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1974年7月在崖县中学初中毕业，面临继续读书或上山下乡的选择，那时我刚满16周岁，为这件事犹豫了许久。有些不想读高中的同学，已经在8月31日上山下乡，也有在9月、10月去的。我在1974年10月11日报名填表，分到“崖县青年农场”，却因为家庭方面的原因，延至1975年3月才去报到。
  我来到农场后，分在工交连（二连），住进了新瓦房，认识的人也很多，自我感觉良好。我暗暗告诉自己，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好好干。这时候的农村景象，真的很好看，早造秧苗正在拔节孕穗，绿油油的一片。接下来，我参加了中耕除草、上山砍柴、采集沙石、早稻收割、晚造生产等项工作，在生产劳动中舍得流大汗出大力，和农友的关系也很融洽，完全适应了农村生活。
  农场改为菜场后，我分在六队，和蒲友兴、张达金等人同队，在这里干了一年多，主要是学习种菜。1976年冬季，我被抽调参加崖县第四期路教工作队，分在林旺工作队新龙工作组，驻点在新村四队，与农场场友黄金花驻点的新村二队邻近。在这里，我带社员参加建设位于湾坡大队与青田大队交界处的“石姆隆”水库，经历了1977年的早晚造农业生产，深入了解农村状况、风土人情，增加了不少知识。
  路教结束后我又回到六队，这时的队长是符春燕，和陈作为、容丽萍等人同队，不少老伙伴还在队里，让我觉得很开心。到了1978年冬季招兵，我积极报名，体检合格，于1979年3月离开菜场，分到131师炮团汽车连当了汽车兵，我们部队驻扎在定安龙塘。自此，为期四年的知青生活就结束了。
  在知青岁月中，有几件事情总是忘不了，特在这里谈谈。
  插秧是常见的农活，是一种简单机械的重复操作，要有柔软的腰部及足够的耐心才能干好，因此总是女知青干得多，男知青很少沾边。终于有一天，女生开起了玩笑，说是男生根本无人会插秧，我听了很不服气，就下水田比试起来。我左手适量分秧，右掌接过插下，脚步及时移后，手脚配合默契，插秧速度奇快，博得一片喝彩声。不过时间一久，就露出了破绽，腰酸腿软，动作变形，还是耐力、耐性有问题，赶紧走出水田自动认输，于是比赛结束。
  由于长年习武，我身体结实，从外表上看，1.72米的个头，并不怎么出众，但我在砍柴时的表现，则让人刮目相看。我是个实在的人，干活从不偷懒，总是很卖力气，每次扛回的柴捆不低于百斤。有一天和队里的吴燕等人上山砍柴，遇到一片好树木，砍下后绑了两捆，l捆大些，1捆稍小。开始我分别扛下山，已走到缓坡，快接近平地了，这时再分两趟扛回，我嫌太过麻烦，就干脆放在肩上一起扛回，有180多斤，让伙房人员大吃一惊，赞赏不已！
  1975年的五一节联欢晚会，在农场的晒谷场举行，好节目不少，精彩迭起。陈政工员主持了晚会，他让我和周达强也上台表演，我两人点头应允，两人比武怕有闪失，但各自表演问题不大。我与周达强的武学渊源不同，但所习南拳，套路有些相似。他从学于过往县城三亚的粤籍武师，我从学于榆林驻军早年的武术教头。我的师傅人称“广东阿公”，没有儿女，年老定居在建设街，是五保户，与我家是前街后街，与我情同爷孙。我自幼拜师学艺，习武不辍，所学全面。这时，我和周达强先后上场，各自献艺。先合拳致礼，然后扎好马步、直项圆胸、运气鼓劲、发声呼喝、使出硬桥硬马，稳扎稳打，一时拳拳生风、招招有力，观众大声叫好，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有一次场里的知青罗某明等人，因话语不合与附近村民酿成冲突，一些年轻人拿着棍棒在高峰公路上设岗拦路，不让知青进入场里。我和陈鸿儒从羊栏圩镇回来时，看到潘永福强行闯关被掀翻进稻田里，就好言请求对方给予放行，但对方坚决不买账。我只好喝叫陈鸿儒、潘永福快跑回场，自己随即断后，一路徒手拨开对方棍棒进入，报告场领导妥善处理。
  大概是在1978年，在南滨农场境内的抱古水库工地，我们的任务是挖土方，我和吉承光有一次还救助过两个遇险少女。当时是傍晚时分，她俩到小桥附近散步，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就打算往回走。这时不知从哪儿闪出七八个流里流气的小青年，不但用语言百般调戏，甚至动手动脚起来，两个女子惊慌失措，大声呼喊起来。正好我和吉承光从此路过，马上上前劝阻，但对方见我们只有两人，根本不当一回事。文的不行只好来武的，我二话不说，抬脚就踢倒一个，接着大喝一声，彻底震慑住对方，他们只好仓皇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