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9年3月8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带着纯真与激情，带着理想与希望，告别父母，离开城镇，义无反顾地插队落户，自此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全国学雷锋、王杰、焦裕禄，学毛主席著作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意气风发、朝气蓬勃的一代，思想很单纯，一心一意听毛主席的话，紧跟共产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那里。因此，每当忆起那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总让我激动不已，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的父母
  下乡前一天的下午，父亲特地把我兄弟俩从三亚镇街道的家里，叫到他工作的红沙食品站去。平时威严的父亲，今天变得格外和蔼可亲，他语重心长地说：“说实在话，我舍不得你们走。但我是党员，又是单位领导，就要听党的话。你们两个要互相照顾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自己争取前途！”在傍晚，妈妈特地杀鸡炒菜，让我们父子仨边吃边叙。父亲在席间很少吃肉，不时把鸡肉夹往我们的碗里，叫多吃一点，还打破常规给每人倒了一杯米酒，要为我们壮行。
  父亲那时五十多岁，因常常闹胃痛，身体一直不好，做过胃穿孔切除手术。父母含辛茹苦地供养我们和弟妹几个，让我们哥儿俩读完高中，很不容易，但作为一个老军人、老党员的他，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毅然把我们送到农村当知青。他在这时，眼圈红红的，一声不吭地喝着小酒。我们插队落户以后，原有城镇粮食关系将被注销，户口也要迁移到农村。我知道父亲的沉默，是忧虑我们这一去，能否习惯农村生活，以后的道路怎样走？！还忧虑我从小就身体单薄、读书不错但没吃过多少苦、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能否吃得消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我们哥儿俩也有担心和牵挂，主要是父母体弱多病，弟妹年纪还小，帮不上忙了，的确割舍不下。
  我的母亲是传统家庭妇女，是典型的“夫唱妻随”配角，平时在家里都是父亲说了算。对我们哥儿俩下乡插队这件事情，她一如既往地顺从了父亲，但又小声说道：“干吗兄弟俩都要去呢？留下一个在身边不行吗？”只有我才知道，含辛茹苦、多愁善感的母亲，在背地里不知流了多少泪，然而在我们兄弟俩面前，却装作若无其事，只是默默地为我们准备行李，缝补破旧的衣服。看着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很吃力地补衣服，我的心里很伤感……此时此刻，我对古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有了更深的理解。随后，母亲用玻璃瓶为我们装了红糖、白糖各一瓶，还盛了一大玻璃瓶的猪油。
  吃过晚饭后，已经没有班车了，我们兄弟俩背着行李，一路步行回到县城三亚镇，这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钟。走在木质结构的三亚大桥上，任凭海风吹拂着沁出大颗汗珠的脸面，感受到阵阵的快意。过了桥走一段路，就转入了右侧的解放路（旧水泥马路是日本人建造的），只见沿途两旁拉着“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抓革命，促生产！”“热烈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大有作为！”的横幅，大街小巷也张贴着各类宣传标语。
  按县知青办的安置方案，我和我哥（邢福平）、李玉琴、陈儒四人到水蛟大队水蛟生产队插队落户，彭惠玲和她弟（彭宗显）、田国光到白鸡生产队插队落户。一家就有两人到水蛟大队当知青，并且还是两对，在当时成了一段佳话，得到县知青办的肯定，也得到社会的广泛赞扬。在我们这一批知青中，我和我哥、彭惠玲和她弟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李玉琴及陈儒、田国光是老三届初中毕业生。
  1969年3月8日，在激动人心的送行场景中，我们五男两女共七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坐上了停靠在三亚镇菜市场（现第一市场）的送人专车。军车即将开动之际，我突然看见父亲和母亲在一起，不停地向我们挥手。母亲眼里有泪花，她一边拭擦一边向前挤，额前的头发在风中飘散着，我频频向他们招手示意，心里泛起阵阵酸楚，禁不住喉头哽咽……
  插队落户
  时近中午，专送我们的军车驶进羊栏公社，水蛟（村）和白鸡（村）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已带人迎接我们来了。我和我哥、李玉琴、陈儒四人跟着水蛟的董队长走，而彭惠玲和她弟、田国光三人跟着白鸡生产队队长走。
  我们四人来到水蛟村，刚放下了行李，只见一群男女老少就把我们团团围住，边看边嬉笑地说着我们听不懂的黎族话。我好奇地问队长：“他们在说什么呢？”队长友善地说：“他们说你们好年轻，皮肤很白。”我也好奇地向四周张望，觉得一股新鲜、湿润的泥土气息迎面扑来，乡村特有的田园风光让我兴致勃勃……大家寒暄了一会儿，董队长就带我们到已准备好的新居。
  新居处在小山坡上，位置不错，是一排整齐的茅草房，散发出特有的茅草芳香，是农村常见的居所。前面是村路，后面是好大一片的田野，椰树、菠萝蜜树、槟榔树等随处可见。房子是用“特殊材料”建造的，屋顶是茅草，房梁是杂木或椰子树干，睡床是毛竹架构及竹条铺就，门是木条框架椰子叶织造，四壁墙用稻草裹泥巴糊成。
  新居被隔成四个单间，每人住一间，另把旁边旧文化室的一半（安徽阜阳南繁育种队使用另一半），给我们当临时厨房兼杂物间。队里的会计董兴利负责安排房间，于是从左至右，我住1号房，李玉琴住2号，我哥哥住3号房，陈儒住4号房。房子分好后，我们住进各自房间，将带来的被褥解开铺上床，放好脸盆，挂好毛巾，在书桌上置放一盏煤油灯，就是简单居所了。虽然简陋点，但毕竟是属于自己的空间，我们将与房子共度知青岁月，心里很踏实，也很满足。
  董队长介绍说：“盖房子及购物是政府出钱，半年内的粮油指标是政府发放，每月有12块钱的生活费。半年后你们自力更生，但生产队会照顾你们的，不会让你们饿肚子的。队里欢迎你们到来，今后就是一家人了，你们有什么困难，队里会帮助解决的。以后叫我董队长或大伯都行，我家住在东面瓦房，有空到家里坐，今晚就在我家吃晚饭吧！”队长虽然没有文化，但办事、说话非常实在。
  听了董队长一席话，再看到眼前安排妥帖的一切，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一路上的担心顿时消失。这时我仔细端详眼前的董队长，年纪50多岁，皮肤黝黑，脸多皱纹，个高壮实，厚大嘴唇，眼光有神，光着脚板……似乎很熟悉，我突然想起了大寨大队书记陈永贵的形象，悄声问身边的陈儒：“董队长像不像陈永贵？”陈儒认真地看了看，也觉得真的很像，后来听说不少人叫董队长为陈永贵队长。
  安顿好后，已是晚上七点钟，我们四人一起到董队长家吃饭。董队长杀好鸡，蒸好椰子饭，又用野菜做了两个农家菜，一个是菠萝蜜肉芽煮咸鱼，另一个是马苋齿炒鸡内脏，还把自制的山兰糯米酒拿出来招待我们，这一餐算是很丰盛了。由于一路上奔波，中午也没有吃什么饭，真的好饿了。第一次吃黎族风味饭菜，觉得特别爽口，味道真的很好。我们吃得津津有味，还同董队长及他家人互敬山兰酒，席间其乐融融。黎族同胞男女老少都善饮，我们当中就陈儒还能对付，其他人都不胜酒力，但陈儒一人独木难支，很快就喝醉了。
  晚饭后，我们回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给家里人写信，汇报这里的一切，说一切安好，让亲人放心。这一晚，窗外的蛙鸣、蟋蟀的吟唱时起时伏，我躺在凉凉的竹条床上，在无限遐想中遨游，翻来覆去无法入睡。这时，一种艰苦奋斗、扎根农村、甘愿奉献、接受一生艰苦磨炼的情怀，在我心中油然而生。面对农村生活，体验艰苦磨炼，我已经有了信心。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个人揣着县知青办发的知青生活费，到羊栏墟镇市场购买炊具、鱼肉菜、生活用品。到了下午，不少黎族大伯、大叔、大嫂来看望我们，并给我们带来了大米、蔬菜等，对于他们的纯朴、善良、好客，我们非常感动。
  李玉琴是一位很勤快的女孩，也很会做家务，起初是四人合伙开饭，每日的饭菜都由她来做，三个男生只是劈柴、洗菜，生活很快就安定下来。日常虽然清苦，但苦中有乐，就不觉得怎么样。饭菜大多是粗饭淡菜，但觉得别有风味，每餐都吃得津津有味。
  不久，为了培养独立生活能力，也为方便劳动生产，四人打算分炉吃饭。于是董队长带我们砍树木、割茅草、挖黄泥，建起两间小厨房，我和我哥用一间，李玉琴和陈儒用一间。自此，彻底告别“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状况，完全进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境地。
  劳动体验
  海南岛的早稻插秧，一般在春节前后开始，以有无寒潮为主要考量。我们到来时，早稻处在拔节孕穗期，需要抓紧田管工作。稍事休息几天后，董队长给我们安排了从来没有干过的农活——人工田间除草。除草主要是采用传统方式，通过双手拔长草、刨苗旁、松稻头，既清除杂草，又疏松根部，这种传统中耕方式，非常累人，又耗费时间，却是有效的田管工作方法。接着又是中耕追肥，主要是施用牲畜肥、土杂肥，以满足稻秧生长需要。那时中耕除草，要躬身往前一步步挪动，时间久了，连腰带腿脚都很难受。
  无意间已是四月天，按“稻熟低头，人熟低声”说法，早稻就要成熟了。从住房后面放眼望去，只见稻穗低垂，成色由青色转黄，有些地块已呈金黄色。某天，我们吃过早饭就下地，李玉琴和女社员一起挥镰割稻，把稻子一片片割倒，又一捆捆缚紧放好，她很快就学会了割稻子，甚至和社员的速度差不多了。我们哥儿俩和陈儒头上戴着草帽，脖子上挂着毛巾，每天和男社员一起用竹夹到田里挑稻捆，要挑到队里晒谷场去堆放。炎热夏日，酷热难熬，每人都汗流浃背的，但还是坚持下来了。
  收割持续时间较长，那些年轻的男社员挑稻子非常轻松，上午就挑了十几趟，每趟都在百斤以上。而我上午只挑了五六趟，每趟只有几十斤重，主要是肩头受不了，耐力也不行。另外，光着脚板下田，深一脚浅一脚的，脚板被稻头扎得钻心疼。在泥泞田埂上挑稻，扭扭歪歪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跌下。尽管如此，社员们还是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诚恳地说：“慢慢来，不要心急，现在能挑几趟也不错了。”
  我做事有一股劲儿，听了大家的话，就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下午快收工时，我实在支撑不住了，一不留神，突然摔到水田里，全身上下都是泥水，衣服也湿透了。我从田里爬了起来，真是狼狈不堪，附近割稻子的人们发出一阵阵的笑声，我不好意思了，急急地往前走。有不少人鼓励说：“你是好样的，从哪里摔倒，就从哪里爬起来……”下午收工后，浑身像散了架似的，又累又饿了，一点劲也没有。我一回到宿舍，吃了几块饼干和早上的剩饭菜，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队长在晚上召唤众人加班脱粒，我不顾白天的疲累，马上起床去参加。
  当时农村水稻脱粒，有用脚踏脱粒机的，有用水牛踩踏的。踩踏脱粒是传统老方法，是把稻子排成一个大圆圈，把水牛的嘴巴用竹编的套包住，然后赶牛群转圈踩踏。从未见过这种脱粒方式，我们感到很好奇，一直忙到深夜3点左右才收工。
  这一来二去的，我对挑稻、割稻、脱粒等农活，基本都熟悉了。水稻脱粒晒场后，颗粒归仓很重要，望着一堆堆已晒干的稻谷，我们大家心里很高兴，付出的艰辛算不了什么。早造结束后，队里分给我们每人100斤的稻谷，我感到非常兴奋，觉得劳动光荣。夏收劳动过后，我的胳膊上、脚背上，有片片薄皮脱落，手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皮肤变黑和变粗糙了，身体也结实多了。
  学当牛工
  不久，进入晚造备耕了，男人负责犁田、耙地、修田埂等，女人负责积肥。有一天下午，队长安排我和我哥、陈儒三人学习犁地，我觉得富有挑战性，非常乐意地接受。我们先看男社员犁地，观察操作要点，又接手试犁了一二次，满以为差不多了，准备从第二天开始。次日清早，太阳初升，晨露沾衣，朝雾蒙蒙，我和陈儒一起去牛栏牵牛。下半夜下过一场雨，露天牛栏里底下的土和牛粪，已被圈内的水牛踩成粪泥，有人的半脚深，还臭烘烘的，气味难闻。男社员一卷起裤筒就进去牵牛，陈儒也挑了一头先去了，我犹豫不定，为粪泥污水太脏，也不知牵哪头牛才好。
  看到我左右为难，旁边一位大伯二话不说，就进去为我牵出一头老牛，帮着把牛轭套在牛脖子上，让跟着老牛拖犁滑行。到了水田后，我准备大试身手。哪知道看别人犁地很简单，但自己做起来很复杂，不但要掌握深浅度，也要水牛配合你才行。犁头放深放重了牛拉不动，放浅了牛倒是走得快，但泥土翻不上来。第一次独立犁地就这样，我不知如何往下操作，茫然地望着水田发呆，老水牛也不走了。又是那位大伯过来教我，又示范了一阵，我才放开胆子开始犁地。
  老水牛像是故意刁难我，走走停停的，不好好犁地，犁沟一深一浅不说，还弯弯曲曲的，根本不在一条直线上，有一块一块的“包生”（漏犁），连我自己都看不过眼，这那里是在犁地，简直是糟蹋水田。看着自己的败绩，我急得要哭出来了。这时，董队长走过来了，他说：“陈儒、福平都犁得好好的，你是怎么搞的，这像犁地吗？把好好的水田犁成那样，叫人家怎么耙平嘛，不要再犁了！”说实在的，我从未见过队长生那么大的气。谁知这时犁头又被我犁断了，董队长就更生气了，他说道：“一个新犁头1块多钱，刚买回来的，这多可惜！”队长就把牛和犁都拖回去了。
  我有一肚子的委屈，怪牛怪犁怪自己无能，迈着沉重的步子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越哭越伤心，感到自己不是当知青的料，有些后悔下乡插队了。我在想自己读书时，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为什么做农活这样笨呢？想来想去，觉得自己怕脏怕累，三心二意，放不下身段，应该是主要原因了。
  中午时候，队长过来了，他说：“小邢，我早上态度不好，多讲了你几句，不要放在心上。你没犁过地，犁不好也正常，只要好好学，总会学会的，明天我就教你犁地，好吗？”听队长这样一说，我平静了下来。这时，我哥、玉琴、陈儒他们都过来安慰我、鼓励我，叫我不要灰心，快去吃饭。我擦干了眼泪，苦笑了一下，心情就慢慢放开了。
  第二天早上，董队长亲自挑选一头好使唤的水牛，又换了一副好使用的犁，手把手地教我犁地。我虚心地向他学，一个上午下来，我基本上掌握了犁地的要点和技巧了。我又试犁了一块田地，队长看后很满意地说：“行了，会犁了，合格了。还是有文化的人聪明，一教就会，明天再来犁地吧，这犁，我交你使用了。”听后，我既开心又安心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和其他男劳力一样，成了队里的正选牛工，犁地耙田得心应手。在这时候，我想起毛主席说的“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图画”，我突发奇想，犁头成了如椽大笔，田地成了一张白纸，任我描绘随我挥洒……不久，我们把队里所有水田都犁得翻了天，为晚造插秧整好田地，为金秋丰收打好基础。
  看到一片片的田野纵横交错，已耙好的水田平整如镜、水波轻轻荡漾，心里格外的欢畅，成就感油然而生，种种委屈已荡然无存。到了这时，我对“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吃了晚饭后，我到住房后面的山坡上散步，一边观看风景，一边想着心事。
  望着这广阔的田野，我对真实的生活，真实的自然环境，对乡村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乃至缕缕清风，片片白云，声声鸟啼，阵阵稻花香，有了依恋和情愫。对这里独特的风土人情，社员们的爱社如家、大公无私、勤劳朴素的品德，也有了真切的感受，这些成为我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多彩生活
  水蛟村的民风淳朴，人情很好，包容性强。在日常生活中，本地群众对知青就非常好，对外来人员也很热情，大家打成一片，相处融洽。1969年8月中旬，有几十名潮州、潮安等处知青及城镇居民到羊栏公社插队落户，其中有一大家子、祖孙三代人分来队里。这一家子人的到来，使我们多了伴，有了浓浓的生活气息。队里社员欢迎他们的到来，没有任何的歧视，还把队里唯一的瓦房子——文化室的一半安排给他们居住，安排他们养猪、种菜，还干其他的农活。
  他们家的大人吃苦耐劳，重活、脏活抢着干，实干精神受到社员们的好评，很快地适应了这里的农活、生活，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同时，他们学会了许多黎族语言，安安心心当农民。大家共同劳动，有空就拉家常，有时也互赠生活物品，如他们赠送一些汕头特产，我们回赠一些海产品。他们常常夸我们懂事、懂人情，特别喜爱李玉琴，说她是个好姑娘，聪明又勤快，今后谁娶到她当媳妇是好福气。
  经过半年的劳动锻炼，我们知青对各种农活都熟练了，和队里社员区别不大。如李玉琴已成了劳动能手，对插秧、割稻、挑重担等农活，以及各种生活技能，样样出色。她原先白皙的脸庞变得红润略黑，身体也变得匀称健壮，完全看不出是从城里来的女孩子，倒成了一个地道的村姑了。陈儒与我哥也不错，成了队里的劳动能手，对男工活计件件在行。特别是陈儒，犁地、耙田、干活是一把好手，看起来更像本地的年轻社员。而我自己也学会了各种农活，适应了农村的劳动生活，身体也慢慢强壮起来。
  到了晚上，村子里也很热闹。我们教社员们学文化知识，学习毛主席著作，唱毛主席语录歌，学唱黎族歌谣……我们还在村里的晒谷场上，教村里的男女老少跳忠字舞，每个人都学得很认真。回到寝室后，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我经常认真阅读毛主席著作，尤其喜爱毛主席的诗词，也读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以前我读过，在乡下又重读了几遍。对外国名著《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巴黎圣母院》等书籍，我爱不释手，看成是甘泉雨露，如饥似渴地吸取营养，不断寻找多彩的天空、精彩的世界。所有这些，都提高了我的文化底蕴，为今后从事教师职业打下了基础。
  在下乡当知青的日子里，公社领导无时无刻地关注知青的生活及成长。时任羊栏公社书记莫兴泽，副书记周朝壮，就多次到村里看望我们，给我们极大的鼓励。在那时，公社干部经常下乡，深入生产现场，参加集体劳动，解决实际问题，很受群众欢迎。以当时的条件，多数人是步行下乡，有辆自行车骑算不错了。
  有一天，莫兴泽书记骑着自行车来到村里，与我们一起插秧，午间，还同我们一起在田里抓田螺，抓水鱼、青蛙等，完全没有一个公社书记的架子。李玉琴把我们捉到的鱼、田螺，下厨做了一小桌子的菜，香喷喷的，我们和莫书记美美地吃了个午饭。莫书记询问了我们的劳动，吃住等情况，得知我们做得不错时，他很欣慰，勉励我们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好好锻炼自己，虽然道路是艰苦、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莫书记的关心和鼓励，让我们几个知青倍感温暖，信心大增，更加安心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争当一个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的新型农民。彼此道别后，他就骑着自行车离开了，我们一直在目送，直到前方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
  冬修水利
  秋收过后，农活相对较少，或搞农田基本建设，或参加水库建设。当年最大的比隆水库正在建设中，我们队里也抽调了十二名社员组成民工队，由队里的罗出纳员带队上工地，目的地是比隆水库邻近的雅亮东方红村。口粮先带一部分，到了水利工地后，指挥部会按人头供粮和发生活费。我也参加了民工队，简单收拾行李，带上一把山刀，就随队从水蛟出发。
  我在路上问罗队长：“比隆水库在哪？走多远的路？干吗不坐车去？”罗队长既认真又风趣地说：“在宁远河上流，有几十公里，要走一两天，就坐‘十一’路车去，准备吃苦吧！”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摇了摇头，没得选择了，别人能走我也能，不拖后腿就是。第一天傍晚，走到南岛农场一个连队，借用文化室过夜。
  山区蚊子多，我无法入睡，用被子蒙着头对付了一夜，第二天起来一看，手脚上到处都是小红包，很痒很痒的。有位年长民工介绍说，前面有条小路到雅亮东方红村，他年轻时打猎和及探亲戚时曾经走过，不用走多久。谁也没想到，这条小路多年没人行走，已被茅草、荆棘、小树给封闭了，只好边开路边前行，经常辨不清方向，老是在一个地方打转，真是苦不堪言！路边的山蚂蟥很多，用藤条缚紧裤脚，又在手脚上抹了些草药油，防止山蚂蟥叮咬。
  一路辛苦自不待说，天快黑才走到立才农场境内的一个黎族小村子，晚上在那里住宿。村里人热情地招待我们吃晚饭，还安排好一些的房子给我们住。听说我们是从羊栏走山路过来，他们都感到很惊讶，连声说：“真了不起，辛苦了！”有一位年轻人见我戴眼镜，以为我是老师，罗队长介绍说是下乡知青。他拍拍我的肩膀用普通话说：“好样的！”
  第三天一早离开了小村子，没有大路可走，沿着小路继续向前，一路上逢山开路遇刺劈斩。实在疲乏时，将就歇息一下，等稍微好一些，擦擦汗水又走。走到了下午六时，总算走出了山路，到达雅亮的东方红村。若从马岭公社路段进入一天就能到，因贪图抄小道路途近，开路过多及经常迷路，多走了两天冤枉路。
  建设比隆水库是个大型水利建设工程，工地现场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参战民工干劲十足，你追我赶。我们先到羊栏公社指挥部报到及接受任务，在民工食堂用餐，又在别人工棚里挤睡一夜。第一、二天砍木料、割茅草、做床铺，盖起了我们自己的工棚，第三天就开始劳动。据了解，光是羊栏公社六个大队，就来了300多人，整个工地的人数可想而知。我们公社的项目有挖沟渠、运土方、打夯、打石头、运石头、砌坝边，都是繁重体力活，全靠人工来完成，劳动的艰苦性、难度、压力可想而知。
  我什么活都干过，但挖土挑土、搬运水泥、河砂装车等活儿干得较多，和其他民工没有区别，想努力完成任务，争取早日回家。每天都干得大汗淋漓、衣服湿透、擦汗毛巾都能拧出水。有时快支撑不住了，浑身无力，手脚酸软，只盼望收工号响起。有时拖着劳动工具，步履维艰，一回工棚就躺下，连饭都懒得去吃。不过，我还是咬紧牙关，克服了困难，坚持每天按时出工，手心的血泡变成了老茧，肩上的肿块也变得硬实了，这种状况持续了半个多月。
  在工地上，意外事件经常发生。有一天，一位民工被石头砸到了脚面，皮肉翻飞，鲜血直流，伤势很吓人，他痛苦地呻吟着，旁人一时不知所措。我看到情况危急，立即撕下身上衣服给他包扎止血，再背起他飞也似的送到工地医疗站，及时得到救治。我见义勇为的表现，得到了民工们的交口称誉，指挥部也给予表扬，广播站也播报了这件事。而我觉得，工地民工目标一致、处境相同，互相救助是应该的，这没什么。
  有一次在工地饭堂，发生过一件小事，以后结交了一家两代人。那是在收工后，我去饭堂打饭吃，无意中拿错了桶井大队大兵村的一位民工的碗筷，正伏在饭桌上低头吃饭，突然有人把我的饭菜倒掉，又拿下我的近视眼镜摔在地下，大声说道：“你瞎啦？干吗拿我的碗筷吃饭？”还挥起拳头威胁我，好一个粗鲁汉子！我一看，眼镜幸好没摔破！忙拾起戴上，再往碗架那边一看，我的椰壳碗、山竹筷子还在，是拿错这位李姓大叔的了，于是就诚恳地说：“大叔，我的眼睛不好使，是我拿错了，对不起！”当时旁人都指责他过于计较，他不好意思了，就默默地打饭去。
  事隔十几年后，我从市二中调任羊栏中学校长，有一位名叫李开生的黎族学生很用功，我也花了不少心血，提供过一些帮助，结果他初中毕业后就考上师范学校。无巧不成书，那天他和父亲来学校辞行，他的父亲一进门就怔住，端详我好久才问：“邢校长，你是否在羊栏水蛟当过知青？还去过雅亮比隆水库做水利？”我也怔住了，忙说：“是呀，你怎么知道的？”仔细辨认其容颜，兴奋地说：“原来是李大叔，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吧？”李大叔摇了摇头，惭愧地说：“当年的事让我很内疚，太对不起！”我说：“这没什么，我们有缘分，你的孩子现在也争气！”以后，我和这位大叔成了好朋友，他在逢年过节都会带鸡鸭及土特产给我，我也给他们办一些年货。李开生中师毕业后，也分到了羊栏中学当数学老师，在报到的那天父子俩还请我到他们家做客。
  良师益友
  由于我写的表扬稿子好、文笔不错、书写工整，仅在比隆水利工地当了十几天民工，就被水利指挥部抽调去宣传组广播站，担任当时工地上唯一的通讯员，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以新的方式参加水利工地建设。我的工作任务是每天穿梭在各个公社的工地现场，发现工地上的好人好事，收集各公社的表扬稿，了解各处的工程进度、先进事迹，采访先进单位及先进人物，晚上回来就整合动态，及时写出稿件反映情况，交给广播站广播，或用于出墙报。我写的稿件内容实在，简单生动，几乎每篇都被采用，我感到很欣慰。我的直接领导，是崖县广播站的黎副站长，他负责工作对接及审核稿件。
  我们的工作归口宣传组，主管领导是组长陈河山，他是原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籍贯为琼海县（现为“琼海市”），他那时还没有恢复职务，但人们总叫他为“陈部长”。陈部长对我写的稿件很满意，后来见我既懂事又勤快，叫我搬进他的单身草房住在一起，于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接触和了解他，接受他的具体指导。他是一个富有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和蔼可亲，工作能力非常的强，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他经常和我探讨工地上的稿子，也谈论文学、经济、政治、生活等方面的知识。
  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这么好的领导干部为何会被打成“走资派”“文化革命的黑手”，被下放到这么偏远的水利工地来“改造”？与他同住一间房，我们很快就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他教给我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还介绍了许多工作经验，让我受益匪浅。他常常对我说，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革命事业必定成功，完全相信党的政策，相信组织上会落实他的问题的。不断的交谈，和谐的相处，有了高度的信任感，我俩成了莫逆之交、忘年之友。
  两个多月后，我们大队的水利任务已圆满完成了，我将要离开水利工地，回到生产队里了。临行前，我给陈部长留下两块肥皂、一个香皂、一支中华牙膏、一条新毛巾，对我的工作领导、人生导师、忘年之交，略表我的敬意和谢意。我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真诚地说：“陈部长，很荣幸认识你，并和你相处了两个多月，我感到非常满足。你是个好人、好领导，相信你的事情会很快解决，请多多保重！”他说：“小邢，你是个有文化知识、有理想信念的年轻人，回去生产队后，虚心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实践中磨炼自己，虽然现在艰苦一点，但前途是光明的，一定好好表现，再见吧！”
  我回生产队几个月后，听说县里各级领导班子都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逐渐恢复了许多老干部的原有职务。我得知陈部长也解放了，先是调到林旺公社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被任命为林旺公社党委副书记。不久又官复原职，重新担任崖县县委组织部部长，真是为他感到高兴。可惜他在任上就与世长辞，如此英年早逝，良师益友顿失，让我感到万分悲痛，至今仍然念念不忘！
  喜气洋洋
  经历了农村生产劳动、水利工地劳动，已是次年一月，插队落户整整十个月，感觉收获很大。我从一个两手纤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文弱书生，到懂得生产知识、自己安排生活、挑起百斤重的担子健走如飞、十八般农艺样样能行的合格知青，品尝到了生活的苦与乐，体验了劳动创造一切，改造一切的生活真谛！上山下乡前的无所事事、彷徨无助的心境，在下乡后一扫而光。坚定信念支撑着我的人生，现实生活拓宽了我的视野，灵魂深处受到了洗礼和改造，脱胎换骨成为一代新青年。
  1970年的春节很快来临了。党的农村政策有了多方面的调整，各种喜讯迅速传遍黎村苗寨，像春风一样温暖人心。农民可以在自留地上大种瓜菜，可以在家养牛、养猪、养家禽，农村的物质生活变得更加丰富了。“春节到了，过年了！”队里到处都喜气洋洋，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社员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今年可以杀牛，杀猪过年了。”大年三十的早上，队里在晒谷场架起一口大锅烧水，杀猪宰牛分肉，让辛苦了一年的社员们过个好年。
  我们知青相约，大年三十及初一在村里过年，体验一下农村的年味。队里很关照我们四个知青，给每人分了一份猪肉、牛肉、越南鱼、糯米、花生……乡亲们还送给好多蔬菜，过年的物品非常丰富。除夕晚上，我们到公社戏场看电影《南征北战》。大年初一，许多社员，男女老少都到我们宿舍来吃糖果、饼干，气氛非常热闹。晌午后，我们到队长家给他拜年，还在他家里吃年饭，喝香醇的山兰酒，吃蒸煮的黑豆糯米饭，酒量不大的我们，每个人脸上都红扑扑的，善饮的陈儒又喝醉了……
  初二那天一早，我们四个人都回县城三亚的家里，与家人及亲朋好友过年。我们把队里分给的猪牛肉、大米、土特产，大包小包地提回家，让家中的父母、兄弟姐妹分享我们的劳动成果。各人家里又是一番热闹，家人拉着看了又看，七嘴八舌问个不停，表达了他们欣喜的心情。而我们讲述了在乡下当知青的劳动、生活情况，以及贫下中农对我们的种种关爱和帮助，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和放心。
  到了初十，我们几个才回到了生产队。春节过后至正月十五元宵，仍然是年味十足，队里还没有安排农事，大家都处于放松、休整、享受之中，尽情喧闹、发泄、抒怀。大人忙着走访、回访、相约，小孩整天嬉戏、玩耍、打闹，年轻人则在串门、邀集、谈情说爱。
  我们同村里的男女老少、潮汕外来户、河南育种队留守人员，分享丰年喜乐。我们较多和育种人员在一起喝酒，打扑克，与村里的年轻人上树摘椰子、下河摸鱼虾，玩得很开心。李玉琴还带了些三亚的特产，到她“阿姆”（干妈）家拜年，老人家非常喜欢她，对她好得不得了。
  元宵节过后，开始下地做农活。与以往不同的是，体力劳动仍艰苦，心里经常有快乐；心理压抑还会有，较之前易以释怀；孤独苦闷免不了，友情人情常陪伴。我觉得当知青是光荣的，是时代的弄潮儿、开拓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晴朗天空，拥有别人不曾有过的纯净与安宁。
  外调工作
  元宵节过后，我参加生产劳动近一个月，就被抽调到公社参加“清理阶级队伍”的调查工作，这是一次全新的社会实践。“清理阶级队伍”在当时是全国普遍开展的一项工作，源于毛主席在党的九大前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
  羊栏公社党委、革委会做了布置和安排，我和羊栏粮食所的颜副主任同为一组，调查的重点是有关人员的历史问题。根据公社提供的被调查的对象名单，我和颜主任先后到乐东、海口、琼山、保亭、陵水等地，深入有关地点，走访知情人，查找历史资料，认真调查取证。再根据调查材料，写出外调报告，向有关领导汇报。我和颜主任负责调查落实十三人的问题，真正做好这项工作，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讲事实、重证据、负责任，否则只能添乱。
  通过近一个月调查，我们了解到，八个人历史清白，已有结论，可以确定；三个人是被冤枉的，找出证据，还其清白；两人只是占便宜、揩油水的小毛病，不构成历史问题，不属于清理对象。将调查材料综合整理，得出“历史清白，没有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公正结论，公社根据呈送材料、调查结论，经过讨论研究，最后也作出“历史问题清楚，不宜清理”的结论。经过长时间的验证，我们当时的调查结论，符合实际情况，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当事人负责的。
  公社革委会王运昌副主任是“清理阶级队伍专案组”的组长，他多次表扬我们办事认真，工作能力强，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几十年的“悬案”调查清楚，结论令人信服。这些人员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轻松地走上工作岗位，对我们两人感激不尽。
  羊栏公社是汉、黎、回多民族聚居区，各种问题纷繁复杂，经常出现民族纠纷，需要及时疏通协调。自从我以知青身份参加了那次外调工作，以后就多次被抽调参加各种协调工作，使我有了更多的学习与锻炼机会，不断地提高了政治觉悟、认识水平、工作能力，同时也结交了不少的各民族朋友。
  告别农村
  冬去春来，时间荏苒，我已当知青一年多了。随着经济发展加快，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广大知青经受了劳动锻炼、思想洗礼，逐渐进步和成长，得到各级领导班子、整个社会的重视和肯定，越来越多的人被招工、招干、推荐上学。
  我在1970年下半年被选送到海南师专英语系学习，我哥邢福平也调到公社当广播员兼出纳，李玉琴在1971年9月被招工到崖县机械厂，陈儒被安排到崖县生产资料公司工作。白鸡村（队）的彭惠玲在1972年被推荐到华南师范学院化学系读书，田国光被安排在崖县供销社工作，彭惠玲她弟彭宗显也回城工作了。
  是党和政府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及平台，我们得以在新的岗位上施展才华，做出较好成绩，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我从海南师专毕业后分配到崖县红旗中学（即以后的县二中、市二中）当英语教师，在大学恢复招生后又考上华南师范学院政教系，毕业后分配到崖县第二中学当教师。在撤县设市后，我曾任市二中副校长、羊栏中学校长……
  我知道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村里乡亲们当年的关心和帮助，农村生活是我成长的根基，我始终心存感恩。知青经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使我从幼稚不断走向成熟。作为“老三届”高中毕业生、曾经的知青，我对这段岁月无怨无悔，视为宝贵的人生财富，始终魂牵梦绕。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心未曾离开过水蛟村，还是那样的亲近！
  写完这篇《广阔天地知青无悔》，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我不再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