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是榆林陆军大院子弟，从小在军营中长大。榆林部队的前身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从东北松花江畔一路打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县榆林港，是解放海南岛的英雄部队之一，有许多部队干部来自东北三省和山东省。那时生活在海南岛的部队子女很天真，对大陆抱有好奇和向往，总认为什么都比海南好，连月亮都比海南的圆。
  1973年7月，我在崖县中学高中毕业。有两个选择：一是在崖县就地下乡；二是回到吉林老家乡下。当时看到一些同学被父母送回北方老家，我跟着心动了，就向父母提出回东北乡下，老家的叔叔也答应，说回后就送我去参军。父亲同意了我的想法，但母亲不同意，她是海南文昌人，觉得两地相距太远、温差太大，生活环境难以适应，放心不下。临近年底，榆林陆军部队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动员子女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我只好报名就地下乡了。
  意气风发下乡去
  1973年12月14日，我们32名部队子女，就像当年父辈们参军那样，胸前佩戴大红花，在榆林要塞大礼堂前听部队首长做出征动员、集体合影，亲人们都来送行。为了管理好这支知青队伍，部队选派了一位优秀指导员杨乐广带队。我们带着殷切希望和嘱托，乘坐部队的“解放牌”大卡车，满怀激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在崖县县城三亚镇沿途学生和群众手持彩旗的欢呼声中，意气风发地上山下乡，来到了一个偏僻闭塞的地方——荔枝沟公社农场。
  从1973年到1977年，这里共接收了五批部队知青160多人，仅接收过2名（1973年）荔枝沟公社知青。在第一批知青中，余若玲、王绥存、张英杰、段少萍、麦育养等9人，先在1972年8月31日下乡到榆林要塞的“师部农场”，这次是重新下乡（县知青办安排）；余若玲、余祖荫是姐弟俩，张英杰、张晓薇是兄妹俩，公社知青邢云波、邢云浪是两兄弟。我大妹程瑰和小妹程玫分别在第二、第五批来到农场，家里三兄妹全都成为知青，这在当时很少见。
  农场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崖县各公社为了发展集体经济，从所属大队抽调人员组建热带作物农场，以种植橡胶、胡椒、甘蔗等经济作物为主，以后才改称荔枝沟公社农场。首位场长兼书记是公社干部邢福清（乐东黄流人），但不久就调回公社，由王定山（黎族）继任场长，蒲荣明（黎族）任书记，蒲德辉（黎族）任副场长。1973年12月14日，接收第一批部队知青时，邢福清又被公社调任场长兼党支部书记，蒲荣明任副场长。邢福清于1976年3月调往羊栏糖厂，由退伍军人林桂元（黎族）继任场长兼党支部书记。
  农场当时登记在册60多人，但实有20多人，其中本地老场员10多人（主要是黎族同胞）、汕头知青7人。本地场员有陈运福、高阿利、高成义、董冠生、符积福、高先良、高德光、许人钦、吉开英、吉文秀、李德辉、王裕珍、王后东等人。汕头知青1969年8月23日来场17人，10人已因故离场，尚有曾庆锐、叶波儿、杨玲娇、陈树楠、谢楚珉、袁淑卿、黄楚芳7人。此外，还有汕头移民刘昆悟、陈淑珍夫妻。
  农场距离榆林约18公里。“荔枝沟”这名字听起来令人向往，现实并不尽然。此地三面环山，“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往外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山路崎岖不平，仅容一辆汽车勉强通行，要翻过死马岭，3公里外是海榆公路；另一条是很窄的牛车路，经过天然生成、狭小阴暗的防空洞状荆棘树丛，以及一片坟地，通往六七公里外的公社。农场唯一的运输工具就是一辆木轮牛车，这可是场里的“宝马”！平时拉橡胶、大米、生活用品等全靠它。拉车的老水牛识途，不用扬鞭自奋蹄，赶车人即使在车上睡觉，也照样能把车拉回去。
  这里的居住、生活条件很差，住的是黄泥裹稻草糊成墙的茅草房，晚上照明用煤油灯，吃水及洗澡仅靠一口水井；知青每人月供定量是大米30斤、花生油4两、猪肉8两，煮菜没法多放油；肥肉片薄到透明，好多天才吃到一次；知青们戏称吃韭菜为“牛吃草”，肥肉片为“的确良”肉；逢风雨天没菜吃，只能用腐乳、豆瓣酱，甚至用酱油、咸盐拌饭；红色的腐乳汁从未吃过，倒进热乎乎的米饭里，的确“味道好极了！”，是件令人回味的事。
  这里的一切与家里相比，肯定会有很大落差，但我们在中学时代，就有多次下乡支农、到校办农场、在水利工地锻炼的亲身经历，又接受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的思想教育，就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想法，随遇而安好了。所以没过多久，大家基本上都适应了农场的环境和生活。常言道“穷则思变”，于是在橡胶林里建起了养鸡场，还养了几头猪，开垦荒地种上了蔬菜和花生，种好原有十几亩水稻，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我从1973年12月到1977年1月，在农场劳动和生活了3年，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事。这期间，先后与1973～1976年的4批知青相处，同时与邢福清、林桂元（黎族）两任场长兼党支部书记，以及杨乐广、陈建财、周勇飞3位部队带队干部共同工作，是在农场下乡时间最长的几位知青之一，也是1973年下乡知青中最后一个离场的。
  创收主力橡胶班
  农场的经济收入主要依靠橡胶，约占总收入的70％％以上，然后是胡椒和甘蔗。第一批知青与老场员一起合编，分成橡胶、综合、胡椒、甘蔗、腰果、水稻、后勤七个班。不久后由于腰果、甘蔗、水稻的种植面积不大，而且人员分散不利于生产安排，场里便把腰果、甘蔗和水稻三个班合并到综合班，形成橡胶、综合、胡椒三个生产班，以及后勤班。
  橡胶班班长是余若玲，全班12个人，管理2000多棵树位，平均每人200多棵。刚到农场时，最早分配到橡胶班的都是女知青，如余若玲、段少萍、李维、成莉、田丽珍，随后有吴丽娟等人。老场员叶波儿（汕头知青）人很文静，与知青相处很好，割胶技术也好，是知青学习割胶的指导老师，也即“师傅”。割胶可是个技术活，耗皮多深有讲究，不仅刀法要好，还要细心和专心。割面太薄了胶水出得少，太厚了树皮白损耗，伤到树干会长疙瘩，影响以后再割胶。当好割胶工，先学会磨胶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不似垦区农场有淘汰的胶树桩，就从山上砍来“厚皮树”绑在木桩上模拟割胶，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等差不多了才正式开始。
  割胶作业须在凌晨三四点钟，启明星刚升起时进行，此时的树出胶水多，割晚了会有影响。胶工每天都准时起床，穿着高筒雨靴，挑着一对胶桶，头戴上点燃的胶灯，走向各自负责的林段。深更半夜，旷野漆黑，荒无人迹，先要练“胆”。女知青李维负责的林段在死马岭进山路边，离农场最远。第一次割胶时，当她走进阴森黑暗的胶林，本来心里就在打鼓，谁知一头野猪突然吼叫着从她身边的不远处跑过，吓得她打了一个惊颤，胶灯都被震灭了，在黑灯瞎火中不知所措，就哭了起来。这件事发生以后，场领导就从其他班调来了余祖荫、顾一兵、梁炳新等男知青，男女间隔搭配，分到相邻的林段，好互相照应，增加了女知青的安全感，时间一长就渐渐习惯了。
  橡胶班长余若玲到州技工学校读书后，她弟弟余祖荫接任班长。余祖荫干起活来像个“陀螺”，每天似乎有忙不完的事：凌晨3点半前，他很自然地醒来，先把全班人的胶灯点燃，再把大家叫醒；然后就是割胶、收胶、制胶，一直忙到黄昏；晚饭后砸碎电石，装入待用胶灯，以便全班人第二天割胶使用；夜里每隔两三小时查看熏胶情况，连觉都睡不好。为了提高割胶和制胶技术，余祖荫通过任英高和梁炳新的介绍，专程去了农垦南岛农场，学习培训一个多月。当时农场的制胶设备简陋，只有凝固胶水的铝槽、手摇压胶片机、一间用于熏胶的茅草房，这些几乎是制作生产的全部家当。
  早上割完胶稍歇会儿，约9点钟又返回胶林，把一杯杯胶水收集到胶桶，挑运到制胶房倒入铝槽，加入化学凝结剂，静置约3小时。待胶水凝固后，用手摇机压成片状，再将胶片挂在室外竹竿上，晾晒约一个星期。干燥后放入熏胶房，点燃杂木像烟熏腊肉那样，匀火慢熏三四天。在制胶过程中，对技术和责任心的要求都很高，而农场没有任何监测设备，熏胶时全凭人的感觉和经验，不能有半点疏忽。
  有一天夜里天气很冷，专责人员担心熏胶房温度不够，多添了一把柴火，不料时间长了旺烧过度，差点发生一场事故，幸亏发现和处理及时。有了这次教训，以后格外注意控制好火候、温度、时间，不敢稍有大意。胶熏好后，给每片胶抹上滑石粉，防止互相粘连，然后打包。每熏一次胶片的重量为100公斤左右，按50公斤标准打成2包，最后余祖荫赶着农场的那辆“宝马”，把胶片运到公社供销社收购站出售。
  胶片的质量分为特级、一级、二级。橡胶班制出的半成品胶，颜色均匀、金黄剔透，除了少数几个批次外，基本上都是特级品。当时国外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橡胶属于国家紧缺的重要战略物资，农场每年卖给国家的胶片大约有7吨，知青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做出了一份贡献。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橡胶树是三分割、七分养，养树割胶、胶园管理、施肥压青等工作很重要。每年的12月到来年3月是养护期，橡胶树由割胶转为养护。要清理胶林杂草，砍飞机草积绿肥，捡牛粪积农家肥，在胶树根部近处挖沟沤肥，以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争取树位稳产高产。橡胶树已割过的部位裸露在外，遇上冬季寒潮会被冻伤，要把泥巴与牛粪混合糊在割过部位进行保暖。将牛粪堆积在两个大坑里，这时只需加入黄泥和水，再下到坑内用双脚踩匀，然后用手捧起糊到每棵胶树割过的部位。
  以前知青们看见牛粪都觉得恶心，避之唯恐不及，更不用说是“亲密接触”了。可是一想到不这样干，如果胶树真的被寒潮冻坏了，以后场里的经济收入和大家的工分收入又从哪里来呢？就顾不了那么多了。可以不夸张地说，农场的主要收入和对国家的贡献，是橡胶班的知青用沾满了牛粪的双手和双脚创造出来的。当时我们农场种植橡胶不在国家计划之内，没有政策扶持、化肥补贴，也缺乏正规技术指导，一切全靠自己来解决。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我们农场的橡胶生产能够做到自我生存、自我发展，实属不易。
  样样能干综合班
  在我们农场，最大的班组要属综合班，人数几占全场总人数的一半。我是第一任班长，孙凌、王绥存是副班长，全班人员分成3个组。综合班没有固定任务，场里安排干啥就干啥，除了开荒、盖房、砍柴……还种植橡胶、甘蔗、水稻等，因此大家又叫它“杂工班”。
  苦与乐
  为了扩大橡胶和甘蔗的种植面积，大面积开垦荒山就成了综合班的主要任务。当时有句响亮口号叫“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开荒的过程就是“与地奋斗”的过程，也是磨练知青们意志和坚韧性的过程。开荒时，骄阳似火，热浪翻滚，大家一字排开，手中的砍刀不停地上下飞舞，干得大汗淋漓，全身衣服及腰带都湿透了。那时没有多少防晒意识，我和一些男知青索性穿件短衫甚至背心，就在炎炎烈日之下干了起来。结果脸上和胳膊上被炙热的阳光烤得发红，过了几天就一块一块的脱皮，黑白相间的皮肤看上去有点像斑马。
  由于长时间受汗水的浸染，我和许多男知青的下身长了癣，晚上痒得难以入睡。癣药刺激性很大，涂到患处会产生强烈的刺痛，令人难以忍受。后来我们想出个办法，就是在涂药时，旁边一人拿个扇子对着患处使劲扇，这样药物挥发得快，疼痛也减轻了一些。干活时，山蚂蟥钻进胶鞋里浑然不觉，回到宿舍脱下鞋子，只见里面血迹斑斑。开荒还会碰到毒蛇，有一次我在砍一棵树时，突然从树上接连掉下来5条竹叶青蛇，女知青们吓得四处躲避，男知青急忙上前把蛇打死。不时有人被荆棘和树枝刺伤、划伤，我的手掌由于紧握刀把磨出水泡，破裂后被汗水一浸，疼痛到刀把都握不紧，只好用布条包扎起来继续奋战。
  女知青田慧军是个劳动能手，来农场前已在湖南农村下乡几个月，经受过农村生活的磨练。她干起活来有股“一马当先”的猛劲和闯劲，善于啃“硬骨头”。挖树兜（树头）时，别人干起来既费力又费工，可她驾轻就熟，挖得又快又多，不少男知青都比不过她，劳动热情和苦干精神让人佩服。不知是谁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大洋马”，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女汉子”。这个绰号很快就传遍了全场。时至今日，很多人已记不起她的名字，但一讲到当年的劳动场景，都会不约而同地谈起“大洋马”，话语中仍为当年的“大洋马”点赞。
  尽管开荒很辛苦，但大家也会苦中作乐。休息时多人围坐在一起，吕松滨、纪南、孙青、戚晓冰、吴莉等“活宝”，把场里的生活趣事讲得“有鼻子有眼睛”，引来大家的阵阵笑声，现场气氛顿时活跃起来，疲劳也得到了缓解，正应了那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收工后，每人还要扛一捆树枝回场，交给厨房当柴火。
  挖与种
  开垦出大片坡地后，接下来就挖环山行。它与造梯田相似，每行相距4.5米，每行宽度1.5米，外高内低、坡度平缓。在环山平台内，每隔3米挖一个长、宽、深均为80厘米的胶穴，好种植橡胶树。那时片面强调男女同工同酬，不论劳动强度大小，男女劳动指标都一样。山坡地土质坚硬石头多，十字镐一挖到石头上，就火星飞溅，双手震得发麻。这样的重体力活，不少男知青都感到吃力，女知青就更困难了，有时实在挖不动了，一坐到地上就不想起来。但累归累，任务还是要下决心完成，许多女知青就提前出工，干得快的帮干得慢的，男知青也主动过来帮忙，往往干到超时间才收工。经过一番艰苦劳动，大多数女知青也完成了挖坑任务。
  对新开垦的土地，山坡地用于种植橡胶树，较平坦地块就种甘蔗。挖出一条条好长的甘蔗沟，先放入一层飞机草沤底肥（每人每天要割200斤飞机草），再盖上一层土；将甘蔗的中后段切成一节节，长约20—30厘米，要有两个芽头，然后放入沟内用泥土覆盖。甘蔗地离农场较远，听不到收工的钟声，大家又没有手表，女知青白桦脑袋瓜子灵，人站在太阳底下，用脚板测量身影长度来估摸时间，虽然不是很准确，大致“八九不离十”。
  甘蔗苗种下以后，为了防止长出幼芽被牛羊吃和人踩踏，在甘蔗地中央用木条搭起一座高约3米多的瞭望台，每天派人轮班看守。等到甘蔗成熟时，每人都很乐意当看守员，因为坐在高高的瞭望台上，一边欣赏绿浪翻滚的蔗林，一边享受着甘蔗汁的清甜可口，又有习习凉风吹来，实在令人心旷神怡。凡是看守甘蔗的人，必定会带把砍刀，当天的饭量肯定大为减少。
  小插曲
  月供粮食有所不足，农场种植的十几亩水稻，起了较好的补充作用。挑秧下田及田间插秧时，蚂蟥一听到声响便游过来，吓得女知青连连惊叫，纷纷跳上田埂，迟迟不敢再下去。胆子大的男知青便把蚂蟥抓住，用细木条把蚂蟥从里到外翻过来，然后把木条插在田埂上，给蚂蟥来个“日光浴”。稻田里蚂蟥太多，哪能抓得过来，被蚂蟥咬还是不可避免的。一旦被它黏住，就很难把它拽下来，还像橡皮筋一样越拽越长。
  还是老场员有经验，教了大家许多实用方法，如吐口水在手掌上抹擦、抓把草拭擦、用手掌猛拍等。我们多是用手拍掉蚂蟥，这一招果真灵验，蚂蟥被拍几下就从腿上掉下来。被蚂蟥咬过的伤口不好愈合，往往两三天还在流血，大家就用老场员教的方法，用抽烟时弹下来的烟灰抹在伤口上，轻易就把血止住了。
  收获水稻的季节，是大家最忙碌的时候，有时也有工伤。有一次，打谷场上堆满了刚收割的稻谷，几个人正围着场里唯一的脚踏脱粒机，不停歇地轮流进行脱粒作业，宁海霞不慎将一只手伸近脱粒机滚筒，手指被U型齿扣打得鲜血直流，一瘫软就坐在地下。见到此情此景，我和一女知青把她连背带扶，急忙朝着医务室奔去。
  建瓦房
  第一批知青到农场时，场里仅有三幢茅草房（分隔20余间）。1974年6月，为了迎接第二批知青，综合班用了两个多月，又盖起了一幢茅草房（分隔10余间），后来又给第三批知青加盖茅草房，还有一间学习室。1974年下半年，为了改善知青的住房条件，农场决定建造瓦房，资金短缺是主要困难。购买水泥、钢筋、红砖、瓦片、石灰等材料和请施工队，就从金额不多的安置费中开支，而木材、沙子、片石等材料，要另想办法解决。
  上山伐木由50多岁的蒲荣明副场长带队，队员中有几名经验丰富的老场员，有顾一兵、章军生等11名男子篮球队队员，还有随后加入的邱海峰等多名第二批知青，地点在本公社的罗蓬大队山区。砍伐队住在山上曾被用于圈牛的破旧茅草房，生活条件差，劳动强度大。整个工作由蒲副场长和老场员指导、带动，知青主要是砍伐和搬运尾径十几厘米能当桁条、桷子的中圆木，老场员主要是砍伐能搞门窗的大圆木（劈成方木），仅用二十天左右就顺利完成了伐木任务。
  我父亲当时是部队装备部门的负责人，管理部队车辆、装备、物资，每次农场里要运东西，我都会找部队帮助解决，总是有求必应。到了1974年底，一幢有十个房间、200多平方米的新瓦房建成了，第一批的知青告别了低矮阴暗潮湿的茅草房，高高兴兴的搬进了这座山沟里的“豪宅”。
  可是高兴没多久，我所住房子的左侧墙体因太靠近牛车路，有一处自桁条至地下出现一条宽约2厘米的裂缝，蒲副场长忙拿一根粗木头竖起顶住那根桁条，消除了安全隐患，我若无其事地住了一年多，直到离开农场。后来女知青韦向群与我谈起40多年前的这件事，仍心有余悸地说“好可怕”，周保平则谑笑我是“自告奋勇住危房”。
  修平台
  1975年，与农场一山之隔的部队死马岭油库需要扩建。油库是军事重地，保密性很强，对施工人员有严格要求。由于我们都是部队子弟，便于保密，我父亲便让我征求农场领导的意见，希望农场接下这个工程，场领导同意后，我便带领大家开进了工地。我们的任务是把一处山脚挖成“L”形状，填出一块平台，以便安放油罐。
  挖山需要爆破，邱海峰等五个男知青在部队战士认真指导和细致监护下，学会了土石方爆破方法。上午他们在山体上用洞铲挖出4个洞眼，然后分别往洞眼里装填炸药、雷管和导火索，一切准备妥当后，点燃导火索，迅速跑到远处的安全位置，几声巨响过后，大片的土石坍塌下来。在不耽误工期的前提下，为了预防出现哑炮伤人情况，我们都是在中午爆破，下午在农场做其他劳动。第二天上午再去工地，把爆破出来的土石挖走。这样做，既保证了安全作业，又不致影响工程进度。
  人心齐，泰山移。我们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每天挖山不止，不到一个月，约五六百平方米的油罐平台的雏形呈现在油库官兵们的面前。我们用自己辛勤的汗水，为部队的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农场增加了收入。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知青们和老场员几年的共同努力、团结奋斗，放眼望去，昔日荒凉冷清的农场，呈现出胶树满山坡，蔗林翻绿浪，胡椒挂果实，稻田闪金光的喜人景象。在知青们收获劳动成果的欢声笑语中，充满了奋斗的自豪感和获得感。
  “鸟口夺食”胡椒班
  胡椒班班长是张晓薇，该班成员女多男少，他们最艰苦的工作不是锄草、施肥、浇水等日常管理，而是赶鸟。秋天是胡椒即将收获的季节，一串串橘红色、带有甜味的胡椒果挂满藤蔓，却也成了鸟儿的美食。为了保住自己的劳动成果，胡椒班与小鸟打响了胡椒争夺战。刚开始时，郝林南他们在长棍子上绑几块布条之类的东西，在“摇旗呐喊”“虚张声势”。无奈山沟里鸟太多，赶了东头的西头又飞来了，嗓子喊嘶哑了也赶不过来。
  后来改变了战术，拿来水桶和脸盆，又不知从哪里搞来一个赶鸟“神器”——铜锣，在胡椒树上端不时响起敲锣打盆声，这办法果然奏效，小鸟受到惊吓后，就不敢轻易来吃胡椒了。争夺战每天从早上一直打到傍晚，直到鸟儿归巢，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场里。
  采摘胡椒不仅是个细活，若不小心还有可能被蛇咬。胡椒藤上经常缠有竹叶青蛇，颜色与胡椒树叶相近。开始时，乍一见到蛇就在咫尺之间，女知青就吓得不断惊叫，后来采取了“打草惊蛇”的办法，先用长木棍把蛇赶走再摘胡椒。
  胡椒采摘下来后，他们起初采取老办法，将胡椒放入大水池里浸泡，以便让胡椒外皮自然腐烂。腐烂的外皮会发出难闻的臭味，在用双手清洗胡椒时，臭味沾在手上和身上，两三天都洗不掉。胡椒班的人去食堂打饭时，别人一闻到他们身上的臭味都避而远之。为了不“污染”食堂的空气，只好等到没人打饭时，他们才最后去打饭。
  采用老办法制作出来的胡椒粒味道和颜色都不好，自然卖不出好价钱。他们找到原因后，改用了新的办法，将胡椒装进麻袋，放到胡椒地旁边一条流水沟里浸泡，如此经过流水不断冲刷的胡椒，臭味甚为轻微，清洗干净后放到太阳下晒干，不仅品质有了很大改善，价钱也高出不少。
  保障有力后勤班
  食堂的管理和食品采购，起初是由任英高负责。第二批知青到来后，田林海和周保平分别担任后勤班正副班长，班里的工作内容有做饭、种菜、养猪、养牛、养鸡等项。田林海还兼任采购员，他的父亲是师部农场领导，当时该农场每周都杀猪供应部队家属。因为猪肉等肉食品凭票供应，为了能让大家吃到猪肉，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找父亲，以每斤0.88元的平价买回三四十斤猪肉；或隔上十天半月，到县水产公司找他父亲的熟人姚叔叔，以每斤0.22～0.30元的批发价买回三四十斤鱼。每次看到他骑着单车满载而归，大家都高兴地说：“今天又有好吃的了”。
  按有关规定：每个知青有480元安置费，主要用于建房，部分用于购置生产、生活用品以及生活补助。我们在第一年，伙食费从安置费中开支，各人劳动所得归自己。记得1974年底结账后第一次分红，我分到120多元钱，是分得较多的几个人之一。这是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得到的劳动成果，心里第一次有了劳动的成就感。几位知青拿到钱后，找关系凭票花125元钱买到了当时人们心仪的“标配”——“上海牌”手表。
  到了第二年，伙食费要从各人劳动所得中扣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自食其力。那时，每人每月的伙食费是9元，平均每天0.30元，除去买大米每斤0.142元，菜钱只有0.158元。伙食费先由农场预支，年底从分红中扣除，有人能拿到10元钱左右，多数人所剩无几，有些人还要倒贴。李维在1975年因招工离场，结账时尚欠0.22元，她特地从家里拿钱交还。场里没有小卖部，大家的日用品要么回家时带来，要么从采购员那里赊账消费，有人自己造成亏空。有个别男知青抽烟、吃零食较多，平时赊账不少，年终结账时亏空十几元钱，需要还款给财务。
  每人的粮油定量，下乡前是每月21斤米、4两油，下乡后是每天1斤米，食油不变。伙房是又窄又小的茅草房，每人一日三餐有定量：早餐2两米，中晚餐各4两米。由于菜里油水少、干的是体力活、处于青春发育期，许多知青常常吃不饱肚子，有的男生便向女生匀饭吃。相比之下，我的情况要好一些，因为我妹程瑰常常把她的那份饭匀一半给我吃。女知青温丽敏长得比较壮实，力气也大，干重体力活如挖橡胶坑和甘蔗沟等，别人每天挣10个工分都辛苦，她却能挣10多个工分。由于体力消耗大，饭量自然也大，吃饭时她常要两份饭，有了“八两饭”的绰号。这个绰号一直保留至今，成为她那段知青经历的最好纪念。
  起初，煮饭的缺乏经验，铁锅底总有一层厚厚的锅巴，结果饭分到后面有时就不够分，只好下顿再加米，这样还没到月底，米缸却先见底了。女知青刘卫兰明知厨房工作容易得罪人，费力不讨好，非要挑战一下，主动要求从胡椒班调到了厨房，同李桂香、王绥芳一起，以女同胞特有的细心，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每餐饭都按人头“计口粮”（120人左右），需要加饭的提前做好登记，将大米称足后再抓回两把；煮饭时，调配好大米和水的比例，4两米煮出的饭比常量只多不少。为了尽量减少锅巴，她们还发明了一项“专利”：快撤火、封炉门，就是在饭开锅后，用铲子把米和水翻均匀，然后迅速把炉膛里的柴火撤出来，再用一块铁板封住炉门，使炉膛内的温度保持适宜。这样，铁锅底的锅巴自然就很少了。“猪倌”黄良燕工作认真负责，天天为猪食操心，开始还有些纳闷，厨房泔水桶里以前常见的锅巴，怎么变得那么少了？细问之下，才知道奥秘所在。
  常言说“众口难调”，可那时的饭菜简单，通常只有一两个菜，但常常“缺饭”，因而“难调”的不是“味”而是“量”。为了把饭菜分得公平，她们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这样谁都没有意见，即使有人嫌饭分少了，心里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不久，就有人在背后给她们戴了顶“高帽子”——老抠门，这是好事！新米出饭少，有时饭不够分，刘卫兰说“干活的人辛苦，先让他们吃，我们少吃点没关系”。在三位“巧妇”的精细操持之下，过去经常发生的矛盾没有了，每月粮食也略有节余。
  周保平兼任种菜组组长，他们种的菜基本上保证了农场全年蔬菜自给。收成好时吃不完，周保平和汕头籍老场员刘昆悟等人，还赶着牛车拉菜到田独公社去卖。中午肚子饿了，周保平也很“抠”，他让各自掏钱吃饭，卖菜得来的钱则一分不少交给了场里。为了解决淡季蔬菜短缺问题，种菜组种了许多南瓜，收获后储存在仓库里。刘昆悟夫妇是种菜的老把式，尤其是韭菜种得很好，厨房的人都把韭菜叫做“迎宾菜”，它成了农场招待客人的“招牌菜”。
  度尽艰难真情在
  在共同劳动和相处过程中，知青们与老场员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农场这个不同民族、成分、地域的人们组成的大家庭里，大家守望相助、同甘共苦、艰苦奋斗，整个农场人际关系融洽，气氛和谐。
  当时的劳动付出，靠每天记工分来体现，实行每天10分制，有计件、计量、按工种等多种形式，干得多就多记工分，干得少则少计工分，没有人过多计较，更不会为多或少发生争吵。
  “牛倌”陈运福是老场员（黎族），人称阿福哥，40多岁，放养3大1小共4头牛。从阿福哥保存的一张1949年穿军装的旧照片中可以看出，他曾经参加过人民解放军，后来不知何原因，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农场成立时成为场员。他的妻子双目失明，无劳动能力，还养育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是全场的“特困户”。班长田林海常抽空到阿福哥家去看望，厨房有了猪肉和鱼，也给他家分一点，见他冬天仅披着一条麻袋御寒，又把自己的一件军用棉衣送给他。张晓薇和几位女知青也常到阿福哥家去，帮助他妻子种菜、浇水。阿福哥没文化，又不会说普通话，知青们的名字他也叫不上来，他给我们这些说普通话的知青起了个共同的名字“普通人”，经常跟人说“这些普通人好”。
  吕松滨还救助了一个黎族孕妇。那是1980年初的一个傍晚，一位女知青急匆匆跑来告诉吕松滨（男知青，母亲在榆红陆军医院工作），说林场长的老婆（黎族）临产了。当时林场长不在场里，农场的知青所剩无几（已是知青下乡末期），整个农场见不到几个人，显得冷冷清清。吕松滨赶到林场长家后，见情况紧急，一时又喊不到人帮助，只好把呻吟中的孕妇扶将起来，并带上她4岁大的小女孩，一同赶往榆红陆军医院。在翻越死马岭时，吕松滨一手搀扶孕妇，一手扶稳背在身上的小女孩，很艰难地赶路。到了死马岭部队油库，幸得遇上一辆从油库往外开出的军车，才把他们一起送到了医院，当晚孕妇就诞下了一个男婴。
  在与老场员的朝夕相处中，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知青们不仅学到了许多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更重要的是深切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农场的老场员，特别是黎族同胞那种吃苦耐劳、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本色，对知青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的、积极的，对知青们走好未来的人生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度尽艰难真情在，不少人与老场员、黎族同胞建立了深厚情谊，彼此成了人生中的“莫逆之交”。
  业余生活亦精彩
  农场的物质生活虽然匮乏，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很充实。
  白天，大家都出工后，农场里显得冷清寂静；人们陆续收工回来，又见人声鼎沸。
  傍晚，篮球场和排球场上，双方队员激战正酣，观众在球场边不断呼喊助威；一些人则玩起了杠铃和单、双杠；梁基干的小提琴声和纪南的口琴声悦耳动听；黎族老场员高成义（会计）和高先良爱吹笛子，吉开英会制作及擅长演奏本民族特有的乐器——鼻箫，他们的技艺娴熟，曲调明快、嘹亮、昂扬，虽然大家听不太懂，但感觉别有一番乐趣，无不为之折服。夜里，汕头知青曾庆锐用他那把心爱的二胡拉的《二泉映月》《江河水》等名曲，回荡在宁静的夜空，让大家享受到了难得的经典音乐之美。
  在知青中，有不少人爱好打篮球，有较好的基本功，自发组建了男女篮球队。男篮教练是郝林南，队长是顾一兵；女篮教练是章军生，队长先后是余若玲、张平，但不久就相继离开。男女篮球队的训练，大多是利用下午收工后的空闲时间，常常练到夜幕降临，经过一番刻苦训练，球技提高很快。男队经常参加部队和地方举办的篮球赛，战绩是赢多输少，成为当时崖县的一支劲旅，主力队员章军生、顾一兵等人还经常被部队和地方的球队借去当“外援”。
  1976年9月，自治州体委在保亭县举办了首届自治州农民运动会，农场男女篮球队在县里的选拔赛中脱颖而出，代表崖县参加了这一届运动会。两队在县体委教练韩春光的指导下，分别取得男篮第一名、女篮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参加运动会的男篮队员是郝林南、吕松滨、姜海广、刘海辉、王利敏、姜海利、段卫平，女篮队员是吴丽娟、李雅、任洁、布珊、田惠军、廖凌云、陈英。
  第一批的顾一兵在农场时就是个摄影爱好者，有很多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当年被他定格在照片中，为知青们留下珍贵的历史纪念。
  农场的广播室、宣传栏、黑板报对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场里成立了业余宣传报道组，由我和孙凌、公平、田林海、韦向群、廖凌云等人组成。我任组长，孙凌任广播员。广播室在没通电时（直到1979年才用拖拉机拆卸的柴油机自己发电，一般是每晚八点到十点发电二小时，特别情况临时发电。）主要是和公社广播站连线，使用了直频扩音机，播放革命歌曲、各种动态及消息，发布有关通知；宣传栏的主要内容，有新送到的《人民日报》、《海南日报》、好人好事表扬稿、开展劳动竞赛时的劳动进度和工分值；黑板报的主要内容是摘录报刊的一些短小精悍重要文章，通常都是田林海负责抄写。由于有线广播、黑板报、宣传栏的传播内容贴近实际，反映大家所关心话题，为知青们喜闻乐见，每天必听、必看。我和其他人还经常向公社和县广播站投稿，大多被采纳，公社广播站站长还送我一本《南方日报》编写的《新闻写作知识》，这本书就成了我学习写作知识的“敲门砖”。
  虽然农场处在山野之中，但知青们的精神世界并不封闭，农场的广播室架起了一座了解山外信息的桥梁。每天清晨6∶30，挂在大树上的喇叭，准时响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大家边起床洗漱，边听广播，国内外大事尽在耳边。1976年1月9日清晨，当广播中传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不幸逝世的消息时，全农场都震惊了，消息刚刚播完，女生宿舍里就传来了阵阵“呜呜呜”的哭泣声，当时我刚好提着水桶路过，那哭声回响在冬日的晨雾中，听起来是那么的撕心裂肺，悲伤的气氛迅速笼罩整个农场。我们砍来了又直又长的木麻黄树干，系上绳索及小滑轮，当成旗杆竖立在场部前面，郑重挂上了五星红旗，降半旗致哀。宣传栏内贴满了知青们悼念周总理的祭文，郝林南填的一首词《忆秦娥》用大字书写，贴在栏的中间位置，读来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谈起这首词，有知青至今还有印象，对郝林南佩服不已。
  在农场，大家最开心的事莫过于看电影了。部队电影队有时也来农场放电影，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到山外的部队死马岭油库看电影。每次放电影时，油库领导都会事先派战士过来通知。晚饭后，傍晚时分，农场的大部分人都去了，近百人的长队伍稀稀拉拉的，沿着一条崎岖小路，翻越死马岭到油库。女生胆小走在后面，男知青则在前面开路。人走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一道道手电筒的亮光在闪耀，远远望去就像萤火虫般忽隐忽现。
  当时有一个在外人看来很奇特的现象：不少人提着一个大小不等的铁皮桶，有人提的桶甚至有5公斤容量。原来这些油桶是用来装柴油的，当时每个知青都有一个煤油炉，好在晚上煮点食物填充肚子。当照明及煮宵夜都用配给的煤油，肯定会有不足，很自然就打起部队油库的主意。而油库领导很体谅知青的难处，给予免费供油，每次都是满载而归。油库没有煤油，给的都是柴油，烧起来烟大、味道呛人，但晚上有东西吃总比饿肚子强。大家在死马岭油库既看了电影，又拿到了柴油，一举两得，于是皆大欢喜。
  山岭之中练兵忙
  崖县是海防要地，有各级民兵组织，军事训练比较正规。我们农场也成立了民兵连，是知青和老场员合编，我是连长（我之后是韦向群），带队干部兼任指导员（先后是陈建财、周勇飞），副连长是田慧军（女知青），副指导员是廖凌云（女知青）。在军训活动时间，民兵连早上6∶30就起床、出操，白天正常劳动，晚饭后又继续训练。
  指导员是现役军人，亲自抓第一次军事训练。具体项目有跑步、队列、投弹、刺杀、射击……实弹射击阶段，令所有人都异常兴奋。邻近部队对我们的训练很支持，借给两挺轻机关枪，还给了许多子弹，以及曳光弹、手榴弹，更是激发了大家的训练热情。曳光弹在电影中常见到，是一种弹头尾部装有能发光的化学药剂的枪弹，发射后能发光，民兵连在一次夜晚实弹射击时使用了，在夜空划出一道耀目光芒，当时大家都感到很好奇和兴奋。
  尽管我在训练时非常认真，但实弹射击开始打得不理想，所以心有不甘。一个周末农场放假，大家都回家了，我独自拿一支步枪和几十发子弹，在橡胶林后面的靶场实弹射击，很快把子弹全部打光了，实实在在地过了一把瘾，但耳朵被震得嗡嗡响，肩膀也被枪托撞得酸痛。经过认真寻找原因，不久就拿到良好成绩。手榴弹投弹训练时，我最远可以投40多米，但到了投实弹时，由于过度紧张，只投了30多米。副连长田慧军的军事素质比较好，特别是枪打得准，实弹射击时都是打9环、10环。机关枪的射速快，震动大，在女知青中只有她才敢打。
  有一次，县武装部在羊栏公社靠近海边的一处营地，组织了一次军事训练，公社派我参加了这次军训，田独公社农场的海军部队女知青曹健也参加了这次军训。当军训即将结束时，在金鸡岭举行了一场夜间攻占被敌人占据的山头的模拟实战演习。这次军训不仅使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更使我对打仗有了一次近似实战的体验。
  话说“挑灯”读马列
  我下乡的三年，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历了“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参加运动的主要形式就是开会和学习。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根据毛主席关于“学点马列很有必要”的指示，农场把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当作知青们的主要政治任务。
  用以学习的马列书籍都是各人回家拿来的，父母亲都非常支持，但个别家长也有疑问：“你们十七八岁的小毛孩，怎么能学懂马列著作？”为了带动和辅导知青们的学习，也为了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宿舍里没有桌子，我就把装衣服的木箱子当书桌。每到深夜，全场一片漆黑，大家都入睡了，我住的瓦房里仍然亮着马灯的灯光。直到现在，女知青谷小玉还记得我当年读书的情景，说我“挑灯读马列”。每逢节假日，大家都回家了，我却常常留在场里，既守场又看书学习。在农场党支部1976年10月推荐我上大学的意见中，这样写道：“能树立以场为家思想，经常在农场过元旦、春节等节日。”
  我和知青们利用夜晚时间，借着马灯的灯光，用通读的方式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若干篇章，还学习了中山大学教授杨荣国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刊登文章。大家还把学习心得和体会写出来，贴在宣传栏内。有一天晚上，公社党委和驻荔枝沟抱坡岭的部队联合召开了“批林批孔”群众大会，我和钱敏代表知青在会上作了发言。第二天吃早餐时，部队宣传股长希望我去他所在的部门服役，但我的愿望是上大学。毛主席发表《念奴娇·鸟儿问答》这首词后，我参加了县委党校举办的学习培训班，并在回场后给大家作了学习辅导。
  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知青们的理论学习带有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限于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不可能对马列著作做到学懂弄通，学习方法也主要是照本宣科，囫囵吞枣，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通过学习，我们受到了马列主义理论的启蒙教育，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这些都对处于青年时期的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至今，有的知青还完好地保存着当年在农场时学过的马列书籍。我离开农场上大学时，学的是工科，毕业后在不同性质的企业里先后从事技术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管理工作，面对专业的转换和环境的变化，我都能够较快适应并积极作为，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山下乡时打下的理论基础和“学而不厌”的读书习惯。
  无微不至的关怀
  那时从地方到部队，对政治思想教育都很重视，部队对我们的成长关爱有加。针对社会上有些年轻人喜欢偷听《美国之音》电台，部队政工部门的领导专程到农场，对我们进行国家安全、日常保密教育，要求不听国外的电台广播，更不能与外台取得联系。我父亲根据部队首长的安排，专程来到农场，对全场知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
  他给知青们讲述了在解放战争中，参加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经历。在这两次战役的锦州战斗和天津战斗中，我父亲各立大功一次，在南下的战斗中，又立大功一次，获得了由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和政治委员罗荣桓颁发的《立功证明书》，并于1949年12月22日，胸前戴朵大红花，光荣出席了中南军区兼第四野战军在广州中山纪念堂召开的英模大会。我父亲在报告中，用几张大的作战地图来讲述战役过程，还讲述了他所亲身经历的几次较大战斗有关情况。报告“有图有真相”，深深地吸引住了我们这些从小就喜欢看打仗电影、听打仗故事的部队子弟的目光，大家全神贯注，听得津津有味，以往台上开大会、台下开小会的场景不见了，会后许多人都说“过瘾”。
  部队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爱护我们，在生活等各方面也给予关心和照顾。我们刚到农场时，部队曾经提供了一些大米、油和猪肉，以改善物质生活。部队医院帮助农场建立了医务室，并提供所需的常用药品，协助做好医疗保障工作。女知青王卫红经过部队医院的培训，当上了农场的第一任卫生员，她是个美丽文静的姑娘，医疗知识、服务态度不错，人缘也很好。1975年王卫红离开了农场，任洁接任卫生员后一时不熟悉，部队医院还派医生和护士来农场工作一段时间。有一天晚餐吃了炮弹鱼（学名“鲣鱼”，未完全煮熟会有一定毒性）后，一些人上吐下泻，产生了中毒反应，部队医院接到农场的报告后，派医护人员及救护车连夜赶到农场积极救治，使食物中毒的人转危为安，没有造成重大危害。
  农场山外的死马岭油库，是我们回家和返场的必经之地，油库的食堂就在走过的小路边上。由于经常感到肚子饿，加上和油库官兵很熟稔，所以每当放假或有事往返路过食堂时，我们的双脚都会受肚子的“指挥”，不由自主地迈步进去，把油库官兵没有吃完的冷饭菜、面食、汤水等食物，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吃不完的馒头和包子还装进随身带的挎包里带走。有时刚好碰到他们吃饭或会餐，油库领导都会热情招呼我们进食堂，得以饱餐一顿。现在，只要一提起当年那狼吞虎咽般的吃相，大家都会开怀大笑，捧腹不已。
  在农场的劳动和生活中，部队带队干部杨乐广、陈建财、周勇飞三人，为知青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们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是难得的良师益友。由于我们青春年少，涉世不深，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时，如招工、招兵受挫等等，往往思想波动较大，带队干部就利用集中开会、小型座谈、个别谈话、进行家访等形式，为大家答疑解惑。周勇飞指导员是海南琼山县灵山公社人，他与知青们打成一片，为农场和知青办了很多实事，受到普遍好评。1976年，我们农场被崖县评为先进知青点，周勇飞指导员代表农场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巡回报告团，到全县各个知青点介绍经验。
  艰苦磨砺促成长
  我在崖县中学读高中时，担任过校团委委员、红代会常委，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上山下乡到农场后，得到党支部书记邢福清的重视和培养，让我担任场团支部书记、女知青张晓薇任副书记。我们团支部一班人处处以身作则，苦活、累活、脏活争着干，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在知青中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许多知青都积极要求加入团组织。
  郝林南、顾一兵、李维是团支部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此后陆续有章军生、邱海峰、王绥芳、马进等十多人加入团组织。有一次团支部在讨论马进的入团问题时，有的同志提出，他的父亲家庭成分高，不同意他入团。他当时得知后，“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我和支部成员却认为，发展团员重在本人的表现，他符合入团条件。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同意该知青加入团组织。
  我到农场不久，出于对党的热爱、向往，以及朴素的阶级感情，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经过场党支部一年多的培养和考察，邢福清书记和带队干部陈建财作为介绍人，我于1975年9月13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场知青中的第一位党员，那时刚满19岁。入党不久，公社党委任命我为场党支部副书记。虽然当了场领导，但我仍然是一名普通知青，每天照样与大家一起出工，一样拿工分计报酬，所不同的是，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更重了，工作标准更高了。
  1976年1 1月，经过我和周勇飞指导员的介绍，田慧军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和周指导员还在知青中培养了黄道明、韦向群、周保平、廖凌云、荣燕、温丽敏、陈萍、王绥芳等多名入党积极分子。
  黄道明在1978年初被派去抱坡岭分场任场长，带领5名知青在那里培育胶苗、种植橡胶、割胶，过着比总场还要艰苦的生活。在公社党委即将批准他入党时，他考入了通什师范专科学校；女知青余若玲在1974年6月，作为“崖县先进知青宣讲团”成员，回到母校崖县中学，向74届高中毕业生介绍下乡锻炼体会，在农场党支部即将发展她入党时，被推荐上了州技工学校；王绥存在1974年6月，参加了“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被安排第一个在大会上介绍经验。又在1974年7月至1975年3月，参加了崖县第二期路教工作队，县里准备培养他当干部，县委周常委还亲自和他谈话，但他当时像大多数部队子弟一样，把参军作为“第一志愿”，在路教工作结束后又回到了农场；女知青荣燕、温丽敏（在羊栏公社参加过一期路教工作）在1977年8月初，参加了海南行政区知青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我在1975年和1976年连续两年参加了崖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记得黄道明、王利敏、荣燕、黄良燕、廖凌云等人也参加了1976年的知青积代会。我在1976年还参加了海南行政区青年工作会议，对区党委李尔重书记在会上的讲话印象深刻。那次会议的前段在海口市召开，由于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全国都在防地震，后段转移到保亭县召开。1977年1月，我被农场、公社和县推荐到华南工学院读书，搭上了“工农兵大学生”的末班车。
  1977年1月的某一天，我办完移交手续准备离开农场，已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吕松滨见我还没有吃饭，就去厨房打来了饭菜为我送行，至今回想起仍心存感激。吕松滨的下乡经历，在陆军部队知青中最坎坷曲折。他从1974年8月到1980年5月，下乡时间将近6年，在这期间受到他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无端株连，多次参加招兵、招工未获批准，的确“离场无门”。谈起这段往事，吕松滨不无幽默地说：“如果不能离开农场，我就在那里当场长了。”
  直到他父亲平反以后，吕松滨才彻底解脱厄运。在1980年5月9日上午，他正在离场部（已通电）不远的腰果地锄草，突然听到广播通知，要求他和几位知青回场填写招工表，他这时候欣喜若狂，忙扔下锄头往回跑。很快就办好有关手续，第二天就往榆林海军4802工厂报到。于是，他和那几位1977年下乡的知青，最后一批离开了农场，陆军部队知青在荔枝沟公社农场上山下乡的历史，自此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