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初识妙林
  我是1975届崖县中学高中毕业生，与当时绝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也积极投身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中去。前往知青点报到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1975年8月中旬）早上6点刚过，母亲便焦急地催我起床。我洗完脸后匆匆吃了一碗粉汤，便背上母亲于昨晚已收拾停当的简单行囊（内有几件换洗衣服、一条薄被褥、几样日用品），在母亲的陪送下，来到位于三亚大桥边上的工人文化宫（即现在的鸿州二期项目所在地），参加崖县革委会组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与欢送大会”。大会热闹非凡，场面相当壮观，既有与会的知青，也有欢送的亲友，还有看热闹的普通市民。会后我便和同往财贸战线知青点之一——羊栏公社妙林大队的十余名知青，坐上“解放牌”大卡车出发。前来送行的父母们，或紧握儿女的手不停地叮嘱再叮嘱，或把儿女搂在怀抱里久久不愿放手。那一刻，我强烈地感觉到，母亲那双略显红肿的眼睛，一直没有从我的身上移开！
  上午九点半，载着上山下乡知青的数辆大卡车顶着骄阳、迎着热风，奔赴各自的目的地。我们乘坐的这辆卡车出了市区，在尘土飞扬的郊外公路跑了半个多小时，来到了羊栏公社知青集散点。刚下车，便见到了专程前来迎接的妙林大队一位负责人，他约有三十来岁，皮肤黝黑，身体壮硕，相当热情开朗。我们跟着他坐上大队的手扶拖拉机，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上颠簸了十多分钟，眼前便出现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蔬菜地。看着我们露出欣喜、惊讶的表情，负责人无不得意地指着这片菜地说，这就是咱们妙林农民的劳动成果！咱们妙林土地肥沃、水源充足，人又特别勤劳，真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这一番话，说得大伙心里热乎乎的，每个人对即将与之朝夕为伴的广阔天地，都充满了憧憬和向往。
  进入妙林村口，一幢颇有些年头的两层砖瓦楼房映入眼帘。负责人指着该楼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村里一户大地主的楼房，在方圆几十里算是数一数二的豪宅，土改的时候划归村里，现在是妙林大队队部兼仓库。砖楼一侧分列着两排青砖黑瓦的老式低矮房子，每排都有6间单房，门窗均已褪色破旧。后面一间稍大些的房子正冒着黑烟，大概就是知青点的集体厨房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悬挂中天的火辣辣的太阳，时间约在十一点钟。哥们，今天是你报到的第一天，崭新的未来已经向你招手，你可要准备好喽！——我默默地在心里对自己说。
  精神家园
  妙林知青安置点的人数不多，男女知青（含社会青年）仅有三十几人，与有几百号人的崖县青年农场、与几近百人的林场、采伐场地，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知青点。
  我们远离亲人和家庭，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以往素昧平生，如今朝夕与共，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找到共同拥有一个“家”的感觉。先前插队的大哥大姐们，从各方面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作为新兵的我们，对他们也恭敬有加。虽说日子过得比较清苦，但大家一直和睦相处、真诚相助。
  每当夕阳西下，结束了一天的繁重劳动，便是大家最为快乐和惬意的时光。此时，我们知青点的人都匆匆拿着毛巾、提着水桶到村里的大水井去洗澡，然后再匆匆赶回来吃晚饭。因为半个村子的大人、小孩、妇女黄昏后都会聚集在井台周围，或挑水或洗澡洗衣服，我们要打这个时间差。住在我对面宿舍的同届同学小符（外号“二胡”），不论干活、洗澡、吃饭都比别人快一拍，才开晚饭不久，他已搬出小板凳，坐在门口有板有眼地拉起了二胡。不一会，住在隔壁的黄哥吹着笛子走出房间，接着留着长发、蓄着胡子的张哥也弹着吉他加了进来。我是出了名吃饭最慢的一个，等我返回房间拿出口琴，两排低矮房中间的窄小走廊，已差不多聚齐了“大家庭”的所有成员。大家拉的拉、吹的吹、弹的弹、唱的唱，虽然够不上专业水平，但人人自得其乐、陶醉其中，宛如大家庭成员的节日大联欢，又好似兄弟姐妹的久别喜重逢！
  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在与噩梦与命运的抗争中，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知青们，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知青招工返城后，有三对结为夫妻，至今不离不弃、相依相伴……是啊，当年的知青安置点，其实就是我们共同的家——生命里的精神家园！
  水库突击
  “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在插队当知青的日子里，每一次的外出劳动，都是对这一口号的深刻诠释，也是对我们这些城镇知青的锤炼与锻打。特别是1975年下半年的“福万水库大会战”，不啻是一场莫大的考验与挑战，至今难以忘却。
  当年，福万水库是全县最大的水利建设项目，位于高峰乡人迹罕至的峡谷之中。崖县县委、革委会对福万水库建设可谓举全县之力，各行各业都摊任务、下指标。妙林大队青壮年社员扛大旗打头阵，我们知青也不甘人后，打起背包，扛上工具紧随其后，一起朝福万方向进发。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我们终于抵达目的地，按水利工程指挥部的统一安排，妙林片区在一片茂密的橡胶林里安营扎寨。这时大家又累又乏、又饥又渴，来不及好好休整，便投入砍树搭棚、支床垒灶等后勤准备工作。当晚，我们就在山风嗖嗖、鸟兽扰鸣的大山里，抱着又酸又痛的身子骨进入梦乡。
  第二天，我们投身于热气腾腾的建设工地。水库建设的前期工程，主要是运土垒坝与坝基碾压，并修筑简易公路便于物资运送。我们妙林知青接到的任务，就是挖土和运土筑路，我们分成6人一组配搭干活，我负责铲土上车。中午时分，在炎炎烈日下，风似乎被点燃了，热浪不停歇地来袭，我身体很单薄，委实吃不消。然而，工程指挥部为确保质量及工期，每天都派出督察人员在工地上巡查，若发现有消极怠工、偷懒作弊、旷工逃勤的，当即责罚，因此我纵然再苦再累，也不敢松懈。
  工地上有两幅标语格外醒目：日干三刻，夜加一班！豁出去，拼命干，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也是一道无声的命令！好不容易熬过了白天的劳累，夜晚八点又要奔赴工地。已接连装了十多车红土的我，累得直不起腰来，瞌睡虫也爬上身来，一双眼皮已经很沉重。但经验告诉我，此刻不论如何也不能坐下，否则，整个人就要瘫在那起不来了。我只好竭力撑着铲锨眯上眼睛，打算在下一车还没到来之前打个小盹。小时候看电影，红军战士在行军途中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以为那是拍电影编造的。而今，我在灯火映照下、在喧闹忙乱中，撑着铲锨竟也睡着了！战士的疲乏、知青的劳累，不同时空，相同剧情！但结果是：战士跌倒了，我却被工友摇醒了……
  福万鏖战，前后历经半个月，劳动强度之大前所未有。在这炼狱般的日子里，白天，顶着炎炎烈日，挥汗如雨；晚上，披着融融月色，挑灯夜战。吃的是粗粮淡菜，睡的是草席柴床。当时有这么一句顺口溜：白天战天斗地，晚上前赴后继。流血流汗算啥，咱们都是无敌勇士。可谓是对当时情形的形象概括。有人算过这笔账：除去吃饭、洗澡、午休、睡觉、大小便等时间，每人每天的劳动时间接近16小时；按现在每天八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我们当时干一天就等于现在干两天多，并且是高强度的体力劳动！
  诚然，在这十多天里，我们妙林知青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尽管我们只是水利工地一支小小的生力军，但我们用顽强和担当诠释了青春与理想，用赤诚与奉献写下了不悔的记忆和故事！
  我的拖拉机“缘”
  我插队所在的妙林生产队，有一部已使用几年的手扶拖拉机，队长把它当宝贝一样，轻易不让人乱开乱碰。因为在生产劳动中，这部手扶拖拉机发挥的作用委实大得很，无论是运秧苗、送肥料、载稻谷、拉木材……都抵得上五六部老牛车。最让我们知青眼馋心痒的是，如果遇上随手扶拖拉机进城拉东西，还可以顺路回家打打牙祭，临走再带上些咸鱼萝卜干。
  当时的手扶拖拉机手由早我一年下乡的知青彭木桂担任，那可是最好的工种，格外引人注目。当拖拉机手的条件，生产队里特地定下三条：一是思想觉悟高，二是集体观念强，三是做事认真踏实。
  木桂兄是上一届崖县中学高中毕业生，本人工作非常认真，出于对他的敬重和当手扶拖拉机手的向往，我插队不久就主动靠近他，有事没事向他献殷勤。除了请教农村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更多是咨询手扶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并向他表露了想学习驾驶手扶拖拉机的愿望。在我的软缠硬磨下，木桂兄终于同意收下我这个徒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常用空闲时间给我讲解和指导手扶拖拉机的驾驶技术、修理技能、保养常识等。
  说实话，平时看木桂兄开手扶拖拉机似乎很容易，而到了实际操作时才发觉并不简单。就拿发动机启动来说吧，可不像现在的按键启动、踩油门启动那么轻松，而是用一根弯曲摇把插进手扶拖拉机前端的摇孔里，然后双手紧握用力顺时针摇转，待到发动机发出“嘭嘭嘭”的声响后，立马停止摇转并迅速抽出摇把。若是操作不当，有被摇把砸到脸部的危险，我就亲眼看到有人被摇把重重甩撞下巴。
  由于我当时下定决心，认真学习，不畏艰难，始终坚持，在木桂兄的悉心调教下，我很快便掌握了驾驶要领和基本技能，成为队里的候补手扶拖拉机手。
  从此，在烈日下、在风雨中、在崎岖的山路上、在平整而开阔的妙林田洋间，人们从这部手扶拖拉机的座驾上，常常看到一张新面孔，那就是内心盛满喜悦和骄傲的我！
  可亲可敬的队长
  妙林生产队队长阿安，是位令人敬重的长辈，他是土生土长的妙林人。也许是长年辛劳的缘故，才不过五十出头的年纪，浓密的头发已完全花白，满脸的皱纹如条条沟壑，一双偏小而温和的眼睛，悄悄地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阿安队长虽然性格内敛、言语木讷，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每一次来到安置点，都尽量帮助知青们解决各种难题，让人感到非常温暖和宽慰。他来时总是停留不久，也没有多说话。只是这间宿舍看看，那间房屋瞧瞧，偶尔问下管事的知青。每逢阿安队长出现在我们面前，都会引起不小的动静，大家如遇见亲人般热情地迎上前，紧随在他的身前身后。
  安置点厨房的大铁锅底部破了个小洞，补过几回还是无济于事，我们的钱袋子又是紧巴巴的，只好将就着使用，很是烦人。这事不知怎样被阿安队长知道了，他在一天早上来到了知青点，叫了我们几个知青，坐上队里的手扶拖拉机，“突突突”地就往羊栏集市上开。晌午，当大伙歇工回到知青点，一口油光锃亮的大铁锅，早已稳稳当当地安放在厨房的灶台上。事后大伙才晓得，这新锅是他用队里的公款买的。为了此事，阿安队长甚至“力排众议”“独断专行”。毕竟在当时吃大锅饭的年代，动用集体经费不是小事。
  当时按有关知青安置政策，知青每月可获少许生活补贴。但在实际生产劳动中，知青又与当地农民同工同酬。遇上收成不好时，劳动所得不足，就会出现超支现象，生活开支入不敷出。尤其是那些体格壮、饭量大、常常提前预支的知青，不但分不上“红”（即生产队一年的红利），还会欠上集体的“债”。虽说下乡插队当知青，没有谁想着要给家里挣些余粮剩谷，但至少要自食其力、自给自足吧。可实际情形是，知青们或多或少要靠家里的接济，这难免让人感到郁闷。
  知青们的困境，阿安队长了如指掌。每逢这个时候，他便会来到知青点，详细了解知青有关情况（包括家庭经济情况），然后和队委协商折中方案。此外他还回到家里和老伴、儿女们一起商量，让他们从各自有限的红利中，匀出一些粮食或工分，送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知青。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插队期间，得到阿安队长惠施的知青，不下于二十人（次）。这在那个生活艰难、物质匮乏的特殊年代，无疑是一册厚厚的烫金榜单！一行耀人眼目的闪光数字！充分彰显一个老农民务实憨厚、质朴无华的可贵品质，同时折射出乡亲们对插队知青的博大情怀、无私给予！
  20世纪90年代末，阿安队长走完了他平凡而坎坷的人生之路。当时已经返城就业的我们，因获讯较迟而未能参加他老人家的丧礼，内心感到非常遗憾。尽管如此，他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行，却清晰可辨，如在眼前。我们坚信：他老人家并没有走远，他永远与我们妙林知青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