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们的知青点，原称崖县青年农场，1975年8月改为国营三亚菜场，统称“知青场”，我从16岁多到将近20岁，共在这里待了3年多，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经受了艰苦生活磨练，有些事情已经逐渐淡忘，有些事情却铭刻在记忆深处，永远也不会忘却。
  1974年7月，我在崖县中学高中毕业，只有上山下乡当知青一条路可走，同学们已经纷纷报名，而我这时如果也报名，将被安置在崖县青年农场。但我从小在县城里长大，习惯城镇生活，很想继续待在父母身边，所以心里非常不情愿。
  当时，我父亲是崖县造船厂的领导，母亲在县医药公司上班。对于这个知青点的有关情况，在临近高中毕业时，他们才打听到一些，都是说生活如何艰苦、环境如何恶劣的，不仅让我心怀恐惧，更让我的家人担心不已，生怕我去到农场不习惯，也不安全。
  于是，我和母亲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想办法逃避上山下乡，如装病、探亲、借故不参加学习班、报留城待业等等。我父亲对我很疼爱，所以没有过多强求我，这一拖就拖了半年多。
  直到1975年5月份，我父亲因此事受到上级批评，我被告知留城申请未被批准。于是父亲反复劝说我，我左想右想实在是没招了，只好乖乖地到崖县青年农场报到，被分在工交连，但很不甘心。
  毕竟过去受到锻炼太少，刚到农场时，陌生的环境、严格的规定、繁重的农活，都让我非常不适应，每天晚上我都会抱着枕头哭，往往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枕头都是湿的。可是我想了又想，来到农场已经成为事实，再哭多少次也没有用了，看来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于是心里渐渐地平静下来，暗暗下决心要好好干。
  我这个人好胜心强，也有一股韧劲，做事时要么就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再加上我是家里的大姐，虽然没干过农活，却对家务并不陌生，一般的苦还能吃得消，所以我很快就融入连队大集体，成为其中的普通一员。
  在青年农场时期，第一批知青黄琼木是我的师傅（泥瓦匠师傅），对我有过不少的关照和帮助。到了三亚菜场时期，刘雁玲和王绍荣是我们队的正、副队长，特别是雁玲姐对我非常关心爱护，我们个人关系很不错。在她们分别被羊栏糖厂、4802工厂招工后，我继任七队队长，这时我已当了半年多的知青。
  我所负责的七队共有50多人，蒋和兴、张丽娜先后是副队长，队里大部分人是1975年8月到来的第三批知青，我比他们早一年高中毕业、早三个月上山下乡。面对菜场领导的信任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心和副队长及组长们好好配合，想办法把整个七队带好。
  我初任队长时，个别刚调入的知青很不服气，总在背后议论我，说我以前是个知青“逃兵”，根本就没有资格当队长，是背后使了手段才当上的。我听到这些话，心里非常气愤，我在上山下乡前有过情绪不假，但来到这里已经脱胎换骨，我处处冲锋在前，严格要求自己，并非是什么“走后门”当上队长。我本想向场领导反映，但走到场部办公室的门前又返回。我想我被人误解的原因，无非是跟这些人接触时间太短，他们对我并不了解，我不必过多介意，应该更加努力工作，让他们真正了解我、接受我。
  为此，我首先是以身作则，处处起带头作用，其次要真心关心和帮助每一个人，还要合理安排工作，有效完成各项任务。说实在话，要带好这个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竭尽所能，和副队长及组长们密切配合，干得还算可以，得到场领导的肯定，队里的知青也满意，表明了我们是一个团结的、有战斗力的整体。
  当时我们队里有个知青叫江亚平，头脑很灵活，却是有名的愣头青，初时无论我给他安排什么工作，他总觉得不满意。让他去种植菜秧，他嫌弯腰难受；让他挑水浇菜，他抱怨肩头肿痛；更可笑的是，每次下午让他去砍柴，他只知道乱砍乱放，不懂收拾和及时捆绑，到了傍晚我们都背柴下山了，他才慌里慌张的收捡自己所砍柴火。等到集中统计情况时，只有他过不了关，没有完成任务，只能等着挨批评。后来经过我和大家的帮助，他有了极大的改变，和韩冠三、陈作为、何运琴、陈苹莲等人，成了队里的主要骨干。
  种菜需要人粪这种有机肥，这要到三亚市区去掏粪收集，是件又脏又臭的辛苦工作，开始没有人愿意干，我一个女孩子的，本来也不情愿，但这件事不干又不行，所以我必须带头。就这样，在黄泽明（即“汕头明”）没有调到五队之前，我经常与他一起去市区掏粪，后来又和罗敏、王圣雄、林明等人一起去过，直到大家都习以为常，甚至当成一项美差（可以顺道回家取食物）抢着干，我就很少去了。
  生产队的主业是种菜，但要懂得种植技术才能种好菜，所以我一有时间就向场里的种菜顾问请教，还经常把人拉到菜园里具体指导，一来二去就和几个顾问混得很熟，他们差不多成了我们队的专配顾问。除了这些，我和副队长还要经常巡视、观察、分析、布置，抓好各项田间管理工作，有时在菜园一蹲就是个把钟头，腰酸腿麻是常有的事。最开心的时候，是各生产队评比的日子，因为我们队的各项工作成绩总是很突出，所以我很有成就感，也觉得很满足。
  在当知青的日子里，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倒不是工作有多辛苦，而是经常都感到肚子饿，我相信许多人的感受相同，所以有东西吃，能混个饱肚子，是件很惬意的事。因为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的工作量很重，但是每人每月只有10多元的津贴、每人每天只有1斤米的配给，日常饭菜里难得有荤腥，还总是吃不饱。我从小生活在安逸的家庭环境里，从来没挨过饿，可是到了“知青场”后，在我的记忆里就没吃过一顿饱饭。
  我和大家一样，每逢有机会回家，都会带回鱼干、豆豉、榨菜和炒面粉等食物，母亲总是细心地把这些吃的用罐子装好，想让我多吃几天。我们队的知青关系都很好，我回到场里刚打开罐子，一大群人很快就围了过来，你夹一把我倒一些的吃起来，往往自己没吃上几口就见底了。
  由于经常觉得“饿”，有时就顾不得纪律和“斯文”，如工作地点旁边有甘蔗园、番薯地，我们也会去“偷”甘蔗吃、“偷”挖番薯。那时候被发现偷吃农作物是要被重罚的，所以每次行动都得特别小心的。如“偷”甘蔗吃，要先派人四面探风，确定没外人后，几个再溜到甘蔗园里，赶紧折断甘蔗，在衣服上擦了擦，然后像饿狼扑食一般，拿着甘蔗就是一顿狂啃。
  说到当时的美味食物，煮饭的锅巴那就是。何运琴在队里的后勤组时，每次都会细心把煮饭锅巴铲下来，然后加点盐和菜汁在锅里炒一下，再分给那些没吃饱饭的人。她几乎每次都给我留一份，这让我非常感动，至今我们都是好姐妹。
  场领导林家克和我父亲有些交情，我又是他非常看重的生产队长，那时对我没少照顾，难得他一有好东西就留给我，这让我很是难忘。
  因为我是队长，免不了会跟附近村庄的黎胞打交道。离我们最近的村落叫做白鸡村，村子里有一对黎族兄妹和我关系特别好。他们每逢过节或者遇上喜事，都会做一种叫做酸豆鱼的食物，然后专程来叫我过去吃一顿。一想起鱼在锅里炖煮的“扑扑”响声，还有带有酸豆味的腾腾香气，我现在都忍不住要流口水，真是记忆犹新啊！
  到了1977年底，场里分给我一个招工的名额，这意味着我的表现被认可，终于能够离开农场返城了。我还未来得及高兴，队里的知青庞光妹就找到我，委婉地说自己已经26岁了，家庭的经济情况又很差，希望我能把招工名额让给她。我很同情她的境遇，想到自己才刚满19岁，往后还有机会，但她错过这次招工，处境将更加艰难，于是我就同意了。
  过后，我回家探亲时将这件事告诉父母，没想到平日里一直教我与人为善的父亲，这次气得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地骂了我一整晚。原来这个招工名额虽是场里的安排，但具体的接收单位是父亲找门路、托关系争取来的。父母一直盼着我早日回到他们的身边，没想到我就这么轻易地把招工名额让给别人了。
  后来，我反省这件事，觉得事前没跟父母商量，自己的确太冒失。我知道父亲为我争取好一些的接收单位，难免低声下气求人，而我自作主张把名额让给别人，他难免会生气，这我能理解，但我并不后悔。因为我觉得，就当时的情况来说，庞光妹确实比我更需要这个名额，我帮了她一把，也就成全了她以后的人生。就这样，我又在“知青场”继续锻炼了一年，1978年底才被第二次招工，这时我已接近20周岁。
  回想当知青的那段经历，我从来都无怨无悔，我认为在自己的青春年华，做了件应该做的事。只不过，尽管我多次被评为模范队长、先进个人，还被选送到州党校去学习，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递交过入党申请书，但在“知青场”终究没机会入党。这是因为，场部仅在1975年底吸收过一批党员（在次年春季举行宣誓仪式），1976年至1978年因故没有再吸收，对我来说是唯一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