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6年8月30日上午，我上山下乡到位于羊栏水蛟的三亚菜场，是第四批知青，分在第一队。我的大哥孟明是第一批知青，他原是崖县青年农场时期的财贸连第一副指导员，参加过第三期路教工作队，现在是第六队队长。所以，尽管我初来乍到，但对即将到来的知青生活，多少有些了解，也有思想准备。
  场里准备修建水利沟渠，接通大菜地的每一个片区，大哥这天正带人测量土地。看到载着我们这批知青的卡车进入场部，他也前来迎接。他见到我很高兴，顾不上寒暄，便接过行李，带到已安排好的宿舍，看着安置好了才离开。大哥自小对我很疼爱，和他同在一个知青点，我心里很踏实。
  我的队长是周玉珠，她是第一批女知青，以前是工交连第二副指导员。她留着一头短发，身着蓝色女装工作服，脸上挂着笑容，朴实无华。周队长对我很热情，一见面便拉着我问长问短，生怕有什么不适应。在闲聊时，她得知我在家中常做家务活，就高兴地说：“那就差不多，你应该容易习惯。”
  队里的副队长是何志雄，言语不多，人很敦厚。我的组长是周景庄，剪短头发，总是面色红润。他们分别是第二、三批的男知青，都是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的人。前三批知青艰苦奋斗，已经打下良好基础，使得我们这些后来人能够很快就适应下来，曾经互相打趣“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但大家心里都有共识：要将这里建设得更好，不辜负知青大哥大姐们的辛劳。
  第二天，我跟着大家到菜地里挑水浇菜，那时我刚满十七岁，个头不高，身材瘦小，周队长和组长叫我每边先挑多半桶，以后再逐渐增加。我的知青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那时候，队里团结互助的气氛很浓，大家对我们这批新知青，经常手把手地教，有困难时热情帮助，再艰苦也觉得很轻松。每天除了例行浇水两遍，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如翻地、整地，打垄、播种、移植、运肥、施肥、打虫、收获，等等。属于技术性问题的，由队里的小顾问李伟海负责讲解和示范。属于日常性的劳作，就由各组组长带班劳动。
  经过精心照料，各种蔬菜一天一天长大，我感到开心和快乐。又到了可以摘割时，眼看着自己一手种出来的大白菜、油菜、豆角、西红柿、苦瓜、萝卜、丝瓜、甜瓜等蔬菜，琳琅满目，满园春色，然后收获、装车、运走，再想象进入普通家庭以后的烹调、品尝情景，很有一种成就感！不多久，我们第四批知青就完全适应了劳动、生活节奏，和老知青没有两样。
  大哥不时了解我的情况，对我的表现很满意，赞许地说：还不错！两个月后，为了更多参加社会实践，我想报名参加第五期路教工作队，就去征求了他的意见，得到了赞同和支持。他还给我讲了许多他当路教工作队员的经历和见闻，帮助我提前进入角色。
  我第一次参加路教工作，分在羊栏公社工作队羊栏工作组，驻点在羊西第四生产队，队长是琼海籍的本地人。当时羊栏公社大多数农田有水利灌溉，实行双季稻与冬种番薯一年三熟轮作。我到来时正逢金秋十月，连片的晚稻已经成熟。我的主要职责是协助生产队长安排好劳动力，完成生产任务，当下准备开镰收割，不致耽误农时。
  一位女队友来自县人民银行，我俩搭住在离知青场不远的路边一户社员家里，房东是一对小夫妻俩，只有一个几岁小孩。这里通行一种叫“迈话”的海南方言，一般人听起来有些吃力，但与我家乡崖城的“军话”有些近似，我勉强能听懂。队里的社员勤劳努力，纯朴热情，让人印象深刻。生产队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记得有一次，天气不好，我早晨5点钟便起床，挨家挨户通知社员集合，准备抢收已成熟稻谷。走到一户人家时，一只刚生幼崽的母狗猛地窜出来，张口咬住我的脚踝，顿时鲜血淋漓，非常疼痛。近处的社员听到动静，纷纷赶来看望，帮我止血、敷药，一个劲地安慰，想让我宽心些，有人说要给“罪魁祸首”断粮，把我给逗乐了。
  这一年，虽然我个人“遭遇不测”，但生产队在晚造抢收中颗粒归仓，不但圆满完成缴交公粮任务，每家每户分到的口粮也不比往年少。接下来的冬修水利、冬种番薯，还有第二年的早造备耕、插秧、中耕、收割，都进行得比较顺利，每当想到这些，我的心里甜滋滋的。
  1977年7月，第六期路教接着开始了，我再次报名参加路教工作队，分在羊栏公社工作队妙林工作组，驻点在林家西辽第一生产队，和工作组副组长邦金姐搭住在吴光凤（女）副队长家，开伙在王队长家。这个队的社员也是讲“迈话”的“迈人”，风土人情、生活习惯与羊西四队极为相似，与群众交流没有问题。工作队下去的时候，晚造备耕正在进行。
  在这里，主要任务是按照公社、大队的统一安排，协助生产队长开展工作，与上一期的内容差不多，在1978年4月收队。高中毕业不久就连续参加两期路教，让我从年少不更事，到对农村、农业、农民有较多的了解，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也得到成长和进步。
  在参加这期路教期间，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深刻，至今忘不了。
  一件是我在台风到来前，战胜了自己的懦怯心理。工作组在夜里12点多钟紧急通知，要求工作队员与生产队长一起赶到大队，参加防风防汛会议。当时我们队的队长身体不适没办法去开会，我只好一人赶去大队。从林家西辽二生产队到妙林大队，有一段几里长的土路，空荡荡的，两旁是种下晚稻的农田。漆黑的夜，大风呼呼吹过，稻穗被刮得沙沙直响。
  星光早被乌云遮掩，走在空无一人的土路上，我心里非常害怕，不止一次想原路返回，但防风防汛关系重大，一想到生产队的财产安全，尽量减少损失才是最应该做的事，就在心里一遍遍对自己说要坚持！坚持！咬牙裹紧了外衣，朝着大队的方向狂奔。整个防风防汛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所有人密切配合，我从中学到了不少。同时，我还克服了懦怯心理，这对自己来说，是一个小小的成长。
  另一件是我在水利工地时，没能亲自送大哥读大学。1978年3月，我带着队里社员到高峰修水利，每天都在赶任务、赶进度。这天一位大队干部来到水利工地，说我母亲捎来口信：考上广州外国语学院的大哥，要动身去广州了，叫我抽空回去一趟。对这件事，工作组非常理解，给我批了几天假。
  那个年代的通信条件差，母亲捎口信已有好几天，这时才收到消息，大哥还在家里吗？我愣了一会儿，就马上收拾行李离开了水利工地，搭车回县城三亚。我在水利工地时，身上没剩多少钱，正好有人送了一个菠萝蜜，随即带了回去。我到家里后，见人多好热闹，亲友和邻居围坐着，在吃饭或话家常。我抬头张望，却不见大哥的影子，一问才知道他已去了码头。
  我抱着那个菠萝蜜转头就跑，对身后家人的喊叫声，充耳不闻。跑到三亚港码头后，我气喘吁吁，将菠萝蜜轻放地上，然后四处寻找，没有看见大哥，也没看到有客轮。人们告诉我，到广州的轮船已开走，在几海里外海面航行的就是。于是，我朝那艘船频频挥手，眼看着它越驶越远，变得越来越小，最后消失在海平线上。这时，我四顾茫然，心有牵挂，眼有泪水，充满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