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从小在军营里长大，父亲是1943年参加革命的“小八路”，1950年随四野部队解放海南岛。1973年7月我从陵水中学高中毕业即报名上山下乡，陵水县原将我安排到英州林场，后因故没去成。我父亲所在的部队是榆林要塞第二守备区，驻地在崖县藤桥公社，于是我去了榆林陆军部队的知青安置点荔枝沟公社农场。1973年12月30日，我只身一人乘坐军车来到了农场，比第一批到农场的部队知青晚了半个月。
  工余爱好和糊泥巴墙
  刚到位于死马岭山坳里的荔枝沟公社农场时，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放眼望去，山峦起伏，层林尽染，农场就像绿色海洋中的一座孤岛，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我们住的是用泥巴糊成的茅草房，3排茅草房的中间有1个篮球场，这是大家工余时间娱乐休闲的主要场所。
  每天吃完晚饭，一些男知青在球场打球，女知青则在自己住的房前，做点个人爱好的手工活，如钩花、做鞋垫等。那时钩花在女孩子中是一种很时尚的手工活，钩出的花形态各异，主要用作装饰品，如盖在枕头上和叠好的被子上，给人一种整洁美观的感觉，还可以缝在衣领上，既好看又可以保护衣领。女知青杨明等人心灵手巧，钩花手艺好，男知青有喜欢的都找她们讨要。
  晚上在煤油灯下，有人看书、读毛选、写日记，还有些人三三两两凑在一起，坐在小板凳上，在洁白的月光下聊天，分享一天的喜和乐。最吸引男女知青的地方就是卫生室，那里常有欢声笑语，因为那里有为人热情、模样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卫生员王卫红。
  随着我们部队知青的到来，农场的住房和生活设施显得比较紧张。为了改善居住条件，需要盖新的茅草房。男知青上山砍粗木料，用做横梁和柱子。女知青砍细木条，用做泥巴墙的格子，粗细、长短都有要求。在山上砍柴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细木条合适，找来找去不好下手。同一批下乡的公社机关知青邢云浪在这方面有经验，就耐心指点好些不懂的知青，讲得很明白。我很快就搞清楚，并顺利砍到了一大捆，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糊泥巴墙时，我感觉好玩又有趣，干起活来兴致勃勃。我们先是在近处的黄泥坑把土挖松，倒入足够的水，不停地用双脚使劲踩踏，目的是将泥巴踩烂及搅拌均匀。接着将准备好的稻草扔入再踩踏，直到两者混合均匀、干湿适度为止。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劳动，脚踩泥巴的力度太大，结果泥巴四处飞溅，自己的衣服上和脸上沾了好多，成了“花豹子”“大花脸”，同伴们看见都笑了起来。我报以微笑，不以为然，心想衣服脏了可以换洗，还是先干活要紧。
  泥巴和稻草踩匀后，接下来就开始糊墙。开始时，我觉得糊泥巴墙很容易，只要把泥巴和稻草捧起来挂到木条扎成的格子上就行了。可当我这么做时，或泥巴往下掉，总是糊不成墙；或大块小块的，墙面凹凸不平，真的成了“烂泥巴糊不上墙”。在一起干活的邢云浪看见了就说：“你这样糊的墙，是不能住人的。”他说过后，又手把手地教我糊泥巴墙，基本要领是以稻草为主，裹着干湿适度的均匀黄泥，一格格地挂上去，份量多少视墙体需要而定，要达成墙面的匀称和平整。在他的耐心指导下，我终于学会了糊墙，并且越来越老练。通过这件事，我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干什么事情，光凭热情和干劲是不行的，还要懂得正确的方法，正像俗语说的那样“处处留心皆学问”。
  一担飞机草
  我在家里是个“娇娇女”，姐弟3人中，父母对我最宠爱。刚到农场时，我还是个16岁的小姑娘，以前没干过重体力活，但我骨子里有一种好强不服输的性格，别人能干的我也争取去干，在劳动中总是表现得很积极，处处都不落人后，很快就过去了一年。
  记得有一次割飞机草，每个人一天要完成100斤，剁碎后撒到稻田里做肥料。那天我寻找了许久，发现了一大片飞机草，数量还真不少，心里非常兴奋，估摸当天完成任务应无问题。我决定用半天的时间完成一天的任务，这样下午就可以好好休息了。于是我挥起镰刀，不停地割着，不断加快速度。夏天烈日当头，火辣辣的太阳晒得我的小脸像个苹果，红扑扑的；汗水从头到脚湿透了全身，看上去就像个水人儿。临近中午，我感觉割得差不多了，就把飞机草捆绑成两大捆，然后挑起来很艰难地往回走。担子太过沉重，压在肩膀上不好受，我几乎喘不过气来，每走一段路就休息一下。
  半路上，有一条长约2米的独木小桥，把我难住了，怎么办？我正在犯愁想哭的时候，突然看见男知青周保平朝我走了过来。他对我笑一笑，说：“怎么啦？过不去了？来，我帮你挑过去吧！”还没等我缓过神来，他一把抢过我的担子。过了桥，他又对我说：“你这一担起码有100多斤，能挑得动吗？”那时，男知青帮助女知青干活是常有的事，他想帮我把这担飞机草挑回去。我说：“我能挑得动。”他朝我伸出了大拇指“你好厉害！”后来我咬紧牙关，总算挑到了稻田边。
  结果一称，竟然有128斤！天呀，当时真的不敢相信。才17岁的我，能挑起这么重的担子，在惊讶的同时，也为自己感到自豪。
  一碗蛇肉汤
  我从小在城里长大，没有见过蛇，来到农场后，与蛇的几次遭遇，使我与蛇有了“不解之缘”。
  记得有一次到番薯地拔草，当我用手去抓薯叶时，猛然看见一条蛇从手下逃跑，吓得我尖叫起来。一起劳动的知青们纷纷跑过来问我：“蛇是什么颜色的？”我说：“绿色的。”他们后怕地说：“啊！你的运气好哇。没有被咬到，咬到就不得了啦！”其实，刚看到那条蛇时，我感到并不是很害怕，经大家这么一说，知道了蛇的厉害，倒是真的感到后怕了。
  还有一次，房间的是横梁上盘着一条拳头般粗的花蛇，我和3位寝友吓得魂飞魄散，拔腿就往外面跑。我们凄厉的喊叫声惊动了很多人，他们都跑来观看，可谁也不敢进屋去打蛇。就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从广东汕头移民到农场的刘昆悟夫妇赶了过来，用扁担打死了这条大蛇。然后告诉大家，这是没有毒的蟒蛇，可以煮熟来吃。他们夫妇知道我下稻田干活双脚溃烂，把蛇弄回家切块煮好后，特意给我端来一碗，对我说：“吃蛇肉帮助解毒，对治疗脚伤病有好处。”临走前还告诉我，蛇的骨头有毒，吃完后要把骨头深埋在地下，不然扎到人就麻烦了。
  我来农场前连蛇都没见过，经历了刚才的一幕，惊魂未定，哪里敢大块吃蛇肉。待他们走后，我战战兢兢地喝了一点汤，品尝了一小块，觉得味道很好，但心理压力大不想吃，就把那碗蛇肉端到屋后，挖个坑倒入给埋了。几天后，刘昆悟问我那碗蛇肉汤吃了吗？我不忍心辜负他的好意，就撒个谎说：“都吃了。”他听后高兴地说：“那你的脚伤病很快就要好了。”
  说起我的脚病，那是一段难忘往事。农场有十几亩稻田，我刚下水田插秧时，由于皮肤娇嫩，双脚经受不住泥水的浸泡而出现了溃烂，蚂蟥对人的气味特别敏感，我成了它们的主要攻击目标。有一次，我的双脚粘上了很多蚂蟥，我赶紧跳上田埂，用双手又抓又拍，其他知青也来帮忙，才清理完毕。一看双脚上竟有十几个血口子，形成了条条血迹，真是惨不忍睹。双脚溃烂加流血，迟迟不见好转，便成了脚伤病，我只好请假回家治疗，但没等完全治好，我又急着回到了农场。
  当年刘昆悟夫妇那“一碗蛇肉汤”的情谊，我至今回想，心存感激。那时农场就是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知青与老场员之间，知青相互之间，那种质朴纯真的情谊，我至今还十分怀念和向往。
  一件憾事
  我父亲是部队的一名政治干部，对子女的要求既严格又正统。刚到农场时，我对农场的艰苦生活和劳动环境不适应，还常常想家。父亲就以军人的语气对我说：“我们打仗时枪林弹雨都闯过来了，你遇到的这些困难算得了什么？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有必要去锻炼。”父亲的开导和要求，对于我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就迎着困难上，自觉改造自己，逐渐适应了农场的生活。
  农场共有10多名知青来自第二守备区，带队干部周勇飞指导员也来自那里。他像大哥哥一样关心爱护我们，经常找我们谈话，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处理各种问题，是我们的良师益友。部队首长对知青的成长和进步也非常关心，周指导员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部队，向首长汇报我们在农场的表现。在农场期间，部队两次召集我们知青开了座谈会。有一次在座谈会上，首长称赞我在农场表现好，要我谈谈下乡体会，我面对期许的目光，却心生胆怯，一时不知说什么好。说实在的，我们这些来自第二守备区的知青，的确没有辜负部队首长和父辈的期望，在农场吃苦耐劳、团结奋斗，各人表现都很好，其中温丽敏还光荣出席了海南行政区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从农场到藤桥公社20多公里，路途远而且交通不便，我们10多人都很少回家。离家近的知青们每到星期六中午吃完饭，都陆陆续续回家了，我们离家远的就留在了场里。每到这时，场里人手少了，甘蔗地等处需要人看护，我总是主动要求参加，一直坚持到我离开农场。场领导对我各方面的表现较满意，周指导员找我谈过话，鼓励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向场党支部写了入党申请书，不久，党支部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让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
  就在这时，军队再次大裁员，我父亲已接到转业通知，全家将要离开海南岛。当时我不愿意走，因为经过两年多的锻炼，我对农场很有感情，想继续留在这里。但我父母不忍心让我一个人留下来，我最后只好听父母的。记得我1976年3月初离开农场的那一天，跟知青们和老场员告别的时候，觉得难舍难分，当时就哭了起来，有些女知青也流下了泪水。从此，我结束了上山下乡的人生旅程。
  离开海南岛后，周指导员给我来信说：“你的入党志愿书，再有半个多月能批下来，但你离开后已不是农场的人，公社党委就撤销了。”入党愿望未能实现，成了我知青生涯中的最大遗憾。
  时间过得真快，当年青春年少的我，现已步入花甲之年。我永远不会忘记上山下乡这段历史，因为它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骄傲，正如反映知青生活的歌曲《我们这一辈》所唱的那样，我们这一辈，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熬尽了苦心，交够了学费，真正地尝到了做人的滋味，人生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