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军仔”上山下乡
  我出生在军人家庭，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军仔”。大概在崖县当地人的眼里，我们这些“军仔”，都是特殊的、好命的、娇贵的，觉得我们能当好知青，该是太阳从西边出来。这是因为，与自小习惯劳动的市民孩子相比，我们的确有太多的不同。但我们也是平常人，也有一双手，父辈打天下流血牺牲尚且毫无畏惧，上山下乡只不过是流汗出力，这又算得了什么！
  我1972年从崖县中学高中毕业，原本渴望走进军营，成为像父亲那样真正的兵。没想到内部征兵取消了，又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大潮，实现不了当兵这个愿望。时代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这没什么可说的，由此我和同伴们上山下乡到崖县田独公社农场，当了三年知青。这次历练在我的人生中非常重要，虽说并非尽如人意，但使我受益终生。所以，走过的路，我不后悔！
  作为军队的儿女，我深受传统熏陶、父辈影响。我爸爸态度明朗，支持我上山下乡。他17岁就在山东烟台海阳老家参加了武工队，打过日本鬼子，后来又随三野部队解放南京、上海，经历过残酷战争、生死搏斗，对生活及工作艰苦习以为常，自小就教导我要敢于搏击风浪，不做温室里的花朵。
  上山下乡是肯定的，但到哪里可以选择，当时的政策也允许。我曾经有过短暂的踌躇，这与我妈妈有关。她在1948年参加革命，经受过战争考验。她倒不是怕我吃苦受累，皆因做母亲的总是太细心，担心我不好适应，难免对我的去向想得多一些。
  当时除了本地知青点，另有琼中红岛牧场（上山下乡）、珠江电影制片厂（短期学习）、山东文登大水泊机场空干子弟的安置点（上山下乡）三处可以考虑。也许是从小任性惯了，也许依恋一块儿上学的同伴们，我最终选择了上山下乡到田独公社农场。
  我们26人是来到农场的第一批本地知青。汽车先将我们送到公社，开过欢迎会再送往农场，胡德正场长及老场员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住进新盖好的茅草房，置放好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物品，领到人手一盏新发的煤油灯。当天晚上，公社招待放映电影《奇袭》，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投入知青新生活
  连着几天，我们都在老场员的带领下熟悉我们的农场。我对新的人物、环境、家园、生活，有急切的好奇心和亲切感，不知不觉融入了集体生活。
  几个月后，胡德正场长调回六道大队任书记，苏盛国任农场书记、场长，黎运文任副场长。苏书记有30多岁，个子不高，性格外向，笑眯眯的。黎副场长则老实厚道，人很实干。苏书记原是田独公社干部，说话很有意思，如他说：“我娶我老婆时她还小，才这么高。”他比划了约有1.3米的样子。接着说，“她生一个就长一节，生了五六个，就长成大人了。”我听时很纳闷，搞不懂原委，过后才弄明白，他是说他妻子结婚时个头小，结婚后一边生育，一边长身体。他的调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也了解到以前有早婚早育风俗习惯。
  基地选派的两位领队都是共产党员，现役军人，也是大家的主心骨。男领队冯克亮40多岁，中等偏高，国字脸，戴眼镜。在聊天时才知道，他原籍河南洛阳，妻子尤阿姨是海南文昌人，已有两个男孩（长子冯榆生1976年下乡到农场）。他做事有分寸，责任心很强，擅长做思想工作，总是循循善诱。知青们都很敬重他，也很信赖他，说他既像朋友，又像父亲或哥哥。我非常欣赏他的文笔。
  女领队高秋荣24岁左右，原是425医院护士，还没有结婚，中等个头，言语不多，一笑就有两个酒窝。她是个很温煦的大姐，平日和我们在一起，不像是领导，更像是伙伴。我还了解到，她的哥哥是烈士，她从河北农村顶替参军，在老家就熟悉农活，想来这是被挑选担任领队的原因吧。
  我们到来时，老场员有20多人，个个都很能干，有几人的年龄较大，大部分人20多岁。胡场长家在稍远的六道大队，黎运文、黄孙安、胡德江等人似乎也是。1969年来的潮州知青只剩下肖志生、陈晓光、龙幼梅、林永平等四人。黎运文、黄孙安、胡德江、陈晓光等老场员任作业班班长，李瑞雪、曹健等知青任副班长。黎运文等班长富有生产经验，并且熟悉环境，是得力的生产骨干，有了他们的带头和示范，知青们很快就掌握了工作技能、熟悉了各项劳作。
  黄孙安还是团支书，他性格活泼、热情周到、为人友善、非常能干，会“演奏”叶子，唱歌跳舞也在行，很受大家的欢迎，与知青的关系非常好，他后来被招工到县教育局工作。胡德江是大高个，在本地人中不多见。陈晓光外表英俊，浓眉大眼，皮黑壮实。肖志生是总务，白净斯文，谈吐风趣，与我们很谈得来。
  我们这一批知青，多数人是近两届高中毕业，十七八岁，相互熟悉，关系也不错。我与宋丽雅、吴颖、刘奕玲、张翔等人，一直都是同学加好友，到了农场后同住一间茅草屋，虽然所在班不同，但交往密切。
  努力过“三关”
  谁都知道，当知青的要过“三关”，即思想关、生活关、劳动关。到了农场，我也和其他“军仔”一样，遵守纪律听指挥，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努力工作，尽量克服困难，争取加入党团组织。
  农场的伙食很差，多是水煮瓜菜放一点点油。工作太辛苦，谁都很能吃，我们这些小姑娘下乡不久，纷纷把小碗换成大碗，盛得满满的一碗米饭也能吃得精光。我们每月口粮定量30斤，加上农场有六七块水田，面积10多亩，每年种植两季水稻，又种了一些地瓜和蔬菜，能有些补充，所以说粮食还够吃，就是油水不足，在干活时容易饿肚子。
  在那个时期，孩儿离家父母忧，妈妈们总是不约而同地到军人服务社，购买些酥饼、饼干、豆瓣酱、萝卜干、咸菜之类，或做些炒面等，给我们带上。那时吃得最多的是炒面，这食品很耐饿、容易做，几乎谁都会。吃饭或“补充”时，经常你吃我的，我吃你的，有时还互相品评一番。
  这里的土地和气候条件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农场已经种植了几十亩长期、短期经济作物，要管好原有的，还要开荒扩大面积，争取有较大发展。所以，砍山烧山、清理树头、挖环山行、开挖胶穴这些事，就成了经常性的繁重体力劳动，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
  我在砍山时被人失手砍过一刀，现在右手背上还有疤痕。那时我们横向站成一排，在骄阳底下挥汗如雨，我的右边是鞠小华。正砍着砍着，我的右手掌忽然一震，抬手一看，只见手背上有一道寸把长的血口子。旁边的鞠小华这时惊叫了一声，我转眼一看，见她左手握刀，怔怔地看着。想来是她右手砍山砍累了，在换成左手时使刀不习惯，不小心砍到了我的右手上。幸好她气力不足，砍得不深，换成是李瑞雪或陈明英这类有劲的，这右手非废了不可。看到这一幕，不知是谁嚼烂了飞机草给我敷上，接着孙桦和董丽娟边拉边架着捂住伤口的我，往二里外的工兵五团卫生所跑，在那里我缝了两针，还打了绷带，把右手吊了起来，活像战场上下来的伤兵。这次受伤算我工伤，被批准回家疗养几天。
  在新开出坡地种番薯时，我遇上一件很危险的事。有一条蛇从地里钻出来，有半米多长，身上一圈黑一圈白的，陈晓光惊叫：是银环蛇！他抡起锄头砸了过去，那蛇顷刻就瘫软不动了。我以为蛇已死了，上前拎着蛇尾巴不停地晃荡，想吓唬那些胆小的。
  黄孙安这时在五米以外，他知道蛇只是晕了还没死，马上连跑带跳冲了过来，一挥巴掌就把蛇打出几米外。我一时反应不过来，不解地说：“干什么你！”只听他说：“你不要命了吗？蛇还没死，翻上来咬你一口，你就死定了！”我定睛一看，见蛇在地下蠕动，稍后又爬行起来，真是好险！后来才知道，银环蛇的毒性很厉害，那次要不是黄孙安紧急出手，我能否活到今天都很难说。
  我们在读中学时，搞过农村“三同”、参加分校劳动、参加兴修水利、学部队野营拉练，有过种种历练，我还多了跟车装卸这一项。所以大家对平常劳动还能适应，但对连续不断的繁重体力劳动，感到吃不消了。那个时候，最盼望的事就是老天睁眼下场大雨，这样就可以不出工了，只坐在宿舍门前挑拣胡椒粒。
  农场之前种的几亩白胡椒，每年都有收获，是主要的经济来源。处理白胡椒并不复杂，先要用水浸泡，再经过脱皮、晒干、挑拣等项工作，这些是胡椒班的事，我们只是帮着挑拣已晒干的胡椒粒。做这件工作很惬意，大家边拣边哼曲子，或叽叽喳喳讲着笑话，但手不能停下来。要分出好坏胡椒粒，白粒籽是好的要留下，干瘪或变质发黑的要清除，确保收购时高等级。
  农场的家底很薄，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也要增加收入、扩大生产，还要积极创收、改善生活，所以场里多次组织人砍立方柴、到部队舰艇敲刮铁锈，这些事我都参加了，印象非常深刻。
  说到砍立方柴，在丘陵地带不算什么，但在陡峭山峰很艰难，因为砍柴和扛柴下山时容易重心失衡，人摔倒还是小事，骨碌碌地滚下山坡就糟了！在当地，砍立方柴是男人的工种，可是我们这批知青只有张世杰一个男孩子，他成了宝贝当上采购员（司务长），砍立方柴的工作没有选择地落在丫头们身上。通常是陈晓光带队到地势险峻处砍柴，这些地方柴多好砍，就是异常危险。陈晓光说的注意事项，我现在还记得一些：如砍柴时树头要留长一些，好方便上坡下坡，绿叶茂密处慎防竹叶青蛇，等等。当时我最害怕的是扛着柴下山，虽然捆绑的柴并不很多，但走一步看一步，小心翼翼地，每迈一步腿都打哆嗦，每天上坡下坡好几趟，现在回想起来还后怕。
  《我爱这一行》
  我爸爸生性活泼，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曾任青年科长，对打篮球、唱歌、跳交谊舞、画画、弹奏乐器等，样样都喜欢，这对我有较大影响，我自小对这些就有兴趣。所以从我几岁起，我爸爸就教我画画、吹口琴、弹月琴……
  下乡到农场几个月，正赶上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艺术馆举办美术培训班，地点在州府所在地通什镇，崖县要从知青点抽调女知青去参加培训。那时在农场里，我和王莉都喜欢画画，但培训名额只有一个。在苏盛国书记看来，既然两人都爱好画画，就应该轮流去，第一次就让王莉去参加，到了第二次通知办班，就让我去，以示公平。
  我到了通什后才知道，上期办美术基础班，这期办美术创作班，是上次的延续，学习时间都是40天。我直接进入创作班，要在40天里连前带后一起完成，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崖县文化馆负责带队的是美术老师徐鸿才，他起初也焦急，但考核过我的绘图基础后，觉得我有些美术天赋，可以两步并一步走，这才有了信心。
  我在徐老师的悉心指导下，一边学习美术创作，一边恶补美术基础，很快就赶上去，进入正常学习阶段。培训结束时，我的成绩优秀，还在黎老师的指导及帮助下，创作了国画《我爱这一行》，得到培训单位的好评。这幅国画取材于我们农场后勤班，以女知青张翔在猪圈养猪为背景，反映了猪肥壮、人喜悦的一瞬间，体现她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的精神风貌。这幅画随后被送往海口市参加广东省美展评选，但限于相同题材只选一幅画，有一位作者《又长高了》的国画更胜一筹，我的没选上。我这幅虽然落选，但在自治州业余作者圈子内出了名，我也有了机会参加下次美展评选。
  到了1974年的冬季，中南五省又办美展评选，州艺术馆点名让我带《我爱这一行》这幅国画去参展，崖县文化馆的徐老师非常高兴，专程去田独公社和农场要求抽调我。没想到徐老师此举惹恼了朴实正直的苏盛国书记，他对此并不理解，认为第三次美术培训应该轮到王莉，州里直接点名要祁克利是不尊重他，坚决不肯放人，还说了一些过激话。徐老师磨破了嘴皮，只好说那就算了，这个名额就白白浪费了。那天我正因发高烧回到榆林基地门诊部住院，徐老师闻知赶去探望，顺便说起了这件事情。我听后深感惋惜，急火攻心，结果病情加重，被送往海军425医院抢救。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感谢苏书记对我的栽培，以及他对知青们的关心爱护，继续把满腔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同时将自己的特长用于丰富农场的知青生活。我原来只是随意画画，但通过自治州的美术创作培训，学会了人物画的基础比例等知识，后来积极为农场出墙报，还经常给知青们画素描，大家都说我画谁像谁。
  后来我一直保留这份爱好，并多次发挥了作用。如我1984年曾经调动工作回山东潍坊，在坊子区计生委做宣传工作，主要是搞美术创作，就是受益于上山下乡时打下的基础。
  女推土机手
  我们第一批知青来到后，场员人数增多了，以后还会继续增加。为了扩大生产规模、立足长远发展，场领导及部队领队决定开垦荒山，种植橡胶、甘蔗、西瓜、地瓜等长短期经济作物，于是就有了“大战60天，开荒300亩”的口号。时间大约是1974年夏季，在收获早稻之后，农场集中新老场员30多人，冒着炎炎烈日，手抡长短柄砍刀，向周围的大片荒山进军。
  这群“军仔”知青们，平时在家娇生惯养的，现在成了农场开荒的主要劳力，角色转换之快，并非每人都能适应。我们劈出坡地一大片，战胜了烈日、热风、蚂蚁、黄蜂、蛇蝎，更是战胜了原本脆弱的自己。被砍倒的树枝经过连日暴晒，接着就放火烧了起来，看到耀眼灼人的火光，听到噼里啪啦的脆响，我们欢呼雀跃，别提多开心了。
  接下来最苦的工作，就是挖大小的树头了。你别看长在上面的是小树木，其实是老树发新枝，地表下面的是一坨坨的大树根，真的是根深蒂固。为了挖这树头，我们稚嫩的双手都破了，用“血迹斑斑、血肉模糊”形容，一点也不过分。那时有谁家的父母来看到这般光景，只怕是“心如刀割”。基地首长下连队检查工作路过，都会顺道来看看，这时得知这里的情况，加上冯克亮领队专门做了汇报，就从榆林基地的罗葵农场，调派了一辆履带推土机前来支援。
  嗨，真棒，自从有了这家伙，就轻松多了。只要在大树头的周围挖坑，再套上钢缆绳一拉，树头就乖乖出来了，接着又用铁铲推平。看来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犁耙土地了。于是我对这个铁家伙，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心学会它的驾驶及操作技术。推土机工作时速度慢，我很容易就跳上驾驶室旁的踏板上，每当推土机手驾驶操作时，我都凑近认真观看，甚至站在踏板上仔细看。每天上午收工后，他熄火后留下车钥匙，见到我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就去吃饭及午休了。这时我就爬上驾驶室，自己摆弄了一通，这一来二去的，我很快就学会了。前进、后退、拉动、转向，抬铲、放铲、推动、起落……无不得心应手，可以自己操作拉树头及推土了，到了这时，就别提我心里有多美了！
  推土机手是河北或河南人，个子高，很内向，不爱与人说话，工作责任心很强。我学驾驶及操作的事，想必他是知道的，可能是看到我熟练了，也放心了。无声师傅也是师傅啊，感谢他的成全，让我能为农场多出把力。1994年我调到榆林基地煤场工作，对吊车、铲车等机械，很快就能操作自如，每当通宵加班卸煤时，我都能给机手提供一些协助。每当这时，我眼前就会浮现出当时“偷着干”的情景，有些小小得意。
  客车上偶遇
  1974年8月，自治州美术创作班培训结束，我乘坐班车准备返回崖县。我和表姐分别坐2、3号座位，我的座位靠走道，座椅后是进出车门。就在车载满员、车门关闭时，发生了一件事，司机向右一看，见我旁边走道上有两个方形铁盒子，就问是谁的，一时没人答腔，我也摇了摇头。司机以为是有人错放，抓起铁盒子就往车窗外扔，接着手按开关启动发动机。就在这时，一个脸庞白净、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从车厢中间往前挤了过来，说两个铁盒子是他的，要求司机开车门让他去拾回来。
  司机有些嗔怪，一时不做理会，年轻人愈加焦急。我这个人好管闲事，就说了司机两句。司机见我坐在预留座位（1、2号座位），不像是平常人，就打开车门让他下去，他拾取后很快就上车。这次他只站在上下车踏板上，铁盒子仍放我的座位旁边。一问起来，原来他急于回崖县三亚，只买到站位票，上车时见人太多，就把两个铁盒子搁在我的座位旁，结果后来上车的旅客把他挤到车厢中间，一时听不清司机问话。在后来的闲聊中，得知他是广州知青，上山下乡在立才农场，是场部电影组放映员，名字叫叶某光。我也说起自己的知青点，以及来通什镇的原因，就这样互相认识了。
  本是路途偶遇，萍水相逢，很快淡忘了。谁知，他从立才农场给我写了很多信，有时几乎是每天一封。邮递员对偏远地方不是每天都递送，等信件送到我们农场时，一接就是好几封。这些信件的内容，大部分是他们广州知青在农场经历的种种趣事，写得很不错，如果全部保留到现在，会是一部不错的知青故事集。那时我才18岁，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大脑里一片空白，以为他是感念我当时仗义执言，就给我讲述他的故事，让我高兴开心。总之，我看作一件很平常的事，没往深处想，也没有给他回信。
  1975年某月的一天，我正在秧田里拔秧，得知有人到农场找我，就赶快上来迎了上去。一看原来是叶某光骑着自行车过来，他问我要否回榆林基地，说他伯父这次来榆林要塞，就住在将军府内，想带我去认识一下。那时只要有机会回榆林，别提有多高兴了，我啥也没想，马上请了假，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一起走。快到田独公社时，他又递给我一张三寸的黑白照片，上面穿着军装坐着的是人们很熟悉的一位首长，而他身后站着的是叶某光，我猛的反应过来“伯父”是谁了，马上跳下自行车后座，转身就往回走，叶某光怎么喊我都不理。我为何这样？至今我自己也没弄明白。
  没过多久，我和张翔等几人被抽调参加路教工作，分到崖城工作队机关工作组，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了结。不料他还是继续写信，好友刘一玲帮我收存着，放在一个小皮箱里，后来才告诉我。我想了好久，不知如何是好，就叫刘奕玲把信件全给烧了。有一次在三亚解放路的三角路碰到叶某光的好友利某能时，他说：“这一年你去哪里了？叶某光找你都找疯了……”那时叶某光已经回了广州。
  我曾经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爸爸，爸爸认为我现在年龄还小，要好好锻炼自己，不宜过早交男朋友。或许我属于晚熟类型的女孩子，同时也是一个乖乖女，父母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常常看小说里及电视剧里“初恋”的描述，我很遗憾没有过那种体验。如今回想下乡的那几年，正值十八九岁年华，想法确实很单纯。这段偶遇虽然很短暂，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不知是否能作为我人生的“初恋”呢？！
  入党的风波
  1975年4月，县里派路教工作队到各个公社，这是第三期。田独公社农场也抽调了5人参加，有我和张翔、齐海珊、符永耀、陈晓光。我和齐海珊分在机关工作组，张翔分到公社农场，两位男生分到崖城水南村。崖城工作队刘建兴队长是县商业局长，祖籍河北。机关工作组巩组长是县粮食局副局长，湖南人。他们对每个队员严格要求，也经常出一些“难题”，让队员思考和锻炼，不断进步和成长。同来的3人干完第三期就被招工了，刘队长让我和齐海珊2人留队，接着干第四期路教。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大地震，教训非常深刻，我们也接到上面指示要“防海啸”。有时在深更半夜里，要通知各单位负责人来开“紧急会议”，巩组长通常会让我去通知。一个人在晚上行走，夜深人静，四周幽暗，我不怕鬼魅，却怕狗咬，每次夜里出门都是手握石头，可有时想躲也躲不开。有一次，一条黑狗“汪汪”叫了几声，就向我扑了过来，我招架不住，小腿上被咬了一口，治好后还留下疤痕。
  在路教工作队的一年多时间，我先后在银行、财税、邮电、供销社、粮所、粮食加工厂等单位驻点，每次都较好地完成了工作任务，得到了队领导和队友的一致好评。我那时只有20岁，表现了纯真和活力，做事也比较稳当，人们都称我为“老祁”，许多情景让我难忘。银行的“老黎仔”是年轻人，有工作热情，但爱说俏皮话，经常找我的“茬”，我给巩组长汇报过，差点把他当成对立面。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年轻人当时喜欢打闹，或是异性相吸吧。最让我难忘的是“阿大”姐，她家是港西公社的，在崖城银行做饭，我们都喜欢吃她炒的菜。她知道我爱吃螃蟹，利用回家休息的机会给我带螃蟹吃。我和当地人关系不错，还学会了一些简单的当地方言“军话”，经常与他们说笑聊天。
  我下乡后才加入共青团，那是1974年3月11日。冯克亮领队接着组织团员学习党章，鼓励大家争取入党。我的父母都是党员，爸爸教我写入党申请书，还讲述了他入党时的故事，告诉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在崖城工作队期间，受到巩组长和林副组长的器重，他们帮助我提高工作能力，刻意培养我和齐海珊入党。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在1976年9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召开了党员大会。在10名入党培养对象中，就我和齐海珊获得60名党员一致举手同意。会后，林副组长亲自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按照组织原则，家庭没有历史问题，个人没有犯政治错误，上一级组织会尊重60名党员的意见，肯定批准的。”还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党的一员了。”我听了非常激动，决心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任何时候都不能做对党不利的事情。
  在第一批部队知青中，部分人已在1975年底招工安排工作，1976年11月4802厂又要招收学徒，我妈希望我这次能被招收。就在这个时候，巩组长找我谈话，想让我留队，说是到雅亮公社任妇女主任，还说是县委黄子桂书记亲自点名。我回家时告诉了妈妈，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就我一个女儿，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肾炎肝炎），希望我能回到她的身边。我听罢不假思索，就填表报名到4802厂。这一举措顾及了亲情，却造成我“政治生涯”的重大变故，让我始料不及。
  我从知青变成军工，还是学徒学习班的团支部书记，在填写各类表格时，我都在政治一栏填写“共产党员”。学徒班结束后我当了电工学徒，但没两个月就借调到厂保卫科工作，厂部一个月后发现我的档案里没有入党手续，到县知青办一查，才知道上级党组织最后没有批准我入党，原因是不服从组织安排。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厂里要求我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我赌气没有写，又从保卫科回到车间。我的情绪确有波动，但在工作上一如既往，认真干好本职工作。
  我认识到爸爸说的“真正的共产党员”这句话有深刻含义，就在心里时时告诫自己，要像爸爸妈妈那样，对党和人民忠诚，兢兢业业做好工作。尽管我没有在组织上入党，但我是共产党人的后代，要在思想上、工作上，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