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4年9月29日，崖县青年农场发生一起“9·29事件”，当年影响之大，发酵之久，令人难忘。
  我们三人是1973年12月27日上山下乡到青年农场的第一批知青，因父母在崖县工业交通战线工作，就分在工交连，周达强、吉立道一直是生产班班长、知青骨干。工交连在1974年8月已建成2幢宿舍，第一批、第二批知青得以全部入住，又在9月下旬动工建造第3幢宿舍，准备在1975年8月迎接第三批知青。
  工交连第一副指导员林保烈主抓基建工作，他是心灵手巧的人，安排工作有章法。加上我们连有一些人擅长泥工、木工活，如林保烈、曹国华、黄琼木、卢传义、林华建等人，所以建房进度比较快。实际上，想要加快进度，除了有施工能力，红砖等原材料的及时供应也很重要。
  崖县汽车站（又称海南汽车运输公司705车队）有陆为胜、李少强、莫书妹、莫书球、冯春荣、周佩琼、刘小鹏、潘镜清、郑金洪等多名子女在工交连，他们在运力紧张的情况下，专门抽派一部南京牌轻型卡车给农场运输建筑材料。场部对运力的安排，原则上是每个连队一天，平时基本上满足工程需要，但下雨过多或红砖供应不足时，就需要适当协调了。
  1974年9月27日，两个连队都因红砖供应不上，基建工地停工待料。场里与县砖瓦厂协调后，该厂优先安排了一批红砖，于是场里让财贸连28日装运，工交连29日装运。不料在29日上午，又给财贸连工地运了一车红砖，导致大家议论纷纷。中午时分，第二车满载红砖从水利沟那边驶过来，经过工交连工地路口而不入，急得押车的知青猛敲驾驶室顶端。司机停车伸头问是什么事，押车知青说驶过路口了，要后退才行，但司机说场领导叫运到财贸连工地。坐在驾驶室右侧的周场长也开了车门走下来，说他刚从羊栏墟镇上车，了解到财贸连还差一车，就交代干脆先运完，从下车起再运工交连的。但押车及围观的知青不干，说这样做不公平。
  这时肖传展跑到连队的“铁轨钟”旁，用力猛敲了起来，钟声急促而响亮，还大喊：“工交连知青，快到基建工地的车路上！”在宿舍及周围的工交连知青蜂拥而至，问是什么事。弄清原委后，大家联想到场里以财贸连为一连、工交连为二连（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有些场领导总到生活条件较好的财贸连伙房开饭，还经常表扬财贸连、批评工交连，心里就非常的不痛快。
  工交连的第一、第二副指导员是林保烈、周玉珠（女），第一、第二副连长是梁生刚、肖家顺，其中肖家顺在7月中旬已抽出搞路教，连队干部只有林保烈、梁生刚、周玉珠，还有连队会计林海旺。林保烈、梁生刚听到钟声后，很快来到出事现场，正好看到周达强、曾圣典等人与周场长理论；杨家强、陆为胜、肖传展等人，拉着路旁一棵已挖出的硕大油棕树头，横放在车头前边不让通过；惯常说爽快话的吉立道还飘出一句：“领导办事不公，把周场长绑了。”这句话纯属开玩笑，但说得不是时候。
  这一幕幕，让周场长气急败坏，看到林保烈、梁生刚走了过来，忙喝道：“林保烈、梁生刚，马上叫人把油棕树头搬开。”可是这两位知青干部，平日就对林家克副场长抬爱一方、不待见另一方的言辞有反感，这时看到自己一方停工待料，也感到委屈和不满，说了句：“这样不公平，要问大家同不同意。”随即响起一阵阵的嚷叫声：“不同意、不同意！”周场长一时感到无计可施，说了句：“你们这是胡闹！”然后叫司机调转车头，从原路返到外面公路入口，沿着雨后满是水坑的正面通道回到场部。
  场领导当天就向县知青办通报情况，邓寅森副主任在第二天下午就来到农场，分别把连队干部林保烈、梁生刚、周玉珠、林海旺，还有杨家强、陆为胜、周达强、曾圣典等人叫去场部办公室问话。大家这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都担心对自己的将来有影响，个个都愁眉苦脸起来。到了晚上，场部为这件事情，召集了一个专门会议。
  在会议上，周场长介绍了当天有关情况，检讨了沟通不够，造成知青的误解。但又批评工交连知青干部不尽职，一些知青的行为太鲁莽。邓副主任接着严肃批评说：“你们这些知青，胆子也真大，敢用油棕树头来拦车，还扬言要绑场领导，简直是无法无天，这件事太典型了，我要通报全县各知青点，让大家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接受再教育、劳动锻炼的，不是来闹事的。”林副场长还告诫说：“都会给你们记上黑点，以后招工分配作为参考，你们就等着吧。”
  在会议上，带队干部、工交连指导员周经源作了检讨，表示以后对知青要帮助教育。林保烈、梁生刚两位知青干部也作了检讨。最后，周场长心平气和地说：“知青年少经事不多，有错就改错，改正了就好，不要有太多思想负担。”最后，陈政工安排一周的学习时间，让工交连班长以上的知青干部，晚上到场部办公室学习，主要内容是毛选中《反对自由主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以及加强组织纪律性的有关资料，以提高思想觉悟。
  这件事对工交连的知青触动很大。大家普遍认为做了件不该做的事，觉得应该汲取教训。当事人拦车的确只是一时冲动，事情过后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周场长是个很称职的场长，他平时注意和知青打成一片，在知青中的威信很高。他非常理解知青，事后又多到工交连走动，与知青的关系仍然很密切。他在1975年三四月调到福万水库工程指挥部工作，4月又被抽调到田独公社搞路教，知青们都感到很惋惜。
  林副场长在周场长调走后主持农场工作至农场改称“三亚菜场”，他始终认为这件事性质很严重，在农场乃至后来菜场的大会小会上，经常把“9·29事件”挂在嘴上，一有机会就拿来说事，当成缺乏组织纪律性的典型例子。工交连的知青们，当时小的十七八岁，大的十九到二十岁，没经历多少事，本来对拦车事件已有认识，但是屡屡被场领导当成反面例子，就有了逆反心理，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是有因才有果，所以许多人心有不甘，这是事实。
  三亚菜场在1975年10月吸收了第一批党员，在原有工交连的人员中，只有当过班长的第二批女知青王绍荣、邢阳玲，以及调到场部任总务的第一批女知青黄钦3人入党，而几个连队干部及男班长们，只有看热闹及心存羡慕的份儿。
  某位连队干部当工作队员时是入党培养对象，工作队派人到三亚菜场搞外调时，林副场长就让黄政工员写上如下意见：“某某人1974.9.29带头闹事，党的观念、组织观念不强。”这位知青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感到很无奈。
  周达强班长生性豪爽，喜欢打抱不平，说话大胆。他见林副场长老是说，要把知青的过错都记在小本子上，以后招工、当兵要算账，实在气愤不过，就面对面说了句：“你的小本子千万要放好，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肯定会烧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