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我于1958年3月底从广州走进海南岛崖县水源池。1942年出生的我，刚从广州邮电子弟学校初中毕业不久，在为前途找寻方向的时候，广州市与全国一样，正动员青年上山下乡。我报名参加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被批准分配到海南岛崖县（今三亚市）。我参加的是这年到崖县三批中的最后一批。
  到达水源池见闻的景象是四面环山，野木丛生，夜晚野兽吼叫，白天鸟群欢唱。垦荒队住房用茅草盖成，用树枝条、木棍、茅干围成墙。再简单不过的是一架大排床，床板用椰子树锯开制成，这就是我们的住宿地。
  早晨，起床的钟声响起。我们冲向河边赶紧洗漱后到饭堂吃早粥。第二次钟声响，队员们扛起锄头上山。大伙一字排成行，挥锄挖地，一上午，大片平整的土地出现，钟声又催促大家收工吃午饭。带着满身大汗，浑身尘土，大家嘻嘻哈哈地拥到河边洗刷。吃过午饭，抓紧时间午睡。这时，草棚宿舍里一片宁静，听不到一星半点声音。直到又一次开工钟声，呼唤大家奔向下午的工地。而当夕阳西下，霞光收敛，夜晚来临，我们又有各种消磨寂寞的办法：三两知己谈心，歌曲爱好者唱歌，读一些喜欢的书籍，给家里人写一封家书……
  这看似平淡的生活，日复一日，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自然，也改变了自己。荒地开垦出来了，种上了热带作物。而在大城市长大的我们，在艰苦紧张的劳动中，强健了身体，更强健了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
  1958年底和1959年中，作为大本营的水源池，两次抽调大部分人马去参加大炼钢铁和到荔枝沟的新场部周边大开荒，只留下小部分人留守。我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被“照顾”留在水源池和其他相对体弱的队员一起养猪牛、种菜、看管苗圃、收割香茅草、加工香茅油。香茅不比橡胶等需几年后才能收获，而是开荒后种植几个月就有收成。我被安排到香茅加工班。香茅炉建在香茅地较集中地段，方便香茅草割后集中调运，也就相对离宿舍区较远。蒸香茅看似是轻松的工作，不扛不抬，不给太阳晒，只是看看火，加加柴，收收油，最繁重的也就是炼完油，清空大蒸馏罐，钩挖出旧草，装入新草。但这工作时间长，一天就日夜两班，一班就一个人，爱说爱笑的我难耐寂寞。轮到夜班，更是恐怖，群山寂寂，夜空像一只倒扣的黑锅，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对着熊熊的炉火，虽疲倦也不敢打瞌睡，不知漫漫长夜何时是个头。最盼望的是有上山打猎的黎族老乡路过。他们一两个人，背着勾刀，拿着火药枪，路过时会来歇歇脚，抽抽烟，和我说说话。他们是附近黎村的老乡，与我们垦荒队为邻，虽不是个个相识，但日子久了，也就声气相通，互不陌生。纵然是夜深人静，我这小女孩，对着这带枪的人，反而有了安全亲切的感觉。
  1960年底我被调到荔枝沟，在场部文工团学习歌舞，并到各农场、社队演出。其后，我在场部担任过广播员、出纳员、银行代办员、幼儿园保育员，星星点点的工作，哪里需要往哪去，任劳任怨，干一行爱一行。我深知自己文化水平不高，只有努力学习，将勤补拙才能胜任工作。农场三队建有一个幼儿园，本是招收职工子女。而毗邻有部队一个团部机关，有些部队家属被安排到农场工作，也就有了家属小孩，适龄小孩也往我们幼儿园送。我在这幼儿园当保育员，面临的问题是：原只为职工照料小孩，解除后顾之忧，现在部队子弟加入，人数增加了，要求提高了，而我没有受过专门培训，怎么办？我想，只有在实干中学。我一方面向场内其他办得好的幼儿园取经；另一方面，多次远赴县城的新华书店翻寻选购有关科学育养幼儿知识的书本，钻研学习，运用到工作中，使家长们感到满意。我对长期从事的财务工作原来是一窍不通的，从出纳、会计，到单位财务部门的主管，除了组织上安排的培训外，不可或缺的是在劳动中养成的决不向困难低头的精神，在不断地钻研学习、实践中，逐渐地增长了知识和才干，能胜任自己的各项本职工作。
  四清运动中，我担任生产班的政治班长。在工作队的指导下，我和职工们一起，在当时的政治大方向里，抓学习毛主席著作，促开荒大会战。我被评为农场、崖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四清运动后期的组织建设阶段，我被提拔当干部，到新组建的八连任副指导员兼统计员、出纳员。
  我们农场以种植热带作物为主，作业在旱地里，而八连的任务是开荒种水稻，这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广青社（未并入农场前，垦荒队改制的广州青年农业社）时期，政府曾从附近村庄划出一些水田给广青社耕作，但那些是熟田。八连面对的是一大片沼泽地，将之开垦成水田，难度可想而知。连队建在旧机场附近，毗邻妙林大田洋。因为是沼泽地，沟壑纵横，杂草丛生，浮着铁锈色的死水冒着泡沫，发着奇臭。多少年来，当地老百姓都没有进行开发。农场为了扩大生产，在农业学大寨的口号下，到这里建连队开荒种水稻。
  八连有100多名职工，主要是鹿回头黎族村民调入，另有1964年动员下乡到海南的十多名广州知青。我除了办公室业务工作，根据连队班子分工，我还负责组织职工的政治学习，与周边驻军和番村回族群众沟通联络，搞好关系，互相帮助。而参加劳动也是干部的重要职责，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所以，开荒造田，改造沼泽地，同样流下我的血和汗。我们堵坝填坑，排水清淤，修筑田埂，清理杂草……到工地的每个人，天天都成了泥猴子。终于在过去荒芜的沼泽地上，开荒造水田300多亩，圆满完成了场部下达的任务。
  在八连，令我难忘的，是亲身参加了各项艰巨劳动，也难忘那心地纯洁善良、很能吃苦耐劳的黎族职工。他们适应了从农民到农工的角色转换，对于安排的工作，不管有多苦累，从不讨价还价、口出怨言。稍有闲暇，妇女会拿出线团、织具，席地而坐，在微弱的灯光下，织造黎族传统的筒裙，或者拈着棉花，转着线锤纺线。她们还会轻声吟唱着黎歌，轻言细语说着我听不懂的黎话，使荒地上、茅草棚里，充满着家的味道。
  队里新到的广州知青不多。亲不亲，家乡人，相同的语言和生活习惯，使我们得到不一样的温暖。在他们身上，我似乎看到多年前自己初来乍到荒地的样子：有激情，对环境好奇，对工作充满期待。在老职工的带动下，他们冲破劳动关、想家关，一步一步成为新型劳动者。他们不但搞好劳动，还以自己的知识文化服务于连队，使我感到莫大的欣慰和增添工作的活力。广州知青陈醒波，是连队卫生员，关心照料病号，做到小病不出队。连队小学老师容倩，认真教育学生读好书，还能指导学生排练简单的文娱节目，在节假日为职工表演。知青曾燕飘，不但在短期内掌握了不少农业劳动技能，更有一手绝活：她会车、缝、补衣服。劳动强度大，衣服破损多，需要及时缝补。所以每天放工休息后，同样参加劳动的她，这时也不能闲着，她的缝纫机声往往响到很夜很夜。我也曾与她说过，每隔一段时间，可以利用一两天不出工，专门为职工缝补破衣裤。但被她谢绝了。她说这些工可以休息时做，不要影响开荒的大事。曾燕飘热心助人，解决这些看似小事，却关乎多数人的“大事”，成了连队一个宝。
  在这样的连队里工作，纵然繁忙艰苦，但我很快乐。人常言道“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这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啊！
  我爱人胡家智是海南本地人，在崖县机关工作。1978年，根据当时解决夫妻分居问题的政策，我被调到驻在县城的海南种子公司工作，离开了度过二十年火热青春岁月的农场，直至1997年8月在公司的财务科长任上退休。退休后，除了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及他们衍生出来的一个大家族，共享天伦之外，特别注意安排好晚年生活。我打拳舞剑，锻炼身体；在天台铺上厚厚的泥土，整成菜园子，除非特殊情况外出，我天天出勤，浇水施肥，种瓜植菜，保留当年务农时养成的闲不住的习惯。哪怕种出来的瓜菜自家吃不完，宁愿白送他人，也乐此不疲。我还把自己的家，变成一个知青联络站。不论是当年垦荒队的队友，还是农场的农友，当他们在远离海南多年后故地重游，寻亲访友，我给牵线搭桥，引路陪同。同时，我还给调到三亚城区工作、定居的陈保江、肖素英、罗其志、杨义花、陈倩丽、黎佩璋、黄警徐等原来同来崖县，或工作关系，或因身体条件，或信息欠缺，交流不便的垦荒队友，为大家沟通联系，交流信息，牵头聚会，使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快乐。
  我，一个稚气未脱的知青，从大都市广州来，走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今天可以自豪地说：我把根扎在海南宝岛上了！