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2年8月26日，是崖县第一批本地知青上山下乡的大好日子。我和20多人的安置点在羊栏公社的海坡大队、妙林大队。参加完工人文化宫举行的数千人欢送会后，一辆军车把我们送到10公里外的羊栏公社办公楼前，公社干部把我们带上二楼，参加这里的欢迎座谈会，然后宣布安置名单。
  邢福瑚、邢福香（女）等人分到海坡三队，肖国宝、邢建良、王关保等人分到海坡四队，我和秦维加、刘家清、麦柳英（女）、许凤花5人分到妙林林家村的东寮一队。听清了去向，我心生不满，因为按知青办的安排，我分在海坡大队，与邢福瑚、肖国宝、邢建良、王关保等人为伴，正合我意。现在突然改变，不知原因，我有意见。有关领导做了解释，我越听越糊涂，就干脆坐班车返回县城三亚。
  为了这件事，三亚港务局（我在此报名下乡）、县知青办几次派人来我家做工作，承认了错误，希望我能考虑新的安排，到妙林林家村东寮一队。那里的知青组长秦维加也是同届不同班同学，想来没有多大差别，那就去吧！这已是一个多月以后的事了。
  我下去时已是金秋十月，广阔的妙林田洋，到处都是沉甸甸的稻穗，黑压压的人流，人们忙着割稻、挑稻、运稻、脱粒，干得热火朝天。看到此情此景，我深受感染，决心好好干。
  我自小习武，身体强壮，精气神足，又当过码头装卸临时工，对劳动很习惯。我第二天吃过早饭，抓起一条扁担就去挑稻，将稻架堆得满满的，弯腰上肩，奋力起步，扁担成了弯月，“砰”的一声折断了！起初以为是扁担有问题，旁人又给我递上扁担，但都不经使用，一连折断三条，这时才有人意识到，是担子太重，我的气力太大。有两条扁担是人家用了几十年的，竟让我给挑断了，真是不好意思。
  我有这等体魄，自然而然成了生产队的壮劳力，上福万水利工地、开沟挖渠、挑稻谷挑肥，重活累活总少不了。我也不吝惜气力，积极参加劳动，认真锻炼改造，对队里安排的每项工作，总是想办法做好。对我的劳动态度、劳动干劲，队里无人不认可，我自己也觉得问心无愧。
  整个林家村有100来户人家，分为东寮、西寮，共有三个生产队。我所在的生产队，叫东寮一队，有40多户，有王、陈、黎、关、李五个姓，其中王姓是大姓，约占三分之一。我与社员们的关系很好，全村大小都叫我“振权哥”。有一位贫农王国安，与我父亲同辈，对我非常好，他的女儿王振丽当时十七八岁，一见面就亲热地叫我“三哥”（我上有哥姐，我排行老三）。既然是同姓隔辈，于是有人怂恿我认干爹，正好我两人也有此意，就正式认起来，从此干爹全家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也把这家人当成至亲的亲人，经常都有来往。
  也许是习武之人侠义成性，好打抱不平，我对该做的事大力支持，热情帮助，对不该做的事坚决反对，甚至对抗。久而久之，我就成了另类知青，在林家村广为人知。我在这里就说几件事：
  1973年，时兴“大批促大干”。在早稻开割时，农村工作队又要批斗家庭成分高的人。我与秦维加说过，叫知青不要多说话，因为不了解情况。东寮一队有三名成分高的社员，这天就在田头开批斗会，正批着批着，一个过路的可能与某人有意见，竟然上前揪住就打，一时无人敢劝，怕涉及“立场问题”，我认为如此不妥，马上上前制止，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其他人这时也省悟过来，劝肇事者离场。被打者的家人感激不尽，广大社员也支持我这样做。
  当时日干三刻，夜加一班，有点搞形式主义，我曾经反映过。工作队要求早造割稻后马上种番薯，有经验的老农说这不合季节，怕是有种无收，徒劳无益，但不敢讲话。我受大家委托向大队反映，但大队干部说是工作队决定的不便更改。有两人受了我的鼓舞，在大队书记下来时接着再反映，总算确定少种权当试验。最后只种了10多亩了事，到了三个月后收获，果然收成很差。
  我还干了一件很出格的事，就是帮人体检当上兵。有一名王姓青年，朝思暮想要当兵，紧握钢枪保卫祖国，也为今后谋个好出路，但又怕体检难过关，私下找我商量，希望我从第三关起代他体检。那时体检材料由个人携带，只有一张纸，检到那一关就带上，冒名顶替并不难。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经不起他的苦苦哀求，又体谅他当兵心切，最后还是代他“体检”，于是顺利过关。公社送兵以后，有人知道了这件事，说你真是胆大，只有你才敢这样做。
  我在东寮时，喜欢早起练武，打太极拳，吸引了村里不少年轻人围观，有人要求拜师学艺，对我百般献殷勤。习武非常艰苦，需要持之以恒，非平常人能做到，我考虑再三，观察了他们的根基和心性，只收了其中的王昌志、廖家生为徒，两人高兴得跳起来。但我又强调，习武先修德，要爱国爱民、匡扶正义，不能恃强凌弱、惹是生非，他们都一一应承下来，我这才放心了。知青组长秦维加与我关系很好，他有空时，也过来练了几手。
  我生于1952年，原籍东方县墩头圩镇，那是个有习武传统的小镇。我家住在老三亚港的南海街时，正逢“文革”时期兴起习武之风，我从15岁起拜师学艺，师傅是墩头族里伯父，所学项目有大刀、棍棒、拳术、摔技等，以拳术、摔技学得最好。此外，当时老三亚很有名的林林、张榆林等人，也是我的师傅。我打得不错的杨式太极拳，是到工人文化宫跟来自大陆的师傅学的。
  1973年10月中旬，我参加过一次“试跤”（即摔跤），这事因秦维加而起。当时附近槟榔村有一群年轻人，经林家村往州农业局的南红农场看电影，有一位当过侦察兵刚退伍回乡。因争占有利位置，他们与林家村的年轻人产生矛盾，电影散场返回路过村里时，提出双方“试跤”一决高低，村里几个青年愤然应战，结果一败涂地。秦维加听说了很不服气，瞒着我跑去“参战”，结果也连输几场。
  我得知消息后赶了过去，双方把“战场”移到一块刚收割的稻田，对方见我最后出场，料定是个有两下子的，侦察兵这时也亲自上场了。我身高1.69米，对方身高约有1.75米，一看果然是身高体壮、膀粗腰圆。当时明月高悬，他的面庞依稀可辨，身穿印有“侦察兵”字样的背心。他一上来就发起攻击，咄咄逼人，气力略占上风，技艺明显欠缺。我胸有成竹，一瞅准破绽，就迅速把他摔倒，连赢了六盘。这时他还是不服气，我只好故意输了一盘，讲好到此为止，双方握手言和。
  1974年4月某日，在海南水产公司工作的父亲回家，说他多年行船，风里来浪里去，已经疲倦了，想让我提前到他单位顶职。我对父亲十分尊敬，对他从事的职业非常向往，就满口答应下来。我到知青办和羊栏公社办了手续，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告诉了干爹和秦维加两人，打算第二天只让干爹一个人送我去羊栏车站，坐班车回县城三亚。
  4月30日清晨，我在干爹的陪同下，悄然离开了林家村东寮一队。走了一段路后，抬眼回望晨曦中的林家村，一年半来的种种往事涌上心头，我眼里饱含着泪水，喉头不断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