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到“军仔队”
  1975年7月，我在红沙中学高中毕业，这时刚满17岁。从小生活在海军榆林基地大院，军人家庭的教育及周围环境的影响，使我从懂事起就向往军营生活，决心在长大后就当兵。但这时赶上知青上山下乡的大潮，直接当兵已不可能。
  有人提议走特殊门路去当兵，我对此不屑，我的父亲也不同意，说是必须经过上山下乡锻炼，而以后能不能当兵，要靠自己去闯。当时流行一句口号，叫“晒黑了皮肤练红了思想”，所以我只有一个念头：像我姐姐一样，义无反顾地加入上山下乡大军的行列。
  1975年8月27日，我就和榆林基地的32名知青一块儿，坐着部队的大卡车，来到位于羊栏水蛟坡上的三亚菜场，开始了两年多的知青生涯。我姐姐祁克利1973年12月25日上山下乡，她到了田独公社农场。在将近两年以后，我和她一样，也当上了一名知青。
  那时候，崖县青年农场刚改名为国营三亚菜场，我们一行人被分到三亚菜场第三队。三队的知青大部分都是海军部队子女，人们都叫我们队为“军仔队”。第一任正副队长是周俊华及王小亮、陈榆凤；周俊华被758站招工后，正副队长换成王小亮及陈榆凤、方丽娟；王小亮及陈榆凤调到机械队任正副队长后，正副队长换成彭建伟及方丽娟、祁勇；方丽娟调到四队任队长后，正副队长是彭建伟及祁勇、董斌。再以后的，我就记不清了。
  菜场共有7个生产作业队，基本任务都差不多，各自种植自己的几十亩菜地。从1975年8月到1978年3月，我在菜场经历了四个时段，有两个时段是在三队。第一时段1个多月，我在三队劳动，主要是学习种菜；第二时段约3个月，我被抽调到场部，和林强（林小弟）当几个队的伙食采购；第三时段将近一年半，我又回到了三队，干过的活五花八门，如驻点积肥、上山伐木，还当了业余枪械管理员、地震期间（1976年7月）巡逻队员、民兵通信排长、生产队副队长；第四时段将近11个月，我在机械队当海南牌汽车副司机、东方红75履带拖拉机手。最后，我1978年3月参军入伍，结束知青生涯。
  在上山下乡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干伙房采购员的时间最短。由于每个队只有50人左右，自己种植的蔬菜能自供，没必要每队专设一个采购员，场里就指定林强（林小弟）和我为全场的伙房采购员，主要是采购鱼肉类食品。我俩每人骑一辆单车，每天去县城三亚镇或榆林食品站采购，一个来回30多公里。到了年底，林强参军去了，我就要求回三队去，场里指定杨家强和文康捷接任伙房采购员。
  所以，我在三队干的时间最长，经历的事情最多，印象也最为深刻。
  大积猪肥
  我带人去积猪肥，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种菜的人都知道，最好的有机肥是人屎尿，施底肥或用于追肥，效果都很好。潮汕菜农菜之所以种得好，除了人的勤劳，还有就是大量使用人粪肥。但是三亚菜场一成立，各队之间，菜场与潮汕菜农、本地菜农之间，对县城三亚镇大小厕所粪便的争夺战，就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你起得早别人更早，许多厕所不待天亮，粪坑早就被人掏空。人粪肥保证不了，只好退求其次，各用各的招数，大积土杂肥、绿肥、牲畜肥。
  到榆林基地大院长期驻点积猪肥，有利条件很多，这是我出的主意。当时在部队里，不少直属单位都饲养猪，建有大大小小的猪圈，有猪就有猪屎尿，集中起来数量就不少。另外，我父亲在基地后勤部门工作，许多叔叔我都认识，容易争取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还有，我们队家住大院的知青不少，届时直接吃住在家里就行了。
  我看到这些后，就向周俊华队长提出相关建议，他觉得很有道理，就确定这事由我负责，叫我再挑选两人（一段时间轮换）驻点积肥。我们的任务，就是每天积猪肥、割绿肥、沤制熟肥，每当积满一车时，就想办法找车拉回来，不然就请求场部派广州红卫牌中型胶轮拖拉机去运。
  我接受了任务，就带人活跃于各个猪圈之间，先跟人家沟通好，然后每天上午推着小车，义务帮人清理、打扫猪圈，清理出来的猪粪肥全部运走，堆积在离人居处稍远的一块闲地上。再用上午剩余时间及下午时间，在大院内收集土杂肥，到大院外去割飞机草，运回来后就剁碎，然后一层猪粪、一层飞机草、一层土杂肥覆盖起来，搞成一堆一堆发酵沤肥。过上一段时间，就慢慢腐熟了，成了很好的农家肥。一般来说，一周左右就能积够一车肥，有三四吨。
  场里当时就一部中型拖拉机跑远程，我想还是自己想办法现实一些。我与后勤部门小车队的领导很熟，就请他们派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帮着免费拉，支持知青他们也很乐意，几乎是有求必应。每次肥囤积得差不多了，解放牌大卡车就很快来到现场，装得满满运回场里地头卸下。能为队里出把力，我心情特别爽快，每次随车回去时，甚至有点洋洋得意。
  我1973年学开车，在上山下乡前已能独立驾驶，这时正好派上用场。所以每次拉肥回场，一般都是司机坐在驾驶室右边，让我开车往返。这样一来，就吸引了许多好奇及羡慕的眼光。加上我拉的是优质有机肥，就更加引人注目。能够确保这一份稳定肥源，这在当时来说，对我们三队非常重要，是独一无二的生产优势。
  当时积这个猪肥，应该说是比较辛苦的，相对于到公厕粪池子掏大粪，虽说没有那般难闻呛人的味道，不过也是相当累人，很肮脏的。我们得给人打扫猪圈，就连溅到墙上的猪粪都要刮下来，特别的宝贵，舍不得浪费一点儿。自己每天弄得一身臭味，衣服上也经常沾上一些猪屎尿，但乐在其中，这个不算什么。
  上山伐木
  大概是在1976年的三四月，场里的海南牌汽车把我们30多人拉到高峰公社深山，在一个当地人叫“台楼”的地方宿营。伐木队是临时组建，场干部罗德光带队，七队队长张大金协助，人员从各作业队抽调。陈武才司机把人送到，留下粮食、油盐、瓜菜、炊具、行李，就开车往回走了。
  山上的吃住条件都很差，没有人给你弄好宿营地，要靠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由于害怕毒蛇做伴，我们睡觉的地方，就安排在山间小溪当中，据说小溪里头的水蛇无毒，而毒蛇一般不会靠近水边。于是在小溪当中搭起棚寮，砍一些大腿般粗细的树木打桩、搭架、支床，再铺上一层细棍子、细竹子并绑紧了当床铺。把带来的席子铺上去，支起蚊帐来，晚上就睡在那上头。
  煮饭如同搞野炊，在地上挖个洞，弄上几块石头支上锅，炉灶就做成了。过了几天，陈武才再开车来拉木头时，给我们捎一点儿生活物资，进行必要的补充，维持了正常的工作及生活。
  对于我来说，上山伐木是最苦最累的活儿。一是不熟悉树木，二是不熟悉砍伐及搬运过程，三是耗费体力太大。要对照伐木样本，砍那些能耐久不被虫蛀的树木。做桁条的原木长度要有4.2米左右，尾径在12厘米以上；做门窗、桷条的大原木长度要有1.2米以上，胸径至少要有30厘米，当然有五六十厘米的更好，但这片山岭很难寻觅到。近处的好树木已被砍过，要砍符合要求的，必须往山里跑得远一点。这里比较偏僻，海拔也只有100多米，乍一看就像那小丘陵地带一样，树木多但不一定都合用。有时要翻过一两个小山头儿，才能砍到好的树木。
  砍到1根适合做桁条的原木，就可以下山了，有经验的两人一起走，没有经验的就自己走单，我属于后者。在原木的首端砍出一道凹槽，把山藤的一头套在凹槽里并绑紧，好拉动着上坡下坡。刚开始我非常不习惯，总是使蛮力，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特别是上坡时，真是非常的吃力，把山藤的一头勒在肩膀上，用手抓住小道旁的石头或小树，双脚一步步用力地蹬，奋力往上拖，跟电影里的黄河船夫逆水拉纤差不多，拖到坡顶时才松了一口气。一看肩膀磨出血了，汗水让眼睛睁不开，不过我没有屈服，觉得正是锻炼自己的时候，坚持就是胜利。
  干着干着，我也摸索出一些巧干的道道，还学人家搞起两人互助，上下坡就不那么辛苦了。以后遇到很陡的上坡路段时，就两人先抬一根过去，回头再抬另外一根。而坡度平缓且路段较短时，有时就干脆自己放上肩扛过去。看来真是实践出真知，艰苦劳动能锻炼人、磨练意志，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以后干什么活很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当时情景，不断鼓励和鞭策自己。
  我们这次伐木用了20天左右，木材在小溪旁堆成几大堆，陈武才开车过来拉了好几次，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伐木任务，受到场领导的表扬。
  军事训练
  那时县里成立了武装基干民兵团，专设一个无线通信排，使用的步话机，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王成背的那种。我是这个排的排长，专门去参加培训半个多月，成员主要是本场的知青。场里设立了武装民兵连，每个作业队设立武装民兵排，我是业余枪械管理员，负责保管及维护武器。
  县里给配了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六三式自动步枪两种枪，有20支左右，场部专门有个枪库存放。我每个月都要用一天时间保养枪支，每次都把枪的零部件拆卸下来，仔细拭擦一遍，涂上黄油后再组装起来。我从初中一年级起就经常观看部队士兵拆装枪炮，本来就有一些枪械基础，这回动手拆卸及组装多了，更是非常娴熟，甚至闭上眼操作都没问题，速度一点也不慢。枪械保养规范，就能正常使用，在农场那个山坡底下打过一次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我是县里、场里的武装民兵骨干，外出学习及培训、集训，这种机会比较多。如1976年秋季，我参加了海南军区举行的公社武装部长集训，地点在海南岛东部的琼海县城嘉积镇，场里就派了我一个人去参加，要从县汽车站坐车前往。临行前，先上县武装部领了1支五六式冲锋枪、4个子弹匣子，但里头都是空的，不给配备实弹，怕路上出什么意外。
  这次集训时间将近一个月，有内务培训、队列培训、武装越野等项目，还模拟战场实况，增加一些场景花絮，搞得有模有样的。我背着一部步话机，经常和步兵分队在一起，进行实战通信训练。
  我穿着父亲的海军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腰扎军用皮带，脚着军用胶鞋，身背步话机，横挎冲锋枪，整个人显得英姿勃勃。尽管没佩带红五星、红领章，但一身的行头，与真正的兵有得一比。当时还模拟实战，搞一些烟火、爆炸场景，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过瘾，也算是过了一把兵瘾。这样的集训，海南军区1977年又在陵水举行过一次，我也参加了。
  我参加第一次集训回来后，向李场长做了专题汇报，他听了饶有兴趣，决定本场民兵连也要进行严格军事训练，交代我负责整个民兵连的队列培训，各排轮流进行，还交代青年干事郭泽福具体配合。我就根据各排（作业队）的序号编制每周训练计划表，安排每天轮流训练。队长们都认真对待这件事，配合本队的民兵排长带队训练，自己也尽量早起参加。每天早上起床后进行的训练队列，主要是先跑步3公里，然后就是列队集中或散开，在篮球场上练齐步走、正步走、向左转、向右转。
  我自己还像到军区去集训一样，身穿海军灰军装，头戴灰军帽，腰扎军用皮带，脚着军用胶鞋，一身的行头没有两样，只是缺少了步话机和冲锋枪。场里的知青对我这个形象，或许有人还能想起。在那些日子里，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起床洗漱，然后跑步到水泥篮球场热身，6点40分就吹上了集合哨，等待轮到训练的民兵排成员前来集中。我每次都在晚上提前通知民兵排长，又给队长打过招呼，因此我在早上一吹哨，民兵们就陆续跑了出来。
  这个肯定不像部队那样，一吹哨就呼地一下子，全部人都迅速跑出来。尽管是零零散散、陆陆续续，毕竟只是准军事化训练，也算是可以了。我用在军区集训的时候学的那一套，照葫芦画瓢训练，应该说是比较标准的。可能是我在训练中绷着个脸、一本正经，与平时的随和形象反差较大，惹得一些女知青憋不住笑出声。为此我就训斥：不能笑，严肃点！有个别女知青都被我训得流泪了。唉，不好意思了！
  就这样，坚持了数月之后，整个民兵连的跑步、队列，就完全合格了。到了射击训练阶段，县武装部联系到陆军部队教官，记得是姓庞的电台台长带了2人来，训练两周后实弹射击，总体成绩还不错。
  学习开车
  一年多后，场部就把我从三队抽出来跟陈武才学开车，当时场部的海南牌汽车只有他一个司机，若是有事时容易影响正常工作。李场长说再培养一个司机，两个人开一辆车，就从三队选中了我。这在当时，可是最好的工种，被选中的原因是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我猜想，有可能是他看见我有几次开车往场里送肥料，觉得我有驾驶基础，让我跟陈武才一块儿开车，会比别人更合适。
  我会开车不假，但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还要跟着陈武才好好学，所以他就是我的师傅。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他每天开车到什么地方、装运什么东西，我都是跟着去。车在中途呢，他总是让我开车，他在旁边指点指点。要说当年那个海南牌轻型汽车，性能还真是不错，除了操作轻便灵活，多么难走的路都能走，多么险峻的路都能上去，很少出现故障，让我非常有好感。
  一个来月后，我准备正式报名学开车，这需要办手续、填表，由父母所在单位出介绍信，真够复杂的。我先上我母亲的工作单位4802工厂，故意避开母亲所在的医疗所，把情况说明清楚后，就让厂办给我出具介绍信。谁知我母亲已听到风声，很快就来到厂部办公室，坚决不让人家给我开，说她跟我父亲都不同意我学开车。当时我还跟我母亲吵了一架，想瞒着她结果没瞒住，那个事儿就黄了。李场长听说后，就说那就算了。
  开汽车不成，就转为开铁牛，也即洛阳产东方红牌75型履带拖拉机。我跟聂小桥、陈传育学驾驶及操作，但主要的师傅是聂小桥。自此，我开着威风凛凛、响声震撼的铁牛，每日推土、犁地、耙田，体验新的劳动过程、生活情趣。
  参军体检
  1976年秋冬之交，空军来招收飞行员，整个崖县有三四百人报名。这时我积极报名了，场里也非常支持。我下乡快满一年了，年龄刚满十八岁。一关关地淘汰，一天天地淘汰，体检的苛刻程度，令人无法想象。我咬着牙过了很多关，进入最后的5人当中，不敢有丝毫大意。这时我感到很庆幸，心里充满了期待。最后一次体检时，范围是越来越小，项目却越来越多了。
  招飞的都不让我们走了，5人全部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晚上实施封闭管理，还有大夫来查验血，眼看就要当上了。谁知最后一关的一项检查，叫“双眼裸视内外斜视”，又淘汰了3个，其中就有我，是外斜视超过了0.2，心情在瞬间由炽热转为冰冷。最后剩了2人，要经过预校培养，合格了才能转到航校，虽说最后不一定就成为飞行员，但人家已经一步步接近。
  我连预校都没去成，何止只差一步、半步，只好认命了。又到了1978年春季，还是空军来招兵，不过不是招飞行员，而是招地面机务人员，就是维修保养飞机的。这一次条件宽松得多，我在体检时轻易就过关了，是和场里的9名农友一块儿考上的，一下子输送9名空军地勤兵，对场里来说，是大面积丰收了。我们上了湖北的航空学校，经过一系列培训，以后就分到各个省的空军机场去。其中，我被分到了河南，一直干到退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