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湾坡岭位于崖县林旺公社边远山区的湾坡村，湾坡村为黎族村庄，因山环绕湾坡村的湾坡湾而得名。它海拔800多米，巍然屹立在层层的绿浪中，在西南麓的山坳下，坐落着一座农场——林旺公社五料作物农场，我和我的知青同伴们在这里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我和符史来是林旺中学74届高中毕业生，我两人和唐进昌是林旺公社机关第二批上山下乡子女，1975年10月来到了林旺公社五料作物农场。
  放飞理想
  来到农场的当天下午，我们被叫到场部办公室，里面坐着场长符茂云和会计林庭俊。场长是退伍军人，30岁模样，身材魁梧，外表干练，说话干脆。他介绍说自己在去年第一批知青进场时调任场长，公社革委会很重视知青工作，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接着介绍农场的一些基本情况，勉励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向老场员学习，不断增长才干，为农场多作贡献。林会计是回乡知青，身材修长，皮肤白皙，人很精干，一副书生模样，约有30多岁，兼管办公室工作。他接过话茬：“农场的生活是艰苦的，你们要坚持住。”他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验证。
  第二天，东方鱼肚白，太阳还没有露脸，仍在梦中的我们被杨昌本副场长叫醒。一会儿，保管员翁启乔，给我们送来全新的劳动工具，说一接到通知就专为我们而备。就这样，我们踏上了曙光初照的土地，知青的故事也自此开始。
  杨家汉、翁启乔、邢玉兰是林旺公社机关子女，1974年1 1月第一批上山下乡进场。杨家汉身体结实，性格豪爽，为人直率，“根正苗红”，敢作敢当。他进场将近一年，各种农活无不熟悉，工作非常出色。他这时是食堂的总务兼采购，奔波在外不辞劳苦，为食堂采购回各种生活物品，经常想方设法弄回些猪肉、鲜鱼，使大家多沾些荤腥，有气力干活，是值得庆幸的事。但我们到来不久他就离开农场参军了，在开欢送会的那天，身着草绿色军装的他，在红五星和红领章的衬托下，更显英俊和帅气。邢玉兰是女知青，父亲是公社领导干部，她庄重矜持，性格温和，简单朴素。她这时是食堂的炊事员，工作负责，做事细心。杨家汉有一次被火药喷焰烧伤后，邢玉兰为预防做饭灼伤、烫伤而备的几支药膏派上用场，要不然在这缺医少药的地方，一时还不知如何是好。
  我进场时18岁，平时喜欢看书、关注时事，自学平面绘图，能写一手好板字。劳动之余，我把场里的学习专栏办得有声有色。在共同的知青生活中，大家在快乐分享、患难与共之中所结下的情谊，纯洁而又真挚，至今令人难忘。
  垦殖橡胶
  不经意间，我们进场已有半年多时光，原来的幼稚、懦弱、无知等弱点，已尽然褪去。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受到了种种磨练，学会了犁田、耕作、插秧、打砖、深山伐木等农活。
  场里为扩大生产规模，决定在北面的半山腰开荒种植橡胶，地点是杨副场长选定的。我们绕过几道弯，来到了半山腰上，站在这里往西俯瞰，感到景观真不错。半山腰三面处于群山的怀抱之中，形成三面屏障，生产条件也很好。杨副场长说：在这里种植橡胶，即使没有防风林，台风季节，橡胶树也会安然无恙。知青们分为两人一组，工具有锄头、铁锹、钩刀、砍刀、铁镐，要在半山腰修环山平台，在平台上挖出橡胶植穴，在穴里施上杂肥，待雨过后，土地湿润，肥料渗入土壤，然后移苗种植。如此，即所谓的“垦殖”。
  正干得热火朝天时，我感觉大腿内侧一阵清凉，然后“清凉”蠕动起来，我下意识感到，是爬虫之类东西在蠕动，双手把蠕动处紧紧摁住，确认裤子里的爬虫不动时，才解开裤子把爬虫从裤裆里抖出来，原来是一条蜈蚣，背部显红黑色，身长约30厘米，有大人手拇指粗细，形状凶狠。后来听杨副场长说，这种蜈蚣很罕见，是蜈蚣王，要是人被咬到，是很麻烦的。他是个老场员，劳动经验丰富，讲的话让人深信不疑。知青们目睹这一幕，无不担心，我虽然有惊无险，但也心有余悸。
  在半山腰上已酣战了一个月，虽说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但也时也感到劳动的枯燥和单调，难道理想只是一个梦？知青们对自己的前途，陷入了漫无边际的遐想。这时，忽然从山下传来一曲悠扬的山歌，歌声是如此温馨，让人心旷神怡，是耕种“山兰稻”的黎族姑娘在归途中所唱。我心想，知青也有自己的歌，那就是用汗水谱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之歌。
  站在场部排球场向北眺望，新的梯形环山平台，立刻映入人们的眼帘。
  砍立方柴
  虽然修了平台，但没有钱买橡胶苗，场里决定砍立方柴。所谓砍立方柴，就是上山把中小树木按每截1米的长度砍断，然后扛到山下靠近公路的空地上，按长、宽、高各1米堆放成一立方米的方块状，按每立方多少钱出卖。周围的树木不太密，但每人一天砍1.5立方不成问题。柴火主要卖给附近驻军，多是当天砍、当天卖、当天结账，20天下来，全场知青和工人都按时完成了任务。经过会计核算，所得收入除购买橡胶苗外，还能解决知青和老场员的柴米油盐。
  那个年代经济落后，“靠山吃山”的意识根深蒂固，砍立方柴创收是许多地方的常用做法。加上那时日常烧火煮饭菜又没有替代品，没有柴火又怎么办，机关单位不买立方柴还真的不行。
  最后一天下午砍柴，我看到一处伞状树丛很茂密，估算把柴枝砍下来约有半立方，心情振奋。我正要下刀时，却发现树木被各种大小藤蔓裹遍，要先劈开藤条才能砍到柴木。当我一刀劈断前面一根藤条时，却被反弹的树枝击伤左眼，顿时眼前直冒金星，一片漆黑。我捂着左眼回到场部时，左眼已肿成乒乓球般大小，并出现瘀青，视线模糊。杨副场长知道后，急忙到附近黎村买回20多个鸡蛋，煮熟后趁热揉擦瘀青的地方。这是他的“偏方”，每个鸡蛋只能用一次，不能重新再煮再用。
  经杨副场长为我用心疗伤，一个星期后我的眼伤治好了，我体会到了他的亲切关爱，久久不能忘怀。
  惊险一幕
  当人们的脚步正跨入金秋之时，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根据公社通知，台风将从农场的东北方向经过，预测风力12级。
  凌晨，狂风夹着大雨呼啸而至。这场台风来得猛，但也去得快，把球场东北边的文化室刮倒，然后就转向南，风势渐渐小了。杨副场长说：文化室之所以被刮倒，是因为它处在风口上。这次的台风除了文化室，其他的损失不大，山上刚种的胶苗也安然无恙，场部西边那条小河几天后也恢复了原来的清澈，知青们像往常一样在河边洗澡、洗衣服，沐浴台风过后的清新空气。场里曾以知青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申请救灾资金，但未获分毫，看来还是要“靠山吃山”。
  到深山伐木，在山坡砍枝条，在平川割茅草，两个月后，文化室在原址建成。所谓文化室，就是泥巴混稻草所盖的茅屋。大家正兴高采烈，在文化室里打牌，有的喝起“革命小酒”，时至凌晨还意犹未尽。这时杨副场长进来大喝一声：“毛主席逝世，你们还在这里寻欢作乐。”我们听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慢慢缓过神来，我似乎明白了什么，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件事。”这时杨副场长怒发冲冠：“你才雄还不承认错误，明天我到公社报告，让民兵抓你去批斗。”
  第二天，知青们才知道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昨天上午公社已开会传达，杨副场长也参加了会议。但知青们爱憎分明，对毛主席心怀崇敬，怎么可以把知青划到阶级敌人那一边？
  1976年9月18日，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公社革委会也在办公室前举行毛主席追悼大会，门窗被浅蓝色的帷幕遮住，横贯在帷幕上方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毛主席的遗像悬挂在帷幕中央，会场布置得简朴而庄严，两队民兵手持步枪分别守护在毛主席遗像两旁，气氛庄严肃穆。公社卫生院的几名医生，挎着“红十字”标志的药箱，在人群中来回穿梭。
  虽说举行追悼会前“五类分子”已被集中管制，但民兵们警惕的目光不时扫视着四周，认真履行职责。
  历史的时针指到公元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当公社革委会黄守武副主任宣布大会开始、全体默哀三分钟时，全场嚎啕痛哭，人们为失去自己的领袖而感到万分悲痛。这时，我反思在农场文化室的那一幕，无不感到惊险。如果杨副场长真的到公社汇报，那将是我永远的痛。那时的确不知道，加上我平日里服从领导、立场坚定、工作积极、团结同志，才不致被“上纲上线”，还有第二天晚上也作了检讨，不然的话，哪还有资格和知青们站立在这里。
  新的一页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农场以后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只是把原来墙上的旧标语全覆盖，写上“继承毛主席遗志，听从华主席指挥”等新标语，板字是我写的。排球场西边的专栏刊出揭批“四人帮”的新资料，场里开过几次批判会，知青们的谈论中也多了新内容。
  劳累了一天，我看了几页书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并在梦乡中憧憬未来。这时，我被急促的敲门声叫醒，敲门的人是杨副场长，我从他的手中接过一个牛皮信封，信封上写着“刘才雄同志收”，是县教育局招生办发出的一份入学体检通知，要求明天上午8时到公社集中。信封邮戳日期表明，此件已发出好几天，是送达迟了。这时已是子夜一点多钟，我怕天亮后耽误事，决定深夜先回到我家。从农场到公社的道路坑洼不平，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
  20分钟后，我来到了必经之路的岔口，东边有一棵无名树，在漆黑夜幕下显得分外苍凉，这条路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知走过了多少回，但是深夜孤行还是第一次。这时，我想起刚进场不久，有人曾经讲过这里的故事，每到夜深人静，树上就会出现一位少女的鬼魂，若看到钟情的小伙子，就会把你的魂带走。一念及此，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忙从腰间拔出尖刀（匕首）握在手，心里才安定下来。当时跑夜路的都有佩带尖刀的习惯，目的是避邪、壮胆，还有以防不测。
  我再沿着田野小道一路急行，虽然没有像刚才那样发怵，但仍是三步一回头。约10分钟后，我来到一条小河边，河面宽约5米，水深至膝盖，是场部那条小河延伸的支流。万籁俱寂，凉风习习，四周宁静，也有几分神秘。我把裤脚撸至膝盖，心想：不勇敢也不行了，装勇敢有时就变成真勇敢。我很快蹚过了河，右脚刚上岸，脚背上像被针扎了一下，手电一照，是一条青竹蛇，身长约50厘米，粗细有如大人的拇指。它似乎知道我要经过，早已埋伏在河边的杂草旁，因其蛇身像竹叶和绿草，蜷在草丛中，你根本辨别不出是蛇是草。它咬了我一口，一眨眼就钻回了草丛。我身上的尖刀也派不上用场，或许尖刀只限于避邪。我用双手把创口的血挤出后继续前行，这时我怨恨起杨副场长，都是他惹的祸，刚才接到通知时，还闻到他一身酒味，肯定是到哪里“贪杯”，让我遭此横祸。
  一路折腾，我回到家已是凌晨约4时，原以为被蛇咬后把血挤出来就没事，谁知这时我感到心跳加快、气短，胸前就像悬着一块石头，脚背也浮肿起来，像是濒临死亡。这时，面前首先浮现亲人的脸孔，然后想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中主人翁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时，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借以减轻自己对死亡的恐惧。
  接着我面前又浮现出农场知青、老场员和杨副场长的脸孔，想到有一次在劳动中，杨副场长说过被青竹蛇咬伤，可用偏方救治，我记得很清楚。我眼前一亮，从桌上拿来一盒火柴，从火柴头上削下火药敷在伤口上，约用多半盒，然后用火柴擦火点燃，“嘣”的一声，爆出一缕白烟。约几分钟后，我感到疼痛有所缓解。半个小时后，脚背逐渐消肿，呼吸不再那么急促。再过半小时，已感到有点劲儿，我如释重负。第二天早上8时，我与其他青年一道登上了前往县城的汽车。
  我从县城体检回到公社后，在家里歇了一晚，第二天下午就返回农场。我在打晚饭时，突然又看到形似青竹蛇的大蒜叶，竟被吓了一跳，旁边打饭的人也跟着被吓得躲跳到一边。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晚上，我把前天深夜孤行的历险与知青和老场员“分享”，知青们听后大惊失色，倒是老场员从容淡定，介绍说：无名树少女之魂的传说，与很久以前一位反抗父母包办婚姻的少女在树上自缢身亡的故事有关。树上枝叶阴影似是鬼魂，主要是过路人的心理作用。河边那块地方绿树成荫，自然生态好，是青竹蛇藏匿和出没之地，谁被咬到只好自认倒霉。
  几天后，体检结果出来，除砍立方柴时被击伤的左眼视力稍差点外，其他项目全部合格。过了不久，我就接到入学录取通知书，被录取进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范学校就读，心情兴奋不已，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临行前夜，与知青和老场员叙别时，有一位老场员告诉我，杨副场长今天下午回家看母亲了。还告诉我那次半夜送交体检通知书的事：副场长那天上午在公社开会时，邮递员将那份体检通知书交给他带回。他原本中午可以返场，但因母亲突然患病，送到公社卫生院住院治疗，把母亲安顿好才回农场。不料在下午的返途中，遇到一群水牛在田间吃番薯藤，就进去帮村民赶牛，还帮忙找一头跑到山坳的水牛，找到时已是傍晚。村民是农场附近的黎族青年，热情好客，非留他吃晚饭不可，“无酒不成礼仪”，他推辞不过，恭敬不如从命，以致饮醉睡至凌晨。他酒醒后，才想起兜里装着一份关乎我前途和命运的通知，便急忙赶回农场，这是已是下半夜。还好，没有耽误事，真的很感谢他了。
  第二天清晨，我将要离开农场了。当人们还在洗漱时，我一个人悄悄来到了场部办公室，凝视着墙中央自己亲手绘制的农场发展规划平面图。它是农场新老场员集体智慧的结晶，很期待农场人“一张蓝图干到底”，早日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我走出办公室后，激动心潮难以平静。平时恨不得赶快离开的地方，这时却让我很是眷恋，因为它与知青有渊源、有知青的故事，有我们青春的汗水和足迹。我背起行囊，行囊里装着知青同伴、场领导、老场员赠送的笔记本，装着人们的深情厚谊，离开了农场。一轮红日从天际升起，我又掀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最后一位知青符史来是1977年冬季被招工离开农场的，这一年也是崖县知青上山下乡的最后一年。知青们“殊途同归”，开启了人生的新征程，然而，曾经那段亦苦亦美的青春年华，却成为知青们的“红色记忆”。
  时光已逝去四十余年，我们的那一段经历，已成为一笔财富、一种文化、一种精神。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只要想起那一段经历，就有一股强大的力量，不再畏惧任何艰难险阻。我们深信：创造美好的代价，是艰辛和付出。历经严寒的人最懂得温暖，历经磨难才懂得人生。扪心自问，我们没有辜负那个时代，为有那一段经历而感到骄傲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