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4年8月31日，我上山下乡到崖县抱龙林场。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我报名参加了当年的高考，考上了海南医学专科学校本科班（现海南医学院），在1978年3月16日离开林场。1982年12月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卫生学校（现海南省第二卫生学校），一直从事中等医学教育工作到现在。
  三年多的知青岁月，是我人生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在这段时间里，我从一个青少年向成年人阶段过渡，慢慢地成长起来，现在回想起来，历历在目。那时所发生的一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我以后的生活，使我难以忘怀。
  在那个时代，许多文学作品还没有恢复出版发行，能持有一本好书，是件非常奢侈的事。那时经常看到、接触到的书籍，是马列著作、《毛泽东选集》、鲁迅先生作品，以及为数不多的一些小说。我在做完自己本职工作以后，尽量利用闲暇时间看书，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在别的知青都在谈天说地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融入他们之中去，书籍就成了我最好的伙伴。那时我看得最多的是《毛泽东选集》，一遍又一遍地翻看，对许多文章耳熟能详。其中的第一篇文章我印象最为深刻，那就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多年后我还对文章内容还有清晰记忆。
  那时的我，对书籍的渴望已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1975年“批林批孔”“批宋江”，上面给林场发下两本小说《水浒传》，本来是供批判时参考。而我拿到一看，被书里的精彩内容所深深吸引，手不释卷，不知不觉之间，成为我当时的精神食粮之一。当时许多工友也仔细地看过了，大家在工作时说李逵、说宋江，都能说得头头是道。到了最后，这两本小说对我们而言，不再是批判的工具，里头的人物和故事，是我们日常闲谈的内容之一，觉得特别有意思。
  那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小说不多，能找到我都仔细阅读多遍。有一次，我借到冯梦龙的《今古奇观》，那本书已经非常的残破了，开头没有了，结尾也被撕下去。但是我依然“惊为天书”，看得如痴如醉。痴迷到我三天不上班装病在宿舍躺着，不眠不休地把这本书看完，沉浸在文字的海洋中，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快乐。而现在，再也找不到当时的快乐，也再也没有当时的那种不眠不休的干劲了。《今古奇观》是一部半文半白的小说，而以我当时的年纪，不可能很好地理解小说的思想。而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想到，小说还能这么好看，是这本小说为我打开了新的知识大门，陪伴我度过许多难忘的时光。
  我们每天工作时间8个小时，但走路的时间几乎占到一半。那时从场部宿舍区前往不同林区劳作，早上7点就要起床，收拾收拾吃完早餐，大概是8点就开始爬山，约用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工地。中午12点多钟在山上吃携带的午餐，1点多钟又开始工作，通常是在下午三四点钟收工，回程下山时走得快些，也要步行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这一天下来，光走路的时间就长达4个小时，再加上工作时间走动的路，这一天的步数算下来，四五万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一天天重复又重复，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那要走多少路啊！如果碰上好天气不下雨还好办，要是遇到下雨天就犯难了，冒雨返回肯定会淋得全身湿透，等雨停了再走天黑后山林又很骇人。
  从县城三亚镇到抱龙林场约有50公里的路程，那时候崖县汽车站的班车只通到南岛农场，距林场还有25公里一段路，运气好才能搭上顺路车，否则要步行几个钟头才能回到林场。从林场去县城三亚时，多是搭乘运木材的卡车先到南岛农场，但要掌握好时间，如果不小心错过班车，可就进退两难了。而在三亚上学的职工孩子，也会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有时候因大雨滂沱，南岛农场到林场的道路塌方了，卡车也通不了，场里就组织知青步行到南岛农场，将生活所需物资挑回林场，来回需要十几个钟头。
  有时回三亚家里后没坐上班车返林场，遵守纪律是重要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先从县城坐班车到羊栏公社（约有10公里），以下的40公里就要靠步行来解决了，七八个钟头才能返回到林场。可能是天天锻炼、走惯了山路的原因，走起平地来个个有如“飞毛腿”，速度之快不亚于部队的急行军。为了不耽误时间，在返程中一般都自带点干粮，也有不带的时候。有时下午走到南岛农场恰好遇上吃饭时间，就花钱及拿粮票在他们的食堂吃上一顿热饭，只需要4角钱，就能换来一顿很丰盛的餐点。
  有一次我们几个走到南岛农场时错过了饭点，只好饿着肚子继续走。途中经过一个苗村，饥肠辘辘，实在是撑不住了，就进村去找吃的，人家煮了一锅干饭，煎了几个鸡蛋，觉得什么美味也比不上。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那是很简单的一顿饭，但苗族同胞的盛情，使我终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时光里，这段40公里的路程，我大约往返了十来次。回想起当时走路的情景，连自己都觉得无法想象，别人听说后则惊为天人。
  我干过多个工种，有两项让我至今难忘。一是当爆破手。修建林区道路时，难免会遇到一些坚硬的石头及硬实的土方，需要使用炸药爆破开来，好清理障碍物。我个子小、体质弱，干重活吃力，心想爆破工作或许简单轻松，便主动报名当了爆破手。爆破石头较复杂，有时要凿孔置放爆破物件，有时直接放就行了，这要看情况而定。爆破硬土要往地下挖几个深坑，然后埋上炸药和插上导火线和雷管，轻轻地用泥土盖严夯实。爆破的时间是在中午，这时工友们吃完饭正在休息。于是几个爆破手各自点燃导火线，从这头到那头，大约有20多根，点完才跑到安全位置隐蔽起来。一边听着轰隆的爆炸声，一边数着各人负责的爆炸次数，看跟装放时的个数是否一致，防止留下严重的安全隐患。
  有一次爆破一处山体时，我身旁工友有两个雷管没炸响，他便跑回去重燃导火线，但点着后跑开不远就爆炸了，他在烟雾环绕、炮声轰轰中，猫着腰小心跑回来，这场景仿佛是回到了战争年代。有时我们还会碰上哑炮，这时就挖出雷管仔细检查，然后重新装置爆破物件。当时并不觉得是一项危险工作，只当成了一份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就跟过年放鞭炮差不多，后来慢慢想起来才感到后怕。试想万一排除哑炮时，它忽然一下子爆炸了，那便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结局。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点燃了很多的雷管，排除了很多的哑炮。也许是上天的眷顾，没有出现伤亡事故。
  二是我当民办教师。当时没想到自此开始，在桃园里教书育人，就成了我的终生职业。林场有一些老职工的孩子到了上学年龄，但孩子的教育成了大问题，离得最近的小学也有七八公里。让孩子走那么远的路去上学，谁都放心不下，于是林场小学应运而生。这个小学只有两个年级、一个教师，而这个教师不久就调离了，我便接下来他的工作。教室是铁皮顶房子，四面通风；几个木桩子深埋地上，上面钉上一块木板便成了课桌；这样的课桌一共有两排，一、三年级各一排。一年级上课的时候，三年级就做作业，反之亦然。在那个年代，缺乏较好的学习氛围，孩子们读书也不怎么用功。不过在后来，他们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都有自己的出色表现。
  1977年春节，轮到我在保扎分场值守。那年我才17岁，一个人离群索居，深深体会到什么是寂寞、孤独、无助。保扎分场地处偏僻，距总场有40分钟的路程，离苗寨有七八百米，但我职责在身，不能擅离职守。在渺无人烟、电灯不通的深山，白天还好度日，可是到了晚上，听着鸟叫、蝉鸣、猫头鹰夜啼，还有不知名野兽吼叫，心里的恐惧感油然而生，真是战战兢兢，度秒如年，期盼着赶快天亮。
  那时场部给我配发了一支43式仿制铁把冲锋枪，很有年头但还好用，满匣子有26发子弹。我把子弹上了膛，打开了保险，将它放在枕头底下，那就是我唯一的依靠。在这个四处无人的地方，万一来了身份不明的人，我很有可能就不加思索来上一枪。在值守的那几天里，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17岁少年，不知道有多么难熬。在第一天的夜晚，我根本就不敢睡觉，总是勉强睁开早已迷糊的眼睛，惊悚地环顾四周，精神恍恍惚惚，一直等到了天亮，然后才放心呼呼大睡。一连过了好几天，才慢慢适应过来，恐惧感也不知不觉减轻了。而当工友们过完春节回到了分场部，我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好亲切好亲切！
  回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饭量放到现在简直无人可比。在我的记忆中，最多的一次吃了1斤米饭，还喝了一大碗汤。有一次我跟一个工友在食堂称了近2斤的面粉，煮成面条汤儿后，在没有配菜的情况下，我两人连面带汤吃了个一干二净。每次从林场回三亚的家，妈妈都会焖上1斤以上的大米饭，而我能全部吃光。那时候的猪肉比较少，每当有肉的时候，大家就像饿狼见到了兔子，每人吃完1斤根本就不在话下，而现在连想都不敢想。
  那时候最大的娱乐，就是到场部看电影。为了看电影，要走上40多分钟的山路，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又没有手电筒照明，只能慢慢地走。去的时候十分兴奋，光想着要上映的电影，也不觉得有多累了。回来的时候，一起讨论着电影的内容，大家心里很快乐，步子也轻快起来。每当场部放电影，是一场集体的狂欢节，附近的黎村苗寨的大人小孩，全都兴致勃勃，也走了七八公里来看电影，有人带火把，有人干脆摸黑前行，就为了那罕有的娱乐。
  我是千万名知青中的普通一员，我珍惜自己人生中的这一段经历，也想给后人留下一份真实的记录，所以非常感谢现在这个机会，让我能把这些过往好好地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