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引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自此，全国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崖县在1969年2—3月也有32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我的家庭是牙医世家，从爷爷到我父母，都是很有名望的牙医。我的父母在解放初期，还是思想进步的年轻人，他们听从政府的召唤，积极报名参加南下医疗队来到海南岛，辗转经过通什、乐东等地后，于1955年来到崖县（即现三亚市）工作及定居。我出生在广州，但跟随父母在海南岛崖县长大，1967年在崖县中学高中毕业。在父母的支持下，我和弟弟彭宗显一起报名上山下乡，并在1969年3月8日到农村插队落户，地点是羊栏公社水蛟大队，开始了新的人生。我们这批知青共有7人，其中3人分到白鸡村（以村为队，下同），4人分到水蛟村。
  在那一天，我父母所在的崖县人民医院的干部职工，一路敲锣打鼓，将我们几人从当时的崖县人民医院（现港务局一号门左侧），送到距三亚镇菜市场（现第一市场）不远处乘坐知青专车。沿途有崖县各机关单位人员、各行各业人流，夹道欢送，场面热闹非凡。我们一行7人到达羊栏公社后，前来接人的白鸡村队委和社员们，又在队长的带领下敲锣打鼓，兴高采烈，特意带着我和我弟、田国光3人绕行公社一圈，到处都是欣喜和羡慕的目光。他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毛主席给他们村送来了知识青年，感到非常自豪和骄傲。
  当晚队里开了欢迎会，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到场了，人们热情洋溢，面带笑容，把我们看做多年的好友、至亲的亲人。怕我们不适应和感到孤单，给我们每人分配了一个同年（即同性别的好朋友）。在村里大多数人家还住茅草屋的情况下，队里特地为我们每人安排了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瓦房。瓦房是把队里的小仓库砌墙隔开改造的，这应该是当时最好的礼遇了。
  我在这一天里，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了温暖，心里非常感动，觉得自己上山下乡当知青，满腔热情来插队落户，是多么自豪和光荣，决心在这个广阔天地，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无愧于这个年代。然而，即将来临的现实生活，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一方面是城乡差别大，农村还很落后；另一方面是我的经历太少，不懂的东西太多，必然会有种种不和谐。
  六十年代的农村，生产水平不高，生活内容简单，生存问题复杂。自己在家里，是个娇娇女，受到父母百般宠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五谷不分。而现在，我要尽快适应农村生活，除了自我管顾，还要照顾好我那身体不大好的弟弟彭宗显及田国光，身上的担子很重，需要学习的东西有许多。队里分了稻谷，白米要自己舂捣，柴火要上山去砍，吃水要自己去挑，有饭吃没有伴菜，每顿是辣椒豆酱，没有电灯没有娱乐，每天早出晚归……生活的艰苦，令人难以想象、无法形容。日复一日，原有豪情逐渐消失，我感到自己受不了，有些怨天怨地，时常忍不住想妈妈了，夜里流着眼泪，后悔不应该报名上山下乡。
  在我动摇不稳的时候，饱经沧桑的妈妈，专程从县城三亚来到村里，给我们讲述了她的人生体会，鼓励我们要学会坚强，认真接受再教育，努力建设新农村。在村子里，从队长到社员都把我们当成亲人，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在日常劳动中耐心热情地传帮带，使我们倍感温暖。另外，我自己也进行反思，知道幸福生活不会从天而降，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都说意识是行动的先导，真是一点也不假。我把问题想通了，心情就平静下来，有了坚持下去的信心，也有了长期吃苦的准备。
  在我的同年及女社员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各种劳动技能，如扬谷、舂米、筛糠、筛米、扬糠、砍柴、挑担、种地、犁田、耙地、育秧、插秧、田管、收割、脱粒、扬谷晒场……我还学会了自己安排生活，如养鸡、养鸭、种菜、腌制、缝补、做小食品，等等。辛勤的劳动，愉快的心境，开阔的视角，不但使我们学会了干农活，适应了农村的生活，还与村民们结交了深厚的感情。
  村里黎族同胞对我们知青的深情厚谊，点点滴滴，滋润心田。如平时干重一些的农活，大婶大姐们总怕我累了伤了，总是不停地叮咛我累了就歇，她们却很少休息；干活干到差不多时，经常叫我早放工回去煮饭；不管我们对农话会不会干、干多干少，都给记我们一等工，分粮分红都按一等劳力标准；天冷了、身体不舒服了，乡亲们总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
  记得有一次早上，我们3个知青赶着老牛车，到高峰公社境内叫“响水”的地方砍烧火柴，要走很长一段崎岖不平的山路，平常是在日落西山时回到村里。但这次在归途中，因柴火过重及木制车轮陈旧，还走不到一半路，有一边车轮崩裂坏掉，无法继续行驶。当时没有工具，彭宗显及田国光两人摆弄了好一阵，还是修复不了。怎么办？此时天色已晚、山风阵阵、旷野沉寂，心里难免有些发虚。见天黑了我们人没回村，可急坏了全村人，队长带着村里的青壮年，还特意携带了简单工具，拿着手电筒沿路向前寻找，最后双方汇合了，难题也被解决了。一回到村里，大婶大姐们早已等候，怕我们饿了、渴了，又给送饭菜、送水来。
  我母亲的家世坎坷，在新中国过上好日子，对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有深厚感情。她和我父亲养育了4个孩子，就送3个下乡务农，在那时是很少见的。我和弟弟彭宗显能有进步、得到成长，与队里社员的热情帮助、关心爱护有关，也与母亲的严格要求、检查督促有关。她不只听我们回家时怎么说，还要亲自到村里了解情况，大概每两三个月就下来一次。她多数是先坐车到羊栏墟镇再走路，但有时遇不上客车班期，甚至从三亚镇市区一路步行来。她来过好多次，不说与村里的人都熟悉了，就连狗见了都摇头摆尾，所以她无不得意地说：“别人总怕这里的狗凶，但狗都怕我。”
  母亲每次从县城三亚镇到村里来，都会给我和宗显、国光带来一些食物或用品，还利用自己的牙科专长给乡亲们诊疗，喜欢与年长者拉家常，就像平常走亲戚似的，所以很受人们欢迎。村里的人报以热情和真诚，会杀鸡、杀狗接待，她总觉得自己很快乐。直到现在，她对我们做子女的及晚辈们，还时常念叨村里黎族同胞们的好。
  在农村期间，我当过普通社员、基干民兵、水利民工、工地广播员、大队文艺宣传队长，经受了艰难环境的考验、艰苦劳动的磨炼，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自问于心无愧。我在广阔天地里，皮肤晒黑了，人变瘦了，满手是老茧，但思想过硬了，身体结实了，农活熟悉了，是名副其实的新农民、英姿飒爽的女民兵，荣幸地出席过广东省知青积极分子大会，还参加先进知青宣讲团做巡回报告。
  到了1972年底，我被推荐上大学，在文化考核中优良成绩，就读于华南师范大学化学系。我初接到入学通知时，不是高兴而是难过，对已经熟悉的农村，以及将我们视若亲人的村里乡亲，感到难舍难离，曾经哭着对公社及县教育局领导说自己不想去，但教育局局长亲自上门做思想工作，讲了不少大小道理，我最后只好服从了。那天离开村里时，老队长让村里的姑娘们当天不出工，专送我回县城三亚及照相留念，还让她们陪伴我好好玩上一天，特给她们记一等工分。而队长他们在我离开那天，早早就出工了，就是怕在依依惜别时，彼此都会太难过。
  近四年的插队知青生活经历，使我接触了农村和农民，懂得农时和农活，了解了国家最底层人物的平常生活，体会到他们的种种喜怒哀乐、酸甜苦辣，还有他们的勤劳朴实、善良真诚。他们总是无时无刻地关爱我们，而我们也深爱着这里的人们，这难得的真挚感情，温暖如春，沁人心脾，滋润了我的一生，让我永世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