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寄语青年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青年时代，选择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选择奉献也就选择了高尚。”如今，回忆起自己已逝的青年时代，两年多的知青岁月无疑是我最难以忘怀的。如果要用4个字去概括这段时光，那便是——以苦为乐。
  父亲的叮嘱
  我的知青岁月是从1974年9月开始的。那年，未满17岁的我刚从崖县中学高中毕业，便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或上山下乡，或留城待业。
  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参加革命，曾是东江纵队的老兵，时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商业局领导职务（兼管州商业局驻三亚批发站），其时正病重住院。崖县知青办的领导曾经表态，说我可以留城照顾病重的父亲，妹妹次年毕业再下乡。可父亲不同意，他认为子女上山下乡当干部的要带头，不然怎样去做别人的工作呢？我与父亲的意见一致，坚决要求下乡锻炼。在父亲的支持下，我满怀豪情，愉快地到县知青办去报到，分配的地点正是当时的大热门——崖县青年农场。
  临行前的那天晚上，正在住院的父亲特地赶回家来送我。那一晚，父亲从工作到生活，从学习到交友，跟我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交谈。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这么两条：一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不能摆架子、讲条件；二是下乡后晚上不要乱走，时刻注意安全。父亲是细心的，一是怕我在政治上犯错误，二是怕我在生活上吃亏。
  出发那天，三亚工人文化宫广场锣鼓喧天，彩旗飘扬。一辆辆等待出发的汽车披挂着大红花，张贴着“下乡光荣”的大字，车身两旁挂上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大红横幅。欢送会场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送人的，有被送的，有人相对无言，有人相拥而泣，离别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
  我背着行囊前来集中，爸爸、妈妈、妹妹和弟弟全都来送我。爸爸始终微笑着给我鼓励，妈妈的眼眶则湿了一轮又一轮，妹妹的脸上悄悄流露出羡慕的神色，而刚刚才10岁的弟弟却觉得好玩。弟弟不停地问：“姐姐，怎么那么多人在哭呢？”满载着知青的车子开了。我站在车上挥手向亲人们告别，怀揣着父亲的叮嘱，从三亚来到了位于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现天涯区水蛟村）南边水蛟坡的崖县知青场，开启了我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丰富多彩的夜生活
  农场的生活条件无疑是艰苦的。刚进场那会，因房子不够住，我们这批“新兵”只能暂时借住县粮食系统农场的旧茅草房。由于茅屋破旧，有些地方一下雨就漏水，晚上睡觉时，蚊帐上还得铺块塑料布，再放个脸盆接雨水。一长排的茅草屋，一分为二，左边是女生宿舍，右边是男生宿舍，男女生之间只隔着大半堵墙，大点声说话隔壁都听得一清二楚。至于“床”，那就是一条木架搭的大通铺，在上面垫上一层稻草，再放张凉席就是自己的“窝”了。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偶尔半夜醒来，还会听到有女生在被窝里小声哭泣。
  住的条件如此，吃的就更差了。由于我们的饭菜都是农场食堂里农友自己做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更要命的是，每顿几乎清一色的水煮白菜、水煮豆角之类，油水少，不禁饿。因此，每月回家探亲，大家都会从家里带些口粮、番薯干、玉米干、萝卜干、咸鱼干、豆酱之类的“营养品”回来，“聊补无米之炊”。每每到了晚上，但见宿舍前的空地上，大家张罗开来：有的用石头垒灶，有的捡拾柴火，有的洗碗刷锅。一阵忙碌过后，各人便拿出自家里带来的“营养品”，或倒入锅里熬，或架在火上烤。一时间，偌大的空地上，处处炉火通明，香气飘溢。大家围坐一起边吃边聊，什么社会新闻、街谈巷议、神话志怪、农场逸事等等，无一不是我们的话题。那些来自部队的“军仔”“军女”，更是常常绘声绘色、活灵活现地给我们讲述《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当时相当流行的惊悚神秘故事，常把一些胆小的女生吓得尖叫连连。
  而我，在这个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人躲在自己的蚊帐里，偷偷阅读从家里带来的小说，如《林海雪原》《红岩》《朝阳花》《苦菜花》《迎春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风斗古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如果说，改善伙食，是为了给我们的身体补给一些营养，那么，通过阅读，却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得到丰富和提升。的确，那些书中的优秀人物形象，不无给我年轻的心以很大的震撼，并成为我日后人生奋斗的榜样。
  至今，我犹清楚地记得保尔·柯察金的那句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他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是的，白天的劳动是艰苦而单调的。可到了夜晚，在月光下，在旷野中，在蚊帐里，年轻的人们又悄悄掀开了丰富而多彩的夜生活的一角。
  黄鳝血的妙用
  我到农场的第一年，在财贸连（崖县财贸战线子女组成的连队）参加集体劳动。1975年8月，农场改称三亚菜场，人员混编为好几个队，我分在周俊华队长所带的生产队。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上山开荒，用类似于“刀耕火种”的原始方法，把大片的山林砍掉，再点上一把火，烧出来的地就开垦成田园，然后再种上甘蔗、萝卜等。
  三亚地处热带，天气非常酷热。我们开垦的荒山野林又是藤蔓缠绕、荆棘丛生，可谓步步艰难、刀刀见险。每天7点半，我们就出工“砍山”。每每到了10点多，在烈日的炙烤下，我的鼻子就莫名其妙地开始流血。这时，一旁的队友总会倒出水壶里的水，给我拍拍额头，并让我仰起头看天空，休息一会，待血止住后又继续干。可没过一会，鼻血又继续从原路流出。如此反反复复持续了约半个月之久。其间，我也找了好几次场医，可场医也“回天乏术”、一筹莫展。搞得我每天出工都顾虑重重、忧心忡忡。
  当时财贸连副连长陈新荣得知我的情况后，就过来安慰我说：“爱华，别担心，等哪天捉到黄鳝时，你就吸它的血，保证你没事。”当时大家都以为他在开玩笑。谁知道有一天，连队的男知青捞水浮莲时抓到了几条黄鳝，陈副连长便匆忙把我叫来。我看着水桶里蜷成一团的黄鳝，满身的污泥，又腥又臭，差点没呕出来。可为了把我的“病”治好，也为了不辜负陈副连长的好意，我决定硬着头皮去尝试。
  就在财贸连饭堂的水井边，两个男知青半蹲在地上，一人从桶里捞起黄鳝，一人用一块布包裹黄鳝的头和中段，让我咬断黄鳝的尾巴后含住黄鳝用力吸它的血。果然，陈副连长的土方非常管用，从此以后我的鼻子就真的“平安无事”了。这么多年过去，那带着丝丝咸味和腥味的黄鳝血流进我喉咙时的感觉，连同那天场友们友善的表情、关切的眼神，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粪”的趣事
  1975年，海南正掀起农业学大寨、学屯昌的新一轮生产高潮。农场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日干三刻，夜加一班”。就是早、中、午、晚都要出工。那时我们除了要种水稻、甘蔗、番薯等，更要积肥种菜。
  种植需要大量的肥料，那时化肥很少，我们只能上山割飞机草来沤肥，或者上山去捡牛粪。积肥的工作一般要求在中午完成，可割飞机草的地方离农场很远，要在酷热的中午把飞机草割好并挑回无疑是件苦差事。所以，大家都宁愿上山捡牛粪。可周边的村子不多，牛群更少，牛粪自然就成了我们眼中的“稀缺珍品”。每当我们挑着畚箕走过沟沟坎坎寻找牛粪时，总会惊喜地大叫：“哇，又有一坨！这是我先发现的！”一坨原本其貌不扬、为人嗤之以鼻的牛粪，此时竟成了供不应求的“抢手货”，这于我们这些“城市仔”而言，不能不说是闻所未闻、令人喷饭的趣事。
  后来，农场改为三亚菜场，主要为三亚驻军和居民供应蔬菜。这样一来，原先的牛粪、飞机草已经远远满足不了我们对肥料的需求。而要打破这一“瓶颈”，就必须开辟新的“原料”供应市场。一时间，几乎三亚各单位的厕所都成了我们的“香饽饽”。凡是有点手段的知青，无不挖空心思通过各种关系去抢占这些单位的厕所。当时，三亚菜场唯一运载粪便的运输工具是手扶拖拉机。因此，开手扶拖拉机在当时是特别吃香的工种。知青们会经常托拖拉机手给家里捎个口信或给自己带回点生活用品，有时也蹭下拖拉机回家探亲。在我的记忆中，每次拖拉机回城，几乎都没有多余的座位，要搭乘拖拉机就只能站在拖拉机手的左右两边，犹如拖拉机手的“保镖”一样，把拖拉机手衬托得威仪堂堂、威风凛凛。
  有一次，我和另一名知青蹭拖拉机回菜场。当拖拉机拉着满车的刚从厕所里掏来的粪便，颠簸在三亚的街道上，粪便顺着并不严密的粪箱缝隙往下滴而“一路飘香”时，常常惹得路人或掩鼻疾走，或怒目而视，有些还恶狠狠地骂上两句。可此时的我非但不觉半点难堪，反而暗暗在心里怼一下他们：“你们有什么好臭美的，没有我们给你们送菜，你们吃什么？还嫌我们臭！”
  “小辫子”
  驶牛犁田一向是男生的事情。可是有一段时间，队里人手不够，周俊华队长就让我和一个叫石发妹的女生去学犁田耙地。这本来是连男生都惧怕三分的重活，可我们两个却爽快地一口答应了。
  农场耕牛的角多数是往上翘的，可分给我的那头牛的牛角却是往下垂的，就像女生扎的两条小辫子，所以我就戏称它为“小辫子”。“小辫子”的个头虽没有其他牛那么强壮，但它却相当乖巧，善解人意，我完全用不着像其他男生那样，要用鞭子猛抽才能指挥耕牛，我只要稍做动作，“小辫子”就能很乖巧地配合我。然而，“乖巧”归“乖巧”，毕竟我们都是新手，从未真正与牛打过交道。好在周俊华队长很有耐心，手把手地教我们怎样控制牛、驾驭牛。在他的调教下，我们很快就掌握了驶牛耕田的基本要领。开工了，我们一人一头牛，右手扶犁，左手执绳和鞭，耕牛在我们的驾驭下，倒也服服帖帖、温温顺顺。附近的黎族同胞看见我们女生驶牛，很是好奇，有的还笑话我们。可我们并不羞怯，反倒觉得很光荣，因为正如毛主席说的：男同志能做到的事情，我们女同志也能做到。
  中午的太阳非常毒，为了防止牛中暑，我们一般都安排在下午3点后才出工，一直干到晚上六七点才收工。因为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过多，收工的时候往往已是人疲牛倦。虽然菜场有不能骑牛的规定，但男生们一到收工，还是骑上牛背就往回跑，每次都把我和石发妹落在后面。此时，天已完全黑了下来，在这样静谧的荒坡上，草丛里的任何声响都会让我们胆战心惊。我们心想，管不了这么多了！于是把牛牵到水田边，自己则站在田埂上，一阵折腾，好不容易才爬上牛背，也像男生一样骑牛回场。归途必经一条深沟，“艺高胆大”的男生们照样骑着牛就往前冲，可偶尔也会弄出个“人仰牛翻”，惹得众人捧腹大笑。我和石发妹“技不如人”，尤其是我，生怕把“小辫子”给弄伤了，到了沟前，便翻身下地，牵着耕牛，踏着月色，缓缓地向场部走去。
  从那天起，我就与“小辫子”结下了“不解之缘”。每次出工，只要我轻轻拉一拉它鼻子上的缰绳，“小辫子”便立马站起身子等着我；当我在地里耕作，觉得疲乏，脚步跟不上“小辫子”时，“小辫子”会放慢脚步，与我“亦步亦趋”；收工回家的路上，若我想骑到“小辫子”的背上，拍拍它的屁股，它便会乖乖地俯下身子……诚然，驶牛耕地是一项艰苦而繁重的体力活，然而，与“小辫子”的亲密合作，却让我的每一次劳作都充满了温馨和快乐！
  后来，由于工作调整，我不再驶牛耕地，也就此告别了“小辫子”。但“小辫子”那乖巧、勤快、坚忍的模样，就像我生命画册里的一帧插图，在我的心头始终挥之不去。
  第一位广播员
  1976年，是我知青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因工作需要，这年的下半年，我被调到场部，成为场里第一位广播员，同时，还担任场部仓库保管员、场部小鸡场饲养员，以及全场各连队、生产队报纸和信件的派送员，可谓一身兼数职。
  其实，我能被选为场部广播员，是有由来的。自初中二年级开始，我就被崖县公安局和交通局选上，担任交通安全宣传员。每年的寒暑假，我都要坐上前后挂着大喇叭的解放牌大卡车和公安、交通部门的同志一道，到崖县各公社、厂矿和军营去宣讲交通法规。下乡后，我还继续参与这项工作。场里了解了我的这段经历后，就选我当了农场的广播员。
  从此，每天早晨，菜场的农友们都会被我播放的一首恢弘、磅礴的《东方红》乐曲所唤醒。接下来，我就会播报一些时政新闻、报纸摘要、场部通知、农友来稿等。广播站一天播报早、午、晚3次，每天的工作都在一首家喻户晓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革命歌曲中结束。
  在播报之前，我得先选材，还要负责改稿。有些重要的通知、稿件，还要经过场里政工干事的审核。我记得，当时工交队有一位男知青投稿非常踊跃，但他每篇稿件都只有短短几行字，通篇下来多处出现3个字“一骨碌”。例如：早上起床“一骨碌”穿上衣服，然后“一骨碌”跑出去，到了工地“一骨碌”干活。每次修改他的来稿，都觉得挺有趣的。
  有一次，菜场采石队的男队员在爆破时遇上哑炮，知青许荣天自告奋勇前往排除。当时，整个场部的领导、知青都非常担心，暗自为许荣天捏一把汗。当许荣天成功排除哑炮后，那位“一骨碌先生”又在第一时间给广播室投稿，在文中仍多次使用了“一骨碌”这3个字。不过，“一骨碌先生”这次对“一骨碌”的应用，在描写许荣天的果敢行为上，倒有几分贴切。
  我在担任广播员期间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于1976年9月18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国城乡同步通过转播和收听大会实况参与追悼。当时场里没有电视，追悼会是通过收听广播，与首都的追悼会同时进行的。为了确保追悼会的顺利进行，上级专程派人来农场指导广播室的工作，农场领导也再三叮嘱我，广播室绝对不可以出任何问题，一定要确保收听的整个过程万无一失。顿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毕竟我从未接受过如此重大的政治任务啊！但我意识到，这正是考验我的时候，我绝不能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为了百分之百地完成此次任务，作为场里唯一的广播员，在追悼会开始前，我认真细致、一丝不苟地做好广播设备的维修、养护和会场线路布置，以及选台、调频等各种前期准备工作。
  9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准点举行。我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盯着收音设备，生怕出现一丝一缕的纰漏。当时的我是既悲伤又紧张，压力大到连眼泪都吓没了。要知道，在那样的年代，在那么重要的场合，一丁点的工作失误都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整场追悼会期间，我屏气凝神、寸步不离地坚守在收音设备旁，直到追悼会圆满结束后，我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1976年底，县里的大学招生指标下达了。经过层层推荐和考核，我幸运地被推荐到海南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就读，于1977年3月离开菜场前往报到，就此结束了我近3年的知青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