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琼木、李亚吉、莫书球、史秋新、曾圣典、陈瑞兴、林明七个人，同在1973年12月27日上山下乡，是崖县知青场（初时叫“崖县青年农场”）的第一批知青。同在县城小镇时，或关系平常或不相识，以后成为好朋友，胜似亲兄弟，共度知青岁月，还将这份友情延续到如今。在这里，特选取几个片断，回忆那些难忘的时光。
  老伐木工
  黄琼木、李亚吉都是工交连的生产班长，黄琼木还会木工活、泥工活。由于身体好、经验多、干劲足，两人经常担当“先锋”角色，连队里的重活难活都离不了。工交连两次选人到高峰公社山区的保扎村，采伐建瓦房所需桁桷及门窗木料，我们中的多数人都参加了，都完成了各自的任务。而黄琼木及李亚吉除此之外，另有出色表现。
  崖县抱龙林场位于高峰公社尖岭山区，这里的森林茂密，有多处采伐林段，总有一些砍倒及锯断的木材卡在树林中，夹在石缝里，掉到山涧下，或因时间紧及人手不足，或因回收代价太大，或根本就是家大业大不屑一顾，任由风雨侵蚀，腐烂变质。这些被遗弃木材，一般是长三四米，最长的五六米，胸径30～50厘米，都是上好木材。
  卢传毅的妹妹卢传娥上山下乡在抱龙林场。卢传毅知道有这种情况，就向带队干部周经源指导员提议派人去采集利用。考虑到两个连队在保扎村砍的主要是桁条，胸径大的木材很少有，场长及周指导员为此非常重视，经与抱龙林场谈妥，就派黄琼木带李亚吉、陆为胜、卢传义三人前往采集。黄琼木（有经验）、李亚吉（很壮实）、陆为胜（力气大）三人的体力好，卢传义有巧思，各有所长，正好互相搭手。
  卢传毅到了位于半山腰的抱龙林场后，与该场知青住在一起，每天吃过早饭，就带着米菜或步行或坐车上山，转悠于不同的林段，一发现目标就下手。先用1米多长、7—8厘米粗的木棒一点点撬动，齐心协力把木头撬出来，再视木材的大小及轻重，或抬或拉或撬移，一步步挪移到林区路旁。中午就在山上吃午饭及小憩，卢传毅除了配合工作，兼及煮食、烧开水。
  工作是紧张及艰苦的，每撬动一根木头，都需要齐心协力，真正是流大汗出大力，任何人不可能投机取巧，否则就会发生危险。实在累了就一起歇息，恢复气力后再干。每人身着密不透风的工作服，脚上穿着绑紧的胶布鞋，扎紧衣袖口及裤腿处，防止山蚂蟥侵扰。每当抱龙林场的采伐工路过，总是竖起大拇指称赞：“你们知青场的人太厉害了！”
  经过十天的艰苦努力，四人一共挑出来大大小小几十根木头，堆放了七八小堆，场里派车上山拉了回去，足足装了两卡车，对当时的房屋基建起了很大作用，得到场领导及带队干部的表扬。
  类似的工作，在1975年的八九月也干过一次。当时青年农场改制为三亚菜场不久，知青人数增加了，瓦房还得继续盖，要到高峰山区的保龙林区砍伐桁条，而门窗等用料只能申请木材指标解决。当时县林业局批了指标到雅亮公社山区木材场提运，场里就派了黄琼木带李亚吉、陆为胜两人负责押运，实则是到木材堆去挑选合用的，再由现场的工人装车。
  1975年冬季，黄琼木招工分配到榆林基地4802工厂，李亚吉分配到黎族苗族自治州通什供电公司，是知青场第一批被招工的知青。
  第一小提琴手
  1974年七八月，我们已搬到水蛟新址居住，人气倒是旺盛，但缺乏文娱活动。此时的知青场，会拉小提琴的知青不多，工交连有史秋新、林保烈（第一副指导员），财贸连有孟明（第一副指导员）、田国华。别人玩小提琴，只是业余消遣，而史秋新酷爱小提琴，演奏专心，技艺娴熟，加上生性诙谐，爱说笑话，是我们几人当中的活宝。
  在青年农场时期，只要一有时间，我们就相聚在一起，听史秋新演奏《梁祝》《新疆之春》《打虎上山》等歌曲。我们经常在夜幕降临后，陪着史秋新到篮球场上，拉琴练习或应众演奏。每到这时，史秋新拿出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先试拉几下，再旋动琴弦旋钮，调出合心的音准，给拉弓拭擦松香，接着倾情独奏。
  那时广播里、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主要来自《战地新歌》歌曲集，曲调不同，种类不少，如《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颂歌献给毛主席》《北京颂歌》《回延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我爱祖国的大草原》《老房东查铺》等歌曲，史秋新演奏的也都差不多是这些。每当小提琴声响起，有爱好音乐的，不约而同地来到球场，有人拿着乐器合奏，有人一展歌喉，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在三亚菜场时期，1976年7月成立业余文艺宣传队，紧张排练后将参加县里文艺会演，史秋新是队里的第一小提琴手。当时的主要人员有：队长（兼编剧）——王叶华；领队（兼编曲）——孟明；小提琴——史秋新、田国华、周廷安；八线琴——辛国平；独唱——梁永姑（女）、林俊平；相声及小品——彭建伟、钟琼芯；跳舞——男生有黄正平、林强（林小弟）、邓运雄、彭跃进、邱育飞、杨景林、麦青，女生有陈传花、陈萱、冼瑞娟、陈林芳、方丽娟、黄薇、颜玉梅、蔡萍、陈美珍、林进荣。
  有一张宣传队全体成员合影，摄于1976年7月20日。大家的辛苦没有白费，在全县知青文艺节目比赛中名列前茅，当时县文体局还准备抽选几个节目参加全省知青文艺汇演，后来因故改变计划。
  1976年底，大批知青被招工及推荐上学，其中王叶华及孟明被分到三亚港务局，林俊平分到海南铁路办事处，黄正平到自治州技校钳工班就读，加上县里不再组织文艺会演，业余文艺宣传队的活动随即终止。史秋新等爱好音乐的知青，仍将水泥篮球场作为娱乐场地，继续自娱自乐，尽情展现个性，释放压力，放松身心。
  机械队及队友
  莫书球是崖县汽车站子弟，到农场后的半年多时间里，都在工交连生产班劳动，农场改制后担任机械队第一任副队长，1976年10月招工分配到广州铁路局海南办事处。
  青年农场建场时，县工交战线赠送了一部手扶拖拉机，用于运送人员及运输物资，由工交连的黄世群及财贸连的曹声群两人担任双司机，这部手扶拖拉机在基建初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第二批知青1974年8月来到农场，这时正好财贸战线赠送一部中型胶轮拖拉机，工交战线又赠送一部手扶拖拉机。这以后，中型胶轮拖拉机由场部管理及调度，驾驶员为财贸连的黎光卫、曹声群；两个连队各分给一部手扶拖拉机，财贸连驾驶员为曹声群、蔡林方，工交连驾驶员为黄世群、莫书球。莫书球先到县机械厂学习机械维修及拖拉机驾驶两个月，然后“正式上岗”。
  到了1975年8月，已是三亚菜场时期，场里增添了不少农业机械设备，于是决定成立机械队，以黎光卫、莫书球为第一任正副队长。黎光卫分管“大车”，即中型胶轮拖拉机、履带拖拉机、汽车；莫书球分管“小车”，即几部工农10型手扶拖拉机。履带拖拉机的维修及驾驶，从机械厂请来师傅教授；教习维修及驾驶手扶拖拉机的主要是莫书球，还有田国华、蔡林方。
  莫书球他们几个带出来的徒弟，有陈榆凤、林发祥、杨乐国、潘爱勤、罗建雄等人，这些徒弟每个人都很快上手，在后来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当时几部手扶拖拉机有时也用于运输，但主要作用是拉大粪，即在后箱里装上一个木箱，容积约有1立方米，每天给各生产队装粪运粪，有2人负责跟车、装车。
  开手扶拖拉机表面很风光，但工作很辛苦，有时也很危险。
  有一次，莫书球与杨乐国一起去运基建材料，不料手扶拖拉机走了不久就死火停下来，下车一检查，判断是油路故障。当莫书球拆下喷油嘴上两个固定螺丝，正准备拿出喷油嘴时，杨乐国不知怎么搞的，突然摇动拖拉机起动把，致使机体内压缩气体猛力撞击，喷油嘴一下子就喷射出来，从莫书球下巴往上划了一道小口子，上方牙齿被碰断两根，牙龈鲜血直流。这时刚好有一位黎族大叔路过，他对莫书球说：“快摘木麻黄树叶捣烂，咬在创处就能止血。”莫书球照着去做，还真是有效，流血很快就止住了。
  又有一次，莫书球配合田国华维修场部的发电机设备，两人在拆装设备时，由于配合不同步，出现了意外，莫书球的右手食指被齿轮夹断了一截，鲜血淋淋，真是十指连心，一时痛不欲生。虽然创伤处不多久就痊愈了，但短了一截的右手食指，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还有一次，一部履带拖拉机的柴油机烧缸了，只好拆下柴油机运到县机械厂去修理。莫书球当时和黄小军一起去，莫书球开拖拉机，黄小军坐在拖拉机后厢扶住机体。由于路面坑坑洼洼，手扶拖拉机在颠簸中行驶，柴油机也在不停地晃动，黄小军一个不小心，右脚拇指被机体压到了，脚指甲变为紫茄色，渗出鲜血来，莫书球赶快找来飞机草嚼烂给敷上。而黄小军忍着伤痛，坚持送到厂里，真是精神可嘉。
  积肥与“借肥”
  在青年农场时期，以种植水稻为主，而农田大多瘦瘠，如不施放肥料，很难指望高产。整个农场只有五六头牛，牲畜粪便有限，又没有化肥供应，不积肥是不行的。有段时间连队分配一周任务到人，每天要完成100斤牛粪便或300斤绿肥。将牛粪便、土杂肥和剁碎的飞机草混合堆放发酵，待腐烂成熟，就是上等的有机肥料，长期使用能让土壤疏松，有利于植物生长。
  两个连队220余名知青一起动手，每天要积肥2万多斤牛粪便，附近哪有这么多肥可积，完成任务确有困难。人多牛粪少，没什么好办法，只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有人到路旁田边，有人到荒郊野岭，去捡新老牛粪便；还有人结伙到远近山坡割飞机草、嫩树叶。
  我们几个到山坡边，各挑一对扁箕，散开拉网“搜索”前进，好扩大捡拾牛粪战果。见到晒干皱褶的牛粪，总是欣喜若狂，忙不迭地铲入扁箕；见到半干半湿的牛粪时，尽管掀开后有白蛆在蠕动，也有黝黑屎壳郎在爬行，还是兴高采烈；见到一坨坨鲜湿的牛粪，在忘了带脱柄铁锹时，就用脚拨进扁箕里，甚至用双手捧入，都满不在乎的。
  时间还剩两天，尽管每人已经很努力，还是很难完成任务。有一天黄琼木突发奇想，召集李亚吉、林明、黄世群（手扶拖拉机手）一起商议，说起回族同胞聚居的回辉旧村高产甘蔗的种植示范基地，已运到不少牲畜肥、土杂肥，就堆放在海榆西线公路边，这几天准备下肥放甘蔗苗，干脆去那里“借肥”好了，大家觉得是个好主意，一致表示赞成。
  黄琼木说的这件事，是1974年秋季，县里选定在公路旁边，靠近三亚旧机场旁边的羊栏回辉旧村的一块60多亩低洼地段，准备填土平整后再种植甘蔗，作为高产品种的种植示范基地，给各机关单位、企业都分配了任务。县工交战线、财贸战线各摊到任务10多亩，由工交连、财贸连代工，在两周内完成填土平整任务，接着又要代工种甘蔗。
  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人们都睡熟了，黄世群开出手扶拖拉机，黄琼木和李亚吉、林明带上铁锹坐上去，向县城三亚镇方向急驰而去。到了回辉旧村路段的肥料堆处，专挑一堆牲畜肥含量高的下手。黄世群调转车头后熄了火，几个人慌里慌张就往后车厢里铲，不到10分钟的工夫，整个车厢就装满了。黄世群马上起动机车原路返回。
  几个人坐在肥堆上，夜风扑面而来，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终于完成任务了，怕的是自己无奈当了一回“贼”。不过各人心里也有一道歪理，自我平衡一下：同样是为农业学大寨做贡献，就不分彼此了，权当这回是“借肥”吧。只不过，成了“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了！
  偷甘蔗的风波
  干活干得又累又饿，食物补充不足，有时也有“不轨”之举。
  三亚菜场时期，快成熟的甘蔗在夜里经常被盗，不够成熟的甘蔗还被到处乱扔，这个情况引起场部公安员罗德光（人称“罗公安”）的关注。某些知青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认为这是侵占集体财产、糟蹋劳动果实，此风不可长，必须狠狠刹住。所以决定不定时巡查，准备来个“人赃并获”，顺势整肃纪律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看哪个倒霉鬼首先撞上网来。
  在一个月暗星稀的夜晚，经过一天的辛苦劳作，大多数知青都在宿舍里休息、聊天，史秋生、曾圣典、林明三人溜达在场部通往高峰公路的大道上。兜风归来路过一片甘蔗园时，只听微风吹得甘蔗叶一阵阵“沙沙”作响，又闻到空气里飘浮着一股新鲜蔗糖的清香，不由心生馋念，咽着口水，舔着嘴唇。一看周边无人，迅速钻进甘蔗园里，响起“咔嚓”甘蔗折断声，然后各拿一截大摇大摆走了出来。
  三人正待在路边好好享用时，忽然在不远处一道手电筒刺眼强光照射过来，接着一声吆喝声响起：“不许动，走过来！”啊！是罗公安。三人担心此事会影响个人进步、日后招工，不由一阵惊慌，各自在心里盘算开来。史秋新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扔下半截甘蔗拔腿就跑，连夜步行13公里回到县城；林明的父亲是老革命，他一向胆子很大，这次还是不以为然，大大咧咧地迎了上去；曾圣典自忖甘蔗还没吃上，总不至于定重罪吧，也跟着林明走上前去。
  结果可想而知了，在全场人员大会上，三人都受到了点名批评，罗公安对倔强倨傲的林明，批评口气最为严厉。最后，李场长要求知青们深刻汲取教训，爱惜集体财产，积极努力工作，争取个人表现。错了就是错了，三人这时无话可说，只好自认倒霉。这件事过后，甘蔗被盗情况大为减少，果然收到立竿见影之效。这件事的余波，在不知不觉中消弭，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1976年秋季，进行民兵军事训练，以生产队为民兵排。林明被委任为所在二队（队长为许荣天）的民兵排排长，每天早起带队跑步训练。轮到队列集中练习时，在篮球场上听从场部教官祁勇（“军仔队”副队长）的指挥，列队集中或散开，练齐步走、正步走、向左转、向右转。过了不久，又接受部队教官的射击培训，进行实弹射击。
  1976年底，曾圣典、林明招工分配到三亚港务局，史秋新先是招工到海南石碌铁矿，不久就调到新建不久的羊栏糖厂。三人都在上山下乡将近三年时，结束了自己的知青生活。
  日常生活拾趣
  我们干活积极，生活上也有一套，自我补充，自得其乐。
  每当到了月末，经常会凑些零钱或伙食费余额，借自行车到羊栏回新村买番鸭（当时每斤1元左右），然后交给莫书球的姐姐莫书妹帮助处理，再到羊栏墟镇买些米酒及蔬菜。弄好之后，各人带上从饭堂打来的饭，然后到空旷地围坐开席，大家把酒言欢，开怀畅饮，交流见闻，吃饱喝足，非常惬意。席间，史秋新再来一两曲小提琴独奏，大家也低吟浅唱，气氛就更加浓烈了。
  李亚吉的父亲在自治州建筑公司工作，他那时从农村出来跟随父亲生活不久，对设圈套捕捉野生动物这些事很在行。他有一次看到有只野猫从场部后山一掠而过，当晚就独自去设套捕捉，我们以为他只是图个好玩，谁知在第三天野猫竟然中套，拿回来一称有七八斤重，大家喜出望外。那天傍晚马上宰杀煮了一大锅，肉味香喷喷的惹人直流口水，这一餐就别提有多开心、多尽兴了。
  我们放假回县城时，吃过早餐就去黄琼木家集中，然后一起去三亚河或三亚湾放刺网捕鱼。刺网又叫挂网或丝网，为长条形，上纲装有浮子，下纲装沉子。作业时网片在水中保持垂直状态，设置在鱼类洄游路线上，使鱼刺入网目而被捕。我们使用的是浮刺网，用尼龙丝编结，每片网长50米，高1米左右，网目两指左右，主要捕捞水中上层鱼。
  由于我们对水流、深浅度、网在水中旋转时间等把握不好，捕捉技术生疏，多的时候捕获七八斤，少的时候只有二三斤。陈瑞兴这时已从农场回三亚顶班工作，他父亲是榆林要塞招待所的大厨，他得其父真传，烹调手艺出众，总能把简单的食物煮得香气扑鼻。捕鱼过程已经非常畅快，享用的时候更加开心，总是令人忘不了。陈瑞兴后来娶了莫书妹，成了莫书球的姐夫，大家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在菜场时期，把一些农田改造成方块菜地，需要挖去田埂，连接成片。有一天史秋新和曾圣典、林明在挖除田埂时，挖出一些坛坛罐罐碎片，还有几个陶制小酒杯，一条貌似月牙形状的项圈。项圈有些暗黄，质地有点硬，上面的其他饰物已锈蚀或腐烂，大家以为这是“黄铜片”。林明说：“见者有份，分成三份当戒指戴还不错。”史秋新就把那“黄铜片”折成三段，让每人拿一段，大家都把“黄铜片”折弯成圆圈，戴在手上看了又看，还真有点模样。
  到了农场放假时，曾圣典把“戒指”带回家交给他爷爷看，老人家用布沾水拭擦光亮后，非常肯定地说：“这可是金子啊！”曾圣典说：“我们几人还以为是黄铜呢。”爷爷当时就没收了。曾圣典回到农场后把这事说给两位同伴，但史秋新的已在洗澡时掉进水井中，林明的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后来向附近村庄的村民打听，才知道知青场的场址及开出的大片菜地，有一些地方在过去是墓地，葬者有黎、回、汉等民族的先人，看来我们所挖除的田埂，或许是有钱人的墓葬地。年代久远，历经沧海桑田，总之谁都说不清楚了。
  在知青场时，最烦心的事是在大腿根部两侧患皮癣，崖县海南话称“九歪”，主要症状是患处的皮肤增厚，多呈环形状，又红又痒，主要病因是病菌感染，传染性较强。此皮肤病知青场绝大部分男女知青都患过，起初以为是劳动时汗水长时间浸湿所致，就用蜈蚣、食油、草药捣碎及混合涂在患处，但好了又复发，总是治不好。
  工交连患“九歪”最严重的是杨家强与陈光华，我们几个也“中枪”，就顾不得斯文了，或跑到无人处自己挠痒痒，或直接伸手进裤袋隔着布层挠痒痒。日子长了，不少人把裤袋都挠破了，晾晒在宿舍外铁线上裤子的裤袋，看上去都差不多。
  后来才知道，是大家到井边打水时，几乎每人都贪图省事而不使用公用桶，直接用背包带系上日常洗漱、洗衣服的镀锌桶就打水，造成交叉传染、反复传染。实际上，只要离开农场一段时间，就不治而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