疗及药品费用，是个不轻的经济负担。
  今天，当我回忆起往事，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有某些失落，但更多的是收获。因为我有一段难忘的知青经历，有相濡以沫的丈夫，有一个温馨的家庭，我感到很宽慰。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努力奋斗了，真心付出了，也有所得了，所以我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