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每当谈及知青话题，我都会想起四十五年前的往事，点点滴滴涌上心头，仿佛又置身于乡村的绿水青山、良田沃野，呼吸着湿润的新鲜空气，闻着泥土的芳香，久久不能忘怀。
  不愿留城上山下乡
  我1972年以崖县中学高中毕业时，正逢县城三亚镇掀起上山下乡热潮。我跟随父亲在县城生活，继母和姐姐、两个妹妹在琼海农村，按当年的政策，我属于留城学生。
  初时日子还可以，我和同窗好友覃业山、麦少君、石禄、蒲万金等人，在红旗街22号覃业山家后面的小楼阁上，经常疯玩扑克牌，以画大花脸取乐，但众人很快散落四方。蒲万金在8月26日上山下乡到三亚林场，覃业山在12月22日上山下乡到抱龙林场，石禄在年底参军去广西合浦，麦少君（留城）到三亚小学当代课老师，昔日的热闹喧嚣不复存在，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
  1973年9月14日，老家琼海遭受了一场百年一遇超强台风，风力有16～18级，到处都是屋顶掀飞、墙垣倒地、大树拔起、人哭畜叫。我家房屋两厢倒塌，剩下大厅兀立，家人险遭不测。是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使灾区和灾民得以摆脱困境、重建家园。我耳濡目染了许多故事，倍感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开始有了上山下乡的念头。
  从琼海返回县城三亚镇不久，与从未接触的同届同学林保烈不期而遇，无话不谈，相识恨晚，有了结交之心。他家弟妹多，大妹林桂玉已在1972年上山下乡到羊栏海坡，他与我的想法一样，希望尽快参加工作，好减轻父母的负担，而因许多同学朋友已上山下乡，也觉得孤单寂寞。
  他在高中时是共青团员，还是班里的学习委员、英语科代表，平时处事沉稳，我自愧不如，但我们同样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崇尚集体主义，向往集体生活，有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的决心。两人经过认真协商，觉得应该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锻炼和改造自己。
  于是两人相约结伴同行，在1973年12月27日，一起上山下乡到位于羊栏公社新建立的崖县青年农场，开始了自己新的人生。
  我当上知青“领导”
  农场的临时宿营地在羊栏公社光头岭，我和林保烈都分在工交连，整个连队有60余人。我在这里认识了同来的知青，也认识了负责接待的周朝壮场长、陈献琦政工员（类似办公室主任），以及工交连的带队干部周经源指导员、黄瑞鹤连长。陈政工员那时20多岁，是老大哥，其他人都是长辈。他们都很和蔼、热情，让我们感到亲切，心里很踏实。
  到农场不久，遇到两次意外任命，使我感到愕然，有些诚惶诚恐。第一次，是任命我为工交连一排副排长，当林保烈（排长）的副手。第二次，是任命我为第一副连长，和林保烈（第一副指导员）共同主持连队工作。知青干部大多之前有资历，而我从小学到中学，也就成绩可以、文科突出，却连个小组长都没当过。为何有此任命，我后来问过陈政工员，他说是带队干部提议的。我想可能与我那时积极主动、吃苦耐劳、踏踏实实等表现有关，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就给我加了担子。
  我当知青干部，刚开始还闹过笑话。记得是当副排长的第二天，全排32人列队完毕，林保烈宣布分班方案及讲了话，正准备解散队列时，好动的杨家强等人鼓噪起来：“梁副排长也讲话”，许多人还鼓起掌来。我那时人很腼腆，不擅言谈，讲话有些结巴，臊得满脸通红。我勉强讲了一通话，怯场加结巴，嘴皮哆嗦，小腿晃抖，出了洋相，引起一阵哄笑。不过还好，适应期并不长，大概一周左右，我就有了自信心，能正常发挥了。
  当了知青干部，那就要好好干，起模范带头作用。于是，我给自己定了几条原则：1．吃苦在前，享受在后；2．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3．不搞特殊化，不占集体便宜。并且要求自己：定下的就要坚守，决不能半途而废。
  我酷爱读书，阅读过很多书籍，下乡时不忘带上几本，这时都要收起来，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我较为习惯农村生活、不怕艰苦环境、能适应高强度劳动，是长期练出来的，这时很有用处。当学生时每到农忙下乡搞“三同”，我个性使然，总是埋头苦干，不吝惜力气。中学放寒暑假期间，我或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为继母挣些工分；或在父亲单位搞基建时当泥木小工、或顶替孩子小的女工上水利工地干活，好挣些开学时的学杂费。
  周指导员50余岁，有胃溃疡病，身体不怎么好。他的阅历和工作经验丰富，对知青视若儿女，很受知青们的敬重。他的女儿周玉珠是工交连第二副指导员，儿子周文雄在牛工班，都是诚恳踏实的人。他对我和林保烈言传身教，使我们懂得了许多做人道理，了解到不少农村情况、生产知识，有助于尽快进入角色，能够有所担当。
  林保烈仅比我大几个月，是家里长子，遇事有主意，很值得信赖。我与他之间，是好朋友加工作搭档；在一起工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于公于私，我心里都很踏实，也感到很满足。
  在逆境中负重前行
  建场初期，有早造备耕、筹备建房两大任务，场部多次开会布置，要求抓紧。周场长描绘了农场美好蓝图，鼓励我们当合格的社会主义新农民，林家克副场长宣讲革命光荣传统，陈献琦政工员进行理想前途、思想道德教育，孙有花副场长解说农业常识、水稻种植……
  在这个阶段，场干部、带队干部起了较大作用，他们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周指导员是工交连的主心骨，等我们熟悉情况之后，在工作上逐渐放手，但要求互相配合好，分工不分家。在周指导员、黄连长的帮助和督导下，林保烈和我，以及肖家顺（第二副连长，不久就参加路教）、周玉珠、林海旺（时任会计，后来接替肖家顺），成为连队的领导核心。
  我们几人的分工是：林保烈主抓基建，我主抓生产，肖家顺、周玉珠、林海旺全方位协助。以后，林保烈带人专心一意建房，我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和肖家顺带人到深山伐木；周玉珠负责管后勤和机动，和林海旺带人去挖石灰石、挖沙子、拾石头；林海旺还负责打水井、烧石灰。
  工交连的许政平、黄琼木、吉立道、周达强、周廷利、林廷忠、林海江、李亚吉、吴钟敬、吴文良、周庆斌、潘平、林海英（女）、林秋成（女）、陈作琼（女）等正副班长，都是思想上进、工作积极的知青，他们为了农场的变化和发展，为了工交连的荣誉，尽了自己一份力量。
  我们同心同德，依靠全体知青，认真抓好各方面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连队基建速度很快，在第二批（1974年）知青到来前，已建成两幢砖瓦房，两批知青欣喜入住；1974年的早造水稻收成不错，晚造水稻长势喜人。作为第一副连长，尽管工作很辛苦很累人，出于职责所在，我无怨无悔。林保烈的组织领导能力、我的吃苦耐劳精神，多次得到场领导的表扬。
  但突如其来、影响很大的工交连1974年“9·29事件”，让林保烈和我灰头土脸，情绪上受到严重打击。那时连队刚建造第3幢宿舍，红砖供应紧张，基建时而停工待料。因场部对运力协调不好，我连几名知青拉来油棕树头，拦住周场长乘坐的运砖卡车，要讨个说法。林保烈和我赶到现场时，正处于对峙状态，周场长斥责他们胡来，要求搬开油棕树头。我俩没有处理这种场面的经验，头脑也发热起来，顺从了“民意”，要求讲清楚了再搬开。
  周场长一气之下，就叫司机调转车头，改道回到场部。县知青办知道这件事后，专职副主任邓寅森在第二天下午来到农场，把连队干部及当事人叫去问话，严厉批评教育，认为无组织无纪律，大家这时才知道问题严重，暗暗地担忧起来。
  接下来，陈政工员安排一周学习时间，让工交连班长以上的知青干部，晚上到场部办公室集中学习毛选有关文章及有关资料，帮助提高思想认识。末了，周指导员（当日有事回县城）、林保烈和我都做了检讨，周场长也做了自我批评。本来以为事情结束，可以轻装上阵了，不料继续发酵，产生了严重影响，有些班长的入团问题泡汤了，对新党员的吸收也有所影响。
  不久，周场长调到三亚供水工程指挥部，周指导员回到崖县公路工区担任书记，态度偏激的林副场长主持农场工作，一有机会就将“9·29事件”拿来说事，当成缺乏组织纪律性的典型例子。我的心情这时沮丧到了极点，此去前途迷茫，不知路在何方！尽管如此，还是认真工作，努力完成各项任务，从来没有松懈过，只是不想多说话。
  1975年4月初，我及财贸连的第一副指导员孟明、工交连女班长陈作琼，同被抽调参加了崖县第三期路教工作队，分在林旺公社工作队青田工作组。三人都是入党培养对象，工作队派人到知青点调查个人表现时，“9·29事件”又被重提，我一时无话可说。
  青年农场后来改称三亚菜场，并在1975年10月吸收8名新党员，这也是仅有的一批党员。在这批新党员中，原财贸连知青有5名，原工交连有3名。在工交连这边，是第二批下乡女知青2名、第一批下乡女知青1名。而我们几位在工作上认真负责、表现出色的连队干部，以及所有的男班长，仍然是“党外人士”。
  参加“路教”下两村
  “路教”的全名叫“崖县农村社会主义基本路线教育”，主要宗旨是用“基本路线”教育农民，主要做法是集中人力物力、按照农业季节，狠抓农业生产，改造农村面貌，在当时确有一定成效，至于某些作法有过激之嫌，那是另外一回事。
  在深田村生产队
  王运昌任林旺工作队队长，他是县科教办副主任，黎族领导干部，听说读过中央民族学院。他兼任青田工作组组长，对人很和蔼，同时又很严肃，在会议上讲话很精彩、有水平，我很喜欢听。我初时分在深田村，后来转到“多汝三”。孟明在下田村，陈作琼和符玉花常委（县委常委、女青年，黎族）在高村，三亚林场知青郭学胜在长山村。
  青田大队书记原是吉文清，他是县委委员，参加第三期路教去了，继任书记蒲文荣是深田村人。该大队有10多个生产队，就林旺村的一、二队是汉族群众，其他村落是黎族同胞。这里处在丘陵地带，农田高低不平，没有水利灌溉条件，是全县有名的干旱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溪涧流水灌溉有限，早造种植面积少，主要靠晚造水稻。大多数人的温饱成问题，农村普遍比较贫困。
  深田村有20多户，以村为生产队，生产情况稍好一些，得益于在大山深处开垦近10亩水田，早造也能种植水稻，所以口粮分配还可以。村子在林旺铁炉港边上，算是依山傍水，铁炉港里的鱼虾多，容易改善生活。
  我吃住在生产队长蒲明德的家里，睡茅草房大厅的一张木板床。他家有老妈妈、夫妻俩，二男一女三个孩子。蒲队长30多岁，说话嗓门大，是个爽快人，农闲时喜欢撒网捕鱼，打火把抓虾蟹。虽说他家并不富裕，但男女主人会操持，生活还过得去，比我在农场时要好。
  搞路教期间，工作组与大队协同安排工作，工作队员与所在生产队长一起接受任务，工作组资料员尹汉渊（崖城人）与大队资料员高文勇（深田村人）一起汇总进度，进行检查评比。在深田生产队，蒲队长抓工作还可以，就是脾气差些，我在平时只是按上面要求配合及督促，晚上在社员记工分后，用海南话宣读有关资料和海南报纸有关消息，工作比较轻松。
  曾有老队员介绍过搞路教经验，说要敢抓敢管、敢想敢说、敢批敢斗，群众才怕你服你，工作才好做，可能我的认识有些迟钝，总是接受不了。我试着敢抓敢管一下，结果碰了不软不硬的钉子。
  那天晚上记工分后，正准备开会，一查还有几人没到场，蒲队长叫队委去催促后，还有一位大婶没有来。这回是我自己去叫，她正在家里舂米，说很快就来。又等候了一会，她还是继续舂米没有来，我怕别人等久不耐烦，再次去叫她，拿了她的舂棒，结果她大声嚷叫起来，说工作队不让人吃饭。引来了一些人围观，有同情我的，也有指责我的，还得蒲队长出面收场。
  过后，相邻村庄的工作队员，经验丰富的“片长”老林叔（县公路局干部），前来深田召开队委会及社员大会，指出拒绝参加学习及对工作队员起哄不应该，态度非常严肃，帮我撑足了场面，过后我也理顺了关系。我对这件事进行了反思，觉得不能事事太较真，对有实际困难的社员，多些关心帮助，或许更合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作为工作队员，在深田村只是很尽力，还算不上合格。
  在“多汝三”生产队
  多汝村有三个生产队，以“多汝三”生产队的条件最差，暂时没有工作队员驻点，工作组打算调整人员过去，我马上报了名。工作组副组长黎绍雄是熟人，他的妻子是我们农场副场长孙有花，他介绍说该队离大队较近，但生活条件最为艰苦，叫我慎重考虑一下。我说就这样决定了，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时已是6月初，快进入晚造备耕时节，我在“多汝三”生产队，遇到了一些闻所未闻的事情，经受了前所未有的磨砺，在整个人生中最为难忘。
  “多汝三”是个小村落，有20来户，从多汝大村分出不久，位于一块山坡上，背靠竹络岭，面向铁炉港，没有几棵树木。吃水要到300多米外的田野边、墓地旁的水井去挑，我晚上去洗澡，初时觉得阴森森的，时间久了才习惯。耕地都是旱田，早造没法种植，全年靠晚造水稻，冬种番薯产量低，砍立方柴（烧火柴）挣些收入。由于村子太贫穷、条件差，没人愿意当队长，只好轮流当。工分不值钱，干活没意思，队长讲话没人听，在台上净被别人骂，等下台了再骂新队长。
  “多汝三”的正副队长是胡德明（中年人）、周亚县（年轻人），他们介绍了队里基本情况，诉说了种种无奈，又说去年晚造收成不怎么好，有些人快断粮了。还说老实巴交的犁工苏庆仁在近处借不到粮食，这两天准备到远道的六道大队亲戚家去借，等秋收以后再还。听着听着，我的心里不由一阵酸楚，感慨万千！
  我又问了社员的劳动情绪，他们说大家对每年晚造很重视，每人都会尽力。还说冬季要修高村水库，就盼着有水利灌溉，一年能种两稻一薯，日子就好过了。我对水稻种植很熟悉，跟他俩很谈得来。了解到有关情况后，我心里有了底，决心与社员们同甘共苦，争取改变落后面貌。
  苏庆华会计头脑较灵活，能折腾一些收入，刚盖了一栋三间式的新茅草房，胡队长和他商量后安排我住到他家，他让我住一个小单间，还有木板床，挺不错的。开始是在副队长周亚县刚结婚的小舅子罗开仁家开伙，后来移到苏会计的弟弟、大队民兵营长苏庆良家开伙，开始了与社员们的同住同吃同劳动。
  晚造大积绿肥约有10天左右，我日干三刻，和社员没什么两样，每天割了满满的三担绿肥，每担110斤左右，挑到田头剁碎后遍撒地里，让牛工翻土时盖住沤烂。头两天只在村子近处割，以后越走越远，沿着海榆东线公路上竹络岭割，再后来翻过竹络岭，到竹络村（现南新农场24队）、竹络道班附近去割，单程就有3公里多。
  这个级别的劳动我还行，没觉得有多累，就是肚子太饿，这是个大问题。越靠近晚造生产，缺粮的情况越突出，我开伙的苏庆良家也没剩多少粮食，已转入每天三顿很稀的稀饭，慈爱的老妈妈都觉得不好意思了，我说不要紧的，让她放心下来。我咬紧牙关，克服困难，一天天地坚持着。
  干高强度的体力活，肚子饿时很难受，有时撑不下去，或到大队供销社买些硬饼干应付，或在竹络村（当时是垦区连队）讨开水喝时，连稀饭一起喝下去（人家没开水，叫喝稀饭汁）。有两次我在割好飞机草绿肥后，先搁放在竹络道班，步行2公里多到红土坎村（过田独墟镇几百米）堂叔家，吃了一顿饱饭再返回竹络道班，把两大捆绿肥挑回去。
  备耕完成后，使用了水稻新品种胞胎矮，很快转入晚造插秧，再进入中耕、追肥。那时风调雨顺，禾苗长势很好。社员们都说，过去工作队员下村做“三同”，都会带来好运，看来这次也是。我在想：晚造使用良种，农家肥放得多，田管也认真，又砍了立方柴凑钱买化肥，但愿老天眷顾吧！
  在高村水库
  类似的高强度体力劳动，在青田大队高村水库也有过。晚造插秧过后，林旺公社组织各大队民工上水利工地，想在年底前筑成高村水库大坝。水贵如油，穷则思变，要为人民谋幸福，公社干部是好样的，赵良茂书记（儋县人）、蒲忠连副书记（本地人，黎族干部）等人，吃住在水利工程指挥部，每天带头苦干，令人肃然起敬。
  林旺工作队全体队员都上了工地，王运昌队长每天到工地劳动，头戴尖角竹笠、脖子上披着一条毛巾、手拿一把锄头，是他那时的醒目标志。尹汉渊资料员及郭学胜等人，除了统计进度和评比名次，还在大坝快筑成时，用片石在坝体的正面堆砌出“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是仿宋体，很有气势！
  我和退伍兵蓝文和（黎族青年）一起工作，负责登记及统计青田大队各生产队的每天运土车数，好让资料员每天评进度评名次。我两人干了几天，发现在热气腾腾的劳动竞赛背后，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某些人有投机取巧心态，故意把胶轮手推车挡板的长度缩短、高度降低，结果挖土的拉车的都省事，表面看土堆得高，实际上土方没多少，每天车数倒是不少。
  这样做肯定是不公平的，蓝文和曾经上前指出这样不好，对方笑哈哈推车就跑了。我看到有几个快50岁的老队长，每推一车都是满满的，心里很是敬佩，不想让他们老是这样吃亏。等到那种车子再出现时，蓝文和觉得不便多讲了，这时我就上前去说这件事，对方反唇相讥，说我们只会耍嘴皮子，不知他们的苦处，还说要不你也来试试！
  我一是受到热火朝天劳动场面的感染，二是觉得推车只是一件平常的体力活，三是想争一口气，证明工作队员也是能干的。于是从第二天，登记统计工作交给别人做，我挑了一辆挡板合格的车子，每天推车来回奔跑，总共干了十几天。初时青田大队刚转移挖土地点，在一处山腰上，离已筑起坝面约有六七米高，你先要控住车子慢慢下坡，到了坝面才能正常推车倒土。
  说时容易做时难，连土共300多斤的车子下坡惯性大、难控制，容易出现险情。人在后面车在前，握不住车把就会脱手，车子冲下坡很危险；人在前面车在后，脚步扎不稳就会滑倒、摔倒，要被车子冲撞或碾压。那些多次上水利工地、能征惯战的老民工，已习惯这种场面，当然不成问题，但对于身高1.63米、体重不足110斤、体力很平常的我，却是一件难事。我在两天内，车子翻过两次，这才把握到位。不过随着坝面升高、坡度降低，车子就好推了。
  路教工作结束
  一年只种一造的农田，只要水肥充足，产量就很容易上去。晚造收成还真不错，整个青田大队都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笑脸，“多汝三”也不例外。割稻、脱粒、晒场、缴交公粮完毕，高村水库也竣工了。站在海榆东线公路上，眺望不远处的水库大坝，“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非常醒目，让人顿生自豪感！
  该水库是人造库容，集雨区域也不大，能发挥多大作用，以后才能知道。还有，库底潜流处理不好、漏基现象排除不了，对平时的蓄水量会有影响，需要慢慢地解决。即便是这样，高村水库的建成，给历年经受严重干旱的群众，带来了新的信心和希望，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到“多汝三”后，与近处“多汝一”生产队的工作队员董文兴来往最多，他之前是羊栏公社桶井大队民兵营营长、退伍兵、黎族青年，坦诚豪爽，群众关系好，经常给我一些指点。他知道“多汝三”的生活条件差，有好吃的总会叫我分享，还经常陪着我，让我感到非常温暖。
  在农场时，我和孟明同为连队干部，却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只知他在中学时成绩优秀。到青田后了解增多，逐渐抱有好感，两人常有往来，他和村里的年轻人关系密切，让我好生羡慕。有一次到他那里，见他正在写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字迹遒劲，逻辑清晰，行文流畅，让我非常钦佩。
  已调离的周朝壮场长也参加了第三期路教，他是田独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兼安罗工作组组长，我和孟明曾经两次步行到5公里外的安罗村看望他，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总是关怀备至，热情接待，询问工作，多有鼓励。
  我与苏庆华、苏庆良两兄弟关系处得不错，苏庆良那时还在大队林场，有事时才回家一趟。他们的妈妈一直对我很关爱，我每天喝稀粥，劳作繁重，身体明显消瘦，她总是过意不去。晚稻收获后，她用10斤糯米酿了甜酒糟，让我一个人单独吃，我怎么说她都不听。庆良兄说是她的心意，叫我听她的。如此纯朴人情，弥足珍贵，让我至今难忘！
  不久后，青田大队境内的石姆隆水库开始动工，但第三批路教工作队的收队日期也临近了。把生产队的民工派上去后，我决定自我休整一下，将一直随身携带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袖珍本，从头到尾通读一遍。这本红皮书有来历，是崖县知青办赠送给1972年上山下乡知青的，好友覃业山转赠给我，因一向工作繁忙，阅读时断时续，正好这回有了时间。
  我还抽出时间，把村子通往外面公路的通道整修了一遍，又在房东苏庆华家黄泥巴墙朝着通道的那一面，学着尹汉渊资料员的样子，先用仿宋体字打好字框，再用白灰水填写“农业学大寨”五个大字。收队时间已到，我背上背包悄悄地走了，就像我来的时候一样。
  重返知青点
  在一队的日子
  1975年12月下旬，我和孟明重返知青点，这里已“改朝换代”，叫“国营三亚菜场”，场长是李昌炯，副场长是黄学锋、林家克、林光仁。因推荐读书、招工、招干，首批知青已有60余人离场，第三批280多人新到，在场人数450人左右，分7个生产队，以及基建队、机械队。原来的连队干部，吴开仁、林保烈去读书，陈新荣、刘雁玲被招工，肖家顺搞路教，周玉珠、林海旺还在。
  孟明分到某队当队长，我分到周玉珠的一队当副队长。对此，我倒是无所谓，怎样安排都行，该做的事会做好。周玉珠姐弟两人首批下乡，招工时两招一，她让周文雄去糖厂，自己留下来。她一头短发，身着工作服，显得朴素精干，大家久别重逢，见面分外亲热。
  一队风气很正，原有基础不错，周玉珠与符锐（第一批，已招工）、何志雄（第二批）搭档，李伟海（第三批）当“小顾问”，工作配合默契，成效卓著。我来到后要做的，就是锦上添花，协助好周玉珠，带出一支作风过硬、积极向上、团结友爱的队伍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与周玉珠、何志雄、李伟海三人紧密配合，愉快共事，与队友朝夕相处、共同劳动，达成了既定目标，对此我很欣慰。
  四十三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当年的伙伴：队干部3人——周玉珠（女）、何志雄、李伟海；男知青24人——何鹏程、杨家强、韩智光、周景庄、周玉克、曾繁弟、符兴胜、林进生、陆为胜、吴雄、吴思、曾美琼、曾光云、符玉福、蒲裕珥、蒲乃胜、王昌球、王圣雄、王乃雄、谢世才、樊石宝、苏林安、孙建平、许荣山；女知青16人——王彩菊、王永兰、吴群珠、吴多庄、陈亚兰、陈丁儒、陈丹丹、翁兰梅、刘玉香、梁香妹、孙青林、蔡萍、蔡元玉、黄玉兰、莫玉英、叶秀凤。
  在这段时间，作为知青老大哥、老大姐，我及周玉珠最揪心的事，就是对莫玉英的病情爱莫能助。她是第三批（1975年）知青，个性活泼开朗，工作积极主动，才十七八岁的青春年华，是个很乖巧的女孩子，却意外遭受严重不幸，让人感到痛心。她是在上山砍烧火柴时，砍了一处矮丘的几棵小树，仔细一看此处是无名坟墓，一时惊吓过度，导致精神失常，送回三恩水泥厂家里养病去了。
  大家心里都很牵挂，我与周玉珠等人曾经前往探望。县人民医院无法医治，场领导特派陈武才开海南牌汽车去她家接人，送往乐东佛罗墟镇，让民间医生给治疗。我们几人商量后，特派陈亚兰、陈丁儒两人陪同护理。一周后我与林进生代表队里专程去了一趟佛罗墟镇，在看望她的同时，慰问了辛苦护理的陈亚兰、陈丁儒，她的病情这时有些好转，但疗效不是很显著。
  1975年秋季我调到二队时，她的病还没治好，后来听说场里又派人送去海口，医治了好长一段时间。再后来，听说她的病情已痊愈，嫁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那边了。已经42年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和家人现在过得怎样？但愿岁月安好！
  在二队的日子
  二队队长是许荣天，原财贸连第二批知青，那时与他不熟悉。副队长陆光梅也是第二批知青、原工交连女班长，过去是我的属下。说实在话，到二队当副队长，确非我所愿。
  我觉得已忙活了两年多，一直兢兢业业，眼看年底快到，新一轮的推荐上学、招工、参军，很快就要到来，还是顺利过渡为好。另外，一队的人际关系、工作配合、人员表现，无不令人满意，工作很轻松。还有，周玉珠的父亲是我的人生领路人，协助她开展工作，我当然很乐意。
  我事先知道要调任，本想找场领导反映意见，但知情人告诉我：许荣天这个人还不错，但几个第一批知青的表现有些问题，原是工交连的人，不怎么好管，李场长想让我这个老连长过去，协助调理一下。他们的情况我清楚，是第一批招工没有份，不甘心及不服气，情绪有些失落，甚至“破罐子破摔”。我想老是这样不行，弄不好就会吃亏，有必要及时处理。
  我从来不会逃避困难，这次也不例外。与到一队时锦上添花不同，到二队是做思想转化工作，不使少数人拉了全队后腿。我先与他们好好谈，开始还听得进我的话，诉说了种种委屈和不满。有些事我表示理解和同情，有些事我严肃批评，还告诉他们说：要想尽快招工离场，就要努力工作、积极表现，不然就会自我耽误。
  过了不久，他们几个故态复发。我在开会时严厉批评，强行要求“车辆改道”，他们先是慑服、继而不满、最后反抗，与我正面顶撞起来，让我一度很失望。还好，这时另一个情况出现，他们不想听我的，倒是很愿意听许荣天队长的，遵守纪律及积极工作。我初时有些迷糊，觉得好心没好报，但慢慢就想通了：不听我的不要紧，只要能改变过来，听谁的都一样。
  许荣天队长在这时充分发挥其能力，把各项工作抓实抓好，整体局面有了显著进步，得到场领导的赞扬。三亚港务局来招工40多人，有许荣天、陆光梅等人，也有二队队员2人（剩下的陆续被招工）。我主持工作一段时间，与外队调来的林雄（第三批）及王雪梅（女，第三批）愉快地合作，不多久就向他们交班了。
  1976年10月，经过自报公议，有25名知青被定为推荐上学候选人，记得有孟明、梁生刚、周达强、许政平、林海旺、黎光卫、陈孟英、黄正平、杨爱华、黄钦、寥金娥、冼瑞娟等人。经过候选人互评、场干部评审、场党支部终审，即所谓的“过三关”，排列了1—25名次序。孟明过第一关时排名第一，以后逐次落第；杨爱华（女，第二批）过第二、三关时排名第一，我过每关都排名第二。
  县里最后分配给知青场7个推荐指标，杨爱华到海南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就读，我与黎光卫、黄正平、陈孟芳到自治州技工学校就读，黄钦（女）、赵定晶（女）到自治州卫生学校就读。我于12月底前往学校报到，3年的知青生活就此结束。
  心存感恩
  回顾三年的知青生活，我觉得受益匪浅，懂得了很多东西，提高了工作能力，确立了人生信念，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无所畏惧，勇往直前，所以我对崖县知青场心存感恩。
  水稻种植知识是周朝壮场长、周经源指导员、孙有花副场长等人教授的，从整地备耕、浸种催芽、育秧插秧、除草追肥、田间管理、治病虫害、开镰收割、晾晒归仓，以及把握农时、劳力组织、过程安排等事项，我无不熟悉。
  蔬菜种植知识是红沙公社老菜农、“小顾问”李伟海等人教授的，从整地打畦、育苗移种、穴播撒播、治病虫害、浇水施肥、收获打包、劳力组织等事项，我同样无不熟悉。我还能驭牛犁耙地，技艺至少能算二级牛工，在100米内一犁成直线、深浅均匀、行距相近，这没有问题。
  扁担、锄头把是常用之物，与劳动工效、劳动过程密切相关，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为了确保正常劳作，不是木工的我，光凭一把锋利柴刀，可以随意把一根小树木劈削出四个标准直角平面，再削成扁担或锄头柄。我经手安装了不少锄头，用起来都很趁手，不容易弄脱。
  当干部就要做群众工作，只有设身处地、态度谦虚、关爱帮助，才能打成一片，获得大家的支持。要做好各项工作，先要熟悉情况、准确计算、合理安排，才能落实到位、抓出成效。我有一套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有时还一肩多挑，以确保进程及进度。
  我经常要求自己，要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三年如一日。连续三年的春节，我都带人留守，在知青点度过。身为知青干部，我从未接受过打饭分菜照顾，这个习惯保持了三年。
  在劳动中，我经常干最苦最累的活，有过两次皮肉伤，幸无其他问题。我的小秘密是让身体各部位合理分担，如左肩右肩、左手右手、左臂右臂轮……不使某一节点过度疲劳；尽量顺着气干活、不轻易超负荷，避免积劳成疾；一有空就抓紧休息，尽快恢复体力。
  每月粮食30斤不够吃是事实，许多人都从家里带来食物补充，我家经济情况不行，我从未回家拿食物，父亲仅托人带过几条红芯熟鱼。除了林保烈、陆文诚，我不轻易接受食物馈赠，怕无法偿还人情债。我的小秘密，就是依靠意志力，尽量忍耐。“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对于我，确有精神激励作用。
  我有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当一名合格的知青或知青干部。于是有了压力和动力，始终坚持和坚守。我知道，这对自己有些苛刻、苛求，不一定每人都能认同，但我于心无愧、心安如故。
  有了以上的历练和感悟，我离开知青场以后，路走得比较顺，多次担当主要角色、完成各项任务，让别人刮目相看。经受各种磨砺和考验，才能够成长及进步，这个道理世人皆知。我从这里起步、历经磨炼，崖县知青场一直在我心中，终生难以忘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