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由广州到崖县
  1958年3月21日下午，到码头编队、乘船。等上了船已是晚上。大街上华灯初上，珠江水面倒映着两岸的灯火。我在轮船机器的轰鸣声中睡去。什么时候开的船已经不知道了。醒来时已是早晨。海面上灰蒙蒙的，天水一色，并没有作家们所描写的大海那种瑰丽的色彩。
  23日，经雷州半岛时，天气放晴，我们都站在甲板上观赏海景。邱菊秋竟然作起诗来。不过，因为他不是诗人，虽然内心有感，可惜表达不出来，讲的驴唇不对马嘴。我当然也是如此。下午两点多钟，船到海口秀英码头。因水浅，须上小船过渡才能泊岸。上了岸，由伦启良带路（他是驻社干部），走了一段路后，搭公共汽车来到了前干部学校。这是一个空置的地方，学校宿舍有木板床，我们临时在这儿休整。第二天休息一天，我逛了一遍海口。这里马路两旁也有骑楼，和广州的建筑差不多。海南的天气很热，在广州还可以穿单衣，在这儿就只有穿衬衣了。25日早晨6点多钟坐汽车赶赴崖县。我们属今年到崖县的第三批垦荒队，一共80多人，分乘三辆公共汽车。一路上的景色不差，海南岛的春天好像北方的盛夏。汽车经过之处，到处是葱茏茂密的树林。很多树既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在别人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菠萝蜜、剑麻、橡胶。中途休息的小镇，大都有香蕉、鸭蛋售卖。一般不论斤两，而以一角钱为单位：香蕉一角钱七只，鸭蛋煮熟的五分钱一个。车到陵水一带，两旁都是高大的椰子树，更显示了热带风光。无怪乎一提到海南岛，往往头脑中浮现出大海、椰子树的画面。晚上，还听到了很动听的苗族民歌。也见到了黎族人，全是穿的黑衣服，女的包头，穿筒裙。汽车经过县城三亚镇，一直驶向驻地——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我们将要在这里落户，参加劳动。对于未来，我考虑的很少，因有朋友，也不觉得孤独。晚上没有床铺，大家都睡在地上，也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
  次日，根据安排，我们这些新到的垦荒队员（已转换成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社员身份）就开往垦荒的最前线——水源池作业区，投入到雨季到来前紧张的开荒劳动中：砍芭、烧荒、开苗圃、育苗，为大种香茅、油棕作准备。在艰巨的劳作中，流汗流血吃了苦，也强壮了身体，坚定了意志，为今后从事各种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生活的熔炉里
  生活总是有波澜的，不会那么平顺。1959年7月，我们由水源池作业区来到五工区参加会战。五工区就是原来的广青社所在地，改为农场后，这里变成了第五作业区。这里和周围一大片地方都是平地，也是荒地，只是周围的黎族同胞曾经开荒种过农作物。他们是刀耕火种，一般只种一轮便丢荒了。
  我们要在这里种的油棕，是一种木本油料作物，有“世界油王”之称。这里的地属于三级荒地，大都是一人多高的飞机草，还有一些较小的树木。用刀把这些野生作物砍断，断口离地面不能低于三寸。过些天，晒干后，一把火烧掉。然后就是整地，用锄头把地面的茬口锄掉。不要求挖树头，因油棕是挖穴种植，只有在穴位上的树头才要挖去。
  这项工作干了好几个月。那时，只要是有月亮的夜晚便要开工。毕竟是夜间，纵使有月光，也不是像灯光那样明亮的。尤其是月亮被云遮住的时候，地面的物体看不清，锄头落下去经常是盲目的，干了半天也不出成绩，我便对旁边的人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
  第二天，我的这句话便出现在宣传栏的漫画上：画中一个人站着，两手拄着锄头，形成“三只脚”，旁白：“马玉良说，夜晚开工工效不高。”“三只脚”是粤语，用来比喻偷懒的人。这幅漫画把我变成了偷懒的人。天哪！只因一句话，就可改变一个人的形象，以往辛辛苦苦的工作全被抹煞了。
  我看着漫画，眼里沁出了泪水，无声地扛起锄头往回走。唐志强跟在我后面，小声说：“阿马，想开些啦，现在人心难测，以后不要讲那么多话。”
  那幅漫画至今仍深刻在我脑海中。我一样的吃饭，一样的做工，不就是多讲了几句话吗？是我年幼无知，还是我真真正正的错了？
  我这样的说话做事没遮没拦，初到荒地不久我就曾吃过亏。记得1958年，随着“大跃进”的号角响遍全国，在这天涯海角的一隅，这个有着二百多名广州青年的地方，也无一例外地引起了躁动。
  我刚从学校出来，没有接触过社会，还是张白纸。没人写我的大字报，我也不知别人的事情。但社里动员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你心里是怎样想的，有什么不符合党的要求的思想，要用书面的形式写出来，交给组织。我是个共青团员，组织上要求我们向党交心，就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心交出来。我的思想极其简单：我是怀着满腔热情和幻想来到海南岛的，但这里的生活太单调了，每天就是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我觉得很没意思。我把这个想法写了交上去。我原意是批判自己：我们的工作就是开荒、种香茅草，这实际上是对国家做贡献，而觉得没意思这个消极想法是不应该有的。
  不料没过几天，驻社干部伦启良就在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了我，重复了我的“出工、吃饭、睡觉”三部曲，大加鞭挞了一通。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觉得被人愚弄了。社里经常召开大会，号召向坏人坏事做斗争。这种大会实质是斗争会。在总社，通常是在白天开，我们也会过去参加。在水源池作业区，通常是晚上开。晚上在露天地挂一盏汽灯照明。斗争会的主要斗争对象是出身不好，有历史污点，有反动言论的坏分子，及怕苦怕累逃跑回广州而在海口码头被截回来的人。开会前夕，一般会先召集党团员、积极分子开个小会，告知大会内容和被批斗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想：我们都是年轻人，绝大多数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离家别井，来到这蛮荒之地奉献青春，有什么言行不当，用得着这样对待吗？当年年轻，有着天然的乐观情绪，在此后的日子里，还是内心充满阳光和欢乐，相信党会带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我当上了工区会计
  水源池和红光作业区合并，称为一工区。1960年某月，工区会计余策樱调走了。他是高中生，调走也是预料中的事。因那时已对高中生很重视，纷纷调往场部和县城，留在工区的也只有我们这些初中生了。
  余的工作由我来接替，这工作是脱产的，会计兼统计，也兼出纳，即负责发工资、每月去场部取几千元钱回来发工资。那时的工资很低，每人也就30多元，扣除伙食费，实际也就剩20多元了。想起来有些后怕，一个人去场部，场部在荔枝沟，距工区约7公里，步行要两个多小时。有时下午五点多钟往回赶，一个人走夜路。有时碰到略懂广州话的黎族青年主动和我搭话，心中忐忑。幸好那时社会治安好，人心纯朴，倒是未闻抢劫事件发生（除了粮食和农作物之外）。
  会计相当于工区的第三把手了。除了主任、副主任之外，只有我一个脱产干部，我自认能胜任这个工作。早在小学六年级时，数学老师就教过我们记账：借方、贷方，收入支出、账目要平衡，幸而有了这些基础知识。其实记账的知识是小学课本没有的，是老师额外教的。
  有了基础知识垫底，接过余策樱的账本，很自然地就继续下去了。也因为工区发生的事情少，因而项目简单。工区有蔬菜队、畜牧场、奶牛场，奶牛场也只有二十多头奶牛。奶牛其实也是菜牛，生了牛犊有奶了就挤奶，挤出来的奶交给炼奶员制成炼奶。她用一个大盆子盛奶，下生炭火，不停地用木铲搅拌。要搅拌一整天，才能生产几瓶炼奶。这些炼奶最终要交到县商业局。
  至于蔬菜，除了自用外，也可以外卖。派人用牛车拉到县城三亚，当时种菜的人还不多，因而销路很好。有时也有部队的人来买菜。在崖县的大山里驻有一些部队，虽然部队也有自己的农场，但想必不能完全自给。当时的菜价怎样呢？只记得空心菜是两分钱一斤，最贵的是辣椒，要三角六一斤。
  会计是脱产干部，常和主任、副主任一起商讨工作，也享受点“特权”。记得有次和麦桢源、陈兴主任到水源池，他们不知在哪搞到一个鱼炮，就是把黑色火药用报纸卷成一个圆筒形，外有引线。水源池有三个水库，最上游的一个是榆林海军于1958年建的，用200毫米供水管向榆林海军基地供水。中间一个也是向榆林供水用，直径100毫米。估计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后来才又建一个。下游还有个水库是土坝，是当地农民为灌溉之用建的，我们叫它“三八池”，因我们工区女同志在那洗澡而取名。
  我们就在三八池炸鱼。在未炸之前先抛下一些烂菜叶等饭堂垃圾，过了差不多半小时，估计鱼儿已经集中了，才把炸药抛下去。一声巨响，水柱冲天，鱼儿纷纷翻出水面。看到这个场景，心情振奋，马上跳下水去捞鱼。其实浮上水面的都是些小鱼，大鱼都在水底，也没死，只不过震昏了而已。因不会潜水也只能捞点小鱼了。
  这种鱼是真正的山水鱼，我们捞了半筐。鱼的样子有点像鲮鱼，请炊事员煮熟，没有任何调味料，也没有油，只是放点白菜和盐。吃起来无任何腥味，肉质嫩滑，非常好吃。这是我一生中吃过的最好吃的一次鱼。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吃过无数次的鱼，包括鲈鱼、桂鱼、福寿鱼、扁鱼、塌沙鱼，等等，但都比不上水源池的山水鱼好吃。
  我的会计工作转眼已做了半年时间。突然有一天，副场长陈亮坐着解放牌卡车来到了红光作业区，说是要调牛、调羊，场部取这些东西叫“调”，也就是上调的意思。当时是上午九时左右，主任不在，牛羊都放出去了，不知放在哪个方向，我急得团团转，埋怨陈副场长为什么不事先通知！当时的通信真是落后！工区有一部手摇电话，可以通过“妙林”总机和场部联系。那是一部什么电话啊！这边讲话，用了最大的声音，总机才勉强听到，待转到荔枝沟场部，就什么都听不到了。我方讲话对方听不清，对方讲话我方还可勉强听到。后来才知道，这部电话是送话器坏了，但为什么不修复它呢？这部电话实际上是个摆设。副场长大概也是事情紧急，当然他也无法事先通知了。
  事后，场部干部彭国权来到工区，时间已经过去很多天了。他先了解了事情的经过，表示对我的理解和同情，然后宣布要我下放当工人。
  其实陈亮副场长是个好领导，他说话温和，待人和气。不过，再好的人也会有脾气，也会有自尊心。我一个小小的会计，竟敢“埋怨”场长，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我的会计生涯就这样结束了。
  在畜牧场牧牛
  我调到畜牧场，是因为畜牧场的头儿彭志坚看中了我。畜牧场搬迁前，彭想物色几个心中满意的人选。场里有两群牛，大约一百多头，还有四十多只羊。在红光作业区，周围的土地都开垦了，荒地很少，很多是周围黎族农民开垦过、种过水稻的。黎族同胞那时种地不怎么施肥，因此，种过几轮后，就休闲或丢荒了。这种地也没多少草。因此，畜牧场的搬迁势在必行。
  新畜牧场选在三亚老飞机场附近。该机场是日军占领时修建的，后已废弃。解放后，有解放军部队驻扎，是搞后勤的。畜牧场就位于飞机场西边。这个地方离海不远，地势平坦，与飞机场持平，相对北边的公路和村庄、农田，这里是一片高地，向南步行15分钟就是海边。海边是几十米宽的沙滩，非常干净。放眼望去，很长很长的沙滩环抱着碧蓝色的海水。隔着海遥望到的是东岛、西岛，风景秀美。
  新畜牧场有一口水井留存。我们就利用这口井做水源，在旁边盖起了两间茅屋，住人及煮饭用。又盖了牛栏、羊舍。
  这里是沙土地，草长的稀疏，到处是仙人掌。高地以东直到飞机场，有一片湿地，有水和树木，草长势较好，是较为理想的牧场，但面积有限。在高地西北边，绕过农田和儋州村，后方还有一片荒地，面积很大，三亚至八所的铁路穿过其间。我经常宁愿走远点，把牛群赶到那个地方放牧。待牛群安定下来后，爬上铁路桥墩，在桥墩与钢轨的空间休息。桥墩矮，很容易爬上去。在那里甚至可以睡觉。因大群牛是两个人放牧，其中一人睡觉完全可以放心。那个地方有水有草，周围没有农田，牛群根本不会走远。
  畜牧场共有九人，我兼职保管员。用草墙隔出一间小房，存放粮食、番薯之类的东西。每餐按开餐人数把米称出来，煮饭是轮流的。除了两群牛、一群羊外，还有两头荷兰牛和一头杂交的小牛仔，由肖亚胜专门放牧。
  我们在高地斜坡下靠近儋州村的田地旁开辟了一小块地，呈长条形，种蔬菜。周围也没有卖菜的，想吃就得自己种。我和几个抽烟的还种了点烟叶，成熟时晒干切成烟丝抽。
  我们每天早晨九点钟开始放牛，下午四点往回走。牛群边吃边走，回到畜牧场已是五点钟，这是标准的收工时间。收工后，我们通常去海里游泳，回来后，用井水从头淋到脚，浑身清凉，然后才吃饭。我们这小单位，日子过得平静有序，比起出大力、流大汗的开荒一线劳动，轻松多了。
  彭志坚场长是马来亚归侨生，为人比较灵活，比较能说会道，对畜牧颇有研究，又注意搞好与周边农民的关系。他想出了以牛粪换番薯，来解决荷兰牛的饲料来源问题。他这是一箭三雕：既解决了荷兰种牛的精饲料来源问题，又可以使放牧人员填饱肚子，还保证了牛栏的清洁卫生。儋州人跟我们交换，一切都由他们动手。他们用牛车拉来番薯，拉走牛粪，为我们清扫了牛舍，什么都搞得妥妥帖帖。
  但这个办法遭到了工区麦主任的反对，他说服场部，由场部下命令：牛粪是肥料，农场自用，不能擅自处理。接下来，场部派来了解放牌汽车拉走了牛粪。其实麦的主意并不是一个好主意。试想，相隔十几公里，用解放牌汽车来拉牛粪，牛粪的价值决不会抵销汽油费和汽车损耗（折旧）费，况且还要人工装卸费，稍有成本意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而且荷兰牛没有精饲料，作为种公牛的价值大打折扣。荷兰牛作为种公牛，光吃草肯定不行。因为这不是外国，像新西兰、澳洲，有优质牧草。我们这里不行，我们的草只适宜本地牛。
  事实证明，荷兰牛与本地牛杂交而生的小牛极少，且很多都夭折。当然和草的质量也有关，这片地方虽然大，草还是不够。彭志坚考虑过种植优质牧草或将牧场搬到大山里去，但不知何故一直未能实现。
  彭志坚以牛粪换番薯的双赢计划虽实行不久就夭折了，但我们和儋州村的关系并没受到什么影响。我们有时应邀到儋州村做客，村民杀狗款待我们。他们的饭很好吃，是用好米煮的，煮得很硬，像是广州人所说的“虾仔饭”。我们喝酒、吃狗肉。旁边有妇女，给我们装饭。如你说不吃了，她们也决不会像大陆人那般客套。她们会端来一碗水给你，不是开水，只是井水，让你饭后漱口。
  这里保留着纯朴的民风。村中有青年屋，供青年男女活动。每年春节，青年男女会到空旷的高地聚集，跳舞、唱歌、玩游戏。我们曾被邀请到儋州村参观青年屋，里面有大通铺可以睡觉。有调皮的小青年示意我们找女孩子聊天，他们都是讲白话（粤语）的。倒不是语言的关系，毕竟习俗不同，我们无法融入他们的生活。
  彭志坚还和回民打交道。回民住在羊栏圩镇，距离畜牧场不远。因为民族习俗，他们对牛羊牧养较为重视，也就有了交流的基础。因有交流，我们就有机会走进他们的生活。一个晚上，我们向海边出发，去参加回民的捕鱼活动。他们实际上是刮鱼，即用一艘船拖着一条百十米的缆绳，由岸边驶向海中约一百多米，拴好渔网。然后横向行驶约数十米后再折返岸边，使这张渔网横在海中。船在往返中已各拖带了另一条缆绳，这条缆绳很粗，直径约三厘米。这时，已有两条绳子通向岸边，相距数十米，正好是渔网的长度。每条缆绳都有一个绳套。两条缆绳大约有二十人，每边十人左右。把绳套套在后腰上，面向大海，双手拉绳，随着海浪的节拍向后用力，边退边拉绳。当海浪退去的时候，便随着向前走几步。当海浪涌上来时，便借力向后用力拉。全过程约两个多小时。当渔网拉上岸时，网内的鱼儿在扑腾，别有一番丰收的喜悦。
  这一网鱼大约一百斤左右。接着是分鱼，他们先把墨鱼拣出来，这是分给头头的。大概他们认为这是一种高级的鱼类。其余的鱼被分成十几二十份，我们作为一个整体，也分到了一份鱼。这种鱼叫不出名称，类似青鱼，大部分是这种鱼，还有几条不同品种的，一概不知名。这份鱼大约六七斤。回来后，立即洗来煲鱼粥。食之，无任何腥味，我们也没有任何调料，就是放点盐而已。吃时觉得很美味。海鱼如果是活着宰杀确实不错，从此我知道了鱼还有不腥的。
  和周边的群众融洽相处，我们的生活就不会孤单烦闷，还可以从中收获欢乐。
  记得畜牧场还在红光作业区时，我们也曾到相邻的黎族村寨游玩过一次。那是农历三月初三晚上，我们畜牧场几个年轻人摸黑出发，沿小路走到离我们最近的黎村。我们的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照样过他们的“三月三”节。村寨并不大，却热闹非凡。人们大概全都从家里出来了，整个村像是一个墟。小路边有很多卖农副产品的，大多是吃的东西。在路两边，坐着一群群的青年男女，他们在唱歌，每群人有五六个，有的十个八个，男女对面而坐，中间间隔大约也就两米。我们分析这不只是一个村的，而是周边几个村的。
  青年男女唱的歌很动听。这和我们平时在舞台银幕上听到的少数民族歌曲不大一样，是原汁原味的黎歌，不是经过汉族音乐家改编的。曲调、旋律都比较简单，听起来有一种原始的感觉。我们虽然听不懂黎话，但从歌唱者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无疑是情歌。男孩唱完女孩唱，绝对是对歌的形式。女孩子的年龄也就是十六七岁，很年轻，面带羞涩。唱完一首时往往会掩面浅笑，姊妹拥作一团。据说通过对歌，相互了解了，便可定下婚姻大事。这种风俗应该比汉族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现时代的“家长干预”更能体现婚姻自由吧！
  我们在村里顺着小路，踏着朦胧月色走了一圈，就回驻地去。一路上，黎歌声如影随形跟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我于1961年到畜牧场，干了一年多，到1962年，大约是夏秋季，接到通知到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我的牧牛生涯从此结束了。
  我得了水肿病
  1959年春季，海南岛已出现了粮食紧张趋势。农场因不种粮食，除了国家配给的大米外，无其他任何副食品。一开始，每人每天只有半斤米，后来逐渐增加了些，到秋季，已经平均每月有28—33斤大米了。但因没有油水，还是填不饱肚子。
  1959年夏季时，我得了水肿病。一开始是脚踝、膝盖肿，后肿到面部。那些地方，用手一按就是一个小坑，很久都不能复原。除了肿，浑身都没有力气，脚步轻浮。我所在的作业区90多人，大约有十余人得此病。
  当时广州也开始有点紧张，但情况还算好些，毕竟是大城市，广州当时还有饼干卖，要凭票供应。于是，很多人收到家里寄来的饼干。我无此福气。我父母早逝，后由大哥抚养。大哥已经有三个孩子，我可不敢开口求援。忍到秋季（那时我的水肿已好了），终于向我的哥哥姐姐们发信求助了。大哥寄来10元钱，二姐也寄过钱，多少已不记得了。三姐寄的最多，一次就寄来15元，还有5斤全国粮票，三哥也寄来3斤粮票，这些粮票后来去三亚时全部用光了。它们满足了我的吃一次饱饭的愿望，不止一次，而是数次。有一次，一餐竟然吃了一斤十二两（十六两秤），每半斤装一个大碗，共三大碗再加一小碗四两，再配一碟咸鱼白菜。太饱了，吃的我出了饭店走不了路，不得不和同伴坐在路边休息，真是饿也痛苦、饱也痛苦。
  我的水肿病在八九月时好了。在此之前，上级给每个水肿病人配了一斤米糠、半斤黄豆、一个椰子，还有半斤椰子油。说是米糠要煮水喝，我哪管得了那么多，就这样煮着吃了。那半斤椰子油和黄德胜换了一盒罐头。黄德胜是印尼归侨生，他的家人从海外给他寄来一些罐头。其中有一盒画着北极熊，全部外文，看不懂。他说是熊肉，我打开后，才发现是奶油，于是每餐吃饭，我都挖一勺放在饭里。这也对治愈水肿病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的香烟故事
  我原来对香烟根本不感兴趣，记得十二岁时，第一次接触烟。姐夫是抽烟的，每月发工资时，他都买两条，放在家里抽。有一次，我拿了他一支烟，趁他上班不在家，偷偷地抽掉了约半支。一股子苦味，还呛鼻子，剩下半截扔到煤炉里了。
  参加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到海南岛崖县，我们也经历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先是上山砍柴，就是砍树，用木材炼钢。在崖县安游附近，有一条铁路路基。路基很高，我们就从这路基中间挖一条长沟。据说这叫“地炉”，可以炼几百吨钢。在此之前，挖了一整天，晚上也没睡觉，第二天继续干。已经一天一夜没睡觉了。第二天白天，感到听觉出了问题周围的声音都变小了。晚上再挖时，已经没有精神了，那个困呐内！居然可以一边挖一边睡。社里对抽烟的每人发了一包烟，不要钱，据说是记账的，到时扣除。为了抵挡睡意，我也要了一包。可是一包烟抽完了，还是困，根本没起作用。
  地炉还没挖完，我们又大兵团转移去秋收了。秋收，就是收割水稻。那时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时代，我们都属公社管辖。三餐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工作是分到哪就干到哪。行李随身带，走到哪睡到哪。因不可能每天回农场，有时就在村庄的稻草堆睡觉。好在禾秆草多，在地上铺上一层禾秆草，打开行李就睡，在就近的河里冲凉（洗澡）。工作不可能是八小时，起码要干到天黑，甚至干到半夜。那时公社经常开会，一些小会要求干部和党团员都参加。夜晚在一间屋子里开会，吸烟的人很多，整间屋子烟雾弥漫。公社干部都是海南人，讲海南话。我们广州青年听不懂，觉得乏味，就在地上睡觉，有些坐着睡，有的半躺着，或者加入抽烟大军，掏出烟来吞云吐雾。农村屋的地面都是土地面，开会这间房屋挤了三十多人，满满的，凳子也不够用，只有挤在地上了。
  会议开到半夜，回到田地时，其他人还在工作。已是下半夜，我们的饭堂煮了糖水送到工地。不干工作还有糖水喝，我觉得内疚。别人干活我们开会，我觉得心里不是味儿。
  1959年7月，正是海南岛的雨季，我们广州知青集中在五工区开荒种油棕。那时已是粮食紧张时期。吃不饱，总想找点什么东西吃，但有什么能吃的呢？只有椰子。这椰子，街上是买不到的，只有黎族同胞的村落才有。但那时钱已经大为贬值，椰子由1958年的一角钱一只涨到了一块钱、一块五角钱一只，还不一定买得到。农民不要钱，要物。最可靠的是用烟、酒去换。这时，恰好在场部附近的部队合作社新到了一批烟。农民去买不卖，但我们广州知青可以买。得知这个消息，我们几个人相约一同去买。我们每人都买了一两条。烟很便宜，大约一角五分钱一包，一大条二十包。我买了一大条红炮台牌，是云南烟。原想用这些烟去农村换椰子，一包烟就可以换一只椰子，谁知此后再也没时间去换椰子了。
  根据政治形势的要求，农场提出了“反右倾、鼓干劲、大战八九月”的口号。我们每天要干十二个小时以上，吃饭也不能回工区，而是送饭到工地。最怕是晚上出月亮，一出月亮就一定要开工的。有时一天要干二十个小时。这些香烟已经无法拿去换椰子了。因为从农场步行到山边的农村（那里有大片的椰子林），要走差不多一小时，来回要两个多小时，实在是抽不出时间，只好拿来自己享用。由于工作艰苦，中途抽一支烟，也可缓解一下疲劳。由不会到会，二十包烟抽完，我已经是一个合格的烟民了。
  当然，在那样一个年代，物资奇缺，香烟的来源当然没有保障，买不到怎么办？只有退而求其次，买烟丝、烟叶，再买不到就捡烟头。香烟烟头，还剩下一小截的，我们称为“肉蜢”（广州话），手卷烟丝抽剩下的，我们称它为“棺材钉”，有时烟瘾来了，手头没有烟，就用木瓜叶切丝代替。
  那时待人接物，如递上一支烟或接受一支烟，那将大大地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相互了解。
  朋友谭汝荣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自离开学校走向社会，也交结了一些朋友。到垦荒队后，有一位新交的朋友，在工作上、生活上予我很多帮助，使我至今难忘。
  他原是广东的一个农村青年，上学到初中二年级，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很苦，又吃不饱。他听了亲戚的话，跑来海南岛找工作。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在农场找到了工作，住了下来。他这种情况的人在我们农场不少。
  我认识他是在1962年7月份。正是备战的时候，我调来五工区参加基干民兵集训，平常就做机动工。所谓机动工，就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可随意变动，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他也是机动工，因而我们经常在一起工作，晚上放哨也在一起。我发觉他很诚实，工作也肯干，具有农村青年那种纯朴的性格。由于性格相近与工作中经常接触，我们在无形中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他工作起来总是老老实实，毫无一点欺骗，质量很好。因自小习惯劳动，显然比我强得多。虽然身体比我瘦小，但在劳动上却是我的先生，他曾在工作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五工区原来住的都是茅草屋。1962年下半年计划盖砖瓦房，为筹集材料，派出30多人前往尖峰岭伐木。我和他都是这支伐木队的成员。
  尖峰岭是海南三大原始森林之一，环境险恶。那里有个林场，规模很大。工区领导已和林场取得联系。一开始我们也参加伐木，后出于安全考虑，改为修便道，以工换料。但小的木材还是我们自己砍伐。在尖峰岭工作的两个多月的艰苦日子里，正是他给予我的帮助，使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那时除了每天正常的工作外，还有突击劳动——上山砍树。在一天中，每人的任务是十条三级树（一丈二尺长、三寸头、两寸尾），两人一条一级树（一丈二尺长、五寸头、三寸尾），砍好还要扛回驻地。劳累自不待说，就任务本身来讲，也够繁重的，体力不强就很难完成。我们两人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即使他比我多做了很多，但他从没有只记在自己的账上，而是算我们两个人做的。这种同舟共济的无私精神令我非常感动。
  由于工作繁重，体力消耗大，因而每天的饭都吃不饱。往往上午九点多钟肚子就饿了。他又靠外面的同乡关系，买了很多高价米，补充粮食不足。当时全队30多人，每人都是靠在家的亲朋好友买米自己煮来加餐。我没有亲戚，在家也无朋友，幸而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不然真不知怎样过呢！
  和他相处只有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却是无比的深厚。分别的时候，我俩内心是很难过的。但有什么办法呢？因为可恶的疾病的影响，我不得不离开农场了。走的时候，他一路相送，帮我挑着行李直到三亚。下午他才搭公共汽车回农场。告别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的眼里瞬时潮润欲泪。晚上，住县城旅店，我在行李里发现了一封信，是他留给我的，信里还夹着五元钱。农场已半年未发工资了，而他居然把仅有的五元钱给了我。
  我捏着这五元钱，心里百般滋味。明天，我就要离开三亚，永远告别农场了。从好友谭汝荣又想及其他的农友，想及这几年在垦荒队里、农场里度过的艰苦并快乐的日子。一股暖流充斥心头，久久不能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