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自1979年至1980年，崖县各知青点悄然掀起一波“返城”潮，知青们纷纷以各种理由离开原先插队的农场、乡村，返回县城（镇）寻找就业机会。我所在的羊栏公社海坡大队也受到波及，短短半年多时间便走了绝大部分知青，仅剩下我和一名叫何声海的大队拖拉机手。此时，距我自1975年8月来到这里已将近5个年头。说心里话，在这近5年的时光里，我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中的亲人，没有一天不渴望早日回到他们的身边。但我明白，自己家里条件并不好，我若此时回城里去，非但找不到工作，还会给家里增加负担。我唯有继续坚持下来，才可能争取到分配指标。
  从此，我和男知青何声海便成了羊栏公社海坡大队插队知青最后的“守望者”。
  在这将近一年的“守望”时间里，我每天仍然如往常一样，与当地村民一起参加插秧、割稻、种蔬菜、种地瓜、上山砍柴、割茅草等各种生产劳动。
  因为知青们几乎都不在了，我身上的担子自然也就比以往重了许多，我不但坚持出满勤，而且常常要超负荷劳动。这样一来，我挣的工分不但比平时挣的增加不少，而且与那些劳动能手相比也毫不逊色。每次到了生产队“分红”的时候，我分得的谷子、地瓜等农作物可以用“盆满钵满”来形容。这时，原来四人一间的空落落的宿舍，便变身为储藏这些劳动“硕果”的小仓库。后来因为堆放的粮食越来越多，都快塞满整个屋子了，我便让何声海趁着到镇上办事的机会，开着拖拉机帮我把这些粮食拉到三四公里外的羊栏粮所去兑换成粮票，总共约计600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广东省通用粮票。
  当我双手接过这浸透着我的汗水和企盼的粮票时，眼眶不禁溢出了激动的泪水。
  在“守望”的那段日子里，我心里感到“落差”最大的便是“一日三餐”。之前，知青们都是轮流当后勤，时间半个月，每次吃饭时，总是热热闹闹的，好似一个大家庭。如今，每天都是独自一人操持着锅碗瓢盆、柴油酱醋，仿若一个单亲家庭。虽说与我一起留下来的还有何声海，但他是大队拖拉机手，经常在外面跑，因此，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里就我一个人开伙。
  每天早上天还未亮，我就必须起床，待整好床铺，盥洗完毕，便开始生火煮饭，再煎（蒸）些咸鱼、榨菜、腐乳等佐饭的菜。匆匆吃完早餐后，再用铝制饭盒装上饭菜，带上生产工具，与村民一起开始一天的劳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常常与村民一样，找个阴凉的地方席地而坐，然后打开饭盒子，将早已失去温度的饭菜一勺勺地填进辘辘饥肠。
  黄昏收工后，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空荡荡的宿舍，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我未来得及歇息，把劳动工具往门角一放，便赶紧点亮煤油灯，摸出煤油灶开始做饭。当我吃完晚饭，收拾好碗筷，方圆数里已是鸡犬不鸣，万籁俱寂……
  说实话，白天的劳动虽然艰难困苦，但我并不惧怕，我最恐慌的是夜晚，是孤灯对独影、“相看两不厌”的漫漫长夜。往日，此时正是与姐妹们家长里短、天南地北地胡吹海侃的时候，每当说到某个“笑点”，姐妹们都会哈哈大笑，小小的茅草屋每个角落都荡漾着愉悦的音符。现今，夜不但寂静得可怕，而且觉得特别长！
  其实，在那些日子里，我不仅要与自己的内心做斗争，还不时要面对来自客观环境的威胁。我们居住的茅草屋周围，生长着许多树丛、刺蓬和仙人掌，其间常有不少毒蛇、蝎子出没。在以往“人气”旺的时候，这些家伙似乎还懂得“收敛”，如今，随着人声渐远，这帮害人精竟变得肆无忌惮起来，常常成为我的“不速之客”。
  记得有一次我收工回到家里，点燃煤油灯后，正准备揭开水缸上的木板盖舀水做饭时，猛然发现一条大青蛇缠绕在缸盖上，扁扁的头高高竖起，一双发着幽光的眼睛正瞪着我，吓得我连忙跑出门外。过了好大一会，见没什么动静，我才蹑手蹑脚地贴到门口往里瞧，见大青蛇仍然盘在缸盖上，我便壮起胆子从门角后操起一条扁担，往青蛇身上重重一捅，青蛇冷不防挨了一闷棍，惊慌失措地滑落地下，张皇地往墙洞一钻逃之夭夭了。
  蛇是被我赶跑了，可是经这么一吓，一连几个晚上我都睡不踏实，老是担心毒蛇随时会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后来此事传开后，村里好几个热心的小伙子都主动上门来陪我拉话，给我壮胆。直至半个月后，我的心绪才完全平复。
  我的身体原本就不大好，经连续几年高强度、超负荷的生产劳动的“锤炼”后，落下了不少毛病。
  有一次，正是晚造插秧的农忙时节，生产队全体社员都在田间地头奔忙。我作为当时唯一的知青（其时何声海也已离开海坡大队），也与社员们一起，奋战在亮汪汪的水田里。因为既要赶农时，又要赶任务，我的双脚几乎整天都泡在凉津津的水里。每到晚上躺在床上，膝关节不由一阵阵地疼痛，但由于生产队的任务尚未完成，我只能咬牙挺着。直到秧苗插种完后，我这才向生产队请假回城里医院看病。经医生检查，诊断结果是：血沉过高，风湿性关节炎，建议住院治疗。可当时队里的事情那么多，我怎能安心躺在医院里？在我的要求下，医生只得给我开了一些消炎药让我带回村里。
  我的病情牵动了村民们的心。一位老村民特地按祖传秘方，用羊胎、糯米、酒醋等糅合在一起发酵后蒸煮，用一个大碗盛着端上门来让我服食。还有两名年轻村民跑到野外去，花费了几天时间捕捉了一条1米多长的银环蛇，把蛇用铁钉钉在木桩上，然后用刀割断蛇尾巴，让我一边口含生姜一边吸着从蛇尾巴流出来的血。不知是村民们“秘制”药方的神奇功效，还是感念于他们的古道热肠，从此以后，我的关节炎便不再发作。
  1980年上半年，我终于如愿以偿招工回城，从此告别了长达5年的知青生涯。
  诚然，作为海坡大队知青的最后一名“守望者”，我或许失去了许多许多，但我却始终坚信且为之庆幸：我在此期间收获并令我终生难忘的，将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更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