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在崖县（今三亚市）上山下乡当知青两年多，在知青点的时间不长，倒是差不多成了“专职”工作队员。但是对我来说，不管是在知青点劳动还是参加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都是特殊的锻炼和考验，许多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是一段抹不去的人生记忆。
  在崖县青年农场
  1973年7月我从崖县藤桥中学高中毕业，等到10月份藤桥糖厂开榨，就像往年一样做季节工，挣些钱补贴家用，同时体验当糖厂工人的乐趣。我的同届同学许政平、潘平也在厂里打工，我们平时很要好，经常在一起玩。有一天，许政平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县里要成立一个青年农场，就在羊栏公社水蛟大队的水蛟坡，专门安置工交战线、财贸战线报名上山下乡的职工子弟，他和潘平已经报名。我父母工作在藤桥二轻橡胶制品厂，隶属县二轻系统，我也是工交战线职工子弟。我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心切，于是没有多想，就请他帮我从藤桥糖厂这边报名，好和他们俩一起去。
  事如所愿，在当年的12月27日，我正式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知青，和许政平、潘平一起被分到了崖县青年农场（后来改称国营三亚菜场）工交连，而另一个同学刘雁玲分到同场的财贸连。当时崖县工交战线委派的带队干部是周经源、黄瑞鹤两位大叔，分别担任工交连指导员、连长。那时我只有18岁，是共青团员，思想上要求进步，有强烈的革命热情，对即将来临的知青生活很是期待。
  我读高中时一直担任班长，多次参加过农村、农场、糖厂的生产劳动，熟悉农村生活，有不少农村朋友。来崖县青年农场后结交的三亚县城的朋友，都叫我们藤桥来的几个为“藤桥仔”。也许是履历表的原因，我在这里受到场领导及带队干部的重视。
  到青年农场后，先是安排林海旺和我任工交连二排正、副排长。不久取消排级建制，安排梁生刚和我任第一、第二副连长（林保烈、周玉珠任第一、第二副指导员），我们紧密配合，工作做得风生水起。我的知青岁月由两部分构成：从上山下乡至1974年7月，我在知青点度过6个多月，连队的各项大事，从安排生活、早造生产，到备料建瓦房，我都一一参加了；从1974年7月至1976年2月，我搞路教一年零七个月，连续三次参加了路教工作队，并在第三次路教期间应征入伍。
  在知青点的劳动生活，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第一件事是教人种菜。1974年元旦放假一天，返回农场后就进入正常工作，当时黄琼木等人正在营房后面平整土地，准备在这里育菜秧，菜种已经买回来了。但我近前一看，觉得情况不妙，原来是他们都从未种过菜，不知道如何播种，往地垄上浇了很多水，并和成稀泥状，打算撒上菜种。这样肯定不行，我立即制止他们。我在家里从小就种菜，吃不完时还送人，积累了一些经验。为了安排好连队的伙食，我们有必要自己种菜补充。于是我就耐心讲解，教会他们许多基本知识，还现场示范操作方法，使他们懂得了如何整地播种、培育菜秧……他们以后就干得不错了。
  第二件事是注意劳动安全。有一次连队组织上山砍柴，大家用过早餐后，带上砍刀就朝山里进发。初次上山砍柴，有人还缺乏经验，不戴草帽也没带水。大家分散开来，相互距离不远，山林中回荡着一阵阵砍柴的声音。临近中午时，太阳火辣辣的，感到口干舌燥，有人向同伴讨水喝，有人不时闪身到树荫下。我砍着砍着，忽闻身后传来“有人晕倒了！”的喊叫声，马上转身跑过去，发现是搬运木柴的女知青韩春荣晕倒在地。我想一定是中暑引起晕厥，就与在场的另外一位女知青，将其抬到就近大树底下阴凉处，让她半坐半躺着。我用右手大拇指按其人中穴位，等她稍有意识后喂几口水，再叫上黄琼木、陈瑞兴等人将其抬回驻地休息。经过这次险情，在连队工作会议上，我提出外出劳动必须自备水壶，要买草帽发给每人一顶，得到大家的赞成。当然，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了。
  第三件事是进山伐木。为了建造自己居住的新瓦房，工交连在1974年两次组织人员伐木，我参加了3月份的第一次。梁生刚和我共带了20余人进山，宿营在高峰保扎村晒谷场旁的茅草棚，女知青韩春荣、冯曼南负责后勤。我们主要是砍伐房梁及方木，伐木地点在几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大棚不远处有一条小溪，溪水清澈见底，溪底有大小不一的石头。到了夜晚，流水声哗哗作响，猫头鹰啼叫不停。本来男女在大棚里铺地而睡各在一边，可到了夜深人静时两位女生却害怕得叫嚷起来，吵得大家无法睡。无奈，我只好和邢孔志睡在外围，充当护花使者角色，好让她们俩睡得安稳。
  在伐木过程中，伐木工作非常艰苦，危险时有发生。我们当连队干部的，自己每天要完成劳动定额，还经常负责开路、断后、支援，以及组织互帮，充当了组织者、冲锋队、收容队等角色，以确保每天劳动安全、完成定额。我们第一批伐木人员共砍伐了二十天，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满足了当时建房的需要。就在当年的6月，我被评为崖县知识青年先进个人，与梁生刚、吴开仁等13名场里知青一起，参加了县里召开的首届知识青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
  在南山大队什道村
  1974年7月，县里决定抽调人员组成第二期“路线教育工作队”，我们农场有4个名额，工交连、财贸连各有2个，说是作为干部苗子选送。我们连我和邢孔志被选中，离场到县里接受短期培训后，被分配到藤桥公社工作队。邢孔志分在附近的汉族村，我被分配到十几公里外黎胞聚居的南山大队什道村，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即“三同”），但黎族语言听不懂，只能用海南话与他们很吃力的沟通。当时的口号是“大批大斗促大干，抓政治学习促农业生产”。那年我才十九岁，社会经验不足，边干边学习，上头怎么安排，我回村后就怎么落实。
  全村有二十几户人家，坐落在农场橡胶园旁的一个小山坡上，村里道路坑洼不平，家家住的都是茅草房，厨房与卧室连在一起，中间隔着一道用细木条当架子、稻草裹黄泥糊的泥土墙。生产队长姓林，我住在他家的饭厅靠墙一侧，白色的蚊帐只挂了一周就被厨房烟火熏得黑黄黑黄的。每天早上吃玉米粥，到了中午还是吃带点酸味的玉米粥，只有晚餐才有一顿干饭吃。只有盐巴和生姜当菜，有时下田劳动时抓一些青蛙、小鱼之类的回来，洗洗就放锅里一煮放点盐，就算是美食了。
  村里的水稻产量也就每亩200多斤，杂粮有玉米、红薯。人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男人都抽水烟筒，妇女脸上刺有青色花纹。刚下村时，我经常走家串户、了解民情。通常是白天一起下地劳动、了解生产情况，晚上开会宣讲有关文件、从大队带回的报纸。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我基本上掌握了队里各种情况。
  每次从大队接受任务回来，都要组织队长、队委，贫协主席开会讨论，工作配合得很好，事事都不落人后。有一次我去公社开三级干部会时，发现镇上有一个生产队制作的打谷桶方便实用，便回村里与队委商量是否也制作一批。大家都说没钱制作，还想将收割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再用牛群踩踏的老方法脱谷，这样做当然也行，但人与牛都很疲惫，工效也低。我看到使用打谷桶能提高工效，节省劳动力，稻秆放在田间做肥料，把稻谷挑回来即可以了，就坚决要求这样做。
  道理讲了一大堆，队长、队委也赞同我的建议，可没钱就是不好办。正在进退两难之际，我想到可以自己筹料加工，这样就能少花钱多办事。第二天我到附近的南田农场爱国队找高中同学，把情况说明清楚，请求支援一些被台风刮倒的橡胶树，然后锯成一块块的木板运回村，又派村民上山砍适用的小木条，叫会计去买回铁钉。我略懂木工活，打过简单家具，正好人尽其才。等一切准备就绪，我就独自一人加工起打谷桶来，结果只用了四天时间及花了几块钱买铁钉，就制作了7个结实耐用的打谷桶。社员们见了都很高兴，尤其是妇女们更加高兴，从此不用连稻秆一起挑回村子了，就留在农田当肥料，也解决了晒谷场每年四周堆满稻草、排水不畅问题。
  这7个打谷桶投入使用后，在晚稻收割中效果显著，使生产队的秋收工作走在前头。晚造备耕大积绿肥没白忙，本造单产比往年提高了100多斤，众人皆大欢喜。我在什道村驻队，较好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一干就是九个月，直到1975年3月才离开。由于工作出色，得到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也被藤桥公社工作队评为先进工作队员。第二期路教工作刚结束，我被通知留队，又继续参加了第三期。
  在西岛海洋九队（1）
  第三期路教工作从4月份开始，我分到南海公社路教工作队西岛工作组，因家里有事，上岛迟了一周。那天是星期五，我搭乘部队登陆艇上岛，就直接到工作组报到，其他队员已驻队，只有胡家魁和钟耀洲等人接待我。初次见面作了自我介绍，他们说起有一名女队员上码头接我，我说不知道。钟耀洲接着解释说，看了名字还以为你是个女的，那位大姐高兴自己有伴了，就到码头接你去。话音刚落，那位大姐已返回，并惊讶地望着我，问我是不是肖家顺？我回答说如假包换，大家听了一阵好笑。
  当天下午，工作组成员及大队干部、各生产队长在大队会议室开会，我被安排在海洋九队。九队队长姓麦，个头比我还高，黑铜色的皮肤，满口槟榔色的牙齿，平时话很少，人很老实。麦队长当晚安排我住在曾医生家里，他是大队周书记的妹夫。房间是个单间，收拾得挺干净。女主人热情地沏茶，问这问那，两个小孩有6岁、8岁的样子，挺懂礼貌的。吃饭则安排在不远处的曾医生姐姐家，这家三口人，女儿十五六岁。生活挺不错的，每餐都有鱼有菜拌饭吃。
  用过晚饭，我独自在岛上居民区走了一圈，了解一下风土民情。岛上的房子全是用石灰将珊瑚盘石砌成的，房顶是混凝土结构，看来非常牢固，防台风应无问题。水井的井壁、井边、井沿，也是用珊瑚石砌成的，井水有些咸涩，据说含钙偏高，但可以饮用。就是巷子太多，房屋布局有些凌乱。岛上到了夜晚，除了时有狗叫，就是海浪拍打岸边的潮水声。
  第二天我便正式开始工作，先找到麦队长，了解队里生产情况及渔民居住位置。生产队有事时，队委都在队长家开会或商量，因渔民住地比较分散，平时很少集中。全队只有5条2.5吨的木帆船和两条小舢板，近两年渔业捕获量在全大队最低，和有机帆船的队更是没法比。全队有渔民35人，每条船配备渔工7人，年纪大的有50多岁，年少的也有20多岁，年龄都比我大。每家都是青壮年男性当渔民，家庭妇女或适龄女孩全在剑麻厂工作。
  我随船出海的头一天，上午天气很好，船队驶向南山海域作业，要捕捞炮弹鱼（即鲣鱼）。原以为自小在藤桥海边长大，会游泳水性好，上船捕鱼一定没事，不承想出海不久就晕船了，全身感觉不自在。以后不断呕吐，黄胆水都吐出来了，接着全身发软，人瘫倒在船板上。队长安排一位老渔民负责照顾我，他一会递毛巾一会递水给我喝，还安慰说不要紧的，刚上船都这样，习惯了就没事。下午五点多钟，渔船驶回渔港，海上作业的事，我全然不知，听说只捕获了几百斤。下船后，我勉强走回住所，把女主人煮好的姜汤喝下两大碗，又吃了些米粥，接着回房休息，慢慢才缓过劲来。
  以后我坚持跟船出海，抗晕能力一次比一次强。到了第四五次，就差不多习惯了，可以在船上帮助撒网、收网了，也渐渐与渔工打成一片，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了解了作业技能和捕鱼方法。每次回港后，我都向其他驻点工作队员了解各队的捕捞情况，及时向本队队委通报，适当调整捕捞海域，哪里鱼多往哪里去。随着捕捞量明显提高，大家越来越有信心，决心赶超产量高的生产队。
  我还每天到岛上水产部门了解各队当天交售数字，了解捕获的鱼类品种及数量，再向工作队队友打听捕捞海域及位置，以便本队灵活转场。后来队友发现我有偷窃“情报”嫌疑，对我有了防范，有些情况就不告诉我了。经过几个月的近海作业，我对各海域的鱼类分布情况有所了解，也算是懂行了，就有资格参与生产决策，为队里的捕捞生产出一把力。
  一晃到了八月份，是捕捞鲳鱼的季节。有一天凌晨四点多，五条渔船早早出海，到南山海域时天已大亮，就在海面上展开搜索，有的船长还爬上桅杆瞭望，但整个上午没有动静。有人灰心了，生怕无功而返，但更多是不甘心。因为昨天就在这里，别的队捕捞到数量可观的鲳鱼。中午稍作休息后，又继续巡航搜索。
  下午两点多钟，副队长在桅杆顶端突然发现，西北海面的海水颜色时黄时蓝，明显是大鱼群，大家兴奋极了，马上按照事先的分工，五艘船同时调转船头向鱼群方向驶去，快到鱼群位置迅速下网围捕，配合极为默契迅速。经过一个多小时紧张作业，终于将鱼群围住了，我没见过这阵势，既激动又紧张。随着一步步收网拉近，看到鱼儿在水面不停地跳跃，每个人都无比兴奋。这庞大的鲳鱼群，难得被我们一网打尽，装了满满五船舱，足足有一万多斤。
  紧张劳作之后，累得筋疲力尽，都在各自船上休息。这时队长过来与我商量，看是否犒劳一下，言下之意是在海上吃一餐鲜鱼宴。按当时规定，渔民只能正常食用但不能拿鱼回家，否则就是侵占公共财产，轻则批评，重则批斗及通报全公社。我当然想到，以鱼当饭有违规嫌疑，但体谅大家辛苦，不想打击积极性，就私下同意了。于是各船都支起大铝锅水煮活鱼，也就是水烧开后，不刮鱼鳞不开肚，就将整条活鱼放入锅中煮，煮熟后捞放在大碗中，夹一块鱼肉沾一下酸豆酱，就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每个人都吃得津津有味、肚子饱饱的，我自己也一样，那份满足感自不待言，多年也忘不了。
  回到港口上岸后，队长特地开了个小会，要求对鲜鱼宴一事严守私密，不得对外泄漏，大家都会心一笑，然后各自回家。自此以后，我与渔民们更加亲近，大家在一起无话不说，他们都亲热地叫我“老肖仔”。若干年后我专程回岛探望他们，大家仍然有说不完的话，关系还是那么亲密。
  在西岛海洋九队（2）
  就在那年的8月份，西岛大队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一下子就死亡12人，这是西岛大队、南海公社，甚至是整个崖县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意外灾难。西岛工作组的所有队员都参加了救援工作，我也不例外，参加了搜寻、安抚整个过程，数天来的辛苦倒不算什么，只是看到那么多条鲜活生命突然消失，觉得非常可惜和难过。
  那时刚刮过一场台风，—西岛的渔民好几天都没出海打鱼，连平时到县城三亚采购物资、接送学生来回的船只也停开好几天了，唯独七队的机帆船“赶风头、追风尾”出海打鱼，早上才回港卸鱼货，还来不及收好网具，只是临时堆放在船头。这时看到天已放晴，是难得的好天气，就直接停靠在大码头上，准备去三亚镇街市采购物资。
  而岛上被困了几天的学生、准备去三亚上班的部分人员，一听说有船要去三亚，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搭乘此船去三亚。到了船上后，大部分小孩和大人坐在船头的尼龙渔网上，因为既干净又柔软，坐着挺舒服的，全船总共乘坐了30多号人。机帆船开动后，一路上欢声笑语，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三亚港码头（有8海里）了。可谁也没想到，此时灾难正向他们逼近。
  由于刚刮过台风，又下了几天雨，三亚河上游有六罗水、半岭水、汤他水等处水流汇集，并以汹涌之势冲出三亚河出海口，在三亚港外的灯塔处附近，与海水发生交汇，形成了洄旋涡流。当七队的机帆船行驶至此，便被急促而强大的水流冲击，产生激烈颠簸。顷刻之间，船体被打横、船舵失灵，坐在船头网具上的大人和小孩随即落水，接着整条船被掀翻倒扣在海里，撒开的尼龙渔网把落水的人盖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情势万分危急。
  此时附近码头发现险情，连续鸣笛示警。停靠近处的渔船上的渔民见状，纷纷拿着刀具跳到海中迅速游近，奋力割网救人。结果只救出了20余人。由于水流湍急、救援不及，仍有12人寻找不到，估计已被激流卷入大海。
  为了救助幸存者和打捞尸体，我们西岛工作组的全体队员都来到三亚港，和来自各处的渔民一起，在南边海及三亚湾岸边，组成一字人体拉网向浅海区搜寻，还从西岛调来几条船在附近海面展开搜寻，连续不断地寻找了几天。在白天，工作组的一部分人员参与搜找，一部分人做好遗体的善后工作。到了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做安抚工作，每人都疲惫不堪。
  到了第三、第四天，失踪的尸体逐渐在海面浮起，有的就在出事点附近，有的漂流到较远的海岸或海面。由于受到长时候的海水浸泡，加上浮出水面后又被烈日高温蒸浴，尸体基本上已浮肿变形，甚至出现残缺、腐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只能在海水中先用装盐的草袋从人体两头往中间套，待套好绑着之后，再小心翼翼地抬上船，运回岛上入殓安葬。一时，海潮呜咽，日月无光，亲人痛彻心扉，旁人无不落泪。
  那几天，我每天都参与搜寻、安抚工作，别的事都顾不得了。每当吃饭时，很自然想起打捞尸体的种种情景，根本吃不下饭，只能喝点稀粥。晚上又要到遇难者家中安抚作陪，到了深夜才能回三同户家中休息，还不能告诉人家说自己参与打捞尸体了。好在到了第五天，失踪者已全部找到并处理完毕，整个工作才宣告结束。到了这时，渔业生产又转入正常。
  在西岛海洋九队（3）
  到了九月份，渔业生产转入灯光鱼捕捞季节。这种捕鱼的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近海渔场驶出两只小舢板船，船尾两侧挂上两盏大气灯，利用灯光将附近的鱼儿（有趋光性）吸引到灯光下，其他渔船则在附近预先将尼龙网撒开，等待灯光下的鱼儿聚集多了，小舢板船才慢慢向事先撒好的渔网中划去，将追逐灯光的鱼儿引进大网中。差不多了，再迅速将渔网的四个角拉起收网。直到渔网的四条边拉出水面，小舢板船才驶离网区。这种捕鱼方法是大小鱼通捕，只要不漏网的都被捞入船舱。
  一次我们船队到铁炉港海区捕灯光鱼，连续十几天在船上吃住、作业，捕捞的鱼就近交售水产部门。我们白天靠岸休息，晚上出海捕捞，捕获的鱼可不少。那时没有通信设备，只靠收音机收听天气预报。有一天下午，收听到台风即将到来的消息，我和队长、队委经过商量，决定停止捕捞作业，向南返回西岛。收拾完毕就拔锚起航，我与队长所在船只负责带路，其他四条船紧随其后。
  经过东洲、西洲、白虎岭、锦母角、虎头岭等处海区时，海上风浪不大，行驶还算顺利。可到了傍晚，船队驶入榆林港外海区，榆林角隐约可见，此时海面一改温驯面孔，风越刮越猛，海面汹涌澎湃，波浪滔天，后面船只不时被海浪遮挡，只见到片片风帆。谁都知道，再向西岛方向行驶，小船很难抵挡风浪，弄不好就船毁人亡。于是，我和队长共同决定驶向红沙港湾，躲避这场台风。
  还未到达榆林角，海浪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暴风雨也来了，行船极为危险。就在船队快要进入榆林港时，副队长所在尾船的桅杆被狂风刮断，船上人员乱成一团，幸得他沉着冷静，大声指挥船工割断帆绳、将桅杆及船帆丢弃海中。一边靠人工奋力摇橹，一边靠前面船只抛出的粗绳绑紧船头拖动，继续跟队前行。好在榆林港口已经不远，经过一阵的艰难行驶，船队终于平安进入港区。接着再驶向红沙港湾，最后停泊在驻守红沙墟镇北侧的高炮连营区海域，这时已是夜晚九点多钟。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人又冷又饿，无法生火煮饭，只好蹚水登岸，在靠海边一处未竣工的二层楼房将就歇息，席地而睡。到了下半夜的三四点钟，部队哨兵巡逻时发现，把我们摇醒说这是军事禁区，不能在此过夜，把我和队长带去问话，限别人不准走动，等待进一步处理。到了值班室后，我们讲明了缘由，外面又是夜幕低垂的风雨天，高炮连领导也挺同情。他们经与西岛守备连联系，该连又派人到大队查询，确认我们是海洋九队的，才允许继续住下，但要求不得随便走动，天亮就要撤离。
  我和队长返回后，已经没有任何睡意，只好坐等天亮再说。第二天上午，风雨总算消停了，我们再回到船上，开始烧火做饭，才吃上一餐热饭。我和队长接着就到红沙邮电所，打电话给大队报平安，然后率船队驶回西岛，总算有惊无险平安归来。
  由于大家齐心协力，同时多商量、想办法，海洋九队的生产形势越来越好，捕捞产量不断上升。到了当年11月份，海洋九队居然高居榜首，成为全大队当年渔业产量最高的一个队。我也因为工作认真、积极肯干、成绩突出，被评为先进工作队员，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组织一员。稍有遗憾的是，尽管成绩突出，却因海外背景，故在表决通过时，票数只勉强达到，不过我也知足了。
  第三次参加路教及当兵
  第三期路教工作在11月底结束，我以为会被招工分配，谁知左等右等不见动静。
  我心慌起来，赶紧打听消息，才知原方案是将我安排到县气象站或邮电局工作，但政审时因我父母是归侨，被认为不适合进入敏感单位，就给取消了。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想要求回原知青点当知青，又觉得很没面子，生怕别人笑话，真是心有不甘。
  正在苦闷无奈之中，心想不会又当工作队员吧？果不其然，我在12月中旬接到参加第四期路教的通知，安排我到林旺公社工作队青田工作组，临时顶替另外一名队员抓早造备耕。这时我有思想抵触，看来真是条好用的牛，拉重车少不了，又派回黎族村庄了。
  领导说好一个月再另做安排，我心里仍然不畅快，但还是踏踏实实地干。1976年1月中旬，公社搞农田大改造，我被调到洪风工作组，驻点风塘村是个汉族村庄。由于有了二次路教工作经验，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干好工作不在话下，一切都很顺利。抓备耕、抓学习、抓生产这些，都是老一套了，我和队长、队委紧密配合，又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安排井井有条。工作队领导时常下来检查工作，既表扬了我也安慰我，我只能答应一定干好工作，请他们放心。
  1976年2月中旬，林旺公社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全体工作队员也参加了。在会议期间，恰好遇上县里春季征兵，我一时心血来潮，就私下报了名。我想得很简单，感觉近几个月身体有些消瘦，会不会有什么病，不如体检一下看看，反正也不要钱的（我每月工资21元，交完伙食费没剩多少）。没想到体检居然合格了，几天后就接到应征入伍通知书，是弄假成真弄巧成拙了，这时进退两难。我好歹已辛苦了两年多，很希望被分配工作，还真的不想去当兵。
  我找到工作组领导表明了想法，他当即批评我：“你刚入党不久，又体检合格，不去当兵，想当逃兵，还是个党员吗？当兵多光荣啊！”几句话把我吓得够呛，我只好服从了。于是，我交接工作、收拾行李、辞别众人，回家小住几天，就向父母告别。
  当我回到阔别一年多的崖县青年农场时，与我同为第一批的不少知青已被招工、推荐上学离场，增加了众多陌生面孔，想来应是第二三批到来的。风景依旧，人物时新，我之将离，感慨万端！次日上午，场里组织了欢送大会，敲锣打鼓送我和另一个知青一起去当兵，一直送到了县武装部。由此，我就成了崖县青年农场第一批被招兵的知青，那时我刚满2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