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5年7月下旬，我未满17岁，就从田独公社中学高中毕业。同年9月下旬，我满怀憧憬与希望，和11名同伴一起上山下乡，走进了田独公社农场。1981年3月上旬，我作为最后留守知青，和当初5名同伴被分配工作，离开了公社农场。
  往事如烟，如烟往事，有关农场的记忆，不时闪现，顷刻不见……
  我在后勤班
  我出身于裁缝世家，父亲从事缝纫职业，小时候家里很穷，全靠他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我上有姐姐下有两个弟弟，姐弟几个从小就操持家务，读书时经常在周末做杂工、在寒暑假期打短工，好挣些收入补贴家用。公社机关子女要上山下乡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我父亲只轻声说了句：“你们当知青也好，那些老革命小时候还放过牛呢。”姐姐和我就一起报了名。在农场5年多的日子里，我牢记父亲平日的训诫，一直踏踏实实，干过的农活可不少，但干后勤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从工作强度来说，后勤班不如生产班组，但有自己的工作责任及重要性。我的上山下乡生活与一般知青相比丰富精彩得多，主要是和伙伴们在工作上配合默契，在平时又相处融洽，所以有劳累也有快乐，有苦闷也有兴奋，深深感受到了集体生活的乐趣和温暖。
  刚开始我分在三班，什么活都干过，班长是杨军，以后分到后勤班，安排在伙房组，孙月慧是班长，刘声元是组长，我和周明、张东亮是组员。起初我当伙头，张东亮是采购，他在1976年底被招工，我转任采购，兼厨房打杂。
  那时后勤班有种菜组分批种菜，基本上自给自足，但供应衔接有问题，一批吃不完时要往外卖，接不上茬要从外购。有菜供应时省事多了，只需到林旺公社后海买鱼，或到食品站凭月票购肉。供应不上时，我每天早上6点钟空着肚子，骑单车到榆红大队蔬菜收购站排队，等待各生产队早上送来蔬菜时，确保买到新鲜蔬菜。再把100多斤蔬菜装上广州红棉牌载重单车并绑扎好，在9点钟前载运回到农场，在卸载后随便吃点稀饭伴咸菜了事，然后再去干别的事。
  当伙头就是当厨师，不过那时没有这么文雅的叫法，主要工作是煮大锅饭和炒大锅菜，厨艺要求不高，有把气力就行了，但早上5点钟就要起床煮稀饭、炒咸菜，为大家准备好早餐，工作也不轻松。煮饭炒菜、洗切蔬菜这些事，我平时帮着做，逢年过节杀牛宰羊很忙时，伙房才会临时增加人手。在生产班时终日挥动锄头、钩刀，现在换成骑单车、拿锅铲、握菜刀，琐琐碎碎的，我倒也觉得惬意。开荒时的山林环境，注定了知青们的劳动很艰苦，有时还搞大会战，中午吃饭、休息都在野外，我们得送饭送水上工地。
  农场之前是知青自己种菜，但从1978年起有两位汕头移民承包菜地，按约定供给平价蔬菜。说句实在话，人家吃苦耐劳，又有经验，种的菜长势好、产量高，确实比我们强得多。他们将种菜的活揽了过去，我们就省事多了，得以专心投入各项生产。
  我们伙房组在厨房旁边修筑了一个正方形水泥池，边长3.5米、深1米，专门用以腌制咸菜、酸菜，过去所用原料是自己种植的芥菜和萝卜菜，以后就用他们种的大头芥菜。咸菜、酸菜的制作方法大同小异，区别是腌制时放盐的多与少，这些手艺我都懂。在温度约为70摄氏度的热水里，将鲜菜快速浸过取出，然后放在腌制池里摆放好，每一层菜适量放一层盐后再盖密，过了五六天就是成色很好的咸菜、酸菜，黄灿灿的，既好看又勾起食欲。
  那时治安状况较好，但偶发事件还是有，不过我没有碰到。倒是张东亮当采购时，有一次因事请假，由何和国暂时代理，黎副场长听说林旺后海的海鱼多，叫他第二天赶早去买。谁知他完成任务心切，次日4点就起床，凌晨5点多钟到了后海，买好鱼后马上往回赶，路经林旺青田时天刚放亮。因又饿又累，就想停车休息一下再走。谁知这时有人从对面走来，要抢去他身上仅有的20元钱，还说：“给个买路钱，要钱要命你选。”遇上这种事真倒霉，他只好说：“我是田独公社农场知青，认识附近农场连队的熊家和。”对方似乎是慑于知青势众，最终放过了他。
  潮州知青肖志生当时和我们的关系很好，他听说这件事后就发火说：“你何和国就是有10个胆，也不该在三更半夜赶路啊，真想当英雄也不能用这种方式。”
  建造新瓦房
  一直到了1976年的上半年，农场新老场员还是住茅草屋。知青有些经费，农场也有了积累，所以场领导决定尽快建造两幢新住房，为大家改善居住条件。当时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建筑材料要保证重点项目，建造普通民房要报批水泥、钢材计划指标，难度实在很大，连想都不敢想，所以只好选择盖瓦房。具体的打算是：请广东电白的泥水匠、木匠，购买砖瓦、石灰、少量水泥，自己筹备木料、片石、河沙，还出人当基建工地小工、做木工粗工。
  远处的深山有木材，但砍木料是件重体力活，有一定的危险性。在下半年的8月上旬，苏盛国书记亲自带队，抽调了胡德江、杨明光、黎孔明、李才新等老场员为骨干，分两批挑选体力较好的男知青，打起背包到田独三浓水库上游的甘什岭伐木，住进山脚下的三浓小学（已放暑假），在野外搭起帐篷开伙食，前后花费了20余天，终于备足了建房所需木料。我及好友何和国从少年起多次上山砍柴火，自认为小有心得，这次伐木也参加了。但很快就知道，砍木料和砍烧火柴区别很大，不光要有气力，更需要实际经验，还得处处小心谨慎。
  那时分成四人一组，由有经验的老场员带领，要攀上甘什岭的高处、深处，去砍伐用做房梁、门窗、瓦格条的木料，要挑那些材质好、耐蛀蚀的种类，如子京、荔枝、英哥、红松等。一般来说，砍伐及搬运尾径12～15厘米的树木还好办些，但砍伐及处理直径60厘米左右的大树就不容易了。砍大树时如何下手，要看树的倾斜度及方向、风向、山体倾斜状况等情况，否则容易出现险情，以顺势、顺风、顺山倒为主要考量。砍倒大树后，先依据树木弯曲状况截段，再将圆木加工成方木，以减轻重量，方便搬运。
  合抱大树大多生在低洼地带，甚至在峡谷之中，离现成的山路较远，所以拖运木头是件累人的活。我们每人手持一根长约1.7米、直径7～8厘米、重10多斤的木棒，用于撬动、搬移木头，整个过程应用了物理学的杠杆原理、滑轮原理。我们在上坡时边撬边拉，在平地时或结藤用人抬，或用短截圆木做滑轮滚动，在下坡时前拖（加速）后拉（控速），在山势陡峭时就干脆让木头自然滚落。就这样，一步步地移动，从无路处找路走，要翻山越岭，每天都累得够呛，终于把一根根木料搬移到了山脚下。随后，附近海军汽车连派军车帮我们运回去。
  砍伐及拖运都是危险工作，危险随时会发生，甚至是防不胜防。有一次在山上砍伐时，树倒的方向稍有失控，整棵大树险些压向10米开外的何和国，人倒是闪躲开了，但仍有一截小树枝抽打到他的头部，他耳朵边血流不止。在场的老场员杨明光与知青李锦华见状大吃一惊，连忙将他从山上轮流背下山，一路小跑回到三浓小学，让董丽娟、何东二位卫生员给简单包扎，接着将他背到工兵五团上药、打吊瓶，待到傍晚才接回农场。
  为了配合盖房工作，场里挑选杨明光、何和国、何和际、黄良芳、陈彪、刘伯辉等人组成木工组，由有木工专长、头脑灵活的杨明光任组长，主要工作是做建筑木工粗工，如切割木板、方条、板条，等等，方便电白师傅做门窗等项细加工，提高工作效率。在那段时间，木工小组还为农场制作了一些简单家具，如桌椅、板凳、台架等，平日也修理犁耙、锄头，加工锄把、扁担等。
  当工地小工不觉得怎样，只是盖房现场扔砖的活儿有点累，许多人都不愿意干，正好我平时怕登高，只能是那扔砖的适当人选。在大忙的时候，我扔砖板给站在脚手架上的同伴，一板就有三块砖，要一块儿扔上去。虽说盖的是普通瓦房，高度不怎么样，但是这一天下来，腰、肩都是酸疼的，抬起手来都费劲。刚干时不适应，以后熬了过来，慢慢就习惯了。
  新瓦房从开始备料到建成入住，历时将近一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建成两栋砖瓦房共19间单间，解决了农场住房困难、担心台风的大难题，新老场员都笑逐颜开，喜不自胜。
  建造新球场
  随着生产规模扩大、农作物收成增加，有必要建造一个能处置农产品的混凝土场地。农场原来就有篮球场，带来了不少欢声笑语，平添了些许现代生活气息，不过那是泥土场地，使用很受限制：连续下雨几天，地面一片泥泞，连续高温风大，阵阵尘土飞扬。所以，把泥土篮球场改造为混凝土篮球场，既是生产的需要，也是生活、娱乐等多方面的需要，大家盼望已久。以杨军为队长的农场男子篮球队队员们，比其他人更高兴。
  场领导按标准篮球场的规格做了预算，再与榆林基地联系得到支援，决定在1976年上半年完成这件事。苏盛国书记亲自抓，黎运文副场长积极配合，全农场进行动员，各个班组都有任务。
  准备工作从3月中旬正式开始，主要是修整原有基底，以及装运片石、河沙到现场，恰好田独老矿井的废弃石头很多，仲华水库出水闸口附近溪流的河沙也特多，沙石装运点离农场也就2公里远。运片石复杂些，先要派人去采集中小块片石，用锤砸碎大石块，然后集拢成堆，等到差不多了，就联系工兵五团派来翻斗车、载重汽车装运。运河沙就比较简单，直接开车到溪畔装车就是。
  统计下来，部队派出3部车，装运了三四天，有50多车次，总共运输片石、河沙200多立方米，不但建球场的沙石解决了，连以后盖瓦房的需用也备足了。
  片石、河沙备好后，就转入修整基底，需要打好水平线，挖出球场地面10多厘米的泥土运到周边，再往内搬运及摆放约30厘米高的片石，接着铺上一层厚沙，然后从水渠、水井挑水灌来灌去，直到河沙充分流入、渗入片石之间缝隙，基底就整理好了。
  在6月中旬，进行最后一道工序，我们先按规定的比例，将部队支援的水泥和着河沙，一堆堆地搅拌好。再按电白泥水师傅的要求，一桶桶地倒到夯实灌实的基底上，水泥沙浆厚度约有10厘米，用拖板大致拖平。最后他们用横板整成水平面，用瓦刀光面，就大功告成了。在接下来的五天内，我们每天三次浇水养护，直到整体结构正常为止。木工小组后来还制作了新的篮球架，又在球场外安装了三张混凝土长凳，方便球员休息和大家观看比赛。
  新球场的建成，是农场当时的一件大事，每个班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可以说是团结协作的结果。海军部队派车备料和赠送水泥，固然有子女上山下乡的因素，却也体现一贯的军民鱼水情和对就近知青点的关心和支持。
  农场建的水泥篮球场，由于基底硬实、片石层厚、水泥优质、泥浆标号高，成为远近最好的水泥球场。而我们三班在杨军班长的带领下，作为主力参加了整个建造过程，每个人都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
  之后，在这个新建的水泥篮球场上，发生了许许多多的故事，我在这里就先说作物晒场这一件。
  农场种植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后来全在这里摊开晒干，实在是太方便了，自此就有了看晒场的新工作。这时，看场人员摆放张椅子在就近的树荫下，身旁放着一支带有竹尾叶的细长竹竿，或看书或看风景，似乎悠闲至极。只是别忘了不时舞动竹竿，吓唬或赶跑想来偷食的家禽及飞鸟，每隔一段时间要下场搅动翻晒。到傍晚时分，再把作物收拢好，盖上帆布并用砖头压边，即可收工了。
  以上是说天公作美之日，如遇到风云变幻之时，心里就忐忑不安了。每当乌云密布，你就必须赶紧收拢；当收拢后天又放晴，你又要把作物扒开。所以安排你去看晒场，你且慢高兴，得看老天是否眷顾你，遇到不稳定的天气，你有可能就是一天的瞎折腾。
  最“难熬”的日子
  在农场正门左侧那棵斜着长的椰子树下，挂着一个旧汽车轮毂当上下工的信号钟，黎运文场长平时每天敲钟四次，传递以下讯息（寒暑有别）：早晨起床（另吹哨出工）、上午收工、下午起床（另吹哨出工）、下午收工。如中午或夜晚加班，要另外敲钟。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旧轮毂被敲打时不太清脆却非常浑厚的声音，每天都会定时响起，俨然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难忘的光阴。
  要问什么日子最难熬，许多人说是伙食缺荤少腥时，我说还有高强度、超负荷的加班加点时。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干活又苦又累，每月30斤米、4两油、8两肉的月供量太低。好在农场种了30多亩水田，还种了地瓜等杂粮，能有些补充，不至于挨饿。农场也养了一些牲畜，尽管数量不多，逢年过节还能杀猪宰羊，自我犒劳一下。要是说平日，的确少见到油腥，饿得慌，馋得很，只好想办法买些猪板油和肥猪肉，熬制猪油来补充。因为生活条件太差，大家都不那么讲究，能吃顿肉就不错了，有时连死鸡和病猪也不放过。到了周末傍晚，机关知青多人步行3公里回家，是想摸索些鱼肉类解解馋，但家里这些内容也有限，只是备了咸菜、鱼干、炒椰子肉丝等小菜，想让自家的孩子吃得好一些。
  我后来与别处的知青有过一些交流，他们说自己的知青点只靠每月30斤米、4两油、8两肉的供量来过日子，杀猪宰羊的好事只是在睡梦中出现过，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依旧，干活强度并不亚于我们，也一样挺了好几年，想来人家是比我们更加不容易！
  在这种艰苦的生活条件之下，每天上、下午两次的繁重劳动几乎达到人的体力极限，偶尔加班加点还可以，但经常性的就难以承受，好在只有过几次。田独公社在1977年冬季兴建六盘九曲水库，主要组织本公社的劳动力参加，给本公社各单位都分派了任务。场领导深知任务艰巨，就从各个班组抽调体质较好的老场员及知青上工地，计有胡德江、杨明光、李才新、黄良芳、何和国、何和际、李华强等10多人，由胡德江带队。
  在九曲水库的劳动中，我们睡在工棚、吃在工地，每天运土到大坝上，主要的工具是3部胶轮木板车。胡德江安排1人负责伙食，七八人负责挖土及铲土，3人一组拉车推车。当时的取土点较远，每辆车在一天内要拉20多车土，每3车约有1立方米。
  由于挖土过程用上了炸药爆破，土方量能保证，所以鼓足干劲、多拉快跑，是完成任务的关键。为了赶任务，我们一天干三刻，中午不休息，有时晚上还加班。如此高强度劳动，并且夜以继日，无论备土、装车、运土的，都使足了全身的劲，仅用十几天就完成了工作任务。
  回到农场后，大家摊开双手一看，有人满是血泡，有人已磨出老茧，众人相对无言，只是苦笑一番。到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全身酸痛，仿佛从炼狱中走过了一遭，是浴火重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在艰难环境下的高强度劳动，的确能锻炼人的意志，让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
  类似的艰苦场面，挖树头、挖胶穴等项劳动也是。说到辛苦和艰难，是指树头难挖、土壤硬实、工具落后、定额偏高。
  农场在后山新开发了一大片山坡，准备种橡胶树，每人每天要挖6个胶树穴，以后还要包种。要是在潮湿一些的地带，6个胶树穴的定额不怎么样，可这片开荒烧过了的土地，残留的树头到处都是。干硬的红壤土，间有拇指大的小石块，锄头猛挖之下闪着火光。手中的工具只有锄头、钩刀，肯定不如十字镐、六角钢钎、小钢斧来得顺手。就这种情况，你说难不难？
  可想而知，要在这里挖出间隔规范的胶树穴，实在不容易，需要苦干实干，也需要加班加点，否则就无法按期完成任务。最后结果是：胶树穴挖好了，胶苗种上了，胶树成活了，但人也快累垮了！
  快乐的时光
  农场有独特的环境，泥土的芳香在空气中弥漫，我在每天早晨都大口吮吸着，有一种陶醉的感觉，至今想起来还心往神驰。在这个大集体中，生活虽然艰苦，但快乐的事有很多，能让人淡忘疲劳，感受温暖，甚至享受幸福。
  农场有三个水井，伙房旁边一个供吃用，田园边上两个供洗澡。洗澡水井分处南北方向，泉水旺涌，水位很高，俯身可汲。南井归男生专用，北井归女生专用，两井相距好远。白天干活再累，但收工后一到各自专用水井边，洗衣服、冲澡、打闹，一天的疲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男生这边，处旷野之中，经常“开诚布公”，谈天说地，互相调侃，无所顾忌；在女生这边，有围障遮掩，直接赤裸相对，互相嬉戏，很是热闹，非常开心。
  工兵五团离农场不远，周末的电影放映，是难得的精神食粮。每到周末，人还没有收工，心已飞到五团电影场。草草吃完晚饭、洗完澡，就三五成群打着手电筒，沿着一条崎岖小路，穿过一片橡胶林、田独村、军械修理厂，抄近路去团部看电影，每次都能得到极大的满足。记得电影《英雄儿女》《洪湖赤卫队》《铁道卫士》等片子，看了多少遍都还想看。
  同样在周末，榆林基地有时也派车来，接知青们去大院广场看新片、大片，看完了再送回农场。当年坐在广场的石板凳上观看电影，感觉非常舒服，非工兵五团可比，一般是先放新闻纪录片，然后再放正片。部队子女正好回去见家人，顺便带些食品、物品返回农场，一举数得，心满意足。
  每天下午收工后，水泥篮球场就是欢乐所在，这里经常举行篮球友谊赛，有班组之间的，也有荔枝沟公社农场、附近汽车连等外队来访。现场观战的人数不少，男生们兴致勃勃，女生们兴高采烈，老场员的孩子在奔跑欢叫。在农场最受欢迎的球员，是杨军、覃维刚、何东、张东亮、郭东甫、梁松武、张敬慧等人，他们的篮球技术好，个个像猛虎，身体很灵活。
  节日的晚上，宽阔的水泥球场就竖起几盏汽灯，照得周围一片通亮，这里有文娱节目、才艺展示，各班的互动必不可少。张东亮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笔锋有力，挥洒自如，让人自叹不如；何东的普通话准确流利，朗读诗歌时感情充沛、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表达准确，让人陶醉；麦丽娜人长得漂亮、身材窈窕、能歌善舞、服装闪亮，报幕水平深受好评。那时表演节目，报幕员报节目完毕后常说两句话：“下一个节目”“贫下中农斗——地——主！”等到表演完，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甚至有人高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老知青肖志生擅长舞蹈表演，基本功扎实，技术技巧到位。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与“吃”有关的劳动，都是愉快的劳动，如种甘蔗、西瓜、花生等。种甘蔗或收甘蔗，都能大快朵颐，种甘蔗时，截切甘蔗种苗淘汰了一大堆“甘蔗头”段位，足够大家一阵狂啃的。说砍甘蔗时是“甜蜜的日子”，一点也不假，就不用我细说了。收西瓜时，可劲吃那些破相、看相不好的，心里当然舒畅。至于种植花生，为了解决吃油问题，是轻松惬意的劳动。
  种花生时，沿着牛工开出的浅沟，将花生种均匀播下、盖土，接着就等待出芽、长叶、拔节、开花、落花、结果。收花生时，把花生一棵棵从土里拔出，谁都忍不住要剥吃几颗。尔后从根部采摘已成熟的带壳花生时，那些稚嫩的、不够成熟的，自然就进入了各人的肚子里。经过晒干、挑选、去杂，然后颗粒归仓，这些就不说了。有了足够的食用油，菜也炒得香了，生活也跟着滋润起来。
  每逢较大节日，伙房组就会宰牛或宰羊杀猪，这可是全场新老场员难得的盛筵，每个人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起来，帮忙的人往往不请自来。一想起那热气腾腾、香喷喷的碗里美味，还没吃到就猛咽口水，连走着路也带着笑意。
  说到有趣的事，我还有一次采收蜂蜜的经历。
  那是在197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午，杨明光带我在三浓水库处的甘什岭寻找合用的建房木材，发现了一棵围径约70厘米、高10多米的橄榄树，一看能截成一两米的好多段，是做门窗及家具的好料，谁知还有惊喜在后头，竟然看到有神蜂从树头窟窿飞出。近前一看，杨明光连声说：“是大蜂巢、是大蜂巢！”我们最后把橄榄树放倒时，连蜂蜜带蜂蜡，差不多收取了20斤，和伙伴们一起慢慢受用，真是享福了！
  最后的知青
  新老场员共同努力，历经三年艰苦奋斗，经济发展还不错，整体面貌大改观。至1976年底，农场拥有水田30多亩、坡地400多亩，种植了原生橡胶树50多亩、芽接橡胶树30多亩、胡椒地五六亩，养牛30多头、猪10余头、羊60多只。另外，有了400多平方米的水泥晒场（即篮球场），在建500多平方米新瓦房（原有300多平方米茅草屋）。
  1976年底，农场约有60多名知青。此前，1969年来的汕头知青已被招工离场；1973年12月来的部队子女知青，或随父母转业回原籍，或因招工、参军、推荐上学等情况，绝大部分人已离场；1974年2月、8月来的部队子女知青，也有部分人离场；1975年有机关子女知青11人到来，1976年有机关子女知青6人、部队子女知青28人到来。
  进入1977年以后，农场不再开垦荒地，除了种植水稻，管理橡胶、胡椒，利用开荒扩大的300多亩坡地种植甘蔗、西瓜、花生。这时原生橡胶树已经开割，每天收集的胶水交由邻近的红星农场（现南新农场）收购，收入逐渐增加。白胡椒长势也很好，成为稳定的收入来源。由于新开垦的土地肥力好，短期作物的收成较好，就担心以后种植次数多了，再不施用肥料，产量会打折扣的。
  到了1977年底，农场的知青人数继续减少，只有40多人。这是因为当年只有7名机关子女上山下乡，而全年有20多人因招工、参军等原因离场。
  1977年10月，公社领导从六盘大队、田独大队的回乡知青中，抽调了黄秀忠、胡永妹、周建贵、陈大才、黄永亮、胡开忠、胡德姣等10人到农场工作。原有的老场员及这些年轻人，是农场后期的生产骨干，维持了正常的生产和管理。黄秀忠继苏盛国、苏德成之后，也担任过农场书记一职，这是后话。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农场部分知青积极参加了，但是没有人考上。我们在劳动之余，积极学习文化知识，准备来年再考。机关知青肖楚华在1978年考上自治州技工学校，给大家树立了好榜样，农场的学习风气更浓了。我和高文二两人后来分配到教育系统，能够胜任工作，与那时的学习及提高，有着极大关系。
  以后随着在场知青每年不断减少，劳动力以及生产条件有了局限，农场的坡地种植面积也逐渐缩小，后山较为平坦的一块坡地，甚至借给汽车连当训练场地。
  我在1979年夏季调出后勤班，养过牛，养过羊，也干过其他农活。说实在的，从1977年起，看到别人一批批、一个个离开农场，我有过烦恼、苦闷、彷徨，但还是决定好好干，努力表现自我。
  从1975年至1979年，每年都有招工、当兵的机会，基本条件是：下乡两年以上，表现好、身体好。招工单位招收本单位子女就业，被称为“对口招”。根据当年的政策规定，对符合基本条件、一家有几人下乡的情况，“对口招”的名额可放宽，非“对口招”只能先安排一个；对同等条件的知青，“对口招”优先。我们姐弟到1977年9月就满二年，所以当年招工，我姐进了4802工厂，我就留下。
  1978、1979年的“对口招”情况比较多，但父母所在单位较差的，也有人自己不想去，留下来等下一批。我的父亲在二轻系统，但我向往当国营工厂工人，所以我也放弃了“对口招”，继续等待机会。1979年3月征兵时，我的体检、政审都通过，由于家庭原因没有如愿，感到很可惜。
  到了1980年底，农场只剩下14名知青，皆是机关知青，有1975年的我、高文二、何和际、刘声菊、林惠兰等5人，以及1976、1977年的陈琼兰、陈琼珍、唐跃南、朱华、李云江、陈彪、陈东、朱业游、陈银风等9人。1981年3月，14名知青全部接到县知青办的分配通知，其中我分到崖县师范学校、高文二分到藤桥镇小学、何和标分到环卫部门、刘声菊分到田独供销社、林惠兰分到崖县新华书店……自此，最后的知青全部回城分配工作，走到了知青路的终点站。
  我怀念曾经的知青生活，留恋为之挥洒过汗水的这方热土，想念一起上山下乡的同伴，感激当地纯朴的黎族社员。我尤其感谢农场的老场员，还有在我之前上山下乡的老知青，他们是我的启蒙老师、传帮带的好农友。在相处的过程中，因为我年龄小，他们总是照顾我、让着我，使我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