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岁月如梭，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意气风发的知青，大多已过六十耳顺，正奔七十古稀之年。虽然两鬓染霜，额增刀纹，陈年旧事早已淡忘，可上山下乡那段经历，对我来说始终刻骨铭心。
  响应召唤投身洪流
  1972年6月，从崖县中学高中毕业的日子临近，有消息说，今年城镇应届高中毕业生要上山下乡，上山下乡满两年才能招工、参军、推荐上大学。想起前两届初、高中毕业的校友都顺利安排了工作，我感到命运捉弄人，心里茫然无头绪。当时我父亲是驻榆林陆军部队工厂的一名领导，我1970年初中毕业时，本来可以分配到海军4802工厂，也能争取参军入伍，但都放弃了。一心想着多读点书，最好是有机会到高等学府深造，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
  妈妈知道了上山下乡的消息，也埋怨我说：女孩子家那么要强干什么，早有一份工作不就踏实了，哪里会像现在这样。父亲语重心长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国家的政策，年轻人去艰苦的环境里锻炼成长，没有什么不好。你是家里的大姐，带个好头，给弟妹们作出榜样。父亲的谆谆教诲，使我耳目一新，心里敞亮，不再彷徨。
  1972年7月9日晚，崖县县委、县革委会在三亚工人文化宫召开了上山下乡动员大会。我的同学覃业地、韩海凤先后上台表决心，热情洋溢的发言，激动人心的口号，感染了整个会场。同时也感染了我，对将要面临的上山下乡磨砺，增强了信心，战胜了懦弱，决心不辜负父辈的殷切期望，带着祖国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寄托，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洪流中去。
  说到当知青的经历，我觉得自己很有意思：轰轰烈烈下过两次乡，风风光光戴过两次“下乡光荣”大红花，辛辛苦苦在两处广阔天地炼过红心，的确与众不同！
  初次下乡 经受磨砺
  师部农场是陆军榆林要塞的自办农场，成立于1956年，坐落在荔枝沟公社抱坡村旁。农场以农业、畜牧业为主，兼有制酒、制酱坊，是部队后勤保障基地、南繁育种基地。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对部队系统（含附属单位、部队家属等）起着很好的补给作用。所以，师部农场的种种好处，人们总是记忆犹新。
  1972年8月，崖县知青办通知，榆林要塞的首批上山下乡知青，安排到师部农场，是否出于“关照”不得而知。
  8月30日，我们一行13人（男知青王建军、吴力思、王绥存、顾力达、唐军、张英杰、刘鲁锋、麦育养，女知青余若玲、郝林波、王莎、段少萍、杨明）坐上“解放牌”卡车，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有欢乐有黯然。汽车沿着海榆中线向师部农场驶去，经过一座铁路桥，拐进了师部农场大道，两旁是广阔的稻田，车子在农场办公室前停下，赖场长和其他领导还有一群老职工站成一排，敲锣打鼓迎接我们。
  赖场长曾经是一位老兵，文化水平不高，普通话还带着广西口音，他热情洋溢地说：“知青同志们，我代表全场职工欢迎你们，希望你们要争气，不要给父辈丢脸……”他的一番话赢得了大家的掌声。知青生活就要开始了，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我心中萌发了“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遐想。
  当时，部队农场酿造的纯米酒，在崖县很有名气，我父亲那时就经常喝，连上级首长到部队检查工作，吃饭时都点着要师部农场的纯米酒。慕名前来品尝、订货的络绎不绝，经常供不应求。可能是负责人许师傅有制作“秘方”吧，农场将酒坊视为重要部门。赖场长安排我和女知青杨明去那里干活，要把发酵好的酒原料从缸里盛进木桶，挑到蒸锅进行高温蒸煮。由于我对发酵的酒原料过敏，碰触后全身起满了红疹子，发起高烧，场医对我进行治疗，打针吃药都不退烧，场里老职工用了土办法，也不起一点作用，只好去榆红医院住院治疗。
  农场的西瓜成熟了，整块田爬满滚圆的西瓜，人们陶醉在丰收的喜悦中。西瓜就要收获上市了，我们被临时安排到瓜队挑瓜，从田里把西瓜挑到瓜棚。挑西瓜不是件轻松的事，一担西瓜七八十斤，压在我们稚嫩的肩上，行走在田埂上摇摇晃晃的，一不小心容易滑倒摔下田埂。我就摔到瓜田里一次，一担西瓜满地滚，许多个摔裂开了缝，像顽皮的孩子咧开嘴笑，像在取笑我百无一用。瓜队的黄队长看着我狼狈的样子，无奈地摇了摇头。
  春耕时节，场里安排我和段少萍、杨明、张英杰、麦育养等四人，与农场职工一起插秧。插秧在农场是最辛苦的活，真的很考验腰功，叉开两腿弯腰站在水田里，身子不停地一上一下，腰酸背痛不用说，还有令人讨厌的蚂蟥。读中学时，经常下乡支农就领教过，现在又遇到它。乍一看软绵绵通体墨绿，样子十分的丑陋，沾在腿上吸饱血马上变大，扯都扯不掉！当我走下水田，拿起秧苗弯腰插秧时，一条蚂蟥朝我的方向游来，旁边的段少萍大声尖叫起来，把我吓得一跳，双脚在水田里左右移动，生怕被蚂蟥粘上。这时一位老职工大声说：知青姑娘，不要来回走动了，蚂蟥不长眼睛，听到响声只会有更多的游过来。听了老职工的劝说，我先安定了心神，平静一下受到惊吓的心跳，思索对付蚂蟥的方法，又继续插起秧来。
  农场的南边有一片岭地栽满了芒果树，由于品种没有改良，历年产量很低。为了利用好土地资源，发挥最大效用，要塞后勤部党委决定搞一场土地平整大会战，主要是“削高垫低”，将削出的泥土石块填进旁边鱼塘，使整体成为“人造小平原”。初步评估，可增加八九十亩左右的优良土地，农场的拖拉机在这片土地上可以派上用场了。为了圆满完成这项艰巨任务，部队首长非常重视，专门调来两个连的官兵，参与这次平整土地大会战。还使用了一辆小型推土机、七八十辆铁皮胶轮手推车，是机械化与革命化的结合。
  11月某天清晨，风和日丽，大会战工地上红旗招展，在工地边上临时搭建了医务所和广播室，赖场长安排黄小梅和我当广播员。黄小梅是农场职工，瓜队黄队长的女儿，她有着匀称的身段、靓丽的面容，是榆林要塞宣传队的舞蹈演员，在没有排练和演出任务时，就回到农场工作。电工在两棵相距若干米的高大木麻黄树上，各挂起一个高音喇叭，口子有脸盆那么大。太阳刚刚升起，二百多名解放军官兵排着队，肩上扛着锄头铁锹，步调一致地喊着“一、二、三、四”的口号，走进大会战的工地。喇叭里播放着嘹亮的歌曲，工地上搞起了流动红旗竞赛，很快就掀起劳动热潮，呈现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推土机在远处推出岭土（装手推车），又在近处直接推土填塘。指战员们干劲冲天，有人铲土装车，有人推车猛跑，几十辆手推车在尘土飞扬中穿梭奔跑，整个场面甚为壮观。我和黄小梅在广播室里，一会儿播样板戏，一会儿放革命歌曲，有时还到工地上端茶递水。
  每当日落西山、夜幕降临，喧嚣了一天的工地重又归于平静，我整理好器材、唱片，走出广播室，有微风徐来，轻拂我的脸颊，望着一片片的沃土，正在一天天地铺就、扩大……嗅吸着泥土的芬芳，想必这片大有希望的田野，将焕发出勃勃的生机。原定十天的工作量，结果只用一周时间就完成了。所幸场里安排我参加这次大会战，目睹了解放军指战员吃苦耐劳的精神，领略了他们无坚不摧的意志，深深地被感染、感动，给我很好地上了一课，获益匪浅。
  再次下乡 终于圆梦
  1973年12月，在师部农场下乡一年零三个月后，崖县知青办为了便于管理，决定将已下乡在师部农场9名知青（原13人，3人参军，1人随父母调走），与陆军榆林要塞应届毕业准备下乡的部队子弟知青合并，总共有32人，统一安排到崖县荔枝沟公社农场知青安置点。
  12月14日，第一批奔赴荔枝沟公社农场的知青，集中在榆林要塞大院操场，寒风阵阵地吹。部队首长站在队列前，作了简单而热烈的动员，带队干部杨乐广指导员给每人戴上大红花，有“下乡光荣”四个大字的红缎飘动在胸前，激情满怀地站在大礼堂台阶上，拍了张集体合影。我弟余祖荫也是这一批知青，在欢送的人群中，我看见母亲在拭擦眼泪，我心里默默地对她说：放心吧，妈妈。
  我们登上了“解放牌”卡车，一路欢声笑语，很快就来到荔枝沟公社。公社书记率公社干部热情迎接，吃完丰盛的午饭后，卡车载着我们向知青点所在地驶去。沿着海榆公路，经过田独公社约3公里，左拐弯进了一条坎坷不平的泥泞土路，我们进山了，大家在车上议论着。路边长满了野草杂树，大大小小的树枝向主道伸展。颠簸了大约一刻钟，上了一个土坡，在死马岭军用被服库停下。车子刚停稳，路边迎过来两个人，男的四十来岁，黑黝黝的面孔，个子不高；女的二十出头，眉清目秀，腼腆端庄。杨指导员从副驾驶室跳下来，分别与他们握手。男的自我介绍：我是荔枝沟公社农场的邢场长，指着边上女的说，她叫叶波儿，是潮汕知青。路况不好，公社来电话，派我们来接你们，还有二里多路程。
  前面挡着一座山岭，道路比较窄，经过雨水冲刷，路面变得坑坑洼洼，上下坡都很陡。邢场长说：“道路多年失修，很少有汽车进来。”杨指导员考虑到行车不安全，让我们各自背上背包，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跟着邢场长和叶波儿，向农场方向走去。邢场长是国家干部，公社为我们下乡特别派来的，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们讲述：农场所在地是山沟，周围山峦绵延不断，是比较闭塞的地方，交通不便，有两条土路进出，一条勉强行车，另一条就只能走牛车了，听完邢场长的一席话，我就联想起这就是人们俗称的“死马岭”了，道路之难走，连马都甘拜下风。
  沿着两旁长满飞机草、崎岖不平的土路往前走，映入眼帘的是两排茅草房，中间空地上有一个篮球场，只有半边篮球架子。低矮的茅草屋，四人住一间，走进去昏暗一片，视觉一下子适应不过来。农场生活环境艰苦，还没有通电用上电灯，每人发了一盏煤油灯。农场建在一处山坳，附近没有村落，俨然是“荒野独居”。
  农场以种植橡胶、甘蔗、胡椒为主，种菜、水稻是副业，基本能自给。由于我们下到农场，人员增加了，要扩大再生产，向荒山要土地。于是砍山开荒，平整出一片片的土地种植甘蔗，开垦出一垄垄的环山地种植橡胶树。
  在清理胡椒园除草时，经常遇到蛇出没，大家总是提心吊胆。最难忘是种橡胶树，每天要挖8个长、宽、高各80厘米的胶穴，运气不好碰到石头、大树根，就很难完成任务。海南天气炎热，汗水湿透衣服，又被阳光晒干，我使出浑身力气去挖，连锄头把子都弄断了，固定锄头的木塞子脱了出来，有些不知所措。在一旁干活的公社知青邢云浪，过来帮我把锄头重新弄好，并说：干这种活要苦干加巧干，靠蛮力是不行的。在他的帮助下，我完成了当天的任务。收工的时候，手掌上打满了血泡，有的磨破了，只能用手帕包上，痛得眼泪直流。不畏艰难，撸起袖子，甩开手臂干活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都受感动。
  农场早年种植的两千多株橡胶树，到了这时已逐渐开割，场里为此成立了橡胶班，初期人员有我及叶波儿、李维、成莉、田丽玲、段少萍6人，是清一色女同胞，我担任班长，老知青叶波儿任技术指导。橡胶是农场主要的经济来源，我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养树割胶很有讲究，要求胶工责任心强、割胶技术过硬、养护方法适当。为此我和叶波儿组织开展岗位练兵，主要是学常识、磨胶刀、练树栓、学管理，收到很好的效果。
  割胶工作自凌晨3点到上午9点，启明星还在天空闪烁，人们还在做着各种美梦，我就要赶紧起床，叫醒她们几个，赶走瞌睡虫，装好胶灯，带上胶刀，挑着胶桶，奔赴各自的树位，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偌大的胶林，只有头顶上胶灯光束不停地闪烁，好像在与星星争相辉耀。有一次，叶波儿因病不能上班，为了不给场里增添困难，我把自己的树位割完后，又将叶波儿的树位完成。由于带了个好头，从此橡胶班里不论哪位不在岗，她的树位自然而然有人完成，二话不说。
  割胶披星戴月，总是夜深林静，担惊受怕的事在所难免。记得一天凌晨我们迎着扑面的山风，走进薄雾缭绕的胶林，正准备割胶时，我看见不远处的山林边，有束灯光一闪一闪，怕有异常情况发生，马上叫上李维、田丽珍几个往回跑，飞也似的跑到杨指导员的宿舍，叫醒了杨指和邢场长，及时反映了情况，二人与我们回到林中，只见场里一位老职工手拿电筒，正弯着腰在翻看盖着杂草的铁笼子，邢场长说他在套野山猪，杨指导员这才如释重负，就对他说以后不要在这附近套山猪，会吓着她们胶工的，影响正常工作。
  农场环境闭塞，文化娱乐活动匮乏，为丰富业余生活，成立了知青男女篮球队，我也加入其中，并当选了女队队长，男知青章军生当教练。球队的训练是利用业余时间，清晨，队员们穿过胶林，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跑步。下午收工吃完饭，在半边球场练篮球基本功，三步上篮、运球、投球。场里伙食差，有些队员吃了一半就不吃了，为了让大家保持体力，吃饱饭、吃好饭，我就把家里带来的咸菜和肉丁煮大酱与大家分享，训练完后又把炒面冲面糊给大家，以便补充体力。球队的成立给农场知青带来了凝聚力和向心力，辛苦劳动之余，舒缓了劳作疲惫，活跃了农场氛围。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训练，我们女队中以前没摸过球的已经能上场比赛，于是我们主动联系与抱坡岭部队老干部队、榆红医院女队进行友谊赛，比赛过程成了我们女队员们饭后的话题，增加了些许生活情趣和日常谈资。
  1974年5月，经场领导提名、老场员及知青们推选、公社批准，我当选为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为此，场里特安排我两天不用出勤，在宿舍用心准备，把两次下乡的历练、走过的知青路，好好总结及书写。6月中下旬，县知青办组织先进知青宣讲团，我作为先进知青荣幸入选，到各个中学给应届毕业生讲述上山下乡的体会。我的母校崖县中学把会场安排在教师办公室旁，整个会场被遍及的高大木麻黄树所遮盖，把夏日里的炙热给分隔开。
  同学们在树下坐好后，林校长做了一番介绍，说我是崖中毕业的知青，经过上山下乡艰苦磨炼，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我在讲台上望着台下一片黑压压的人头，第一次面对这么多的人，还有教过我的老师，开始还有点紧张，可是看到学弟学妹们稚嫩的面孔，他们即将完成高中学业走出校门，心情也就慢慢放开了。我把下乡以后所经历的事儿作了讲演，如插秧遇蚂蟥、开荒种甘蔗、种橡胶、割胶，等等，鼓励校友们不怕艰苦，勇敢地到广阔天地练就一颗红心……
  1974年金秋十月，自治州技工学校在崖县招收学员，县里分配给我们农场两个名额，场里上下一致推荐了我和同届下乡的男知青麦育养。回到课堂读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喜悦之情难以平复。两年多的知青岁月搓揉，经受了很多磨练和考验，终于梦想成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