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9年8月11日，随着停靠在汕头港的“建华号”客轮的一声汽笛长鸣，我们潮安县庵埠镇的上山下乡知青离开了家乡，奔赴海南崖县，被分配到崖县崖城公社水南二大队三村的东风生产队。
  水南村位于崖城公社（今三亚市崖州区）的南面，与崖州古城的南城门隔宁远河相望。其地形为平原及不规则的沿山台地。水南以种水稻为主，宁远河水灌溉着水南上千亩水田和旱园地，旱地主要种植甘蔗、地瓜和蔬菜等经济作物。水南村在当时是比较富裕的生产大队。
  崖城古称崖州，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实，一直到民国初期，都是海南崖州府的行政中心。水南村古称崖州府高山所，是崖城的重要村落。水南历史上名人辈出，最著名的是明朝的钟芳，曾任代理吏部稽勋司郎中，考功司郎中，漳州府同知、知府等职。著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医学、军事等领域，被誉为“上接文庄下启忠介”的岭海巨儒。当时还有一位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水南村籍的老干部，叫廖树金，是在七七事变时入党的女共产党员，解放后曾任自治州妇联会副主任等职。
  分配到水南三个生产队的庵埠镇知青一共是三十一人，其中女知青十三人。在我们东风生产队，包括我在内是七个女知青。
  生产队为了安置我们，特意腾出几间瓦房给我们做宿舍。虽然说我们家乡也是个小城镇，但对比起水南来，还是有着天渊之别。当时的城镇青年，几乎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生活，更别说干农活了。要命的是，我们是农村插队，没有像兵团农场一样的公共食堂，而是每天都要自己做饭，可是我们当时连做饭都不会。看到这些，不知道以后日子该怎样过，我们几个女知青不禁哭了起来。
  这时候，队里的几个上了岁数的贫下中农老社员来到我们住的地方，一边拿香蕉给我们吃，一边安慰我们。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你们那么远来到这里，是毛主席派来的知识青年，我们就是你们的亲人。后来还有社员把我们认作干闺女。
  不久，队长黄生雄给我们送来口粮，还给我们送来了两牛车木头当柴火。当时物资非常紧张，他还想办法给我们送来两大担咸鱼干。有了这些粮食、柴火和咸鱼干，我们的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证。这时，女队长王俊桃大姐还派来了生娟、阿珠姐和琼花姐，她们都是年纪和我们差不多的基干民兵。她们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搞好生活，晚上跟我们在一起睡觉。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就陪我们下田劳动，教会我们一些基本的农业生产知识。
  我们到水南时，正值“农业学大寨”，大搞水利建设，争取水稻亩产跨长江（即亩产达到800斤）。当时的水南，主要就是种植水稻，而水稻的产量也差不多跨了长江。我们初来乍到，立即就要投入到水稻田的生产管理。这时很多贫下中农社员跟黄生雄队长说，尽量安排我们干旱地活，也就是到甘蔗地、番薯地干除草松土这些较为轻松点的农活。
  不久之后，我们看到，不论条件多么恶劣，农活多么辛苦，这里的农民都是刻苦劳作，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劳动才会有收获，才能有美好的生活。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老是让队里照顾，都觉得不好意思。于是，我们向队长表了决心，一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做一个新时代的新农民。
  队里的社员也非常高兴，都愿意带领我们一起下水田。我们是八月份到这里的，种植水稻最繁忙最辛苦的插秧工作早已结束，我们现在参加的劳动，主要是比较轻松的水稻中耕。中耕包括除草除病虫害和施肥，这些活都是需要下田里干的，此时田里都是水，蚂蟥横行。我看到社员们对这些小虫虫都表现得若无其事，下到田里就干起来，我也就跟着他们毫不犹豫地下了田。
  当时化肥是很金贵的东西，我们施的肥主要还是垃圾拌牛粪猪粪，用手抓一把，站在水田里，边走边撒。因为太阳大天气热，又站在小腿深的水中，才干了不一会，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干的。虽然我处处防着蚂蟥，但一不小心，还是会被蚂蟥叮上。初次被蚂蟥叮到，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可是对老农们来说，蚂蟥就是一口口水就解决的问题，后来我们慢慢习惯也就不怕了。
  有时候公社也会分配数量不多的硫铵、尿素等化肥到生产队。这些化肥大多数是日本生产的。化肥施用后，那些布做的化肥袋可是很抢手的，可以做劳动用的短裤。
  水稻的中耕，除了施肥，就是泼洒农药。插秧约两个月后，水稻的最大问题是染上稻飞虱。稻飞虱是一种对水稻产量威胁非常大的病虫害。这种样子跟臭虫相像的小虫，专门在水稻分蘗、拔节、孕穗的关键时刻，寄生在水稻下节杆的临水部，吮吸水稻茎内汁液，导致水稻枯死或不能孕穗。
  我们水南几个生产队，那一年稻飞虱极其严重，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将会造成大面积的减产。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社员们凭着多年的经验，在公社农科站技术员的指导下，用少量呋喃丹和六六六粉，再拌上煤油和水，撒在稻田水面上。这个办法非常灵，一下子稻飞虱便被抑制住了。
  在水稻生长期，威胁比较大的病虫害很多，比较厉害的是一种叫三化螟的害虫。除了农科站布置农药毒杀外，记得当时我们晚上还在田头，用风雨灯加药水进行诱杀。
  在水南村，我几乎干遍了所有的农活，后来还成为插秧能手，一天能插秧一亩多地。从一开始每天挣六分工分（0.6个工），到后来每天挣一个工分。我不仅参加农业劳动，还光荣地当上了基干民兵。
  1971年冬季，我们知青和生产队里的六十多个青年，作为公社的青年突击队，参加了高峰水库的修建工程。我们到了高峰水库工地，被分配在附近的立新村。我们在那里很快建好了茅草房，然后就参加了紧张的劳动。
  修建水库首先要运土石筑坝，土就在附近的山上取，山上满是石头，要取土就必须先把石头爆破。要爆破就要先打炮眼，打炮眼是个力气活，这个工作主要是男队员来干。后来我看到男队员忙不过来，便向队里申请加入打眼组参加打炮眼。打炮眼用的是八磅大锤，当时能够真正抡得起八磅大锤的女知青，就只有我和阿花姐两个人。有时候炮眼在陡峭的山坡，那就要在陡坡上面先打两个可以站住脚的小孔洞，人就这样站在小孔洞上面抡大锤。
  那时候年轻，都说要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很多知青都是苦活累活抢着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往炮眼里装炸药和点火爆破，就是一项比较危险的工作。我虽然安全地参加了好多次装药和点火，但还是在一次点火时意外受了伤。
  那是在一天下午，上午炮眼已经打好了，下午一开工，我们就开始分头装药。我和一个男队员分别负责上午我们小组打的十多个炮眼的装药工作。按照规范，我在每一个炮眼里面装了几筒炸药，然后把导火线插入雷管，再非常小心地将导火索和雷管轻轻安放在炮眼的炸药上面，再次装入炸药，用木棍把炸药压实。十来个炮眼全部装药完毕，就等指挥部疏散在场人员，吹哨点火。
  听到指挥部的哨子声，我马上按部就班由远及近，将各个炮眼的导火索点火完毕，急速沿着选好的避险小道撤退。可能走得太急，在经过一道石坎时绊倒了，一下子跌落到旁边的山沟。那山沟有四米多高，我顿时昏倒在地。这时，和我在一起打炮眼的基干民兵阿花姐急忙跑下山沟，背上我就赶快往卫生所跑。到了卫生所以后，我才慢慢苏醒过来。后来一检查，好在没有伤筋动骨，只是脚踝扭伤，在后勤组帮了几天厨，我又回到工地干了起来。
  1976年，因结婚组建家庭，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奋斗七年的水南村，调动到南滨农场农牧队。七年来，我深深地感受到水南社员的淳朴、诚实、勤劳和善良的优秀品质。他们吃苦耐劳、心地善良、任劳任怨、宽厚待人。这七年，我在水南村，有着胜似亲生父母的老社员，更有着好几个与我朝夕相处的亲爱的姐姐妹妹。我感激他们对我的关爱，我爱他们，从心底里爱着他们。我虽然离开了水南到了南滨，但每逢佳节，我都会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到水南的“家”，看望我的亲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