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5年春节，是我上山下乡到育才公社农场后的第一个春节。农场领导为了照顾我们这些小知青，在春节来临之际，特意给我们放了几天假，让我们回三亚与家人一起过个团圆年。这下可把我们这些小知青给乐坏了，大家赶紧收拾行李，整理行装，赶往育才公社汽车站，搭乘当天最后一班返回三亚的公共客车。当我们回到家里时，家家户户正忙着张罗“年夜饭”。
  第二天一大早，我照例打开放置床头旁的衣物箱子。每年吃过年夜饭，放过鞭炮后，妈妈总要把我的新衣服放进我的衣物箱子，10多年来从未耽搁。我正在翻着箱子，忽然感觉箱子底部闪出一道光亮，定睛一看，是一块亮晶晶光灿灿的上海手表！我欣喜若狂地捧起手表，上扭扭下扭扭，左听听右听听，正面看看，反面看看，好不容易待心情平静下来后，才小心翼翼地把手表放在枕头上，接着再往箱里翻，两件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的确良”衬衫赫然呈现在眼前，这可是当时最流行最时尚的衬衫，我自然是禁不住的又一阵狂喜。看看时候不早，我赶紧穿上新衣，带上手表，按惯例来到爸爸妈妈房间，给他们拜年、请安。妈妈看着我乐不可支的样子，平静地说：“孩子，你已经走向社会了，有了手表后要懂得按时作息，准时出工。那两件‘的确良’劳动时就不要穿，节假日才穿。年轻人嘛，要学会打扮自己。”
  假期很快便结束了。我和几个知青小伙伴又踏上返回农场的路程。这回，我被安排到菜园种菜。因为要整天忙于施肥、浇水、培土、护苗，手脚和身上总少不了又是水又是土的，所以，“的确良”我是舍不得穿着去劳动的。但是，那只上海手表我还是每天都戴在腕上。一则因为从见到它的那一刻开始，就打心眼里喜欢它，离不开它；二则因为它不仅让我准确掌握出勤时间，而且也为我合理分配时间提供“科学”依据。即或如此，我还是时时注意，处处小心，生怕在菜园子施肥、浇水时，把手表弄脏。
  元宵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农场照例放假。这天早早地我就起床，一番洗漱停当，便戴上手表，穿上“的确良”，跟几个小知青一起到附近的育才公社去逛商店。在劳动艰苦、生活单调的知青年代，每逢节日假期，我们都倍加珍惜，尽情享受。当我们哼着小曲走出场部，拐进一条偏僻的山路时，正巧遇上育才公社负责知青事务的干部符叔。我们几个小知青赶紧恭恭敬敬、高高兴兴地叫了声“符叔好！”不料符叔不但没有回礼，反而一脸凝重，用审视的目光直瞪着我们，然后用严厉的口气对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来这里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就要跟贫下中农同甘共苦、同心同德。你们倒好，戴着上海手表，穿着这么时髦的衣服去公社逛商店，好像是到这里享清福来的，你让这里的群众怎么看你们呢？”说到这里，符叔顿了顿又继续说：“你们不但要做到在生产劳动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更重要的是，要从思想上行动上真正与贫下中农相结合，要彻底扫清你们思想深处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要让这里的干部和群众对你们的言行举止、穿戴打扮留下不好的印象，从而影响你们今后的出路。你们现在就回场里去把手表解了，把衣物换了再上街吧。”
  符叔的“官”不大，却是“管”知青的头儿。我们纵然有天大的委屈，也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折返农场。回到宿舍，我独自一人坐在床前反复思量着符叔的话，越想越迷茫。妈妈说：手表是用来看时间的，年轻人要学会打扮自己。这没有错啊。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不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美好吗？但符叔的话似乎也不无道理：我们这样的穿戴打扮，在农民群众看来是与他们格格不入的，是难以接受的，这会拉大了我们与贫下中农的距离。再想想符叔语重心长的嘱咐：不要让干部和群众的看法影响你们今后的出路。是啊，我们将来能不能回城，还得看这里的领导和贫下中农给我们作出什么样的评语呢！若贪图一时的“色水”（海南方言，打扮光鲜的意思），而误了自己的大好前程，那可太不值得了。想到这里，我只好“忍痛割爱”，解下手表，连同那件“的确良”一起，放回到我的箱子里，并上了锁。
  从这一天起，直到我1976年底回城，这只亮晶晶、光灿灿，让我爱不释手的上海手表，再无机会在公众面前露过“真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