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下乡·建房·劳动
  1976年11月16日，我们7名藤桥圩镇知青，到本公社南山大队芒三村第二生产队插队落户。芒三村是个边远山区农村，北边靠近保亭县界。首批到农村插队落户的7名本地知青，是徐济民（知青组长）、吴小燕（女，副组长）、许政雄、肖关荣、李万全、张波、谢玲（女）。
  当年下乡时，有卡车接送，我们乘车坐在背包上，在南山大队罗会计的引领下，路经公社良种场、巨龙队（南田农场）、黎场队（南田农场）、广西村、田车村，再往山里走到了南山大队。从南山大队往里步行经凿毛村、新村、南田农场爱民队，最后到达芒三村，整个路程将近20公里。
  刚下乡时，村里没有给知青们准备房子，知青暂住在堆放地瓜、稻谷的简易草房仓库里。因有两位女生，只好临时用椰子树叶编成的“屏风”隔开，一住就是大半年。用木条架搭成通铺床，再铺上干净稻草，打开背包铺上草席，躺上试一试还真软，感觉不亚于现在的“席梦思”床。
  1977年8月又有10名圩镇知青下到芒三村二队，分别是郭泽信、李国生、马大文、李明、陈位凯、吴育东、卢业连（女）、何爱梅（女）、李凤元（女）、蔡绍容（女）。
  第二批知青刚下乡时，与第一批在一起挤住，接着上山砍木料自建房子。公社给了3500元作为建房资金，不足的就自己解决。生产队李元兴队长和几名村民带着郭泽信、马大文、陈位凯、吴育东、李国生、肖关荣等组成突击队，沿着芒三水库北进大山砍木料，足足用了十天工夫，才砍够能搭建140平方米茅草房所需的各种木料。没参加砍伐的知青们，便到住地周边的山丘割茅草晒干。
  农村自有农村建房的办法，木料备好了，茅草片编好了，场地平整出来了，万事俱备，就差“建筑师”了。俗话说搭建小茅草房只不过是“三梁六柱”，其实没那么简单，面积大了跨度大了就不是“三梁六柱”，而是“七梁十四柱”了。我们在李队长及社员的指导帮助下，立柱子、放斜木、架房梁、绑横木、铺茅草片……很快就搭好了房架子，完成过半工程量，接下来就是糊泥巴墙了。
  我们往柱子上钉上横木条，绑好竖木条，成了木方格。就近找块黄土空地挖个坑，把土挖松后放入稻草，灌水浸透片刻，用脚猛踩，让泥、草充分混合。然后有人站在内外糊墙，有人专门递送和好的草泥，通力合作流水作业，只几天的工夫，140多平方米房子的墙壁便糊好了。总共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一幢新茅草房拔地而起，我们全部18名知青都搬进了新房。
  下乡后，首先学会的是做农活。日常看似简单的农活，到我们手中就不那么容易了。芒三村是黎族山村，有十几户人家，地多人少，以种植水稻为主，还开荒种甘蔗等短期经济作物。村庄靠近南田农场爱民队，村里学着种了20多亩橡胶，我们下乡时刚好达到开割树龄。
  我们知青下乡后，跟着社员下地劳动，种水稻、甘蔗，以及学习如何割胶。我们从自己种植水稻的那一天起，对父母常常挂在嘴边的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有了亲身体验，懂得了诗句的含义。虽然下乡时间不长，但懂得了水稻生长全过程，也懂得了犁田、播种、插秧、田管、收获等田间劳作。
  “日干三刻，夜加一班”的情况，有时也会有，特别是稻谷收割时，一旦秋收时遇上台风或暴雨，就得忙于抢收。刚下乡的那一年，气象预报有十级台风并伴有暴雨。为了不使水稻遭受损失，我们与社员一起突击抢收，白天割稻晚上脱粒，很快收完30多亩水稻。台风过后马上开始晒谷，虽然累得腰都挺不直，但做到了颗粒归仓，再苦再累也值得。
  日常生活小插曲
  工作太辛苦，伙食太单调，有时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如偷菜，差一点被人抓住。我们自己也种菜，可我们整天忙来忙去，没时间好好摆弄，种得不好，品种也单一，无法满足生活需求。有一天晚上，我们拿上两个小袋子跑到相邻的南田农场爱民队去偷菜，青菜、萝卜、茄子、包菜（椰子菜）都拿了一些，回来后就放在伙房里。第二天煮饭的女生明知菜是偷来的，但自己种的长不起来，到集市买又太远，也觉得没办法。
  爱民队发现蔬菜被偷，就开始设防了。隔一天晚上11点多钟，我们几位男生又准备去偷菜，谁知刚到菜地还没动手，就被对方的蹲守人员发现了，手电筒一照，喝问：“干什么的？”郭泽信急中生智，回答说：“抓田鸡（青蛙）的”，反正他们没亲眼看见偷菜。是人就要面子，我们打那以后，基本上不去了。
  村子靠近芒三水库，水库里的罗非鱼很多，我们与当地的黎族青年交上朋友后，想吃鱼的时候就找他们借渔网下水库打鱼。尽管我们没经验，一到水库就下网，却也容易打得十斤八斤，运气好时还有二十多斤。那时不怕鱼少只怕鱼多，因为鱼会把网往深处拖，勾到水底下的树枝树根上，就得潜水去解网。勾得少时潜几下就行了。勾得多处理不了只好把网割掉，吃不到鱼还要赔网，那就太划不来了。
  想吃鱼除了下水库打鱼，还有别的办法，就是把小水沟或是小水溪的两头堵上，把水舀干后便可抓到一些小鱼小虾，解决一两顿是没问题的。下水库打的鱼或堵溪沟抓回的鱼，一般用酸杨桃来煮，再摘一些野生小辣椒放在里面，又酸又辣十分可口，那顿饭比吃什么都香。再喝上几口小酒，什么“日干三刻，夜加一班”带来的劳累，就通通不见了，第二天干起活来还是生龙活虎。
  公社考虑我们下乡的地方偏远，曾经赠送给我们一辆“红棉”自行车、一部“蝴蝶牌”缝纫机，不过平时很少用。后来我们为了解解肉馋，做出了忍痛割爱的举动，先后把自行车和缝纫机卖给了爱民队职工，再买猪肉或猪肉罐头回去改善生活。做这事肯定不对，但也出于无奈。那时买肉除了凭票按指标供应外，你还得有运气才行，想买上一点带肥的好肉得遇上熟人当班。
  当时藤桥食品供应站每天最多杀两头猪，先要保证供应部队，然后才轮到机关单位与居民。郭泽信与谢玲、何爱梅等人几次排队凭肉票买肉，仅差两个人就轮上了，可这时没有肉了，只好在家里多待一天，次日再起早排队。有一次是郭泽信负责买肉，本以为起一大早去排队应能排在前三名，谁知到食品站一看已有11个人排队了。这时食品站的人刚起床，有一名女职工起火烧水，近一个半小时后有猪肉上肉案开售了，这时突然来了两名部队的司务长，他们不用排队，一头近200斤的猪，差不多一半没有了，好的肉都给挑走了。
  郭泽信那天只买到三斤半连肥带瘦的肉，但仍高兴得不得了，马不停蹄地往回赶。已有十来天没吃到肉了，中午大家都吃上一顿新鲜猪肉，马大文、卢业连、何爱梅等人都说：“肉真香。”其实，肥一点的肉都得留下以后擦锅煮菜或熬油备用，剩下的就那么一点瘦肉，我们十七八人每人一小块，也只能是解解馋罢了，但心里还是很满足的。
  我们知青与当地村民、爱民队的年轻人，关系特别好，因为爱民队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广州、潮州上山下乡来的，大家有着同样的命运与共同语言，来往很密切。有时候还把我们凭供应票证买来的肥皂、香皂、红砂糖，拿来与爱民队的工人或知青交换一些菜或鸡、鸭，调节一下生活。
  每当夜晚降临，只要听到爱民队或爱国队放电影，我们吃完晚饭就三五成群去看电影。要是没有其他节目，我们几个都会随着马大文弹起的吉他，聚在一起唱起《铁道游击队之歌》《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在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就那样一直地弹，反复地唱，直到夜深了，才随着那美妙动人的吉他声和歌声的余韵进入梦乡。
  如今，每当我们静下心回忆起当年下乡插队的情景，或把那个时候的生活经历与儿女们说的时候，儿女们都很感慨，你们那一代人真的太不容易，我们生长在今天，与你们相比，实在太幸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