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来到农场·安置费
  1969年8月中旬，汕头专区潮安县（现为潮州市潮安区）的知识青年及外迁移民共300多人，远道来到海南岛崖县六个公社安家落户，有60多人被分配到荔枝沟公社。在这部分人员中，有40多人被分配到了罗蓬、红花、荔枝沟等大队，我和16名知青被安置在荔枝沟公社农场。
  我们于1969年8月23日来到农场，男知青有我、李楚鑫、陈树楠3人，女知青有廖来巧、杨玲娇、谢楚珉、杨慕娴、黄溢君、黄溢薇、黄楚芳、卢奕芳、李湘娥、叶波儿、严玩卿、曾玉华、王亦妮、袁淑卿14人，其中黄溢君和黄溢薇是两姐妹，曾玉华是我的堂姐。我们的文化程度在高小以上，年龄大多在十五六岁，最小的黄溢薇只有14岁，我16岁。
  农场始建于1964年，原叫五料作物场，又叫经济作物场（县五料作物局负责业务指导），后来改称公社农场。王定山是场长，蒲荣明是书记，蒲德辉是副场长。农场有总场和分场之分，分别位于死马岭、抱坡岭。分场由蒲德辉副场长负责，主要任务是培育橡胶苗。由于育苗时间至少3年，所以分场比总场成立要早一些。苗圃里有一些未移走的胶苗，长成大树后也可以割胶。
  那时每个知青都有200多元的安置费（福建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信后，增加到480元），但使用及发放情况不尽相同。在生产队插队落户的，公社把安置费分几批都发到个人手上。我们集体知青点的，安置费的一部分用于建造茅草房，一部分按每人每月10元标准拨给场里，7.2元用于生活费，2.8元发给个人购买生活用品。大概是发放了半年，过后就没有再发了，可能略有剩余。
  说起安置费，我和县知青办副主任邓寅森是不“吵”不相识。1972年九十月间，我和李楚鑫到公社找分管知青工作的妇联主任李爱珍，问她能否从安置费中批点钱给我们买蚊帐和被子，因为蚊帐和被子都很破旧了，晚上睡觉蚊子多无法入睡。李主任当时表示很理解，同意批给我们每人30元钱。出纳说安置费专款专用，于是打电话请示了邓副主任，他表示不同意。于是我们徒步去县知青办，找邓副主任讨“说法”，但还是不行。当时我年轻气盛、讲话冲动，还与他吵了起来。我们又回公社找李主任，受到她的严厉批评。本以为这事没指望了，没想到几天后李主任打来电话，叫场里通知我和李楚鑫去公社，每人领取了30元。
  1973年春节前，邓副主任陪同潮安县慰问团来到农场，在文化室开座谈会时，我说起领取30元安置费这件事，没想到邓副主任当即向我道歉，并表示对知青生活上的困难将尽力给予解决，他的诚恳态度感动了我，我也急忙向他道歉，会场气氛顿时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此后，邓副主任对我一直很关心，先后两次打电话给场领导，过问我上学校读书的事。
  李爱珍主任是藤桥公社人，那时有三十五六岁，是知青们的知心大姐。她对我们知青关心爱护，胜似自己的亲人，经常去公社各个知青点走访，嘘寒问暖，体贴入微，有时还与插队的知青一起吃饭，帮助知青们解决了各种困难。
  生产劳动·自己种菜
  我们刚到农场时，橡胶树还没到割胶期，除了卖胡椒和橡胶苗有少量收入外，农场几乎没有别的经济来源，处在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我们17名知青中，杨玲娇和王亦妮被分配到胡椒班，其余人干杂活，如在橡胶林和胡椒地里锄草、施肥，挖环山行和橡胶坑，没有固定的工种。不过，男知青干得最多的还是砍立方柴，大约持续了半年时间。
  当时为了克服经济困难，积累生产资金，除了胡椒班和厨房的人员，全都上山砍立方柴，出售给供销社创收。每人每月的指标是20立方米，如完成可得工钱9元，如超过则每立方米奖励2元钱。这项规定调动了场员们的积极性，男知青虽然年纪尚小，但干起活来谁也不甘示弱。
  我和李楚鑫还较上了劲，每天看谁砍的多。有一天傍晚收工回来，我与他交流当天的砍柴成果，他居然说砍了4立方多，平常我们都是砍2立方多，老场员也不会超出太多，那天他却远远超过了我。对此我既怀疑又不服。第二天，我专门到他堆柴的地方去验证，原来他在木柴底下垫了石头，再把木柴交叉堆叠在一起，这样木柴的体积自然就变大了，他与我开了个玩笑，展示了他的“创意”，是想让我认输。现在每年聚会，我们都会谈起当年的这些趣事。
  在我们到来时，经过老场员多年的艰苦奋斗，农场已有8个林段的橡胶林，约有2000多株橡胶树，面积接近60亩，部分橡胶树在次年下半年可以开割。1970年7月，场里派出曾玉华和吉文秀（男，黎族）2人，前往临近的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团（现为南新农场）学习割胶技术。学成归来后，农场成立了橡胶班，吉文秀担任第一任班长，他和曾玉华负责指导割胶。吉文秀、吉开英、林积秀、刘梅生4名老场员，以及曾玉华、叶波儿、黄楚芳、黄溢薇、谢楚珉5名知青，是农场的第一批割胶工。
  由于割胶的技术要求高，开始时没有几人能达到“上树”（即割胶）要求，于是采取谁先学会谁“上树”的办法，激励大家学习技术。胶工们先是在厚皮树桩上练刀，练到双手熟练、割线平滑、技术合格，才允许上岗操作。当时是曾玉华、吉文秀、刘梅生最先“上树”，其他人陆陆续续“上树”。初时开割橡胶树不多、胶水量也少，场里没有购置制作胶片的设备，就把胶水卖给红星农场，由老场员吕亚名每天骑自行车送过去。有意思的是，经常有人托吕亚名买烟，这家伙总不当回事，一回来就说忘记了。
  1973年上半年，曾玉华被招工到通什毛感硫铁矿，第一个离开了农场，接着黄溢薇被分配到县商业局、黄溢君被分配到大茅磷矿。1973年12月，榆林陆军部队第一批知青来到农场，女知青余若玲、段少萍、成莉、李维、田丽珍被分到了橡胶班，成了第二批割胶工，余若玲担任了橡胶班第二任班长，叶波儿是她们的指导老师。叶波儿1975年底被招工进入红沙公社服装厂，一年多后，服装厂解体，她又回到了老家潮安。
  我们到来前，老场员董永英负责伙食，刘昆悟、陈淑珍夫妇负责种菜，夫妇俩40岁出头。刘昆悟在1968年从汕头地区潮阳县移民到农场，陈淑珍在1969年底带了4个女儿过来，后来他们在农场生了一个儿子。刘昆悟是种菜的“老把式”，自从老刘夫妇到来后，场里人的吃菜就离不开他们了。场里先后安排我与王后东、吉开英跟着老刘学种菜，保证了农场30余人的需求。老刘夫妇不仅给场里种菜，还开垦出一块自留地种自家的菜，以补充家庭经济收入。附近驻军常常派人到他们家，用猪肉交换青菜，这种“以物易物，等价交换”的交易方式，使他们家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比在潮阳老家时好得多。
  看到老刘种菜“有利可图”，我和李楚鑫也动了心思，合伙开垦了一块自留地，利用闲暇时间种韭菜出售。一般是每个月割一次韭菜，借来场里的自行车，满载着100多斤韭菜，两人合力推车翻过死马岭后，我再骑着自行车直奔20公里外的县城三亚镇，李楚鑫则步行到田独公社乘公共汽车，两人在菜市场（现第一市场）会合。那时市场卖菜的人少，加上我们的韭菜物美价廉，很快就可以卖完。
  有一次台风即将登陆崖县，刚好韭菜也可以收割了，于是我们赶在台风到来的前一天，冒着大雨把韭菜运到三亚。到了市场后，未等我们把韭菜从麻袋里拿出来，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拥上来抢了起来，一位阿婆被人挤倒在地，身上都是泥水。我怕她被人踩伤，急忙抓起一把韭菜送给她，让她快走开。每次卖菜，我们每人都能分到10元钱左右（每斤卖一两毛钱），是笔不小的收入。李楚鑫1972年底返回潮安创业，经过艰苦的打拼，成就了一番事业，要说起他经商的缘由，也许与这一段种韭菜、卖韭菜的经历有关吧。
  业余爱好·招工波折
  在农场，我的业余爱好是拉二胡。每当晚饭后或休息日，我都在自己的小草屋里，用二胡拉上几首曲子消遣。虽然我的“演技”只是业余水平，但也引来了不少“知音”，屋里屋外常常聚集了不少听众。大家最喜欢听的是经典二胡名曲《二泉映月》，那悠扬哀婉荡气回肠的旋律，撼人心魄，有着独特的感染力。至今很多人回想起来仍然印象深刻。
  要说我拉二胡的起因，还要从我的二哥说起。他从小就喜欢摆弄各种乐器，我耳濡目染，受到一些影响。他考入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后，担任了学校文艺宣传队队长，那时我还在读小学。有一次到学校去看他，见他的屋子里摆放着各类乐器，使我的眼界大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二胡更是“情有独钟”。我一回家后就摆弄起来，自此乐此不疲，技艺逐渐提高。那时我一无乐谱可学，二无人可请教，只凭着爱好和执着，靠听广播电台及高音喇叭里播放的乐曲自学。也许是我对乐曲“心有灵犀”吧，听得多了，日积月累，竟然无师自通，应验了“兴趣和爱好是最好的老师”那句话。说句实在话，我的音乐知识不是学会的，而是听会的。
  由于我会拉二胡，还结识了不少朋友。农场的部队知青刘锋爱吹笛子，我们因音乐结缘，成了好朋友。1974年的一天，广州话剧团来榆林要塞演出话剧《风华正茂》，他父亲特地派吉普车来农场接他和我去看戏，演出结束后，他父亲又派车连夜把我们送回了农场。有一段时间，部队工程兵在农场附近挖电缆沟，有一个海南琼山县籍的战士很喜欢二胡，一有空就来找我学拉二胡，我也耐心地教他，彼此也成了好朋友。
  在农场，我拉二胡纯属自己的业余爱好，图的是自娱自乐，直到1975年7月我被分配到三亚港务局后，参加了局里的文艺宣传队，从那时起，我的二胡才进入了大众视野，有了用武之地。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4年多过去了，我在1974年5月遇到了第一次招生机会。当时招生的学校是广东省轻工业学校、广东省邮电学校、广州海运学校三所中专。此前县知青办邓寅森副主任几次来农场检查知青工作，场领导向他汇报情况时，都夸奖我的表现好。对这次招生，场里推荐了我，邓副主任也过问了，我已去县知青办填表并参加了体检。就在我等待录取通知书时，有一天部队知青带队干部杨指导员从县里开会回来，告诉邢场长说县里没有批，是政审不过关。
  所谓“政审不过关”，是因为我爷爷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被评定成分是“工商业地主”。他们就在我的住房隔壁谈话，正好让我听到了，我一时心情沮丧，觉得万念俱灰，一气之下就跑到插队在罗蓬大队的堂哥那里，说：“我要回家，不想干了。”邢场长急忙赶来，苦口婆心地安慰我，才把我劝回了农场。
  一个月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技工学校招生，这次邓副主任又给邢场长打来电话问：“庆锐报名了吗？”邢场长要我赶快报名。但经过上次招生的挫折，我对上学读书失去了信心，没好气地对邢场长说：“报了也是白报，上次报了也没有用啊！”结果就没有报名。
  既然上学读书的路走不通，只有指望招工了。1975年3月，三亚港务局招工，我和王卫红、杨明、段少萍等部队知青都报了名，填了招工表，其他人很快就批了下来并离开了农场，而我到了6月初还是没收到录用通知书。我带着疑惑跑到县劳动局去询问，得到的答复是：“港务局招工的政治条件比较严格。”我要求他们讲具体一点，他们才说是我的“出身不好”。当时，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我总是因为上辈人的问题“走投无路”呢？这对我太不公平！
  我决定到自治州劳动局去反映情况，在田独公社农场的一位潮安知青与我一起去。我们步行到田独公社拦过路车，拦到一辆拉煤去通什（州政府所在地）的货车，司机纯朴热情，乐于助人，让我们坐在煤堆上。不久天空下起雨来，我们浑身都淋透了，人也快染成了黑色。到了州劳动局后，局领导看到我们这副狼狈相都吃了一惊，急忙叫我们先换洗干净，再认真听我反映情况，听完了就表态说：“你的问题我们一定好好解决。”我回到农场没几天，县劳动局通知我去体检。到了7月，我就离开了农场，到三亚港务局报到。
  以当时的社会背景，无论招生、招兵还是招工都必须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像我这样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拒之门外的情况并非个案。面对招生、招工过程中受到的挫折，我从泄气逃避到冷静面对、积极争取，也是一种体验和收获。这世上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会算数，最终成为人生中的宝贵财富。在我向各方面反映情况的过程中，有关领导及工作人员热情接待、理解同情、耐心解释，令我印象深刻。正是他们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才使我的招工问题最终得到解决。
  我们一同从潮安来的知青，陆续被县里各单位招工，我算是走得比较晚的。最后一个被招工离场的是杨玲娇，她于1980年8月被分配到县商业局所属的食品公司养鸡场，此时，她已在农场劳动和生活了整整11年。后来大多数人先后回到家乡潮安，我也在1989年调回汕头港务局工作，退休后定居在市区。至今定居在三亚的，只有杨玲娇、李湘娥和谢楚珉3人。
  忆往昔，知青岁月最难忘。从踏上知青路的那一天起，我和我的同伴们就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荔枝沟公社农场。我们收获了坚强，走向了成熟，结下了友谊。尽管历经磨难和曲折，但今天回想起来，还是快乐和幸福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