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们农场全称为崖县羊栏公社热带经济作物农场。位于羊栏公社水蛟大队与桶井大队之间一处开阔的坡地，在当时是三亚港务局知青安置点。1974年8月至1976年1 1月，我作为三亚港务局职工子弟，在这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知青时光。
  副业队
  经济场有老场员10多人，我们知青是新场员。经济场主要种植和经营芒果、胡椒、甘蔗、西瓜等热带经济作物，同时也种植少量水稻。此外，场里还饲养相当数量的猪、羊、牛等家畜，种植规模不小的菜园子，其中70％供给场里的知青和场工，30％挑到市面售卖。应该说，相对其他知青点而言，我们经济场还是比较“富裕”的。
  但是，我们场的吕场长并不满足于现状。别看他是土生土长的当地干部，却是崖县中学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头脑相当精明，颇具经济眼光。他盘算着在年底“农闲”时节，组建一支副业队到外面去揽“工程”，打杂工，赚外快，充盈农场的钱袋子，同时也补贴知青、场工的生活。这在当时“农业学大寨”的大背景下，无疑是一个相当大胆的举动。
  果然，吕场长的想法受到了驻场工作队曹同志的坚决反对。曹同志认为农场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困难，组建副业队是以副业压主业，与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大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吕场长也不让步，他认为目前农场的生产状况只可以说是基本解决温饱，远谈不上“丰衣足食”，一旦遇上天灾人祸，还是得向政府伸手。吕场长还以当时影响全国的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一事为例，强调我们绝不能让这种事在农场发生。而且副业队只是在农闲时节临时外出打工，每一次不过十天半个月，全年拢共也只是两三个月，对农场的生产计划并不会有什么影响。在吕场长有理有节的说服下，工作队最后同意吕场长组建副业队的想法。
  得到工作队的同意后，吕场长便着手挑选副业队队员。因为副业队可以暂时离开农场，相对自由一些，而且，如果联系到回城打工，还可以抽空回家与家人团聚，所以很多人都前来报名。但吕场长自有主张，他明白副业队的劳动强度并不比场里的活轻松，因此，他专挑那些身强力壮、机灵敏捷的知青（其中也有少量女知青），组成了一支20多人的副业队。我当时在场里的知青中，算得上是身体较棒的一个，自然被吕场长选中。
  副业队的“工程”主要分四大块：一是到附近的山林中，砍烧灰柴卖给烧灰厂；二是前往离场部3公里处的妙林河捞河沙；三是回城里港务局码头当装卸工，主要搬运水泥、粮食和盐包；四是进山砍木材卖给盖房子的工程队。外出打工期间，副业队人人都“包产到户”，即完成场里分配给我们的任务可计10分工，待年终分配的时候，才根据各人全年收支状况统一进行“分红”。
  在四大块中，砍烧灰柴、捞河沙、回城里码头当装卸工，样样都是体力活，但经济效益并不大。因此，副业队的主要任务还是进山砍木料，因为木料可以卖得好价钱。
  距经济场七八公里有个南岛农场，该农场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山中的树木非常茂密，我们砍木材的地点就选择在南岛农场附近的一座山里。每次进山砍伐大约两个星期左右，为加速工程进度，提高劳动效率，副业队每次都要“安营扎寨”，宿营地就安排在南岛农场某连部附近。副业队分为砍伐和后勤两个组，砍伐组负责进山砍伐木材，后勤组负责烧水、做饭。因为砍伐的木材主要做房梁，所以要求非常严格，每根木料的尾径不小于10厘米，长度不短于4米。如此规格的木材在低海拔林带是较稀少的，因此，我们必须用山钩刀劈开一条三十多米长的小道，进入到树干较大的林带去砍伐。吕场长给我们砍伐组的任务是每人每天两根合格的木材，为让大家能有充足的体力干活，还给我们每人每天补贴5毛钱当伙食。当木材砍好后，我们便一根根将其扛下山来，集中堆放在山脚出口处，由场里联系买家来拉走。
  副业队每次进山，除去开辟山路所花时间（约两天），实际砍伐时间10天左右，按每日两根计，每人约砍20根木料，按一根木料4.5元计，每人约挣100元，即砍伐组（约20人）每次进山砍伐可挣2000元左右。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笔相当“丰厚”的“利润”。
  当大多数知青点都在重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古老故事”时，我们经济场副业队却以其灵活、精明、坚韧，书写其与众不同的“精彩”！
  偷番薯事件
  1975年下半年的一天晚上，我和几个知青正在农场宿舍里围着昏暗的煤油灯“学古仔”（三亚方言，意即讲故事），忽然宿舍门口响起“砰砰砰”的敲门声，我开门一看，原来是离我们场几公里外的崖县知青场的几位知青。因为都是老熟人，又同是知青，大家也不客气，招呼坐下后，便拉起了家常。一会儿，来客中忽然有人发话说，听说你们这里番薯非常多，我们的肚子都饿了，能否带我们去挖一些番薯来吃。
  “好啊，原来你们是跑到我们这里来混吃的呀！”听客人这么一说，身为“东道主”的我一边笑说着一边站了起来，带着几分豪爽的口气说：“想吃番薯是吧，那不早说，跟我来就是了！”说着，转身从床底下拉出一把锄头，手一招便带着几个知青场来的客人趁着夜色直奔番薯地而去。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左右，番薯地里漆黑一片，我借着淡淡的月光举起锄头，对着一垄茂盛的番薯叶挖下去，接着用力一拉，一下子带出了一长串二三个指头大的番薯，把客人乐得合不拢嘴，当即围了上来，每人抓几个就往裤兜里揣。看着客人高兴的样子，我也来了劲，连着挖了几把，直到客人把两边裤兜塞满，才把他们送走。
  没想到这事在第二天就传到了港务局驻场工作队王运壮队长的耳朵里，说是我昨晚带着几个身份不明的“外地人”到农场番薯地里偷番薯。在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竟干出这种事，那还得了！王队长当即让人把我叫去，严厉地责问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回事。当他详细地了解事情的真相后，心情才渐渐平复下来。王队长严肃地批评了我无组织无纪律的鲁莽行为和所谓的江湖义气，诫勉我务必认真吸取教训，深刻检讨自己，加强思想改造，不可再犯类似的错误。
  鉴于此事已在场内外传开，在一定程度上已给农场造成了负面影响，王运壮队长在结束与我的约谈后，又匆匆赶往羊栏公社，找到公社兼管知青工作的周主任，向周主任具体汇报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周主任是位女同志，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与知青打交道，对当时知青的各方面情况有较全面深刻的了解，也非常关心和体贴知青的疾苦。当周主任认真地听取了王运壮队长的汇报后，当即表示此事事出有因，不必上纲上线。年轻人思想单纯，重在教育。只要当事人认识错误，接受批评，可免于处分。
  至此，一场沸沸扬扬的“偷番薯事件”才告平息。而通过这件事，我更清醒地认识到，农村是一所大课堂，“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但很有必要，而且任重道远。
  苗圃组长
  1975年下半年，农场成立了苗圃组，由我和另外4名知青组成，安排我担任组长。苗圃基地设在离场部3公里左右的光头山下，大约12亩。场里给我们苗圃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培育芒果苗。但当时农场的“芒果苗”只是白纸一张，我们只能从零开始。
  一方面，我们派人专程前往临春岭下盛产芒果的部队海螺农场，买来几大麻袋芒果，发给场里的知青和场工吃，然后将吃剩下的芒果核留下当种子；一方面，我独自坐公共汽车到30公里远的崖城公社，住在当地半个多月，向崖城供销社收购站购买芒果核。当芒果核收集得差不多，我们便将这些芒果核散布在农场的空地上晾干，待到可以入种的前一天，我们再将这些芒果核泡在水里几小时，第二天才开始下种，正式进入育苗阶段。
  芒果苗的培育是一项精细活，丝毫马虎不得。当芒果核下种后，必须给它们敷上一层薄薄的肥料，再施上一层细土，最后在上面盖上稻草保暖。一个星期后，芒果核渐次发出新芽，我们便将那些长出芽叶的果苗移到另外的苗床上。大约经过半个月，我们才将果苗移床完毕。移到苗床上的果苗，每天必须浇水、施肥。因此，我们苗圃组每天都要轮流挑水浇苗和施肥。
  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漫长等待，果苗长至一米高的样子，便可进行嫁接了。当时，芒果嫁接是一项新技术。之前，场里已派出专人前往在种植芒果方面比较有经验的部队海螺农场跟班学习，此时，这几位学成归来的师傅和场里从三亚林场请来的符技术员，便手把手给大家示范，传授果苗嫁接技术。当果苗嫁接后一个星期，我便带领苗圃组人员对果苗进行认真严格的筛选，那些长出新芽，嫁接成功的，我们便用大剪刀剪掉枯枝；那些嫁接失败的，我们便一一予以连根拔掉。
  这时，果苗终于进入最后一个阶段——移植。这是一项相当浩大的工程，非我们苗圃组区区数人可以胜任。因为果苗的移植基地位于距苗圃基地约五六公里的一座山坡上，而需要移植的果苗多达几千棵。由于果苗移植的成败关系到农场的生存和发展大局，故场里非常重视此事，派出一名副场长全面负责果苗移植工作，一共组织了30多人参与。在一场大雨过后，我们便打响了芒果苗移植的“大会战”。在那段时间里，从太阳露头开始直到太阳落山，大家挑苗的挑苗，种苗的种苗，担水的担水，送饭的送饭，整个山头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经过一个星期的艰苦奋战，终于将成功嫁接的果苗全部顺利移植到近百亩的芒果基地上。
  从这一天开始，我们苗圃组的阵地和“家”也跟着“移植”到这座不知名的芒果基地上。从此，我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我们不但如往常一样，要给果树浇水、施肥，还多了一样任务：驱赶闯进果园偷吃果苗的牛群和羊群。果苗移植后的几个月，是果苗生长的关键期。在这几个月里，我们苗圃组也与其他知青一起，白天，轮流给果苗施肥、浇水，守护果园；晚上则住宿在山上的草棚里，过起了以星月为侣、以山林为伴的“苦行僧”的日子。
  颇值得玩味的是，我虽然记不清到底在山上住了多少个夜晚，但至今犹清晰地记得，我被我们农场“高票”推荐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技工学校的“喜讯”，是选举结果出来的第二天早上，一位赶着牛车上山送菜的知青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芒果苗浇水，我做梦也没想到，那一天，竟成了我在芒果基地的最后一次守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