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曾经是一名插队知青，当年经历的许多事，随着岁月的飘逝已渐渐淡忘。但依然有一些记忆的片断，时时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让我沉思，也让我感动。
  从中学生到插队知青
  1974年8月，刚刚从崖县中学高中毕业的我，与当时全国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积极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中下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自愿报名上山下乡。当时我被县知青办安排插队到羊栏公社妙林大队妙山村。出发前，同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集中去县文化宫广场，聆听县知青办主任作动员讲话。那一刻，全场知青们无不群情激昂、心潮澎湃。动员会后，我和另外一起安排到羊栏妙林大队的12名知青，坐上了前来迎接我们的“解放牌”大卡车。
  卡车载着我们驶离了城区，向着羊栏公社方向而去。当卡车行驶到羊栏公社镇上后，我们换乘妙林大队专程前来迎接我们的手扶拖拉机。当拖拉机驶经妙林大田洋时，只见蓝天白云之下，金黄色的稻田一望无际，轻风吹过，稻田翻腾起层层金色的稻浪；乡间小道两旁的电线标上，栖息着一排排的麻雀，当拖拉机“突突突”地经过时，惊着了的麻雀即刻拍打着翅膀飞向空中，犹似漫天飞舞的花絮……
  刚从略嫌单调乏味的城区来到“广阔天地”的我们，无不被这大自然的美景陶醉，个个睁大了眼睛，孩子般惊奇地捕捉着眼前每一个美的瞬间，同时贪婪地呼吸着带着浓郁泥土味的空气。
  在乡间小道颠簸了近半个小时，拖拉机将我们带到了妙林大队妙山村。这是一个坐落在一个小高地上的小村庄，站在村口的土坡上，便可俯瞰整个妙林田洋。我们刚从拖拉机上下来，早已等候在村口的妙山村队长便招呼几个村里的后生哥走上前来，热情地帮我们提行李和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我们一行13名知青跟着队长和几位后生哥来到了知青安置点。在队长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在各自的房间里很快铺好了床架，置放好生活起居用品，把自己的“窝”安顿好。
  从这一刻起，我们这13位城镇高中毕业生就拥有了一个新的共同的身份——羊栏公社妙林插队知青。
  难以忘怀的“接风宴”
  妙山村分为妙山一队、妙山二队、妙山三队3个生产队。我和另外两个知青被分到妙山二队。按照当时规定，知青插队落户，生活自理。第一年我们和村里的村民搭伙做饭。在妙山二队，我和女知青李水英一起分到队长家。当时整个村子里的村民叫“迈人”，主要讲“迈话”（当地一种方言），也会讲海南话和普通话，因此，与村民交流起来比较容易。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二队队长是本村人，姓黎，具体名字叫什么，我从来没问过，但我们都亲切地称他为黎队长。
  从知青点到黎队长家，大约只有50米的距离，途经一棵两人才能合抱的酸豆树。黎队长家有三间茅草屋，正屋和偏屋只有一张床和两三件破旧木箱，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正屋里住着黎队长夫妇和几个孩子，旁边那间通风条件较好的偏屋住着年迈的父母，还有一间小屋子是作为厨房和小仓库，三间茅草屋围成一个小院子。相对其他村民的家庭而言，黎队长家的境况多少显得有点“寒酸”。我和李水英二人就在这有点“寒酸”的小院子里搭灶架锅，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知青生活。
  但是“搭伙”的第一餐饭，黎队长却执意要请客，说按他们当地习俗，这是招待远方来客的“接风宴”，说什么也不许我们自己做饭。黎队长有三个孩子，大儿子约十一二岁，女儿8岁，还有一个7岁的小儿子。孩子们个个都很瘦弱，明显营养不良；妻子约30多岁，脸呈菜色，神色憔悴，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大许多。可是，经济的拮据，生活的重负，并不妨碍黎队长的慷慨大方、热情好客。他亲自下厨，宰了一只老母鸡，煮了一锅当地传统的酸豆鱼汤，另外还炒了几碟野菜。
  当热腾腾的菜端上桌的时候，黎队长便招呼我、李水英，以及从县里派来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萍姐共同入席。我们请队长的父母和妻儿也一起吃饭，黎队长摆摆手说：“不用了，你们是客人，你们先吃，待会他们再吃。”这些朴实无华的话语，像一股暖流在我们的心里流过，顿时让我们感到浑身热烘烘的：这是多么善良、淳朴的农民啊，他宁愿让家里人吃差些，也要让客人吃好些。进餐的时候，虽然黎队长一再劝我们多吃些，并不时给我们夹菜，但我和另外两位“客人”却不约而同地将大部分菜留出来，因为我们知道，黎队长的家人比我们更需要这顿“接风宴”。
  离开黎队长的家回到知青安置点后，我的脑海里仍然不停地浮现着在黎队长家吃饭的情景。在当时的妙山村，干10个工分才挣几毛钱，那一只老母鸡的钱，足可抵得上黎队长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然而，为了招待我们这几个城里来的知青，为了“迈人”传统的“接风宴”，黎队长竟毫不犹豫地把老母鸡给杀了！
  多少年过去，我在各种场合的大大小小的宴会上既做过客，也做过东，品尝过满汉全席，见识过中外佳肴，但我却始终忘不了在黎队长家吃的那一顿“接风宴”。
  精神食粮
  第一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按政策规定，每个月都有30斤大米和8块钱的补贴，生活还可勉强支撑。到了第二年，补贴停发，经济收入全部按照工分计算，出勤多收入就多些，出勤少收入就少些。
  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七八点钟下地，中午十二点钟收工。犁地、耕田、插秧、开荒……不论粗活重活，都跟农民叔叔伯伯一起干。刚开始下地劳动，因为不熟悉农活，村民们都非常耐心地过来帮忙，手把手指导我们，还教给我们在劳动中应注意的事项。经过一段时间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与农民的深入合作，我亲身体会到每一颗稻谷从秧苗到收割的来之不易，深刻领悟到古人说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道理。在妙山村插队当知青的几年时间里，我完全告别了城镇年轻人的生活，像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一样，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枯橾乏味。
  物质生活的贫乏，文化生活的空虚，“逼迫”我只能通过阅读来慰藉自己内心的寂寞，满足自己精神上的“饥饿”。每天晚饭后，当知青点的伙伴们聚在一起或“吹拉弹唱”，或拉家常、讲“古仔”（即讲故事）时，我则一个人躺在宿舍的木床上，翻阅那一本本中外名著，汲取其中的“精神食粮”。家庭从小培养的爱读书的习惯，并没有因终日繁重的劳作而改变，我就像高尔基曾经说过的：“我扑在书本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每天晚上打着小手电筒，阅读文学、艺术书籍的时候，无疑是我的内心最为充实，灵魂最为愉悦的时候。
  是的，阅读使我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温暖透亮。每次进城办事，或请假回家的时候，我都不忘到新华书店去转一转，遇到自己喜欢的书，便用平时积攒下来的三五元钱，买上一两本。当时县图书馆有不少好书，我特意跑去办了一张借阅卡，每逢有机会进城就跑去图书馆借上几本书。
  感谢阅读这一良好的习惯，它让我在上山下乡的那段艰辛而苦涩的岁月里，依然心怀芳香，胸存高洁，用坚强而豁达的心态去面对生活的重负和命运的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