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1967年在崖县中学高中毕业，由于“文革”，第二年才离开学校。我家住在红旗街居委会区域，于是我到街道居委会报到，和许多青年人一起到三亚港码头当装卸临时工，不久就当上街道居委会的派工调度。
  1969年春节过后，在崖县革委会的部署、崖县知青办的推动下，县城三亚镇市区紧跟全国形势，迅速行动起来，掀起本地知青第一次上山下乡热潮。三亚镇革委会也召开了有关会议，动员老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我到会听了有关的文件传达及资料宣读。我家有兄弟五人，大哥已经结婚，我是家中老二，在当时是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就在会上报了名。
  我们这一批知青在2月下旬下乡，安置点是离市区五六公里外的三亚镇农场，因为三亚镇农场所在地名叫金鸡岭，所以这里也叫“金鸡岭农场”。在上山下乡之前，由于装卸人手不够，我已连续上了两个晚班，从下午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里，连工装都没来得及换，就接过家人准备好的行李和生活用具，赶到三亚镇的办公楼前，参加镇革委会在这里举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欢送会。
  会后，在两位镇干部的带领下，两人抬鼓一人擂打走在前，我们19人心情兴奋，身挎背包、手拿装着日用品的网兜，紧跟在后面，沿着城区十里水泥长街，往西向三亚镇农场步行进发。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件很荣耀的事，这一路上，鼓声咚咚响，很震撼人心，吸引了无数市民和过往行人关注及钦佩的目光。5公里多的路程，我们轻松地走了一个多钟头，到达农场时已是上午近十一点钟。
  一来到农场，符秋连书记（兼场长）及梁副场长、林副场长带人迎了上来，表示热烈欢迎，接着把我们送到早已建成的一幢茅草屋里，安排好食宿事宜。午休过后，符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农场的基本情况，让我们四处参观走动，熟悉有关情况，好让我们尽快融入农场环境和实际工作之中。
  这时我们了解到，农场共有20多户人家、30多名场员，大多数人成分是贫下中农；有80多亩水田、300多亩坡地，种植了水稻、番薯、甘蔗、花生；还在羊栏公社水蛟大队北边的木棉坝，刚接收了县五金厂移交的一家小农场，那里约有30多亩的橡胶地，苗圃已育好用于芽接的橡胶苗。看起来，这里的生产条件还不错，离县城市区又不远，在生活上也比较方便。
  我们一行19人，男知青是我、黎和生、黎和利、林恩瑚、孙鸿雄、文厚武、文厚省、陈太光、曾生、黄永益、谭光堂、王先克、谢世锦、陈伟雄、冯亚才等16人；女知青是黄永英、谢善妹、蔡惠珍3人。按场领导的安排，黎和生与我分别担任知青队的正副队长，要带领知青们艰苦奋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我从小就热爱毛主席、共产党、新社会，但我的父亲是错划的“脱帽右派”，这大小也是一条“历史尾巴”，所以我总是“夹着尾巴”做人，平日比较低调，注意人情礼节、待人接物。我和一位女知青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也算是初恋情人，这次一起上山下乡了，不过她父母因我的家庭情况，坚决不同意我俩交往，说是宁愿白养也不送，感情是强求不来的，我只好拉开了彼此的距离。
  在农场里，我们与老场员打成一片，积极投身到生产劳动中，很快就熟悉了各项劳作，受到了场领导和老场员的赞扬。几个月后，黎和生带了几个知青到木棉坝分场芽接橡胶苗，我和其他人继续参加各种劳动，苦干加实干。那时农场虽说耕种面积不小，但大多土地较瘦瘠，还有部分水田是“望天田”“沼泽田”，农作物及经济作物历来产量较低。要改善这种状况，除了挖渠引水、开沟排水、精耕细作，还要多施农家肥（当时没有化肥供应），才能增加有机质，提高土地肥力。
  在我所做的许多事情中，有一件值得一提。我发现县城菜市场附近的县食品站，几十个猪圈有不少猪粪肥，关键是要联系好，挖出后有汽车运回。那时没有社会车辆，谁想运东西，就要提前到汽车站申请用车和排队等候派车。我父亲是车站的中层干部，回家时说起用车的事，他觉得支持知青和农业是好事，就答应帮助及协调。我再到食品站联系挖运猪粪便，对方只当我们是义务清理猪圈及粪池，何乐而不为，就满口答应下来。我回场后向场领导做了汇报，他们听了大喜过望，交代我组织知青尽快干起来。
  在初秋的早上，太阳还没有出来，城区还处在半睡不醒的宁静中，我就带了一帮知青来到了食品站。粪坑的粪便没及膝盖，我们在粪坑里铲出粪便，在猪圈里扫拢粪便，搅得身边的猪们嗷嗷叫。我们挖的挖，铲的铲，挑的挑，粪水溅污身上全不在乎，把湿漉漉、黏乎乎的猪粪肥，倒到路边的细沙地上，堆成了一堆堆。待水汁漉得差不多了，运输的车辆也来了，就开始装车运走，一连运了三天，每天运四车。司机姓覃，是广西人，退伍兵，人很好，同样不惧脏臭，对我们的积肥举动大加赞赏，后来还和我成了好朋友。
  1969年晚造至次年早造，由于知青的到来，劳动力增加，生产条件改善，加上大积农家肥、绿肥，水稻获得空前大丰收，其他作物也生长得很好，产量大幅度提高。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都在扩员，经过一至三年的劳动锻炼，我们这批知青陆续被招工，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还未满一年，黎和生就被抽调去工作队，又成为公社干部；林恩瑚被借调去县文艺宣传队，成为专业人员。我在一年零一个月后被分到联运站当调度员，王先克被分到县新华书店。
  后来了解到，我们这一批知青19人，是崖县本地的第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与3月份到羊栏水蛟插队落户的彭宗显、彭惠玲、李玉琴、邢福稳等7人，到田独大茅插队落户的何良驹、杜森林、陈家东等6人，同属1969年上山下乡知青。
  至于在三亚镇（辖下几条老街道）这一块，先后共有四批知青上山下乡。继我们这一批19人之后，1973年12月27日有王文妙、陈东兴、李建强等11人到荔枝沟崖县团结菜场，1975年9月1日有余秋英、王春琳、林海福等31人到三亚镇雅亮五七农场，1976年9月26日有郑小燕、冯秀玉、张日清等27人到三亚镇金鸡岭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