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出生于1956年8月，由于家境困难，1971年7月初中毕业后就辍学，在市区做过散工，还在砖瓦厂做过临时工。1972年8～12月，崖县已有三批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抱龙林场、三亚林场、育才公社经济场、羊栏公社等处，那种人潮如海、气氛热烈的欢送场面，深深地感染了我。
  1973年12月下旬，和我一起做工的伙伴吴开仁、陈新荣打算上山下乡，要到羊栏水蛟坡新建立的崖县青年农场，我没有任何犹豫，决定跟随他们一起去。
  当采购员和借牛
  我们当天中午到达位于羊栏公社的临时扎营点，也即原光头岭部队旧营房，周朝壮场长（原任羊栏公社副书记）早就带人等候，他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还告诉我们要在这里暂住数月，等到羊栏水蛟坡（现水蛟村西边）的农场新址房屋建成再搬过去。
  当时，农场共有两个连队，其中财贸连56人、工交连65人，都由各自系统的职工子女组成。我哥在崖县干沟砖瓦厂工作，我分在工交连。不久，场领导要在知青中挑选人当后勤采购员，我觉得这是为大家做事的好机会，赶紧上前自我介绍，说自己对菜市场和食品站都很熟悉，大嫂又在水产部门工作，有信心当好采购员。周场长见我讲得有道理，确定我为工交连采购员。这是我第一个工作岗位，所以我很珍惜，想方设法做好这项工作，尽量让大家满意。我干得很开心，不过只干了几天，就因一件事情而改变。
  1974年元旦放假，知青们都回去与家人过节，返场后就投入了艰苦的劳作中，每天不是到周围山岭砍烧火柴，就是到5里外的水蛟坡去挥锄挖地。一天下午我从羊栏墟镇买菜回来，听到周经源指导员（崖县公路工区书记，带队干部，工交连指导员）对周场长说，老是这样用人工挖地不行，工效太低，人也疲劳，要尽快解决耕牛的问题。我突然想起我当过临时工的干沟砖瓦厂抱坡分厂养有一群牛，就提议工交连去那里借牛，还告诉他们在万宁老家我养过牛，会犁地耕田。他们听了都很高兴，马上接受了我的意见，很快就打电话向崖县“工交办”求援，说好后就派我第二天去“工交办”取介绍信和去砖瓦厂借牛。
  我这个人办事心急，那天拿到介绍信后，一刻也没有耽误，找到顺路车搭去干沟砖瓦厂抱坡分厂，很顺利地从山坡上撒欢的牛群中挑选了一公一母两头壮实、熟工的水牛，然后步行赶着牛回光头岭营地。这一路上，我边走边哼着歌曲，觉得自己办了件大事，心情很不错。
  当牛工组（班）长
  有了牛（干沟砖瓦厂后来改“借”为“送”）和犁具，周指导员和连队干部（带队干部任正职，知青任副职）经过商量，想让我做牛工和负责牛工组，并征求我的意见。我知道这项工作责任重大，也很艰苦，但自己以前什么苦没吃过，这点苦又算什么！发挥好牛耕作用，才不会耽误春耕，连队可以集中人力做平整土地、修筑水渠、修整道路、上山伐木、筹备建房等多项工作，这是多好的事，所以我同意了。就这样，我当了工交连牛工组长（后改为班长），采购员改由邢孔继任。在这个岗位上，我干了一年零七个月，一直到1975年7月知青场改为三亚菜场。
  刚开始，工交连在水蛟坡有耕地30多亩，少量丢荒多年的地要用人工挖，但大多能用牛犁地。为方便工作，连队领导派我和许环明、周文雄到准备建场的羊栏水蛟坡去搭棚居住，抓紧备耕早造，不至耽误农时。远离集体在野外，难免会孤单寂寞、枯燥无味，但为了工作和建场，只好尽量适应了。
  在水蛟坡，我先是教会许环明和周文雄犁地耙田，再让许环明和我一起做牛工，周文雄负责煮饭和饲养耕牛。他们两人很不错，从来没有怨言，工作积极主动，我们很合得来。恰好这里有个以种菜为主的海军汽车连农场，负责的班长和几位士兵对我们很好，晚上可以去那里边洗澡，还一起玩扑克牌。他们知道我们的粮食定量低，不时请我们吃面饼和馒头，这对我们来说很难得。
  不久，知青场从外地购回几头牛，分给我们连3头，牛工班增加了肖传展、辜发东、朱业安等人，也担负了更多的任务。为不耽误工作，我建议让多些人学牛工，在牛工班缺人时可随时顶替，这个建议被连队领导采纳了。那时我教会了不少人做牛工，其中有梁生刚（第一副连长）、许政平、周廷利、李亚吉、林廷忠等人。
  当年的早造耕作，在牛工班的努力和大家的配合下，得以顺利地完成。到了1974年8月，连队的两幢瓦房（每幢12间住房）已建成，于是我们搬到新瓦房住，重新融入连队大集体。而后，耕地面积陆续增加，牛工班就更加忙碌了。
  难忘的大田洋备耕
  1974年5～6月间，知青场接收了水蛟大队白鸡村东边的近百亩耕地（我们叫“大田洋”），这些耕地原是回新村回民的，因他们只想经商和种菜，就给搁荒了。场部先是抽调几十人苦干一周，开沟挖渠、修整田埂、清理杂草，还用锄挖人踏的办法整理了一些沼泽地（当地人称“深脚田”），剩下的事就交给两个连队的牛工班。
  每个连队都分到40多亩，但晚造能用的约有30亩。这里距水蛟坡场址约有3里地，离光头岭营地更远，为避免每日来回疲乏，两个连队都派人带牛到现场搭棚驻扎，想争取时间完成任务。这次我和老搭档许环明、周文雄一起过来，带了两条水牛和相应犁具，还有生活必需品、粮食蔬菜。在野外居住和劳作，难苦程度可想而知，对于我们三人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考验和锻炼。
  由于丢荒太久和排泄不畅，田间野草茂密、浊水汩汩、蚂蟥游走。不少地块野草根系发达，浊水没及脚脖或至小腿，犁地十分吃力。有些沼泽地水面呈现红褐色，牛犁着犁着就陷进去，半天才挣扎出来，人不小心也会深陷其中，没至膝盖或大腿。遍及的蚂蟥让人很讨厌，一不小心就被叮上，拨开或甩掉后小腿多处是血。时逢风雨季节，在犁地时候不时有大小阵雨到来，把我们淋得全身湿透，冷得牙根发抖，好在阵雨下得不久，天空很快就露出太阳，身上已经湿透的衣服，渐渐被阳光和身体的热量烘干。
  这里东接妙林万亩大田洋，西去是荒野和坟墓，二里外才是白鸡村，空旷而孤寂。白天还好过些，晚上就发愁了，棚外萤火点点，夜空星光闪烁，远近蛙声起落，冷风嗖嗖来袭，油灯忽明忽暗，三人只玩了会扑克牌，就吹灯早早入睡了。由于体力消耗过大，每人每天1斤米的定量根本不够吃，我们经常抓些小鱼、田蟹、水蛇、青蛙煮熟来填充肚皮，才有气力干活。由于距离清洁水源远，只好用微黄的田沟流水煮饭和洗浴，搞得有时肚子不舒服和身上发痒。还有一次天刚微亮，狂风骤起，急雨如箭，掀翻棚寮，我们无处躲藏，只好搂住被子、紧裹雨布，无奈坐到天亮……这一幕，实在让人难忘！
  坚持就是胜利，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想尽办法把可耕的地方深犁了一遍，好让水草浸沤腐烂，下一步整地插秧就容易了。我们这次干了将近20天，经受了种种考验，完成连队交给的任务，随后顺利耕种晚造，获得了好收成。由于种种原因，这块很有肥力的百亩田洋，只耕作一造就奉命交出，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可惜。
  当生产组组长
  1976年7月知青场改称三亚菜场，在8月迎来第三批知青，改连队为生产队，初时有5个生产队和基建队、机械队，我分在五队二组，我的队长是周廷安、邢阳玲。我是二组组长，副组长是第一批下乡的伍永梅，成员有叶金弟、黄泽明（“汕头明”）、许爱梅、邢水花、邢明、黎小萍等12人。生产队里以组为作业单位，队长每天分派工作。我大多时带班劳动，但也是机动牛工，哪里需要哪里去。
  这时的我，继续保持不怕艰苦，不嫌脏臭、事事带头的劲头，带领全组多次完成各项任务。要说有什么特别的事，那就是我和组里的“汕头明”是菜场第一批自愿拉粪车到市区掏大粪的人，掏大粪后来不是稀奇事，但在初时的确是大问题、真考验。
  种菜的人都知道，人的粪便是最好的种菜有机肥，所以菜农每天都到市区掏大粪。上了年纪的人还记得，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勤劳的潮汕菜农腰扎“汕头巾”，骑着双梁双杠广州红棉牌载重自行车，一次就载运4大桶近300斤粪便，让人叹为观止！但话又讲回来，掏粪、运粪这种事，对原本讲卫生、爱清洁、很斯文的城镇知青来说，的确难为情，能避开时就尽量避开，有个适应过程。既然是这样，我就和本组知青“汕头明”商量好，两人以后一起担负这项工作，每周两次拉粪车到市区掏粪运粪。
  “汕头明”不愧是潮汕人的后代，为人热情、勤劳勇敢、吃苦耐劳，我很满意这位伙伴。我们起初只有装着大圆木桶的牛拉粪车，主要是到市区新民街公厕和部队加工连公厕掏装大粪，这两处粪池的粪便特别多，只是蝇蛆多且层厚、苍蝇四处飞舞、阵阵恶臭扑鼻。站在粪池边上掏粪还可以，但近处掏完后，总得跳下粪坑，进入粪道深处，才能掏到优质粪便。这样一来，就有可能踩到被人扔入的石头竹片，也有可能被上面掉下的新鲜粪块砸中，还有可能被上面激射的尿水溅污，甚至被拉大便的人破口大骂，搞得非常尴尬。
  真是万事开头难，有人带头和示范就好办，加上种菜也确实需要人粪便有机肥，所以掏粪拉粪这种事情，慢慢就有更多的人去做，往后大家都习惯了，看做一件很平常的事。再往后牛车拉粪改为手扶拖拉机拉粪，就不那么辛苦了，加上被安排到市区拉大粪的，还可以顺便回家饱餐一顿，到市区拉粪就成了多人争抢的一桩美差。
  我的青涩感情
  在三亚菜场时期，我有过心仪的女孩子，人家对我也不错，是第二批的，名字就不要说了。但在三令五申、出路至上的环境下，双方只能把情感埋在心里，一切等待以后再说。在平日，看似偶然的相遇，有意无意的对视，彼此会心的微笑，已足以抚慰干渴的心灵。
  节假日回三亚，双方就有较多机会一起说话，她会讲她的故事，我也会谈我的见闻，似乎有说不完的话题，只嫌时间过得太快，过后总是心情大好，但不该做的事绝对不能做，这是应有的理智和底线，双方都在自觉坚守。
  我1975年12月去不成4802工厂，她很理解我的难过和悲伤，总想接近我安慰我，但我已经心灰意冷，总在刻意逃避。既然我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又如何给她幸福，我不想耽误她，我想得很简单，但也很实际。总之，双方的事情，我还要好好想想。
  终于，她要去远方，去寻找她的未来，我不想阻拦，也不应该阻挡，该放手时就放手。我是想通了，她也明白了。这辈子，就这样了，至于下辈子，谁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那就互相祝福吧：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遭遇和苦恼
  1975年12月，榆林4802工厂来三亚菜场招工12人，本来我已入选，档案和户口也转去，说明我的表现被认可，两年的努力没有白费，内心非常激动。但不久，同被录取的知青已接到通知书，我的通知书迟迟不见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焦急。
  我专程到知青办向邓寅森副主任反映这件事，他也不知道原因，但安慰我说会处理好。我终究没有等来通知书，后来负责招工的厂方人员告诉我，是我父亲的历史档案有问题，只能把我的档案和户口再转回。我好像遭受了雷击，整个人都蒙了。
  搞了半天，原来是我的老家有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写过书面证明，说我父亲在抗战后期，曾经在三亚的日本人营地为他们杀过猪（这本来是他的谋生手艺），很可能是日本人的情报员，但从来没人调查取证过。
  这件事让我遭人耻笑，太失面子，太伤自尊，特别是有些被我批评过的人，还说什么：“你总是积极有什么用，还不如我过得好。”我的确消沉了好一阵，还差点自暴自弃，但我终于想通了，觉得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来，我相信时间、相信政府，相信总有一天会有正确结论。所以我挺了过来，以后我还是我，保持一贯的责任心、积极性、吃苦耐劳精神，做好自己的工作。
  我的感受和体会
  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号召、国家的政策、各级政府的安排，在当时有一定道理，至于现在怎么看，那是各人的事。在我看来，最起码都是锻炼了年轻人，同时减轻了一时就业机会不多的压力。毕竟不管在任何时代，初、高中毕业生不可能所有人都上大学，就业机会不可能随时都有，而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总要有个过程。
  我还认为，劳动光荣，劳动创造财富，把劳动看成惩罚、遭罪，把农民当成贫民、贱民，把农村当成贫民窟、劳改场，是对劳动人民的歧视和侮辱，这种思想有问题。
  作为一名老知青，我尽己所能，得到锻炼，经受考验，做出应有贡献，问心无愧。尽管直到1977年4月我才被羊栏糖厂招工，有过挫败感、失落感。但不管怎样说，这三年多的知青经历，让我深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了解人生，逐渐成熟起来，使我终生难忘。
  所以，无论是被招工到羊栏糖厂工作，还是在羊栏糖厂下马后在社会上自谋职业，我始终认认真真地做事，堂堂正正地做人，不畏惧任何困难，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创造幸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